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方行（1915-2000），解放前從事地下工作，1957年調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長，長期主持上海文化工作，在文化建設、古籍整理方面頗有建樹。2015年是方行誕辰100周年，其孫方放編印了祖父母的文集《行南文存》。本文是方行口述的部分內容，摘自《行南文存》，原題為《文獻選編二三事》。經方放先生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方行與妻子王辛南

1．筆名文操

我編譚嗣同、李大釗、瞿秋白文集，就是靠四處收羅材料，文章都是靠手抄的。當時照片拍不起，叫別人抄我又出不起錢，連抄寫的紙張都是馬路地攤上買來的。我編書就是靠徒手抄寫，所以筆名叫“文操”。

這些人的文章都是散見書報，上海的書報最多，當時上海轟炸，我擔心戰火殃及，所以就開始找書報抄這些文章，以便保存。做地下工作時，有時風聲緊，我就躲在圖書館里抄。慢慢地抄了一大包，紙張大大小小、花花綠綠的。我又怕放在上海家里也不安全，就帶到了香港。找上海地下黨派到香港去的萬景光（曾任中共華東局對臺工作委員會駐港的領導人）租個保險箱存放，直到解放后才找他拿回來。

2．關于《譚嗣同真跡》

抗戰剛剛勝利時，我開始編《新文化》。對外請周建人出面，實際工作由我做。這期間認識了蔡尚思，蔡尚思也參與編輯工作，還有復旦的陳子展教授。大家談論羅列近代最重要的二十個人物，其中就有譚嗣同，談起譚嗣同的文章散見書報，應該編成集子，然后我就開始收集譚嗣同的文章。《譚嗣同全集》的鉛印本在解放前就編好了，交給了“生活書店”出版。

《譚嗣同真跡》初版是1955年。譚嗣同的書齋名叫“莽蒼蒼齋”，田家英的書齋名叫“小莽蒼蒼齋”，他對譚嗣同是佩服得不得了。1960年左右，田家英購得譚嗣同寫的一個扇面。現在能看到的譚嗣同書法作品只有這么一件，其他手跡都是書信之類。后來報上說臺灣也找到了一件譚嗣同的書法，但我還沒見過原件。田家英的這個扇面很珍貴，他怕保不住，就拿到上海來，叫我們博物館給他按原樣復制幾份。田家英說，老方啊，《真跡》再版時一定要把這個扇面放進去。“文革”中這些復制品不見了，“文革”后總算找到。《譚嗣同真跡》再版時，這個扇面本來想按原大小印在書里，可惜沒這樣做，是縮小印的。

1955年出版的《譚嗣同真跡》，書名由張元濟題寫。

《譚嗣同真跡》里有三張譚嗣同的照片。第一張照片中的譚嗣同很英武，譚嗣同的武功非常好，歐陽予倩（戲劇家，1889－1962，譚嗣同老師歐陽瓣薑之孫。）說，有人拉住譚嗣同的辮子，他一甩頭可以把拉辮子的人甩出去。這張照片是譚嗣同的一個過繼孫子譚訓聰寄給我的，這個人解放后去了臺灣。這張照片最早出版，就是我用在《譚嗣同全集》中，后來的都是根據這張照片翻印的。另一張攝于時務學堂的照片，也是譚訓聰寄給我的，被鄭振鐸看到，讓他先用了。第三張是從一張當時好幾個名公子的合影中剪下來的，是翻印的。

“譚氏書齋”和“譚氏客廳”的照片是我在1950年或1951年到北京開會時自己拍的。“譚嗣同名刺”上的名字是譚嗣同的親筆，我本來想用這個字作為《譚嗣同真跡》封面的題名，但做書的同志沒有按我的意見辦。出版社領導批評了他們，我只好說“很好、很好”，我若再批評他們，幾個年輕人怎么吃得消。“譚氏監制之霹靂琴”上刻的詩是譚嗣同作的，琴藏在故宮。琴的照片是根據故宮發表的照片翻拍的。“譚氏自制用箋”是文管會的沈老先生送給我的，據沈老先生講，那原來是陳三立收藏的。

《譚嗣同真跡》中的書信都是我東南西北去收集來的。我從抗戰時期就開始收，當時很多材料是借來的，看到有手跡的，還的時候就拍張照下來，這些初版用的原件現在是找不到了。譚嗣同寫給汪康年的信都是上海圖書館的藏品。汪康年去世后留下幾麻袋的信，都是當時名流寫的信，差一點要被稱斤兩賣掉，顧廷龍把它們留下來，編了四本書信集，這些信就是其中的。譚嗣同的信寫得很好，像寫給歐陽瓣薑的萬言長信，一氣寫來，一字不改。

解放后，聽說北京有人有一冊譚嗣同的手稿本（即《秋雨年華之館從脞書》，收藏人張次溪）。我向收藏人借，他說借閱可以，但是要50元，我就匯了50元給他，不久書果然寄來了。我和顧廷龍一看，里面有的是抄件，有的確是譚氏真跡，是有涂改的文稿。我們商量請張元濟看看真偽，于是，一起去上方花園拜望張元濟。張元濟這時九十歲了，中風了，但人情況還是好的。他躺在床上，床上放著個小茶幾，我們把手稿放在小茶幾上給他看。張元濟一看之下，竟然“啊——”一聲大哭起來，臉漲得血紅！他看到了老朋友的東西，哭了，真是百感交集，老淚縱橫。當時我嚇壞了，老夫子這么大年紀，有個什么不測怎么辦，我怎么擔得起這個責任！這樣看來，稿本中的一些手跡確是真的。想買又買不起，我讓顧廷龍拍份照片下來，也不知道這份照片現在在哪里。這個稿本后來被賣給了湖南歷史研究所。我曾請張元濟為初版的《譚嗣同全集》和《譚嗣同真跡》題書名，他一口答應。當時，我曾接待過一個愛國華僑，華僑提出想要一幅張元濟的字，我不敢當場答應，老夫子畢竟中過風，不知道是不是方便提筆。結果我跟張元濟一說，他就答應下來，就在床上憑著那個小茶幾寫的。估計我的書名，張元濟也是在小茶幾上寫的，那時他已經很少下床了。

