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六和二〇一八年夏天，我同王中忱、劉建輝、王鐵軍、陳東諸位教授一道，受邀參加了日本巖手大學教育學部的基礎研究課題——“建立區域合作的自省歷史認識”。學部長今野日出晴教授認為，大學及“東北亞歷史認識研究會”等研究機構的教師和學者們，有義務通過“田野調查”的方式，讓構成關東軍主要兵源的日本東北人，特別是現在的青年學生對七十多年前那場侵華戰爭和至今尚存的不光彩印跡，形成一個從感性到理性、由愧疚到謝罪的認知態度和正確歷史觀。二〇一六年，在與巖大師生憑吊了當年日本軍虐殺中國勞工的“花岡”事件現場——中山寮等遺跡后，今野教授又與中方研究者相約，希望能在不久的將來，一起去踏查此前從未聽說，但驚詫度可能會遠超想象的另一個去處。于是，二〇一八年八月八日，我們來到了保存有大量戰爭實物的“北上和平紀念展示館”（北上平和記念展示館，以下簡稱“展示館”）。

和平紀念館周邊景致

展示館位于日本巖手縣藤根村，距東北新干線北上站約八公里處。從館所環望，周圍的水田仿若綠茵戲浪，波紋由近及遠，又由遠及近，起伏有致，稻香襲人。透過飄來的細雨和薄霧，還隱約可見遠方錯落的工業團地和規模不等的工廠等。當然，如果用時下流行的日語詞來描述這座突現于此的展示館，那么“違和感”就一定會成為初來者的第一印象——它無法讓人相信，眼前這幅旖旎祥和的畫面怎么會跟那場血腥的戰爭有所關聯。

關于昭和時期的日本侵略戰爭，日方有學者喜歡把它分成“滿洲事變”（一九三一）、“日中戰爭”（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和“亞洲太平洋戰爭”（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這三個階段，并盡力排除三者間的因果關聯。然而，藤根的兵源供應鏈，卻從沒有因學者對戰爭的主觀肢解而中斷過一次。一九三五年的資料統計顯示，當時的藤根村規模不大，一共才有四百九十一戶人家，三千零五十四人。（小田嶋恭二：《高橋峯次郎と七千通の軍事郵便》）可就是這么一個小小的村落，戰爭中就“出征”有士兵達七百三十六人。其中，應征最多時要數日本戰敗前的一九四五年，那一年，有六百一十人集中入伍。于是后方所余者，就只有祖父母、父母、妻兒等老弱病殘了。“不幸”的是，藤根村那些應征的日本兵，幾乎全部殞命沙場。他們的拋尸異國，意味著該村落每四個人當中就有一人在戰場上死去，可他們原本都是每個家庭支撐門戶的青壯年農民！問題是，如此高的征兵率和戰死率，藤根村是怎樣做到的？

高橋峯次郎及軍事郵便展品

展示館館長高橋氏，把我們引到了一個展柜前。展柜中最先映入視線的展品，是一張半身照。主人公身著一件日軍常穿的白色立領襯衫，光頭，長而唇部微凸的臉上，嵌有一對八字眉、一雙單眼皮和一撮仁丹胡。照片正面陳列的是那些藤根籍士兵從戰場上寄給他的早已發黃的書信和明信片，即后來被稱作“軍事郵便”的東西；而我們右手邊的展柜上，則陳放著他當年用來溝通內外消息并發表“軍事郵便”的“在鄉軍人會志”——《真友》原件。這個人，就是展示館存留物的主要生產者、收集者和提供者——高橋峯次郎。其實一定程度上說，眼前這座展示館，是無法盛下他幾十年積累的“工作業績”的。

《真友》

高橋峯次郎（一八八三至一九六七），明治十六年一月五日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曾發奮讀書，在巖手縣立師范學校乙種講習科修習后，做過一所小學的教員，時稱“訓導”。日俄戰爭爆發后，他作為護理兵從軍，親眼目睹了戰爭的血腥和慘烈，但從此念念不忘。復員回到家鄉，擔任藤根尋常小學的教員。退職后，又成為“青年訓練所”和“青年學校”的“指導員”，并在藤根工作到最后。這兩所學校，顧名思義，是對未來士兵進行基礎訓練的地方。日俄戰爭中日本的險勝，讓他總覺得戰爭隨時還會爆發，而決定戰爭勝負的兩個重要指標，在他看來則不外乎士兵的體魄和意志。唯此，他在野蠻訓練學生身體的同時，還在日俄戰爭結束第三年的一九〇八年，創辦了上述鄉土通訊手段——《真友》，并堅持發行到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前后長達三十七年。

