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歲的基層干部卡洛琳·艾希霍恩目睹了德國社民黨（SPD）的華麗轉身。“僅僅不到一年以前，很多人想盡辦法不和社民黨扯上關系，都怕沾上我們這些‘政治毒藥’。”卡洛琳近日向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自嘲道，“如今我們再去接觸各界人士，基本上都能見到笑臉。”

當地時間2021年9月27日，德國柏林，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和總理候選人朔爾茨接受鮮花。 澎湃影像 圖

當地時間9月26日傍晚，德國聯邦議會選舉投票結束，16年的默克爾時代即將畫上句點。社民黨在選舉中取得了微弱領先。

自從2016年加入社民黨以來，卡洛琳從沒有見過如此“盛況”：擁擠的地方黨部、鮮活的年輕面孔和黨員們輕松的表情，這些都是久違了的景象，似乎只出現在該黨的歷史里。“對于黨齡跟我類似的同事們來說，大家的情緒都差不多，這幾天有點像過節。”卡洛琳告訴澎湃新聞。

她的話大體上沒有夸張，社民黨人確實有理由歡欣鼓舞。在默克爾時期的后半段，這個一度代表了歐洲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老牌政黨幾乎已被輿論蓋棺定論：如果檢索過去數年的媒體報道，除了德媒自己，英文主流媒體也經常不客氣地評價社民黨為“行將就木的政治古董”。

勝選之后，輿論發生了決定性的顛倒。英國《衛報》甚至談起了歐洲社民黨在德國大選后的整體崛起。這個誕生于1863年的老黨一時間煥發了“第二春”，盡管優勢微弱，接下來組閣前景也并不明朗，但都沒有妨礙卡洛琳和她的同事進入慶祝模式。

“政治古董”翻身

在初加入社民黨時，卡洛琳感到自己可能成了同齡人中的少數派。那時她剛剛結束在法國西部小城雷恩的“伊拉斯謨”交換項目，回到曼海姆完成大學最后一年的學業。

“為什么要加入這樣一個老態龍鐘的黨？這是我當時最常被朋友問到的問題。”卡洛琳回憶，“有人勸我說，如果我對環保擁有某種使命感，那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投身前途光明的綠黨，那才是未來領袖們聚集的地方；如果我執著于社會公正，則可以考慮不斷刷新存在感的左翼黨（Die Linke）。為什么要把個人前途和行將就木的社民黨綁在一起？”

社民黨在2009年聯邦議會選舉中曾遭遇慘敗。2013年時獲得25.7%的選票，選情小幅回升，但仍被聯盟黨的41.5%的選票牢牢壓制。到了2017年卡洛琳加入后不久，社民黨只在大選中拿到20%出頭的票數，可以說在整個默克爾時代，社民黨都深處聯盟黨的陰影之中。

社民黨與基民盟傳統上就是德國政壇的兩大競爭對手。默克爾的本屆政府中，社民黨與聯盟黨（基民盟/基社盟）共同執政本也出于無奈。不過，這并不妨礙社民黨總理候選人朔爾茨在選戰策略上將自己塑造為默克爾遺產的某種繼承者。

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主任鄭春榮告訴澎湃新聞，朔爾茨正好享受了默克爾政府的“執政紅利”，他作為內閣的成員與默克爾一同面對了疫情等重大挑戰，如果選民認為默克爾政府有什么執政業績的話，那也有朔爾茨的一份功勞。另外，社民黨很早就推舉甚至都不是黨首的朔爾茨為總理候選人，無論一時的民調有多低，社民黨都沒有出現分裂和內斗，這也有助于朔爾茨打造他的穩健形象。

出于公關考慮，朔爾茨還模仿了默克爾的一些行為舉止，如常見的菱形手勢。這立即被德國媒體斥為拙劣的模仿，也遭到默克爾本人指責。然而在他東施效顰的膚淺動作之外，強行和默克爾扯上關系的策略確實起到了一定效果。畢竟社民黨實打實地與默克爾共事多年，一些聯盟黨選民的疑慮和陌生感更小，他們可以為了求變而棄投聯盟黨，但出于穩健考慮，不會將手中的選票送給綠黨或激進的左翼黨。

朔爾茨模仿默克爾手勢

未曾設想的得票

卡洛琳對一位在戴姆勒公司工作的選民印象十分深刻。他名叫康斯坦丁，在曼海姆的戴姆勒工廠中擔任工程師。康斯坦丁年逾四十，早已習慣了默克爾時代的穩定安逸，過去幾次選舉中都把票投給了基民盟。

