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兒胡同與北京著名景點南鑼鼓巷毗鄰，現在已是北京舊城改造的新典范。菊兒胡同的3、5、7號原為晚清重要政治家榮祿的府邸。在庚子之變中，榮祿府被日軍以特別的理由付之一炬：日軍認為“榮相不能死，不能守，又不能扈蹕以出”——沒本事守城，還不剖腹自盡，兩宮帝后外逃西安也沒帶他，這讓皇軍相當瞧不起，遂一把火燒了榮祿心愛的“略園”。隨兵火化為煙塵的，還有榮祿的信件、私人筆記等文獻材料，這給后來的歷史學家帶來了不大不小的麻煩。

在后來的《辛丑條約》談判中，日方點名要求清廷派榮祿當談判代表，這又與英美法德等列強意趣相左。或許日方認為榮祿是清廷代表性的軟柿子，抑或視其為“敗犬”而欲羞辱之。而由于榮祿是攻擊使館區的直接領導者，其他列強按照一般的外交心理，一度排斥與榮祿在戰后正式接觸。

危局中的替補裱糊匠

庚子年農歷五月，拳民組織從山東蔓延到京城，用燒教堂、拆鐵路的方式來表達對洋人和教民的憤怒，事態仿佛要演變成一場內亂，并引起了列強的高度關注。

因痛風而正在休假的榮祿，在五月初二上奏表達了他的治安之策：“遇有拳會，分別良莠，禁諭兼施……殲除首要，解散脅從……則匪徒之技窮，洋人之口塞，我辦我匪，彼兵亦可不來。”想把義和團運動從內亂與外交事件化為治安事件。

對朝中新派人物來說，“剿”似乎是共識，拳民毀鐵路催化了共識的形成。張之洞在五月初四說，“鐵路與教堂何涉，可見實系會匪”；后來因主和而被處決的外交大臣徐景澄擔憂財政的進一步惡化，“惟京津一路，所有關外新路借款，月息六七萬兩，全仰給于此”；李鴻章則以旁觀者的口吻評論說：“拆路百二十余里，修費何出？將來各處效尤，路恐不保。”

而此時的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仍難忘戊戌政變中列強針對自己的粗暴干涉，她從義和團中仿佛看到了一些政治資本。五月初七，在一片混亂中，慈禧指示手握重兵的榮祿：“萬不可剿。”這和榮祿“殲除首要、解散脅同”的路線相背，而一貫仰太后鼻息的榮祿選擇了閉嘴，在滿朝八旗貴族沖洋人喊打喊殺的氣氛中，再堅持對列強主和者難免被視為“大漢奸”。

“當庭面折非所長”，榮祿連上七次奏折碰了釘子，就再也不愿招晦氣。轉而在不危害自身政治地位的基礎上，嘗試閃轉騰挪做以補救措施，免得將來“求城下之盟而不可得”。五月十五日，以日本使館書記官在城南被殺為契機，榮祿向慈禧建議調在外督辦河工的李鴻章回京負責外交，并派武衛軍保護使館，建議被采納了。

然而半月之內事態百轉千回，徹底的失控始于五月十七日，京津鐵路中斷，電報線路被毀，謠言四起。在榮祿的政敵徐桐、端王、剛毅一派支持下，慈禧太后命軍機大臣剛毅前往南郊視察拳民武裝，并予以“宣慰”。消息一出，“各國嘩然”，軍艦開始攻擊大沽。

而此時的京城內，大柵欄商業區燃起不祥的大火，火勢殃及前門。近在咫尺的紫禁城內，“貝勒、貝子皆大哭，非哭燒殺之起于京師，乃哭昨日上諭之欲拿團也”，哭聲匯聚成強大的政治勢力，使朝廷繼續坐視京城形勢進一步失控。榮祿私下罵道：“這些王八蛋，要把義和延入京，謂其能打洋人，鬧得如許爛。”

五月二十日，受前門大火的刺激，慈禧太后召集七十多名高級官員，表達戰斗到底的思想。此時榮祿得到寶貝情報，來自江蘇糧道方面的消息稱，洋人開出四條議和條件，包括“天下兵馬錢糧歸其掌管、佛爺用洋兵保護”等四條。榮祿不顧幕僚反對，將情報送達天聽，本想用這個后果刺激慈禧，使其轉向緩和措施。沒成想刺激過猛，反讓慈禧堅定了開戰的決心。據庭臣日記的描述，慈禧情緒激動地指示說：“就是要送天下，亦打一仗再送！”而八旗貴族“各懷心意，從中有犯渾不懂事理，皆以上意為順”。此時的榮祿，“若再分辨，視為叛逆矣”，遂與盟友“灑淚而散”，去準備進攻使館的工作了。

隨后大沽陷落，開戰已成定局。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三點，清廷向各國公使發布最后通牒，命其二十四小時內離京。各國使節料想安全決難保證，沒有行動。事實也證明如此，德國公使“可憐的克林德”二十四日早晨外出，在東單牌樓被槍殺。下午三點時間到，清國官民展開對使館的進攻，“榮祿自持檄督之，欲盡殺諸使臣。炮聲日夜不絕，屋瓦自騰，城中皆哭”。五月二十五日，朝廷發布向十一國的宣戰詔書，要“一決雌雄”。

有論者認為猛攻使館五十六天而不下，與榮祿故意放水、對太后陽奉陰違有關，在停火間隙，榮祿還派人給洋人送去水果、蔬菜、雞蛋和冰塊。不過更進一步的考證表明，戰斗不可謂不激烈，給使館人員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陰影，以致“逃離德黑蘭”的緊張日子甫一結束，將董福祥作為戰犯處理就成為了列強的核心施壓點之一。