隨著把自己訓練出來的學生一批批送上戰場，他的《真友》郵寄發行量也日漸增多，即便在戰中印刷費用暴漲時，他也從未中斷過這項工作。于是三十七年下來，《真友》共出刊了一百八十號，最多時竟一次印制過七百五十份。主要內容包括：各年度被征集士兵的氏名、征兵與出兵的近況報告、來自前線士兵的家族師友慰問、稻作的種植收獲情況等，幾乎覆蓋了前線士兵的主要動向和村落現狀的全方位信息。據稱，在戰地拿到《真友》的士兵，其激動程度是難以名狀的；他們回信時也總是動情地說，看到《真友》，“就仿佛自己回到了家鄉一樣”。經常是，這些士兵在微弱的燭光下邊流淚邊閱讀，而且每次都要讀上不止一遍。有研究人員稱，在日本對外戰爭中能對士兵發揮如此激勵作用的，恐未有出《真友》之右者。正因為如此，那些在海外作戰的藤根籍士兵——也就是被他送上戰場的學生們，也利用一切空隙時間，紛紛給峯次郎回信。統計數據顯示，寄自九百余人次的書信數量，已多達七千余封。而尤為要者，是這七千多封信竟統一寄給了一個地址和一個人——“大日本巖手県和賀郡藤根村　高橋峯次郎　様”。這在世界通信史上，亦堪稱絕無僅有。

然而，隨著日本的戰敗和藤根籍士兵的紛紛戰死，人們的追責目光也逐漸集中到高橋峯次郎身上。是因為日本戰后追責的徹底程度不及德國，還是因品級不夠，峯次郎的名字并沒有出現在GHQ（盟軍司令部）的戰犯名單上。但是，這并不意味著那些死去的士兵遺屬會輕易放過他。在如此巨大的精神壓力下，峯次郎竟轉瞬變成了另一個人：以前動輒發作和近乎強迫癥的性格，不但安靜下來，而且無論怎樣被人責罵，也絕不再有任何還口或反駁；以前充滿精氣神、頭戴戰斗帽、腳踏自行車飛轉于村中大小角落做戰爭動員的“征兵狂人”，如今倏忽間蛻變為身挎布褡、目光呆滯、貓腰駝背、灰頭土臉的乞丐模樣。不過，也有人喜歡用另一種標準來評價他，說峯次郎本人不但十分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戰爭責任，還不斷進行著深刻的反省和謝罪。為了用實際行動慰靈并致歉那些遍布全村的遺屬，他還自己籌資，興建了用以祭奠亡靈的“和平觀音堂”——時間是日美和平條約生效和GHQ撤出日本后的那一年。

沒有人會懷疑戰后千百位村鄰的唾罵聲能夠引發峯次郎的內心苦楚和悔意，但冷靜觀察后也不難發現，上述正面評價中卻不乏刻意美化的成分：一是，選擇GHQ撤離日本后才興建的“和平觀音堂”，已暗藏有為躲開戰犯追責的巧妙安排，這一點，還客觀地助推了他在一九五三年去專程慰問巢鴨監獄中甲級戰犯的行為。戰犯中，有當年出兵西伯利亞武裝干涉過俄國十月革命和日后作為“皇道派”精神領袖的荒木貞夫。而從現場實物看，荒木等人也的確為“和平觀音堂”專門送上過一個匾額——“遺芳萬古”。二是，毗鄰“和平觀音堂”的“撞鐘堂”梵鐘上所鑄之銘文，也十分耐人尋味。“撞鐘堂”是鐘樓，距離峯次郎住宅約五百米左右。鐘樓高約四米，從石制然后木制的臺階拾級而上，可見到高懸于“撞鐘堂”中央的一幢梵鐘。梵鐘的周圍鑄滿了紀念文字，也記錄了峯次郎的“悲愿”。我拍自現場的照片雖有些模糊，但“青年子弟中國殉難者，有百余名。茲發愿造營觀音堂，新鑄梵鐘，使余音裊裊，響徹天地，利益眾生，供養萬靈”等字樣，歷歷可辨，未有殘泐。

