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的義和團運動，至今仍時常被人提起。無數華北貧苦農民降神、施法，自信“刀槍不入”，以血肉之軀與敵人的槍炮拼搏。慈禧的一句“即使法術不可信，至少還有民心”，輕易地了結了朝廷中對義和團法術是否靈驗、是否可以憑恃的爭論，統治階級復雜的內外政權斡旋轉化為順意民心之舉。

上周末的上海，在復旦大學復興論壇、思南讀書會兩場活動上，作家止庵帶來了他的《神拳考》一書，并接受了澎湃新聞專訪。

止庵認為中國文化中不無不相信事實卻相信虛妄的一面，而探尋這份虛妄的所在，正是他寫作此書、理解當年人物種種作為的路徑。止庵所寫的不是一本歷史評價的書，而是采用文化批評的方式去觀察那一時期人們的心理狀態。“義和團要是知道自己的法術不靈，他們是否還會那么自信和勇猛；朝廷和民眾要是事先知道義和團法術不靈，是否還會把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止庵說，他的寫作始于自己的這一疑問。

不下雨是洋鬼子搗亂所致

止庵以研究周作人、張愛玲聞名，為何又要下那么大功夫研究義和團呢？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時，止庵用這樣一個例子說起：“周作人《知堂回想錄》里講錢玄同來到北京，用的車夫以前是個義和團民，后來改信天主教了。錢玄同問怎么回事，車夫說：‘他們的菩薩靈，我們的不靈’。”歷史的大網牽引著每一個時間點，這種互相牽扯的關聯性讓事件具有了故事性。但是止庵說：“我為寫這本書讀了700多萬字材料，然后把歷史學家棄而不用的所謂當時的‘大話、空話、假話和我們聽不懂的話’十幾萬字抄下來，據此寫了這本書，這些真實的史料比小說有意思多了，我想這些材料現在的人也不妨看看。”

書中寫道，面對義和團運動的威脅，時任英國駐北京公使的竇納樂稱，“我相信，只要下幾天大雨……將比中國政府或外國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復平靖。”在信后他附上當時北京西城張貼的義和團揭帖：“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搗亂所致。……消滅洋鬼子之日，便是風調雨順之時。”止庵稱，在飽受旱災的農民看來，災是“鬼”，也就是那些傳教來的洋鬼鬧的。

一首出名的義和團亂語對這種邏輯有非常明晰的概括：“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男無倫，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產；如不信，仔細觀，鬼子眼珠俱發藍。天無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念咒語，法真言，升黃表，敬香煙，請下各洞諸神仙。……拆鐵路，拔線桿，緊急毀壞火輪船。……”教堂、旱災，以及越來越多的義和團焚毀教堂行動，被賦予新的意義。

義和團民

人與神的距離從未這樣接近過

“義和團在山東的前身是神拳，已經具有神的觀念；作為這一觀念的具體體現和人神之間交流形式‘降神’，早就存在了；作為降神結果之一的‘刀槍不入’，也被習拳者所相信。此外最關鍵的是，降神儀式極易操作，有念咒、焚香，乃至一跺腳，神就附體了。如果儀式太復雜了，很多沒有接受過教育的農民就做不了了。人與神的距離似乎從未如此這樣接近過，簡直是召之即來。此外神之于義和團如此重要，但是要想臚列一份詳盡的義和團神譜卻幾乎是不可能的。義和團有著代表本土宗教對抗外來宗教的強烈色彩，不僅奉的神糅雜自佛道諸教，儀式裝束也由那里拼湊而來。”

當時有個咒語是這樣念的：“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豬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靈，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鏢黃三太，八請前朝冷于冰，九請華佗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止庵介紹說，義和團所的奉神是由當時底層民眾整體的文化構成決定的，他們所接受的內容大多數是聽書、看戲得來，通過降神，自己變成了自己心中的偶像。義和團給身處底層的民眾提供了一次使自己突然變得偉大的機會。止庵認為，這也是義和團如此具有號召力的原因。“這一運動更是場神的而不是人的戰爭；所憑借的是法術，而不是人力；起著決定作用的是神，而不是人；人只是神的載體，其意義也僅僅在于能否成為載體。”

止庵認為，朝廷對義和團的支持和基層統治的癱瘓，使得團民建立了一種新的權威，除了洋人、教民，洋貨也成了義和團另一主要攻擊對象，城內外凡沾洋字的洋貨盡行毀壞，但當時洋貨使用已經相當廣泛，甚至團民自己也不可避免地要成為洋貨的使用者。解決上述文化沖突的簡便方法，就是采用一項措施——“城內城外各行鋪戶與各街住戶，義和團俱飭令避忌‘洋’字，如洋藥局改為土藥局，洋貨改為廣貨，洋布改為細布。”止庵分析，他們相信，語言有著超自然的力量，改變稱呼和說法，則可以避免災害，甚至贏得勝利。“義和團儀式成為全體民眾的舉動，意味著神真正降臨人間，整個社會已經被巫術化了。”