這個關頭，朝廷的紅黑臉都由榮祿一個人來唱，角色尷尬。榮祿既要指揮難以節制的武衛軍和無法節制的拳民武裝攻打使館，還要找一切縫隙釋放善意，畢竟天津方面的聯軍節節勝利，拳民一觸即潰，榮祿的嫡系部將也兵敗自殺。

五月下旬，各地督撫瘋狂致電榮祿詢問京城形勢，而直到五月底天津失陷前后，朝中主和派地位略有提高，榮祿終于可以說話而不被殺頭了。六月初，東南大員終于收到了來自榮祿的回信，透露了事變前后榮祿在朝中孤立無援的狀態：“兩宮諸邸左右，半系拳會中人，滿漢各營卒中，亦皆大半。都中數萬，來去如蝗。”拳民追逐著貴族，貴族擁重著拳會，政治空氣已經相當不正常也難以正常。

國運最低谷和個人最高峰

六月以來軍事上的節節敗退，使得榮祿顯得有了先見之名，親王貝勒開始恭維這位軍機大臣：“汝可不可死，汝欲死是不如我死，全仗汝救國救民。”在給叔父的信中，榮祿透露了之前度過的艱難時期：“昨好容易拿住一漢奸，令其送信，以通消息。”通消息的效果非常好：“各使館怕到極處，求救不得，得著侄信，感激萬分……昨又活捉一鬼，趕緊送回。”

好不容易拿住的“漢奸”，是教民金四喜，過程非常有戲劇性。本來金四喜被武衛軍董福祥部抓獲，即將處決，臨刑前其頭發中掉落一紙片，泄露了其使館情報員的身份，董立即上報給榮祿，榮如獲至寶。通過這些偶然的收獲，榮祿讓洋人感受到了清國官方的一絲殘存的善意，為日后乞和與個人的保全留下了后路。

然而無可奈何，聯軍離北京近一寸，公使的腰桿就硬一分。七月初八榮祿最后嘗試與列強提前議款，遭到拒絕，清方派出的談判代表也開了小差，城下之盟在所難免。

七月二十一日，在聯軍準備進攻紫禁城的當口，兩宮出逃西安。榮祿在兵荒馬亂中如約來到紫禁城開會，發現太后同僚都不在場，慈禧出逃匆忙未來得及通知榮祿。不明真相的榮祿與崇綺“在紫禁城內相見大哭”。

隨后榮祿奏報稱“本擬收拾殘卒，竭力巷戰”，但是“見城中四處火起，喊殺之聲大振，居民擁擠奔逃”，才放棄了抵抗計劃，逃到了保定，開啟了幾個月的流浪大員生涯。最終靠東南督撫的極力擁護，才得以與兩宮帝后匯合，重返中樞。

隨著剛毅、李鴻章等人的病死，主戰貴族的圈禁，榮祿最終得以位極人臣，執掌了行將就木的清帝國大權，在國運最低谷時站到了個人政治生涯最高峰。一年之后，慈禧移駕回京，彬彬有禮地向城樓上各國代表微笑致意，榮祿騎馬隨侍左右。

此時的榮祿也處于身心健康的最低點，妻兒病死，略園被燒，雖然有才干，懂權變，但在經過令人精疲力竭的庚子之變后，榮祿再無超越慈禧視野范圍的政治主張，他的歷史形象也定格在了這一時期。當年鮮衣怒馬笑看政敵問斬、俟后痛飲于酒肆的少年主事，終于變成了躺在炕上抽煙袋鍋子聽匯報然后不置一詞的老油條。

后世視其為戊戌變法的扼殺者、庚子之變的罪魁、鎮壓義和團運動的劊子手，似乎并不冤枉？

“尚有一二節可以稱道”

至1903年去世，榮祿“日奔鬼境取媚求容”，拜訪外國使館修復關系，邀請外國使節徹夜觀賞京劇，“中外大聯歡”。列強方面心知肚明：“對榮祿或對義和團騷亂負有重大責任的其他官員表示公開敵視態度，那是不策略的。”榮祿也心知肚明朝廷再無矜持的資本。

經歷了太平天國起義和庚子之變的榮祿，對教民案件極為重視，深知“教堂賠款無非攤派地方，疆吏責諸有司，有司斂諸百姓。鬧教之罰愈重，仇教之怨愈深，故一案未結，一案又起，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謂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有了不亞于革命家的深刻認知。

庚子事變之后，輿論對榮祿的評價進一步兩極分化。詩人易順鼎吹捧說：“斡旋補救，皆全仗吾師一人……試問使館之保護，誰保護之？”嚴復向戊戌變法參與者張元濟分析說：“榮仲華前用騎墻政策，卒以保全其首領。然平心而論……則非之可非、刺之可刺，故尚有一二節可以稱道。”

而維新黨人夏曾佑在《申報》發表的最具影響的評論則完全是負面的，認為榮祿在庚子間用“首鼠兩端之術”為“長保富貴之謀”，實在是王莽一類的大奸臣。

榮祿與維新一派的世仇始于戊戌政變。無論當時還是后來，康梁黨人都相信是袁世凱和榮祿的告密導致了政變。而近二十年來的史料重建，證明了慈禧訓政早有計劃。而榮祿在政變后“盡一切力量”挽救新政成果也是事實。當時新舊大臣的分野并不明顯，榮祿可算“體制內維新派”，甚至事后李鴻章也以“康黨”自居，被革命家章太炎引為奇觀。

華裔學者房兆楹評價道：“榮祿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也未曾想作過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但通過觀察庚子之變中榮祿的作為，可歸入政治家之列無疑，并與其他朝臣有所區別。

同時扮演好奴才和政治家的角色看來并非易事。

參考資料：

《榮祿與晚清政局》，馬忠文，社科文獻出版社，20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