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藝術家梁紹基個展“蠶我我蠶”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開幕。借助一系列沉浸式裝置、影像、攝影及聲音等作品，展覽呈現藝術家過往三十余年與“蠶”緊密纏繞的創作實踐，梳理了藝術家與“蠶”共謀而成的“自然系列”作品，并呈現與生物學等領域發生跨學科關聯的新作品。

剛剛度過76歲生日的梁紹基精力充沛，展覽開幕前夕，他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分享了其與蠶“相識”以及對于文化、生命的體悟。“蛻變對于蠶來說是生命必然的歷程，我們的歷史也是如此。”梁紹基對澎湃新聞說。

在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一層，蠶絲包裹著巨大的香樟木殘體，兩種生命攜帶著各自的歷史彼此滲透。往前走，沉重的鏈環從昔日發電廠的天井懸空而落，輕盈的蠶絲纏繞在上面，和工業的冷峻形成對立，通向二層的電梯則被打造成一條繭型甬道，邀請觀眾一起步入蠶的世界。

《沉云》，展覽現場

梁紹基為展覽構想的繭型甬道

展覽“梁紹基：蠶我我蠶”呈現藝術家過往三十余年與“蠶”緊密纏繞的創作實踐。梁紹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涉纖維藝術，后在中國美術學院師從萬曼（Maryn Varbanov）探索軟雕塑。1988年，他開始以“蠶絲”這種具有生命感的活體纖維進行探索，并開啟“自然系列”的創作。通過親自養蠶，梁紹基深諳蠶性，將蠶置于木、竹、金屬等不同的材料與物件之上。在梁紹基所建立的藝術語言中，蠶意味著生命和時間，也是不同文化的交點。

梁紹基于其工作室創作大型裝置《巨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2020。藝術家供圖。

文化

展覽開幕前一日，恰逢梁紹基76歲生日，他在接受了大約兩小時的媒體采訪后，匆匆吹過生日蠟燭，又精神抖擻地出現在一樓展廳開始導覽。從作品《沉云》開始，他如數家珍地介紹起自己與蠶的漫長“共謀”，《沉云》用到了來自唐代的香樟木，“1990年代農村城市化運動中，它們被鋸斷，我花時間把它們找來，組合起來做了這些作品。”梁紹基解釋道，唐代的木頭沉淀著歷史，而纏繞的蠶絲則產生了更多的意象。如果說殘木意味著傳統文化根源在當下的存在，那么具有療愈生命作用的蠶絲則蘊含文化的綿延、超越和可能性。

《沉云》中，梁紹基表達了他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吸納與思考。他相信“天人合一”，在老子的“道法自然，自然而然”與莊子的“夢蝶”“齊物”里找到認同。他常年在浙江天臺山居住工作，追慕曾經在那里生活過的唐代詩人寒山，欣賞其超然物外的精神。與此同時，他經歷并關注著外部文化的裂變。“蟲，蛹，蛾，蠶的一生中有三次‘蛻’，蛻變對于蠶來說生命必然的歷程，我們的歷史也是如此。”梁紹基在采訪中告訴澎湃新聞，“一方面，我們有‘春蠶到死絲方盡’，歌頌它的奉獻精神，另一方面又說‘作繭自縛’，這是悖論，而世界正是在這樣的悖論中一直糾纏不休，這里面就有無數次的陣痛，無數的蛻變。”

另一方面，西方哲學宗教同樣影響了梁紹基的創作。在“85新潮”期間，除了東方哲學，他還從黑格爾、尼采、海德格爾、加繆一路讀到弗洛伊德。而在藝術表達的方法上，他又對現代主義乃至后現代主義興趣濃厚，“我喜歡德國的表現主義，也喜歡馬蒂斯、畢加索創作里的‘原始性’，從這些作品里我可以看到一個生命的‘源’，生命最本初的狀態。”

此次展覽中，作品《平面隧道》透過薄薄的圓形蠶絲投下陰影，在平面中形成延展空間，“意大利藝術家豐塔納在畫布上切了幾刀，使繪畫成了雕塑，發表了《空間宣言》。馬利維奇的《白上白》亮出了‘至上主義’。”梁紹基曾分享過這些對他帶來影響的藝術家作品，“而薄如蟬翼的馬王堆出土文物——49克重的‘素絲蟬衣’啟示了我，在薄冥下讓蠶自然吐就一個圓形，一個空無一物的微薄之致的平面，成為歷史碎片、時空切片、宇宙蟲洞。”

在梁紹基看來，文化的“蛻變”是與融合、對話相伴的。據他回憶，在中國美術學院上學時期，他被潘天壽、林風眠等人的繪畫所吸引，但直到他見識了諸多西方藝術家的作品后，經過比較，才真正理解了這些國人的技法和內涵，他將潘天壽與塞尚作比，“比較是交流，是共生，”梁紹基說道，他與蠶“共謀”，也和不同的文化“共謀”。

科學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回顧其作品，此次展覽復建了梁紹基日常的工作室以及與科學家合作開展蠶學研究的“實驗室”，一間展廳甚至搬來了活體蠶和桑葉，讓觀眾近距離觀看蠶的動態。

梁紹基“工作室”復建，展覽現場

蠶和桑葉，展覽現場

全新作品《皮膚》《白光》同樣出現在展覽中。其中，《皮膚》通過把握生物鐘和溫度，賦予絲箔不同的折皺，書寫出生命的記憶；《白光》則透過18個影像于加速中幻化為一束飛逝的白光，像蠶絲般綿綿伸延，以至無窮。