洋人、教士、教民和八國聯軍，這些義和團的斗爭對象被想象成鬼或怪物，戰爭本身有時就是一系列想象中的神鬼斗法。有時，團民更滿足于編造一些恍惚迷離的神怪故事，例如八百余歲洋人在教堂里做法，忽然不見了遁地而去。不管什么事情出現，都會被附會出特別的意義。止庵稱，歷史上我們很少遇見集體想象力這么發達的時候，而且大家無一不把想象看成是現實。

義和團進入京津后，傳聞就更多了。義和團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傳聞之中的。被傳聞最多的是義和團的法術，它們在傳聞中進一步被夸張了，如何顯靈也在傳聞中被證實了。止庵認為，社會對義和團、對法術應驗的期待是急功近利的。當時的記載表明，義和團的無論什么說法都得到了民眾的響應。很大程度上他們是主動、自發地接受這一切的。集體儀式對底層民眾來說提供了一個證明自己存在價值的絕好機會，他們相信自己現在所做的一切，同樣可以取得神力。

2015年9月12日，山東濟南，山東博物館“甲午戰爭專題展”。義和團為打擊八國聯軍，在北京攻打教堂與使館。圖為被義和團燒毀的東交民巷。  東方IC圖  

從根本上講，這是一種思維方式

如果只有上述義和團和民眾兩方面的參與，歷史不會是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還需要有朝廷的參與。止庵在書中稱，正是朝廷最終把民間自發的義和團變成作為歷史事件的義和團運動。這不是孤立的歷史事件，它是當時中國政治大格局的組成部分之一，其中交織著中外之間、滿漢之間、帝后之間和維新保守兩派之間一系列錯綜復雜的矛盾。朝廷實權一派想利用義和團“扶清滅洋”，但是他們所要“扶”的“清”，第一是那個“天位”，其次才是大清。

書中寫到：“在并不認識世界的情況下，中國與世界發生了戰爭。”止庵補充道：“當時的統治者很少有人想清楚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除了光緒以及被殺的‘五大臣’之外。事實上當時朝廷中只有少數人（盡管他們掌握著主要權力）企圖利用義和團達到個人目的，大部分在職官員和作為他們替補的民間讀書人，如此熱情歡呼義和團的出現，積極投身這一運動，絕不是‘利用’二字能解釋得了的。義和團從根本上講，體現了一種思維方式。不同文化層次的人的區別，也僅僅是要么不講理，要么講歪理而已。這一思維方式就是不求實證，不講邏輯。”“這種愚蠢登峰造極的表現，是朝廷專門禮聘五臺山僧以助攻西什庫教堂。倡導此舉的啟秀，打扮成團民親自參與進攻的剛毅，無疑都是真誠的，這正是他們、朝廷乃至當時整個國家最具悲劇性的地方。只有真誠才會不顧及一切，也只有真誠才足以毀滅一切。”朝廷對局勢的錯誤判斷幾乎貫穿了整場戰爭的始終。越來越迫近的威脅對某些官員來說根本不存在，他們仍然做著自己輝煌的勝利之夢。

“義和團作法的時候，認為洋人也在作法，自己失敗是因為對方的法術高明，自己的法術還不夠 所以還得去請來更高明的人。另一方面，指責因法術失靈而陣亡的團民，認為他們道德敗壞。‘該團友因貪財不聽法令，以致符咒不靈，死有應得。’人們越是鄙棄這個不幸的死難者，就越會相信法術可能靈驗。這種種的解釋，使得本來一時就可以驗證真偽虛實的事延續為一個歷程，繁衍為一場運動。”

2015年9月12日，山東濟南，山東博物館“甲午戰爭專題展”。義和團最終在中外聯合鎮壓下失敗。圖為被俘義和團民。  東方IC 圖

止庵認為，“時隔116年回頭來看當年義和團民、以及上至朝廷，下至百姓的所思所想，所做所為，用愚昧、可笑這些詞來形容，未免太容易了，116年前的事好像已經非常遙遠；另一方面，義和團出現的時候，歐洲工業革命已經發生，達爾文的《物種起源》，馬克思的《資本論》都出版了，歐洲甚至都到‘世紀末’了，在中國，洋務運動、戊戌變法都發生過了，出國的留學生都有學成回來的了，外國的機械、技術，各種洋貨也被廣泛使用，這之后再出現這件事，好像又太晚了，與我們所間隔的116年好像并不算長。我不認為那之后有與之可以完全類比的人或事，但義和團的思維方式、當時人不信真實反信虛妄，不求實證，不講邏輯的現象，時至今日未必已經斷絕。你看現在微信朋友圈，有時就跟義和團時的北京城差不多，很多人只看標題，連內容都不看，就匆忙轉發。自己都未必相信的消息，就轉給大家，還有長盛不衰的那些養身貼。開藥方并不是我寫這書的目的，但我認為講實證、重邏輯，無論如何是應該強調的。”

止庵最后說：“當我們肯定或否定，贊美或批評歷史上的一些人或一些事時，我們其實是置身事外的；與此相反，《神拳考》是一本‘設身處地’的書。然而當我們設身處地時，我們未必覺得也要像當年人物那樣做，或只能那樣做，甚至應該那樣做，反倒可能認定自己不會那樣做。而不那樣做就需要比他們在知識、思想、學問、修養等方面做些修正和補充，這也就涉及整個文化背景的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