張元濟畫像

3．關于《魯迅日文作品集》

魯迅日文很好，他給日本朋友的信都是用日文寫的，日本出過一本魯迅的日文作品。我想，中國也應該出一本魯迅的日文作品集，這樣更能全面體現魯迅作為一個文學家的偉大。我就讓上海魯迅紀念館具體辦這件事，終于在1981年以魯迅紀念館的名義出版了這本《魯迅日文作品集》。但是當時上海不肯多印，怕印出來賣不掉。日本得到消息，在日本學中文的人非常感興趣，來電報說要訂三千冊，這樣上海才肯多印些。后來不久，日本十個大學教授到中國來訪問，從北京到武漢到上海，再轉道香港回日本。上海讓我出面接待。到臨接待前，領隊突然跟我說，要送給日本朋友每人一份幾十元錢的禮品。當時時間緊迫，外事禮品又不能隨便，我靈機一動立刻打電話讓魯迅紀念館送十本《魯迅日文作品集》來。日本人收到禮品后高興得不得了，說早就聽說出了這本書，苦于買不到。

《魯迅日文作品集》

4．關于《蘿軒變古箋譜》

國內最出名的“箋譜”是崇禎年印制的《十竹齋箋譜》，印得相當精致。當年是魯迅和鄭振鐸一起影印出版的，一共有兩本，第一本魯迅還在，第二本印出來時魯迅已經去世了。

比《十竹齋箋譜》年代更早，印得更精致的是《蘿軒變古箋譜》，是目前傳世的“箋譜”中，年代最早的一部。《蘿軒變古箋譜》是明朝天啟年間印制的，饾版套色，套色多達七八十種。書印好近四百年了，饾版拱花凹凸之處一點沒變。（注：饾版，即將畫稿按深淺濃淡不同之色，各刻一版，依次套印成圖。拱花技術是饾版套色印刷之后，在宣紙表面壓印出凸起的暗紋，使畫面產生淺浮雕效果。）

當年日本有《蘿軒變古箋譜》的下半部，下半部沒有出版年代，出版年代在上半部里，因此日本誤認為《蘿軒變古箋譜》是乾隆年印的，還有專門的考證文章，覺得這書很了不起，將那下半部影印出版了。徐森玉、鄭振鐸看了覺得不像乾隆朝的東西，年代應該更早，但也拿不出證據。“文革”前，浙江拿來一部書，請徐森玉鑒定。徐森玉是上海博物館老館長、版本專家，老夫子那時已經八十多歲了，一看到書竟跳了起來，叫道：此書居然還在人間！那書就是《蘿軒變古箋譜》，是明朝天啟年出版，這可是孤本了。

書鑒定完，徐森玉不肯還了，要留在上海。人家是來鑒定的，不是來賣書的，但老頭子無論如何不肯還。當時浙江宣傳部的部長是上海調去的，我建議去找石西民，因為石西民原來是上海市委宣傳部的部長，浙江的那個宣傳部長先前是他的部下。徐森玉就說要去拜望石西民，我說他很忙啊，徐森玉說沒關系，我六點鐘到石西民家門口去等好了。后來石西民找到我，說老方，那個老頭子找我要干嘛？我說如何如何，石西民說，讓他千萬別來啊，他老夫子六點鐘等在我門口不像話啊。我就對石西民講了書的事情，請他和浙江講講看，讓浙江省委壓下去。浙江省委和對方商量后說，實在不行就交換吧。開價大得很，要十六張明清書畫，鄭板橋是最起碼的檔次。我們“上博”一口答應。這才換來了這本《蘿軒變古箋譜》。

“文革”前我就想翻印《蘿軒變古箋譜》，但還沒談好，“文革”就來了。“文革”結束我放出來后就問“上博”，書還在嗎？謝天謝地書還在。我決定把書按原樣饾版套色翻印出來。但是當年印《十竹齋箋譜》的老師傅已經太老了，只能眼睛看看不能動手了。就算這樣還是要印。我提出讓謝稚柳總負責，每印一張都要謝稚柳點頭了才能用。結果被謝稚柳剔除了許多印得不太好的。當時為了紀念“上博”建館三十五周年，印書的時間來不及了，要加班。當年加個夜班才三毛錢，吃頓夜點心都不夠，都不愿意加班。我們就決定把加班費漲到一塊錢，書如期印出來后，連獎金一起發了一千塊下去。這一千塊錢是我從文化局紀念魯迅活動的經費中動用出來的。后來財政局有意見了，說加班費超標準了，要從工人手里收回來。我堅決不肯，跟財政局說，實在不行這一千塊錢就從我工資里扣。后來我去找了一個副市長，財政局才撤了回去。后來我曾想再版《蘿軒變古箋譜》，但是那些印刷老師傅都不在了，達不到當時的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