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為著名的國立大學之一東京大學。

2015年6月8日，日本文部科學省的一項通知引起大學教育界軒然大波。通知題為《關于全面重議國立大學法人等的組織及業務（通知）》（下文簡稱《通知》），由時任日本文相的下村博文主持發出，其內容被媒體解讀為要求國立大學“關停并轉”缺乏實際效用的文科院系或專業。直至同年10月下村博文辭去文部科學大臣一職，相關討論仍在發酵，并已波及中國、歐美等海外地區。然而，國家最高層面的文教政策被簡單地解讀為否定文科的價值、輕視文化的立場，不免令人懷疑。

《通知》中關于文科設置的爭議焦點原文為：

“基于‘使命再定義’里明確的各個大學的長處、特色以及社會功能，努力進行迅速的組織改革。特別是對師范類的本科及研究生院，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系的本科及研究生院，要基于18歲人口減少和人才需要，確保教育研究水準和國立大學的使命，制定組織重建計劃，積極地進行組織廢止或者向社會需求高的專業領域轉換。”

這項政策本身的內容涉及國立大學的文科如何定位與設置的問題，同時，這項政策落地的過程也體現出日本中央政府與國立大學間的互動與博弈，兩個層面的問題在該案例中交織，都值得關注。本文首先梳理政策出臺的背景與具體細節，其次分析文部科學省對待爭議時的官方說明及其理據，進而站在第三方立場做出政策解讀，包括基于客觀數據的實情分析以及基于高等教育思想的理念評析。這些工作將消除一些跨國比較中常見的誤讀，也對深受中央行政權力影響的中國大學改革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

1、背景：自治壁壘的松動

日本國立大學誕生于明治維新時期，從組織架構到精神、理念與文化都以當時國際上最強盛的德國大學為藍本而建立。日本國立大學中歷史最悠久、綜合地位最高的東京大學建校近140年，校園內至今還保留著哥特式風格的早期建筑。經歷了二戰、戰后美國強力介入的改制和“大學紛爭”等風浪，國立大學不僅持續獲得國家優裕的供養，而且享有美國州立大學和中國公立大學難以企及的自治權，這種學術自主意識根深蒂固，形成了日本國立大學高度穩定、保守的傳統。另一方面，不論學校數還是在校生規模，國立大學都不是日本高等教育的主體。最新官方數據顯示，2015年日本有國立大學86所，在校學生610802人，占在校生總數21.4%；私立高教機構604所，在校學生2100642人，占總數73.4%。

天野郁夫揭示了日本高等教育存在根深蒂固的等級性結構，由于日本私立大學的設立基本金較少，其運營對學費收入的波動非常敏感。在上世紀中后期開始的大眾化過程中擴招的主力是私立大學。2000年以來，18歲人口的持續減少又迫使許多私立高教機構倒閉或關閉部分就業前景不佳的專業，所以私立大學必須對學生訴求及市場的變化反應靈敏、順時應變，而日本國立大學則缺乏這種直接的傳導機制。長期以來，以學術自治的名義抗拒隨波逐流、拒絕屈從社會的欲望是國立大學的驕傲，然而自治的另一面，對社會現實變化反應麻木，行動遲緩也使其受到越來越大的外部壓力。

2004年起，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邁出了中央政府對國立大學有效管制的第一步。法人化改革從本質上改變了國家撥款機制：從原先以人頭費為主、各校之間均勻分配的原則變成帶有績效考評意味、各校之間具有一定競爭性的撥款方式。于是，政府對大學的財政支持有了一定的裁量空間，而政府的改革意志（或者市場的呼聲通過政府）便有可能對國立大學構成切實的壓力。換言之，國立大學法人化是一項基礎性的體制改革，為后續政府主導的改革準備好了抓手。

許多人認為，此項2015年6月發布的《通知》對2016年4月即將開始第三期國立大學法人中期考核目標有直接的指引性。這項看似沒有行政效力的《通知》必須放置到法人化改革的背景中展開分析。如果《通知》構想的組織變革得以推行，將成為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后中央政府首次運用這一政策工具介入大學治理和學術事務的標志性事件。

2、過程：尊重大學自我變革

政府對推動國立大學改革并非一時起意，至少早在《通知》發表前3年已經開始了準備和醞釀。2012年，文部科學省曾與國立大學一一商討，對大學各專業的定位和發展使命進行詳細的梳理和界定，其結論被列為2013年6月14日內閣會議決議“日本再興戰略”和“教育振興基本計劃”的一部分，全部文本均在文部科學省的網站上公諸于世，體現了國家振興計劃下文教系統協同一體的意識。