《皮膚》局部，2019-2021，蠶絲，尺寸可變。藝術家與香格納畫廊供圖。

作為藝術家與科學家合作的新成果，“蠶我我蠶”還展出了《熒光》系列作品，除了延續他對于棱錐形的興趣，作品利用轉基因技術，使得蠶絲在光的激發下放射出熒光。在梁紹基看來，蠶和蠶絲中蘊含的自然性與轉基因的人為性并不矛盾，反而能迸發出更多的對話與創造空間，而科學本身也蘊含著詩性。有一次，他在顯微鏡下發現了蠶體腔中最重要器官——絲腺結構，在他的觀察里，上、中、下三部分腺體和吐絲管構成了一座神廟般的建筑造型。

《熒光》，展覽現場

除了這些藝術與科學交織的作品，在采訪中，梁紹基還分享了一些更大膽的構想：創作基因的音樂。為此，他和國內外的音樂家、科學家進行了大量的探討，得到的答案是暫時無法實現。“但是我不死心，”他說道。最近，他又在和科學家等交流的過程中了解到，未來蠶絲和蜘蛛絲有可能可以編織在一起，制造太空降落傘。

他將這些構想和詩的意義聯系起來，“一個希臘人告訴我，詩是不可名狀的，在希臘語里帶有創造的意思。藝術家和科學家要攜起手，走到不可名狀、不可企及的彼岸。這就是動力，這就是詩。”

生命

在美術館整整兩層的空間里，梁紹基讓蠶絲包裹不同的結構，將蠶脆弱而堅韌的生命力填滿其間。在他與策展人侯瀚如的構想里，一組巨型鏈環出現在一層，經過繭型甬道，將人們引入二層如蠶繭般巨大而挑高的卵形空間，鏈環和卵形空間分別構成了如同但丁《神曲》中所說的“煉獄”和“天庭”，產生關于生命的共鳴。

《沉鏈：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展覽現場

作品《沉鏈：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將金屬焊接為鏈環，并彼此交叉為八字結構，蠶絲包裹其上，將輕盈和沉重結合起來。“工業和自然，堅硬和柔軟，冷酷和溫暖，死亡與生命，自由和囚禁，在這里共同發生。”在展覽現場，梁紹基激情飽滿地拋擲出了一組又一組對立的特質，展現“生命不能承受之輕”，而作品的靈感不只來自于米蘭·昆德拉的這本小說，“有一天，我看到一條蠶爬到屋頂上，差點要滑下來的時候，空中亂絲在飛舞，蠶也吐絲，沿著這些絲往上爬，最后生命獲救了，這種‘千鈞一絲’的意念讓我久久難忘，”藝術家自述道，而作品中的八字結構則來源于蠶吐絲的形態。

《天庭》，展覽現場

《天庭（PSA 特別版）》手稿，2013-2021。藝術家與香格納畫廊供圖。

在展覽前言里，侯瀚如寫道，梁紹基的作品讓人們“在一個絕對當代的生態，亦即這個‘史無前例的’脆弱和危險的處境中，一起去想像和試探某種我們可以賴以自救的‘詩意’出路。”如果說《沉鏈》與人類在疫情后的脆弱處境相重合，那么《天庭》則營造了一種宗教氛圍，通往生命的超越。4件蠶絲纏裹鐵絲而筑成的絲錐占據著空間的“軸線”，前方是3根絲織光柱，燈光在蠶絲的覆蓋下顯現出朦朧和流動的氛圍。

相較于這兩件大型作品，曾在1999年威尼斯雙年展上展出過的《床》系列則以一種小尺度表達了梁紹基在某一時刻對生命的領悟，即“我是一條蠶”。他將發電機銅線圈截斷，繞成一個個搖搖擺擺的小床架，把蠶放進去，讓其在上面生長吐絲、張網、結繭、蝶化。在某種意義上，蠶的一生也是疲于奔命的人的寫照。

《床自然系列 No.10》，1993，燒焦銅絲、絲、蠶繭，800x200x10cm，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藏。藝術家與香格納畫廊供圖。

除了威尼斯雙年展，梁紹基在過去的數十年中陸續參加了許多國內外展覽，奔波于不同的旅途之中。在采訪和導覽的過程里，你也能發現，他仿佛有用不完的精力和分享不完的想法。這讓人很難想象，他又能長時間的在天臺山上獨處和冥想，似乎他對于生命的體驗有著不同的維度和速度。

“我搬至天臺并非是為遁世，我始終關注社會，關注當下，天臺發展的節奏比外界慢了兩個節拍，正因如此，容我對都市已縱即逝的許多事件和現象能于‘僻壤’靜觀一番。”梁紹基在幾年前的一次采訪中說道，而冥想是他得以處理這兩種不同“節拍”的方法。

《雪藏——困》局部，2019-2021，手機、樹枝、芯片、絲、蠶繭、木板。藝術家供圖。

疫情期間，梁紹基每天收到大量的手機訊息，“里面有很多是虛假的，攪得你心慌意亂；但是沒有手機的時候，你反而感到不存在，你需要依靠手機去聯絡。”在作品《雪藏》里，梁紹基無比“叛逆”地把一個個手機埋到蠶絲所編織的“雪地”里。“手機是信息網，‘雪’是生命的網，”梁紹基在采訪里這樣形容道，他用蠶絲編織的生命之網去蓋過紛雜的信息所發出的聲音，也以此來治愈現實中的焦慮。“厲害的人是能在虛空里找到你的價值，”他這樣講述生命。

展覽“梁紹基：蠶我我蠶”將持續至2022年2月20日。

（文中圖片除標注外均由澎湃新聞記者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