梵鐘銘文和“軍事郵便”，互證了高橋峯次郎驅遣學生兵的主要去向國之一——中國。與日本甫一戰敗時政府和軍部都爭先恐后去焚毀相關罪證的做法不同，高橋峯次郎竟把既有的《真友》、軍事通信及其他能收集到的資料統統藏匿起來。那些在其他地方很難看到的大量信息，反而隨著這一顢頇之舉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昭和四十二年（一九六七）五月十六日，高橋峯次郎死去。關于他生前對資料的態度，后世自有定論，但如何去發掘、看待和使用這些資料等一系列細微的學術工作，則已經交給學者，并且是當年交戰國雙方的學者。

和平觀音堂與“殉國者供養”梵鐘

一九九五年，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簡稱“歷博”）以“近現代史上士兵的實相”為題，正式對此展開學術調查和研究。二〇〇三年，歷博以《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一〇一集：村與戰場》為題將整理內容集結成書，并公開出版。其后，藤根地區開始籌建紀念展示館，并于二〇〇五年正式落成。

巖手縣公立小學校長和展示館第二代館長高橋源英，將內容龐雜的七千余封書信，大致歸為六大板塊：一、入伍；二、農民士兵的誕生；三、心系稻作；四、翹盼《真友》；五、慘烈的戰況；六、戰死。高橋氏還認為，把這些信函如此封存在展示館里，實在是有些可惜，于是，他通過藤根公民館發行的“公民館信息·藤根”和“廣報藤根”等形式，以每月一次的頻率，開始連載。而這七千余封的“軍事郵便”，又分別以（一）報平安，（二）對家鄉父老和農業的關懷，（三）詢問高橋峯次郎安否，（四）匯報慘烈的戰況（勝負俱報），（五）對峯次郎和后方支援者的謝意，（六）感謝（一）和（五）的混合事物等內容分類推出。

此外，根據藤根村士兵在中國的不同分布地點，他還把戰場細分為“滿洲”“北支”“中支”“南支”“南方”“海軍”等。最后，則將藤根地區出身的士兵，根據更小的自然聚落細分為藤根、長沼、后藤等等。其實，這些年來相關的研究著作已出版不少，光在巖手大學教育學部的討論會現場，研究人員就展出了數十種之多。當然，視角不一，亦評價各異，諸如菊池敬一的《七千封軍事通信》（《七〇〇〇通の軍事郵便》）、鹿野政直的《一個士兵：動員與從軍的精神史》（《兵士であること：動員と従軍の精神史》）、和我野氏的《傾聽農民士兵的聲音》（《農民兵士の聲がきこえる》）以及吉見義明的《草根法西斯主義：日本民眾的戰爭體驗》（《草の根のファシズム：日本民衆の戦爭體験》）等。而引起我格外關注的，是川島茂裕研究員在解讀“軍事郵便”時所經常提及的“八路軍”印象——日本兵在戰場上對中共軍隊的零距離感受。

閱讀《真友》和家書的日本士兵

有一封來自“北支”（華北）戰場、署名“后藤·高橋千太郎”的信。信很長，內容也很多。他在信中講，自己有一次在華北看到中方逃兵和農民可憐無助的場面時，曾有過瞬間的惻隱和憐憫，可是馬上，他就為自己沒生在“支那”而生在“大日本帝國”，特別是還能沐承“天皇陛下之御稜威”，而倍感驕傲和自豪。他于是發誓，此生當為天皇陛下“報國盡忠，永無二心”，“作為一個日本男子，將立志做捍衛國家之干城”等。為了證明這一點，他還歷數了迄今值得炫耀的所謂“清豐城之戰”（一九三七年）和“百泉河畔之戰”（一九三八年）等“橫掃北支”時“連戰連勝”之快舉。