“幾個月前我上門拜訪他的時候，以為只是一次例行公事，他肯定會繼續投給基民盟的。”卡洛琳說，“沒想到那天他逮著我問了一串問題，從產業政策，到職工福利，再到能源轉型，足足聊了一個半小時。”卡洛琳的這位訪談對象住在一棟帶小花園的三層小別墅里，屋內陳設富有設計感，還設有一個角落專門收藏戴姆勒公司各種經典型號的汽車模型。

康斯坦丁在工廠中多年從事燃油發動機的開發和改進工作。作為百年老廠的技術骨干，他告訴卡洛琳自己每月能掙5000多歐元，每年還擁有40多天的帶薪假期，能帶妻子和三個孩子去澳大利亞、冰島和土耳其等地出國度假。因此，對康斯坦丁來說，戴姆勒提供的不僅是一個工作機會，而是一份終身事業。但在默克爾時代的后半段，他看見危機的輪廓隱隱浮現。

“在流露出對社民黨的興趣以前，康斯坦丁告訴了我他的擔憂。”卡洛琳回憶，如今德國社會的主流共識是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各個黨派之間的分歧只是時間表問題，而不是必要性。如果轉型一定要來，那作為汽車行業從業者，他希望變革不要過于激進，且工程師和高級技術工人們能生活在一個注重保障企業員工權益和福利的政府治下。”

20年代的曼海姆戴姆勒工廠

戴姆勒公司并不是德國綠色能源轉型大潮中的弄潮兒。據《紐約時報》報道，戴姆勒直到今年才發布了其首款完全使用電力的汽車，而為了順應行業潮流，公司又設定了在2030年淘汰內燃機的宏偉計劃。一名名為亞歷山大的資深工程師在接受美媒采訪時暗示了對就業前景的悲觀，“一臺內燃機需要1200個零部件，而使用電力的話200個就夠了。”

如康斯坦丁對卡洛琳所言，德國政壇中除選擇黨之外的所有主要黨派，都表示氣候和能源轉型應成為下任政府的施政重點，并均向選民們承諾了實現碳中和的時間表。中左翼的社民黨與聯盟黨多年共同執政，且和基民盟相同，都主張最晚在2045年實現碳中和。在綠色議題席卷輿論的德國，這是一個相對中規中矩的提法。與之相比，綠黨要求20年內實現碳中和，并在2035年前就讓可再生能源取代所有的化石燃料和核能發電，為此要在2030年左右逐漸停止新的內燃機汽車銷售。

與大部分同事一樣，康斯坦丁是戴姆勒公司的工會一員。據德國之聲報道，如今戴姆勒公司的絕大部分雇員都加入了工會，公司的監事會中有一半都是工會成員。在贊賞“德國制造”的人看來，強大的工會、優渥的待遇、安穩的保障再加上充足的職業技能培訓機會，才維系了優秀的工程師和工人對公司的長期忠誠。

不難理解，有些厭倦了基民盟的康斯坦丁所剩選擇不多，社民黨是唯一一個不追求過于激進的能源轉型、強調企業員工福利保障并自帶“穩健老黨”色彩的選項。社民黨如今已被德國媒體稱為國家經濟安全的“守護者”，而朔爾茨又屬于黨內稍稍偏右的一派，與當年前總理施羅德略帶新自由主義色彩的經濟路線較為相近。

“這是一張之前沒有想到的得票。”收獲了康斯坦丁的投票后，卡洛琳評價道，“某種程度上也算是默克爾留給我們社民黨的遺產。”

碎片化和“內向德國”

不只是社民黨，默克爾時代也給整個德國政壇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自2017年議會選舉以來，德國政壇進一步出現了“大黨不大，小黨不小”的碎片化局面。本次選舉也沒有改變整體態勢，甚至越來越明朗的是，選舉最大贏家并不是拿下選票最多的社民黨，而是組閣不可繞過的小黨自民黨和綠黨。

緊跟著選后兩日的情勢發展，卡洛琳的喜悅也逐漸褪去。“現在怎么有種自民黨和綠黨才真正掌權的氛圍？”卡洛琳說。這種說法或許有些夸張，但準確反映了社民黨和聯盟黨均有求于它們的現實。

9月29日，社民黨秘書長克林貝爾宣布，將于10月3日正式展開組閣談判。克林貝爾和朔爾茨等人將與自民黨以及綠黨的領導人進行協商。社民黨還表示對組閣“沒有B計劃”，這意味著社民黨不會再與聯盟黨組閣，幾乎視“交通燈”內閣（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為唯一選項。