《國立大學使命再定義》（下文簡稱“使命再定義”）的文本可見，每所國立大學都各有一套分學科領域描述的使命，均包含“學部等教育研究組織的名稱”、“歷史沿革”、“設置目的和使命定位”、“優勢和特色及其社會性職能”等個性化內容。比如，京都大學關于發展再生醫療的使命與新近獲得諾貝爾獎的山中伸彌教授團隊有顯而易見的關聯；人文類教育的使命方面，東京大學以真正理解人類的思想、歷史、語言和社會，能夠擔當繼承和發展人類文化的人才為目標，培養文獻研讀、資料分析、試驗調查等方法論的能力并養成廣泛而深厚的人文素養；筑波大學注重培養交流溝通能力；名古屋大學注重培養多元文化的理解力；廣島大學和神戶大學都強調要通過研讀古代經典文獻獲得對人類共通問題的洞察、思辨與踐行能力等。同時，使命再定義的文本中確實可見多處量化表述的“第三期國立大學法人中期目標”，比如廣島大學師范教育的博士前期課程畢業生教員就職率要從第二期的63%提升至第三期95%，不免給大學運營構成切實的壓力。

我們還注意到《通知》正文中引起爭議的段落前一頁，說明了整個改革倡導的宗旨：“關于全面重議國立大學法人等的組織及業務事項，要立足于憲法保障的學問自由和大學自治的理念，并十分注意尊重國立大學教育研究的特性，確保其自主、自律的運營。”

文部科學省緊接著《通知》一周后又發布了配套公文《國立大學經營力戰略》。其中專門針對組織變革的章節題為“自我變革·推進新陳代謝”，包括四點內容：1）為了強化組織機能，促進大學間、專業領域間聯合與協作的組織再編；2）基于校長裁量經費的管理改革；3）整備使有意愿和能力的教員更能發揮活力的環境4）確保配備能夠擔當行政管理和支持行政管理的人才。

結合《國立大學使命再定義》、《國立大學經營力戰略》等材料再來看《通知》，方能把握此番改革動議的全貌，法人化之后中央政府介入國立大學制度性改革仍舊謹慎，并沒有扮演直接干預的權威性角色，而是通過督促、監督大學“自我變革”發揮間接影響力。

3、回應：消除誤解的補充說明

《通知》面世后，日本影響力最大的幾家報紙《讀賣新聞》《朝日新聞》《產經新聞》等紛紛對此發表社論，7月23日“日本學術會議干事會”召開記者會并發表日、英文公開聲明質疑《通知》內容，掀起輿論高潮。作為回應，9月18日文部科學省高等教育局再發表《著眼于新時代的國立大學改革》文章，對《通知》引起的誤讀和未盡之處做了說明闡釋。

首先，文中舉出兩項數據說明國立大學的文科教育應該做出一定的適應社會需求的改變，一是2004年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的大規模“企業人才需求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掌握扎實的專業知識、團隊協作能力培養和理論聯系實際的意識方面日本企業對大學教育的期待和大學宣稱在教育上的重點有明顯出入，見圖1、圖2。其中，80%受調查大學表示在文科上注重專業知識培養，但企業對此期待并不高，僅31%的受調查企業表示很期待；而對理科的專業培養65%的受調查企業表示很期待，此項文、理差異較大。而在團隊協作能力方面，有28%的受調查企業對文科教育很期待，但大學文科培養中并不重視此項，僅4%的受調查大學表示很注重。另外，培養理論聯系實際的意識方面，企業的期待也高出大學的重視程度。

其次，政府對未來中小學教師需求做了確切的預估，見圖3。2010至2017年間，公立小學教師的需求人數一路增長3萬多人，而公立中學教師的需求從2013年至2017年有緩緩下降的趨勢。2017年以后，小學教師需求下降，而中學教師需求上升。從總數來看，2016年是公立中小學教師需求結束上升趨勢的拐點。這組數據變化被用來支持國立大學適當調整師范類培養規模的政策建議。

進而，文章一一否定了對《通知》的幾種解讀，包括“取消人文社科本科及研究生院，向自然科學類轉變” “文部科學省認為人文社科類不重要”“只重視馬上有用的學問”等，并在該文中強調處在變化劇烈、沒有一定正確答案、需要發揮個人主體性的未來社會，通識教育和人文社科類學問的重要性越來越大，反而馬上能用的知識和技能被淘汰的速度卻在加劇。