然而，當說起前不久接到的一個新命令時，適才的興奮仿佛一掃而空，他談起日方的師團與山西“共產軍”特別是“一一五師”遭遇后的特別感受：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師團接到消滅北支西部山西地區“強悍的支那第八路軍抗日共產軍”的命令。為完成這一任務，師團需越過平漢線以北的兩大山脈進入潞安平原，再突破險峻的太行山岳進入臨汾。這場與八路軍的遭遇戰，叫作“東陽關之戰”。他認為，這場戰役，是發生在“日支事變終局之際的歷史性激戰”，也是自己“所在的中村支隊難以言表的苦戰”：“敵方是強悍的共產軍一一五師，他們實際上以兩萬人的兵力已利用夜色筑好了堡壘，并在千丈山岳之巔用重型武器向我軍一齊開火，致使我方佐藤部陷入苦斗境地。戰斗開始于二月十六日下午四時許，入夜后，第一線步兵六隊對敵前陣地發動了夜襲，可敵人不但不退卻，反而將手榴彈像雨點般投向我友軍步兵中隊，友軍苦斗到極致，其慘烈狀，簡直無法言說：小隊長戰死，其屬下死傷者也相當多！天亮后，直到上午九時左右，我軍才以肉彈式的無畏精神沖上敵人陣地，日章旗重又飄揚起來。對此，師團長給予了極高評價，他說：東陽關戰役，是北支戰事中的歷史性戰役！”（藤井忠俊等：《村と戦場》）然而，日方的大喜過望，大概只能歸因于他們并不了解“共產八路軍”的戰略和戰術。

全面抗戰爆發后，國共兩黨已呈聯合態勢，于是，我們可以從藤根籍士兵高橋德孝（中村部隊井村隊）的回信中讀到以下記錄——與“東陽關戰役”相距不遠的“臨汾之戰”：“我等擊潰了河北之敵后，二月十二日復與盤踞于山西省山間地帶的敵人交戰。我們連日追擊，于二十七號進入了山西中心城市臨汾。我們的敵人，是擁有三十個師團的共產軍、閻錫山軍和中央軍。敵人十分頑強。相連的山脈，幾乎皆為敵軍陣地。經常是，我方一旦分散為五六個人，就會遭到襲擊。真要消滅這些敵人，恐怕得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不久）高橋三太郎（藤根人——引者注）上等兵光榮戰死……”日本兵對臨汾之戰中八路軍的勇猛特征描述，似未嘗珍惜筆墨；閻錫山軍的表現，與指揮官的地方意識和家鄉情懷當密不可分；但高橋德孝把“中央軍”排序第三，與蔣介石政府軍最初在“北支”戰場上留給日本人的印象有關。據土肥原部騎兵、藤根地區野中出身的宮本滿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三日來信說，從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后至今，“北支”地區的所謂國民黨“中央軍”，在“支那事變”（指盧溝橋事變）后“朝承德方向快速后撤，我部十四師團則在裝甲車和坦克的掩護下追擊至承德”。他說，他所看到的“中央軍”，“根本就談不上什么戰斗力。在望都（今河北省保定市望都縣——引者注）站，他們曾擁有山炮、野炮和機動車炮共十三門，可是因一味撤退，結果連這些武器也一齊丟掉，真是全無戰斗力可言”。（《北上平和記念展示館の軍事郵便》No.29）

敵占區八路軍抗日《救國報》

如實地講，在整個抗戰過程中，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日本兵對“中央軍”形象的上述描繪，應該與國共抗日武裝在華北地區的數量比例有關。日本研究者指出：“北支游擊隊的支撐點有二：一是中央軍，一是第八路軍。但是，在游擊戰上，第八路軍則完全處于領導地位。第八路軍各師周圍，聚集著眾多的游擊隊，而游擊隊周圍，又聚集著鄉村的自衛團，整體人數十分龐大。在北支地區，屬于共產系游擊隊的數量，與中央軍相比，前者應該是后者的三倍”，“僅僅在盧溝橋事變后一年的時間里，第八路軍就與日本軍進行了六百三十八次戰斗”。（長野朗：《遊撃隊·遊撃戦研究》第一章）中共軍隊的游擊打法，致使盤踞于華北地區的日本軍長年生存在驚恐和不安之中。“北支下元部隊中村覺隊本部”士兵高橋長市，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的來信中寫道：“敵人經常潛伏在鐵道沿線的麥田里，見我方軍隊人數微少，就發起狙擊或炸毀鐵道，搞得我們不敢有絲毫懈怠。”（《北上平和記念展示館の軍事郵便》No.35）

在“軍事郵便”中，人們還經常會發現日軍與中共軍隊短瞬交戰后所謂“敵人敗走”之類的記錄。有日本研究者后來才明白過來，認為這固然表現出“皇軍”的“英勇”，但敵方的所謂“敗走”，其實不過是對毛澤東所倡導的“持久戰”理論的一個實踐罷了。在這一原則的指導下，“共產軍”往往“小勝即退”，而日軍則每每尾隨追擊，誤入敵陣，終被寸斷切割，分頭吃掉。日本軍的好勇斗狠表現在，他們自詡為白刃戰的高手，總想一口氣全殲對方；可他們也經常在敵方“敗走”的假象中，盲目冒進，每遭重創。然而，并不是所有日本兵均對此毫無察覺。藤根·割田出身的千葉末喜，在回憶自己太行作戰之際“共產八路軍第二十五軍團”的戰場表現時之所以贊其為“頑強”，與他所發現的中共持久戰戰法不無關聯。（同上，川島茂裕解說）

