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大約3300年前的殷商晚期，中原大地溫暖濕潤，密布的原始森林中生活著大量的犀牛。從現(xiàn)代生物分類學(xué)上來看，那時的犀牛分屬不同的屬種，在體型和形態(tài)上存在較大差異，因而古人在造字時便取“犀”、“兕”來分別指稱。根據(jù)《爾雅·釋獸》中對二者的描述：“兕似牛，犀似豕”，再加上晉代郭璞對其作注時寫道：“（兕）一角，青色，重三千斤”，“（犀）形似牛，豬頭，大腹，卑腳，有三蹄，黑色，二角……”，可以大致推斷“兕”應(yīng)當(dāng)為獨角犀屬的印度犀或爪哇犀，而犀則是雙角犀屬的蘇門答臘犀。

圖1：犀牛不同亞種的體型對比

殷墟甲骨文中多次出現(xiàn)了商王狩獵犀牛的刻辭，其中《殷墟文字乙編》第2507片便記載了商王“焚林而獵……獲十五兕”（圖2）；有時商王也會用獵獲的犀牛用來祭祀，制作于帝乙或帝辛六年的“宰豐骨匕”（圖3）上有刻辭：“壬午，王田于麥麓，獲商戠兕。王賜宰豐、寑小、（矢旨）兄，在五月，唯王六祀，肜日?！贝笠馐牵喝晌缛漳翘欤掏踉邴湹纳侥_下獵獲了一頭罕見的犀牛，商王賞賜了隨員，當(dāng)時正逢肜祀之期，便用這只犀牛舉行了肜祭之禮。隨后，史官便取用犀牛的一段肋骨進行了刻辭和鏤畫，以紀(jì)念這個偉大而喜慶的時刻。

圖2：《殷墟文字乙編》第2507片卜辭拓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

圖3：商代宰豐骨匕（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殷商時期，東夷反叛無常，帝乙十五年（公元前1187年）征討東夷，路過附屬商朝的夒地（即今山東聊城壽張鎮(zhèn)一帶）進行了巡視，并賞賜了夒地首領(lǐng)俞，還在這里進行了祭祀。之后俞便鑄造了一件犀牛型青銅器（圖4），并刻文紀(jì)念：“丁巳。王省夒且。王易（賜）小臣俞夒貝。隹（唯）王來正（征）人（夷）方。隹（唯）王十祀又五，彡（肜）日。”俞以犀牛為造型，可見位于殷商王畿和東夷之間的夒地也分布有犀牛，而且毋庸置疑，在某種意義上，犀牛是一種榮耀的象征。

圖4：商代小臣俞犀尊（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shù)博物館藏）

到了西周，隨著定居農(nóng)業(yè)文明的不斷發(fā)展，農(nóng)耕地帶向外不斷拓展，為了避免野獸危害人民生命財產(chǎn)安全，周武王在公元前1046年滅商及其附屬國后，“驅(qū)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但僅僅是把這些野獸驅(qū)離人們生活的區(qū)域，中原地區(qū)的犀牛仍然廣泛分布。此外，犀牛也是當(dāng)時貴族圍獵的對象，《逸周書·世俘第四十》中記載了周武王在一次狩獵中，“狩……犀十有二”；《國語·晉語》中記載了晉國始祖唐叔虞“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這也是犀牛皮被制成鎧甲的最早記載。《周禮·考工記·函人》中記載了當(dāng)時專門從事鎧甲制作的手工業(yè)者“函人”：“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即雙重犀兕之皮）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雖然關(guān)于鎧甲的壽命或許有夸張成分，但也足以見其堅固耐用。《今本竹書紀(jì)年疏證》中記載：“（夷王）六年（前885年），王獵于社林，獲犀牛一以歸”。《詩經(jīng)·小雅》作為西周都城鎬京地區(qū)的詩歌樂調(diào)，其中多篇出現(xiàn)了犀牛和獵犀的記載：《何草不黃》中有“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吉日》中則有“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fā)彼小豝，殪此大兕”。后來到了春秋中葉，據(jù)蘇軾在《上梅直講書》中的講述，郁郁不得志的孔子輾轉(zhuǎn)于陳國和蔡國之間，在曠野的路途中與弟子對話時便引用此句發(fā)出感嘆：“‘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