《通知》中著重指出需要縮減的是基于人口動態可預測的師范專業，特別是目前許多國立大學的師范類專業下還有一些不以取得教師資格證為目的的“新課程”又稱“0免課程”，為了提升師范類專業培養的質量，建議這些“新課程”考慮關停并轉。同時，文章還指出本科人文社科類的專業分類過細，分割片面化的人文學習不能達到通識教育的目的，并舉了東京大學的例子來說明。東大為了培養能夠從整體上把握人類與社會知識的人才目標，糾正學生僅僅滿足于本專業學習的偏狹傾向，正在構想將文學部4個專業歸并合一的構想。

文章進一步承認大學不僅要開拓創造新知，還應積極擔負起引領社會需求的責任，《通知》中雖然有“向社會需求高的專業領域的轉換”的表述，但所有國立大學的改善目標都是基于此前各大學自主設定的“使命再確認”而非直接相應社會蕪雜多變的呼聲的意思。

4、現狀：國立大學的文科專業

撇開文部科學省的自陳自辯，從第三方的視角來看，日本國立大學的文科（根據日本學科分類包括人文、社科、教育三類專業）目前究竟處于什么樣的位置？是否需要組織結構上的改革？

首先觀察培養文科學生的占比。表1顯示了國立和私立的四年制大學各學科2015年的入學學生數，其中就讀文科的學生人數，私立大學文科（285086人）是國立大學文科（36944人）的7.7倍以上。

其次，國立和私立大學總體上學科布局不同。圖4比較了國立與私立大學表1所示各項數據在同類大學內部的占比。可見，國立大學的理科、工科、農科和教育的培養人數占比明顯高過私立大學，反過來，私立大學的人文、社科占比則明顯高過國立大學。圖表清晰地刻畫出國立大學和私立大學不同的學科布局傾向和在整個日本高等教育體系中的實際分工。國立大學側重承擔需要高成本持續投入、國家意志支持的理工科，教學科研成本較低、畢業率較高的文科學術規模則占了私立大學總學生數的60%以上。

錄取率能簡單地反映大學各專業與報考考生的供需關系。圖5比較了國立與私立大學不同學科大類2015年的錄取率。由于國立和私立大學報考方式不同，兩組錄取率之間沒有足夠可比性，但組內學科大類之間可比。我們發現，國立大學的人文類錄取率最低而社科類錄取率很高，僅次于最高的保健醫療類，教育類錄取率居中。私立大學的人文和社科錄取率幾乎相等，都居中，而教育類錄取率在各學科大類中最高。由于總體上國立大學的選拔性高于私立大學，可以推論，學費低、招生規模小、錄取率低的國立大學人文類教育定位側重于精英性（選拔性）基礎文科。這不是出于市場需求，而是文明和文化所承載的公益要求，理應由國立大學擔當。另一方面，學費高、規模一般、錄取率和社科持平的私立大學人文學科定位側重出自個人自我完善或興趣上的需求

國立大學比私立大學的申請限制更大，具有申請資格者較少，就使得國立大學的錄取率總體上比私立大學顯得更高。

再通過時間序列數據觀察兩類大學文科招生人數的變化趨勢。圖6、7、8顯示了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三個節點上人文、教育、社科類學生數在國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總體招生數中所占份額的變化。顯而易見的是，國立大學10年來三類文科招生份額都十分穩定，幾乎沒有發生超過1%的變化，而私立大學三類文科招生份額均有變化，具體是：2015年教育類份額提升至2005年的184%，2015年人文和社科的份額均減少為2005年的90%左右。

綜上，國立大學享有和私立大學全然不同的政策和市場環境，使得兩類大學學科分布特征鮮明，國立大學總體上側重理工科，私立大學側重文科。就文科教育而言，國立大學承擔的學生人數為私立大學的八分之一，其中人文學科更低至十一分之一，被《通知》點名的教育類則為二分之一。結合選拔性和錄取率而論，國立大學的人文學科具精英性，其教育類專業則不明顯。再者，近十年來，積極應對市場需求的私立大學人文、社科、教育類人才培養規模有顯著的此消彼長的變化，然而國立大學的三類文科則始終保持著10年前的規模和份額。