另外一邊，聯盟黨總理候選人、基民盟主席拉舍特和基社盟主席澤德同日也宣布，聯盟黨內部已就組閣一事達成一致，將全力爭取領導組閣，兩人還向自民黨和綠黨領導人去信對選舉結果表示祝賀，意在爭取兩黨支持聯盟黨的組閣方案。

在政黨格局碎片化加劇之時，德國的人口老齡化也在加速：與2017年選舉時相比，有資格投票的中老年選民人數與年輕選民差距進一步擴大，超過一半以上選民都在50歲以上。這種選民結構也影響到了氣候變化等宏大議題決定選舉結果的權重。

盡管氣候變化近年來成為德國公眾關注的首要議題之一，但在大選逼近前就有跡象顯示，民眾對宏大敘事的興致或許沒有輿論預計的那樣高昂。

據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報道，德國選民對氣候問題的普遍關注在今年7月洪災時達到頂峰，但未能成為左右選票走向的關鍵。不少選民心口不一，根據一項投票前的民調，超過半數的選民聲稱環保和氣候變化是最重要的議題，但實際上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以此來決定手中的選票歸屬。

德媒“德國編輯部網絡”（RND）委托研究公司輿觀（YouGov）進行的一項在線民則調顯示，18至29歲的德國人最關注的議題是環境問題（53%的受訪者選擇），而30至54歲（63%）和55歲及以上（79%）兩組受訪者最關注議題的都是退休金。此外，也有一半或一半以上的18至29歲的受訪者關注健康、退休金和教育這些議題。

大選前兩周，民調顯示環境氣候和能源轉型問題超過新冠疫情，成為德國選民最關心的話題。不過，這種空前關注并沒有給高舉氣候旗幟的綠黨帶來直接利好。綠黨在今年4月宣布推舉40歲的安娜萊娜·貝爾伯克為總理候選人時曾引發熱議，支持率一度沖至第一，但臨近投票時，貝爾伯克的民望已回落至第三位。

另一個令人有些吃驚的地方是歐洲議題幾乎被各黨忽略。曾學習歐洲政治的卡洛琳坦言，她在與選民接觸的過程中，感到歐洲議題有些被“冷落”了。首先很多老年選民對此并不十分感冒。“作為個人而言，歐洲議題固然不是最受關注的東西，我理解選民們。”卡洛琳解釋說，大量老年選民首先關注的還是養老金和社會保障，他們在社民黨身上尋找的更多的是確定性，而不是什么革命性的歐洲一體化敘事。

當地時間2021年9月26日，德國柏林，大選后各黨派候選人一同參加了電視辯論。 澎湃影像 圖

這一現象也被敏銳的法國媒體捕捉到。令歐洲鄰居十分尷尬的是，在公開電視辯論中，各主要黨派候選人沒有一個系統全面地闡述了對歐盟建設的主張，法媒《費加羅報》就評論稱這非常難以理解，因為德國作為歐盟的頂梁柱之一，在決定未來的大選中有諸多理由慎重思考歐盟將何去何從。

法媒帶著幾分遺憾評論稱德國大選過于關注國內議題。德媒《南德意志報》也坦承，在這樣一個全歐矚目德國的關鍵選戰時刻，德國人“卻不屑于向歐洲投去一瞥”。這其中固然有選民更在乎日常生活的因素。但在更深層面，《費加羅報》評論稱，也反映出歐盟經歷多次危機（債務、難民和新冠）后，普通人意識到民族國家又回來了，成員國政府往往比跨國家機構更能快速應對危局。

“我在法國的專業就是歐洲研究。我還記得這段經歷是如何把我和同學都塑造成親歐派的（Europhile）。選擇社民黨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我相信一個更加團結的歐洲。”卡洛琳用如今仍不失流利的法語回憶說，“帶著豐富的多國學習、游歷經歷，我回到了家鄉曼海姆。沒多久我就發現，學生時代對于政治的想象可能有些過于浪漫了，那時和同學言必談英國‘脫歐’、歐盟的氣候應對這些宏大命題，在家鄉我發現從政還是要面對柴米油鹽。”

“況且經過新冠疫情的洗禮，人們心態中實際的一面也顯露出來。或許不止是我自己發生了變化，與幾年前相比，德國似乎變得更內向了。”卡洛琳說。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卡洛琳和康斯坦丁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