圖5：戰(zhàn)國石犀（四川成都博物館藏）

圖6：戰(zhàn)國錯金銀犀牛銅帶鉤（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自春秋以降，犀牛的命運因諸侯相爭而急轉(zhuǎn)直下。據(jù)《左傳·宣公二年》中記載，在這一年的春天（前607年），宋國和鄭國在大棘（今河南柘城縣西北）開戰(zhàn)，宋軍中便有將士身披犀皮鎧甲。宋將華元被俘后逃回國內(nèi)，結(jié)果被筑城百姓背地里嘲笑“棄甲而復(fù)”，于是華元讓他的驂乘（即護車武士）對百姓說：“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有牛就有牛皮，況且犀牛數(shù)量還多，打了敗仗丟掉鎧甲又能怎么樣？）”；西漢桓寬在《鹽鐵論》中也提到“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然而到了春秋末年，犀牛已經(jīng)不見有在中原地區(qū)的記載了，生活在春秋晚期的范蠡在《范子計然》中便有“犀角出南郡”的記載，此處的“南郡”雖不是后來秦初設(shè)立的具體行政區(qū)劃，但可以理解為泛指南方的郡縣，根據(jù)范蠡的出生地楚國宛（今河南南陽）人和后來投奔越國后的生活軌跡推斷，“南郡”應(yīng)當(dāng)是長江中下游一帶。當(dāng)時正值吳越相爭，《國語·越語上》中記載了越王勾踐作戰(zhàn)前動員：“今（吳王）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三國韋昭在《國語·楚語下》注云：“十萬曰億，古數(shù)也?！彪m然其中有一定夸張的成分，但足見戰(zhàn)爭對犀牛皮的大量需求。到了戰(zhàn)國時期，在秦國與楚國的對抗中，楚軍將士們也曾身披犀甲奔赴國難，正如屈原在《九歌·國殤》中所描寫的那樣：“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當(dāng)時的楚地據(jù)《墨子·公輸》所載：“荊有云夢，犀兕麋鹿?jié)M之?！背酥?，楚王也好獵犀牛，《戰(zhàn)國策·楚策》中記載“楚（宣）王游于云夢……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fā)而殪”。這一時期的巴蜀一帶同樣可以見到犀牛的身影，據(jù)《藝文類聚·九十五》引《蜀王本紀(jì)》所記載：“江水為害，蜀守李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一枚在市橋下，二枚在水中，以厭水精”（圖5）。從此之后，犀牛便逐漸成為后人心目中的“治水神獸”。

圖7：漢代錯金銀云紋青銅犀尊（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8：漢代鎏金銅犀牛與馴犀奴（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經(jīng)過了數(shù)百年的戰(zhàn)爭，到了秦漢，雖然鐵質(zhì)魚鱗甲逐步取代了皮甲，但中原地區(qū)的野生犀牛已基本絕跡，都是從遙遠的南亞、東南亞進貢而來。據(jù)《漢書·卷十二·平帝紀(jì)》《資治通鑒·卷三十五》記載，“（元始）二年（公元2年）春，黃支國（今印度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臘姆一帶）獻犀?！保?dāng)時王莽為了炫耀威德，“厚遺其王”。到了東漢，據(jù)《東觀漢記》中所載：“章帝元和元年（84年），日南（即日南郡，位于今越南廣治西北）獻白雉、白犀”；據(jù)《后漢書·卷八十年》所載：“永元六年（95年），永昌郡（今云南省西南一帶）徼外（指塞外、邊外）莫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當(dāng)時嶺南一帶的叢林中仍然可以發(fā)現(xiàn)犀牛的蹤跡，東漢南?？铈趯懹幸皇自~《犀》：“于惟玄犀，處自林麓……或有神異，表靈以角。含精吐烈，望若華燭。置之荒野，禽獸莫觸”，從中可以發(fā)現(xiàn)平日里罕見的犀牛已經(jīng)帶有一種神秘色彩了，所謂“表靈以角”或許就是后來“靈犀”一說的源起。也正是因為“表靈以角”，所以犀角從漢代開始便成為一味中藥材，據(jù)成書最早的《本草》記載：“犀角……主百毒，蠱疰”，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導(dǎo)致了民間對野生犀牛的捕殺。

三國時期，東吳韋昭給《國語·越語上》做注中寫道：“犀形似豕而大，今徼外所送”，晉代劉欣期《交州記》中同樣記載：“犀出九德縣（今越南榮市），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從中可以看出，出產(chǎn)犀牛的地域已經(jīng)縮小到東南亞的邊地屬國了。到了南朝宋，犀牛在嶺南還有極少分布，據(jù)唐代徐堅《初學(xué)記·卷二十二·武部》所引劉宋元嘉《起居注》中記載：“御史中丞劉楨奏，前廣州刺史韋朗，于廣州所部，作犀皮鎧六領(lǐng)，請免朗官”。后來到了南朝梁，據(jù)《冊府元龜·外臣部·進貢》所載，梁武帝大同五年（539年），“八月扶南國遣使獻生犀及方物”，自此以后，嶺南一帶再無貢犀的史料記載。據(jù)此可以推斷，犀牛在嶺南一帶已基本絕跡。