5、兩種文科：恒久的與隨需應變的

人文、社科、教育，十年來不變的份額究竟是大學精神的保守，還是管理上的惰性？實際數據不能告訴我們更多，下面從大學和學術自身的理念與邏輯出發，討論文科的設置與變革的必要性。

以現代高等教育先行者歐美為例，哈佛大學的著名校長查爾斯·艾略特在1869年就職演說時認為：“在我們這個年代里，學院領導層唯一合情合理的目標就是在所有的知識領域里拓展、深化和活躍美國人的教育。還要經過好幾代，美國最好的教育機構才能成長壯大到需要精簡修整的程度。”

艾略特的預言非常準確，1930年左右，亞伯拉罕·弗萊克斯納明確批評美國的大學“正處在一種蒸蒸日上的、重實際勝于重理念的無序狀態……美國的大學正變得越來越喧鬧。我們的大學的確已增加了設施和機會；同時它們業已毫無必要地變得廉價、庸俗和機械。”他特別強調許多新生的“專業”因其實用性價值而非知性價值而涌入了大學：

“說到專業科類，我認為法律和醫學有明確的理由列入其中；有教派的宗教不能列人，因為它含有偏見；或許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列人；商業、新聞、家政‘學’或圖書館‘學’則當然不能列人……從歷史上看，專業指‘學問高深的專業’……專業是學術性的，因為它深深扎根于文化和理想主義的土壤。此外，專業的本性來自理智。”

艾略特和弗萊克斯納剛好處在美國大學發展的兩個轉折性階段，敏銳地察覺到大學中專業設置的質變并作出符合當時情況的判斷。現代大學蓬勃發展的過程中，學科專業設置是變化的，經歷了從少數精深的以古典學問為主的門類拓展到更多新領域、新知識，并因市場的需求等顯而易見的原因，缺乏節制地把一些不夠“高深”，缺乏“理智”價值的專業也吸收進來的擴張過程。從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來看，我們可以把變化歸因于社會及人類文明不斷現代化演進，歸因于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大學的巨型化趨勢。就文科而言，增長的大多數并非高深的、充滿知性價值的專業，而是弗萊克斯納看來不能列入大學的實用性文科專業，比如商業、新聞、家政等等。

再看日本文部科學省最近發表的《國立大學經營力戰略》中闡明了政府對國立大學定位與使命的認識：

“國立大學整體上要擔當起實施世界最高水準的教育和研究，有計劃地培養人才、實施大規模的基礎性、前沿性、試驗性的教育和研究，繼承和發展那些社會和經濟上需要不大但非常重要的學問，確保高等教育機會均等、貢獻于激活地區建設等多樣的職能。”

顯然，“基礎性、前沿性”的教育和研究、“繼承和發展那些社會和經濟上需要不大但非常重要的學問”僅指現存人文、社科、教育三類文科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這與推崇德國高等教育思想的弗萊克斯納的觀點如出一轍。

究竟什么是基礎性、前沿性、具有知性價值、社會和經濟上需要不大但非常重要的學問的人文學問？就其目標而言，維柯認為它致力于對人及人類社會本性的深刻理解，從而全面培育我們心靈的神圣能力，人文學問“無上的大用”還在于能使人為公民之公共的善而修養自身。帕斯卡精辟地概括，人之完美杰出的實質是其協調自身對立之德行的能力以及它占有這些德行之間所有空間的能力，白璧德進一步指出，人文的程度取決于這種融合自身相反品質的能力——內在的制約、反思，對外的同情與判斷選擇。人文的成就表現為人與社會平衡中和的最佳狀態，中國傳統中異曲同工的表述即為“中庸”。所以，人文的本命和自信在于它“所要確立的，是國家，是集體的最優秀的自我，是民族的健全理智……不僅是為了維護秩序，也同樣為了實現我們所需要的偉大變革。”人文學問以優秀的人格、國家、文明為其目的，而非相反。

新興的實用文科則完全不同。當我們將人文知識、素養與能力活用在解決具體的問題，再增加一些職業特色的技能訓練，比如商業、新聞、師范、家政、圖書管理等等，于是就構成了各式各樣適應市場需求的專業人才培養，這就是兩種文科的差別，前者是經典的，后者是生生滅滅的。接納了應用性、職業性專業的現代大學有責任主動與時俱進地調整這些實效性專業設置——要不是因其實用性和市場需求這些不具有經典性的專業沒有理由并立于大學。兩種知識在大學中并稱為“文科”容易造成混淆，弗萊克斯納批評大學組織臃腫、目標膨脹，學術焦點日益模糊，他堅稱大學只應致力于前者，派生的應用性文科不可能享有等量齊觀的經典性地位。而克拉克·科爾目睹后者進入大學之勢不可逆轉，充滿政治智慧地道出大學管理上 “唯一絕對有誤的決定是認為今天（領域間的）平衡必須保留到明天。”

