5月25日晚，中央電視臺、安徽廣播電視臺聯合攝制的紀錄片《千年包公》在央視紀錄頻道開播。

首集《千年包公》以“清心直道”為題，介紹了包拯清正廉潔、剛正不阿個性形成的原因，并通過包拯家訓以及包氏后人對他的懷念，突出包拯清正廉潔家風對世人的深刻影響。

另據安徽當地多個政府部門、院校網站5月25日消息，已有不少單位組織黨員干部“準時觀看《千年包公》”，并“積極撰寫觀后感”。

據歷史記載，包拯（999—1062年），宋廬州合肥（今屬安徽）人，字希仁，天圣朝進士。累遷監察御史，建議練兵選將、充實邊備，歷任三司戶部判官，京東、陜西、河北路轉運使。入朝擔任三司戶部副使，改知諫院，多次論劾權幸大臣。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移知灜、揚諸州，再召入朝，歷權知開封府、權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職。

《包氏家譜》記載，包氏先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貴族申包胥，此人品行高尚，為救楚國“哭秦庭七日”，秦哀公最終被感動而出兵救楚。楚國復國后，楚王要重賞申包胥，他卻拒不受賞，隱居深山。后來，他的子孫以其名字中的“包”為姓，稱為包氏，包拯是申包胥的第三十五代孫。

包拯做官以斷獄英明剛直而著稱于世。知廬州時，執法不避親黨。包拯為官時的清明廉潔與執法公正，不僅成為后世代代相傳的佳話，更成為千年以來執法紀者勉勵自身的標桿。

包公遺訓直斥“家族式腐敗”

據紀錄片介紹，公元1062年5月13日，正在樞密院處理軍政要事的包公，突然發病，臥床不起，自知來日不多的包公，提醒家人要謹記自己的家訓：“后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后，不得葬于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

在這則包氏子孫世代銘記不忘的家訓里，包公要求后代子孫，如果做官者膽敢貪贓枉法，活著不準邁進老家的門檻，死后也不準歸葬于祖墳。

北京聯合大學歷史學教授孔繁俊在紀錄片中表示，包公的家訓可以說是家風的一種凝練，這種家訓突出了廉潔的方面，直白而且嚴厲，他自己這樣做，而且要求后代也必須這樣做。

另據出土的多塊墓志銘記載，包公的兒子包綬“清苦守節，廉白是務”，孫子包永年“蒞官臨事，廉清不擾，而孝肅公之遺風余烈在也”。

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趙冬梅稱，包拯首先是一個孝子，是一個好兒子，是一個好父親，是一個好丈夫，然后作為一個好人，他才有可能成為一個好官。“所以我們如果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說，要培養一個好官的話，我想應該從家風，從家的那個地方，那是根，那是我們文化的根，從那個地方做起。”

“領導干部要把家風建設擺在重要位置，廉潔修身、廉潔齊家。”2016年1月1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也曾在中央紀委全會上提及家風建設。

《中國紀檢監察報》今年3月末曾刊文指出，在蘇榮擔任江西省委書記期間，其妻于麗芳頻繁插手土地出讓、工程建設、招標投標，索取收受巨額財物。其子多次插手土地、工程項目，大肆收取好處費。經查，蘇榮共有十余名家庭成員涉案，可謂夫妻聯手、父子上陣、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斂財。

文章稱，蘇榮腐敗案是典型的家族式腐敗。家里面從老到小、從男到女都有參與。這種“全家腐”發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不容忽視——家風敗壞。

文章還稱，2015年10月，中央紀委在對河北省委原書記、省人大常委會原主任周本順被“雙開”的通報中，首次使用了“家風敗壞”這個詞語。通報指出，周本順為其子經營活動謀取利益，家風敗壞、對配偶子女放任縱容。

文章指出，從近年來查處的腐敗案件看，家族式腐敗現象時有發生，家風敗壞已成為領導干部走向嚴重違紀違法的重要原因。

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統計，從2015年2月13日到12月31日，該網站共發布34份省部級及以上領導干部紀律處分通報，其中21人違紀涉及親屬、家屬，比例高達62％。一半以上屬于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親屬經營活動謀取利益。

包公年幼時已知官員和富人界限

近年來，中央紀委已通過多種方式，推廣古今正面典型。自2015年5月22日起，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及客戶端圍繞“中國傳統中的家規”，相繼刊發《鄭義門：孝義傳家九百年》等二十多個專題，弘揚傳統家規文化。

至于包拯所處的北宋，則是個偃武修文的朝代，史書記載：“帝深惡贓吏，內外官贓罪，多至棄市。”

安徽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國宜在紀錄片介紹：“趙匡胤對貪官污吏是非常痛恨，因此在開寶元年，改元的時候應該大赦，可是，大赦中十惡不赦，特別是對貪官污吏不能赦。”

為了警示官員，宋太祖趙匡胤令每個官府衙門門口，都要立一塊石碑，上書：爾俸爾祿，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在紀錄片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卜憲群介紹：“包公的父親做過縣令，還在朝廷做過散官，他應該非常清楚宋朝廷對貪官的痛恨，并以身作則，這樣的家庭環境對包公的成長有很大的影響。”

如果說，父母是包拯的第一任老師，那么，當時北宋文壇名人、廬州知州劉筠則是他的第二任老師。公元1021年，在包拯23歲的時候，與朝廷奸黨勢不兩立的劉筠在失意與憤懣中，調任廬州知州。

一個偶然的機會，包拯與劉筠相識。劉筠為人剛毅正直，嫉惡如仇，少年包拯的孝行與學識受到了劉筠的賞識，而劉筠的清正廉潔、剛直不阿，也對少年包拯的成長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趙冬梅表示，在宋代，這些地方長官，他們本身都認為自己負有教育培養當地的青年的責任，他們不認為自己只是官員，他們認為自己也是一個老師，所以結交認識挖掘當地的人才，這是當時宋代地方官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趙冬梅稱，“少年包拯，小小年紀，他就已經非常清晰地知道官和富人之間的關系，界限應當在哪里。他非常有原則性。”

公元1031年前后，短短幾年間，包拯的父母和恩師劉筠先后去世。公元1032年，包拯的母親張氏去世，守孝三年，到1035年就應該結束了，可是他卻沒有選擇在此時復出。

北京聯合大學歷史學教授孔繁俊在紀錄片中解釋，“包公對父母的盡孝做到了，而且影響非常大，接下來包公就想，如何為國家盡忠，為朝廷效力。這方面他也是做了深入的思考，不然的話，為什么他在做官之際寫了明志詩呢？”

孔繁俊教授所說的明志詩，又稱為“清心詩”。

公元1037年，39歲的包拯寫下了這首明志詩：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干終成棟，精鋼不作鉤。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毋貽來者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