“軍事郵便”研究書

在“滿洲”戰場，日本軍同樣遭遇過各式各樣的打擊，而且，這一打擊，還集中來自中共拉起的最早抗日武裝——東北抗日聯軍。藤根·立野出身、“北滿佳木斯步兵第六三聯隊”所屬的士兵小原浩一，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的來信中寫道：“北滿的曠野越來越冷，零下二十度的嚴冬……寒徹骨髓”，“前幾天，在松花江沿岸下游一帶遇到了一伙匪賊，我們忍著饑餓和寒冷，連續追擊，原定四天的追擊任務，竟用去了十五天！大家日夜兼程，斷續奔走了七十里路。回到營地后，才有時間去設祭哀悼那些戰死的將士。這次，一直被稱為步兵六十三聯隊戰神（鬼）的小浜中佐也不幸負重傷，其他負傷者更多。也不知到了什么時候，戰役才告結束”。這場戰役，在日方記錄中被稱作“松花江作戰”，過程據說相當慘烈。他接下來說，自己來“滿洲”已經三年了，有義務幫助新來者熟悉環境，并稱，自己在“來年五月左右的北滿大討伐結束后，就要凱旋了”，并“向神祈求，保證自己在回國前不出事故”，等等。（《北上平和記念展示館の軍事郵便》No.4）

藤根·池尻出身、據守當時牡丹江省東寧縣老黑山的日本兵簡次兵衛，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十八日的來信中寫道：他所駐防的“當地，屬于共匪出沒的危險地帶，其間，我們抓捕了以朝鮮人為頭目的匪賊又十一人”云。（《北上平和記念展示館の軍事郵便》No.85）解說者在提到“軍事郵便”有關用語時考證道：“‘討匪’一詞，多用于集團和有組織的強敵身上。在北支戰線上，多被稱作‘匪賊’；其中，‘共匪’云者，雖說是對中國共產黨軍（八路軍、新四軍等）帶有強烈蔑視意識的稱呼，但同時也明顯內含有對手強悍和不好對付的意思。”（同上，高橋源英解說）

藤根站

然而，給敵手送上一個充滿貶義的“蔑稱”，只能說明過度在意對方甚至害怕對方。這也是日軍信箋中不時會出現“頑強的共產八路軍”（“頑強な共産八路軍”，千葉末喜語）感嘆的真實原因。（北支派遣勝第五二二八部隊戦友會：《北支派遣勝第五二二八部隊》）在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纂的《北支的治安戰》（《北支の治安戦》，東京：朝雲新聞社1968-1971年）中，亦有對八路軍和中共游擊戰的大量白描，許多送給敵手的不乏敬佩的措辭，讀來反覺客觀。因為無論如何，被高橋峯次郎瘋狂推向戰場的近千名本村青年，最終都成了“匹馬只輪無返者”。這意味著，真實的“共產八路軍”應該是足以“禮葬”那些侵略者的鋼鐵勁旅，而不需要國內“神劇”的刻意拔高。

今年六月份，我和本系教師們一道去楊靖宇烈士陵園，拜謁了這位連敵人都不敢不敬的大英雄。仰望楊靖宇塑像時我在想，如果高橋峯次郎能預見到那些被他鼓動來中國并死在這里的士兵會寫出那么多對“共產八路軍”的正面評價，并且還知道侵華日軍敗亡的根本原因乃在于中國有這樣的死磕者，那么，他當初的瘋狂就應該收斂為戰后的正常。不過，從“征兵狂人”到“破敗乞丐”的瞬間丕變，表明高橋的精神狀態其實已經失常——他一面向村里所有遺屬懺悔謝罪，同時又必須去探獄荒木貞夫；一面設觀音堂以祈世界和平，一面又寄望于寇略者亡靈會余音裊裊、永配祀享……

日本藤根村中小學生參觀紀念館后所留的感言

（本文首刊于《讀書》2021年10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