6、啟示：學術自治與文科的存在

通過對日本大學政策的分析可見，《通知》可能表述過于簡單直白，在日本的語境下顯得“體諒”和溝通不足，但是政府試圖推動國立大學改革文科的意圖不是沒有道理的。2015年在10月20日國立各所大學向文部省提出的第三期計劃草案中，已經有不少大學自覺提出了改革或組織縮小的計劃。其中提出人文社科類的本科學院及研究生院重組計劃的有33所大學，包括名古屋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神戶大學，橫濱國立大學，長崎大學等。橫濱國立大學將會把現有的經濟學院的2學科與經營學院的4學科分別縮減到1學科。滋賀大學考慮合并經濟學院與教育學院，2年后開設文理綜合型“數據科學學院”，定位在大數據的收集、分析和應用。神戶大學準備以培養全球化人才為目標，合并現有的“國際文化學院”和“發育科學學院”。 另外有9所大學準備廢除前文提到的“0免課程”中止相關招生。其中有新瀉大學，靜岡大學，熊本大學等。比如，熊本大學將會在2017年停止教育學院的“區域共生社會課程”以及“終生體育福祉課程”的招生，并在第三期內將其廢除。

筆者認為，這項政策案例中日本文部科學省的行政體現了有節制的作為，例如：事先充分的溝通醞釀，與大學協商設定各具特色而非一刀切的改革目標，將改革的實際權柄賦予大學校長，將政策的過程性公文充分公諸于世，在受到輿論爭議時詳細地公開回應、消除誤解，并使用調查數據作證等。其效果體現了國家行政當局對現代大學的治理能力。更重要的是，結合國立大學的辦學定位和《通知》對部分文科的縮編動議可見，文部科學省對待大學文科設置是有所區分的：職業的、應用的文科被點名要求回應社會需求和人口變化，而基礎的、經典性的文科則主要留給學術界自我裁量。

目前，市面上針對《通知》政策的大量衍生討論往往出于對古老的人文學問本身所面臨的危機憂心忡忡。這種憂患意識從上世紀中葉開始在全世界蔓延，至今愈演愈烈。近年來，從硬實力到軟實力，各層面的國際競爭都會促使行政當局多多少少采取急功近利的政策。可是，人文的捍衛者要意識到，官僚的作為最多只是顯而易見的冰山一角，海平面之下，現代社會盛行的商業資本主義、政治（正確性）的教條、科學主義和學術研究專業化的“命運”（韋伯語）共同夾擊，構成了對人文學問籠罩性和根本性的威脅。經典的人文學問雖然曾經是古典大學的主體，如今卻是現代大學組織體系中的“另類”。

大學作為一個整體，其自我形象的核心是對真理的興趣，傳播和發現關于重大問題（卻未必最緊迫）是其首要使命，大學所做的其他事情則是從屬的。政治的質量取決于在制度上對支持大學追求真知的理想的體現，社會中的實用主義者對這一理想的否認會導致這個社會的粗暴。對待大學創造的價值，社會和政府往往最看重當下的用處（日語所謂“速戰力”），掌握大學財政命脈的中央政府在介入大學事務時應當節制而寬容，從容而非急迫的政策環境更有利于大學的健康發展。

另一方面，學術自治不能成為大學忽視社會的聲音、排斥政府建議的傲慢。大學的自治威望和對社會的有用性是一體兩面的關系。現代大學應當能夠同時滿足追求學問的需求和其所處社會使用學問的需求，也就是同時容納不具有“速戰力”的基礎學科和直接能轉化為社會經濟效益的工程技術學科、應用性文科等。為了前一種目標，大學依賴政府與社會的支持，而大學也理當報之以后一種服務。這個意義上，廣義的文科就是一個縮影，它既包括前一種自我滿足的、堅定不移的志向，也包括后一種應需服務的責任。大學只有處理好兩種學術任務的平衡，才有可能把握好與政府若即若離，相依相成的關系。

（本文原載于《復旦教育論壇》2016年第二期，原文標題《日本國立大學文科“關停并轉”相關政策分析——兼論兩種文科的現代命運》。因技術問題，恕略去原文注釋與文章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