圖9：唐朝獻陵石犀（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在唐代，犀牛在歷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以鎮(zhèn)墓獸和舞犀的形象出現(xiàn)。《舊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七》記載：“（林邑國）貞觀初，遣使貢馴犀”，退隱的唐高祖李淵十分喜愛犀牛，因此在他去世后，李世民于貞觀九年（635年）將犀牛形象雕刻成石犀作為鎮(zhèn)墓獸立在獻陵神道上（圖9），石犀底座刻有“祖懷之德”之字。唐玄宗時期，犀牛作為周邊屬國入朝進獻的貢品多見記載，據(jù)《冊府元龜·外臣部·進貢第四》所載：“（開元）十八年（730年）正月，波斯王子繼忽娑來朝獻香藥犀牛等；（天寶）九載（750年）四月……真臘國遣使獻犀牛”。正是在這一時期，馴犀表演成為宮廷表演的一部分，據(jù)《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八》所記載：“上皇（唐玄宗）每酺宴……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同在一旁觀看表演的安祿山“見而悅之”；后來安史之亂爆發(fā)，當(dāng)安祿山攻克長安后，便“命搜捕樂工，運載樂器、舞衣，驅(qū)舞馬、犀、象皆詣洛陽”。

經(jīng)過安史之亂后，犀牛已經(jīng)是稀罕之物了，據(jù)《舊唐書·本紀(jì)第十三》中所載，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年），“十月，環(huán)王國（即象林邑）獻犀牛，上令見于太廟”，皇帝讓人把犀牛牽到了供奉先祖牌位的太廟讓臣子們圍觀。然而，始于中唐的氣候變冷，讓犀牛很難熬過關(guān)中的嚴冬，《白氏長慶集》中記載了這只犀牛死在了貞元十三年（796年）的冬天：“南海進馴犀，詔納苑中，至十三年冬，大寒，馴犀死矣”，為此白居易作《馴犀》詩一首，借貢犀難以善終而“感為政之難終也”。從此以后，隨著唐王朝不斷衰落，馴犀表演不復(fù)存在，馴犀進貢也逐漸停止了，《冊府元龜·外臣部·進貢第五》記載了最后一次進貢犀牛發(fā)生在唐憲宗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訶陵國遣使進……生犀”。后來到了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唐裴庭裕在《東觀奏記》中記載了在山南西道渠州一帶（今四川渠縣、大竹、鄰水一帶）發(fā)現(xiàn)了野犀，隨后便被送往朝廷：“（犀）既至，上于便殿閱之，仍命月華門外宣示百僚，上慮傷物性命，便押赴本道，復(fù)放于渠州之野”，在向臣工展示后便放歸山林。

圖10：唐中晚期犀牛銅像（克利斯蒂拍賣行2007拍品）

雖然犀牛越來越罕見，但“靈犀”這樣的美好意象卻越來越深入人心，我們所熟知的李商隱《無題》中便有“心有靈犀一點通”。除此之外，靈犀望月的圖像也出現(xiàn)在了唐代銅鏡的裝飾上（圖11）。到了中晚唐，用犀角制成的犀帶成為帝國最高品級的官員的腰帶佩飾，甚至可與玉相提并論。據(jù)《新唐書·志第十四·車服》中的記載，唐文宗在即位后，由于四方車服僭奢，下詔準(zhǔn)儀制令：“諸親朝賀宴會之服，一品、二品服玉及通犀，三品服花犀、班犀”，其中的通犀、花犀、班犀指的是不同類型的犀牛角，只有三品以上的高官才能身配犀帶。李德裕在大和八年（834年）寫下了《通犀帶賦》，其中對通犀帶極盡贊美之詞：“靈可御邪，光能遠燭……溫兮如玉氣舒虹，粲兮若晨光爍霞”。

圖11：唐、宋犀牛銅鏡拓片

到了宋代，犀牛仍然大受宮廷喜愛。據(jù)宋代蘇頌等撰《本草圖經(jīng)》的記載：“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為上”，可見這一時期只有永昌郡、益州郡和南?？み€有犀牛的分布。據(jù)《御定月令輯要》所記載，“景德三年（1006年）八月十一日風(fēng)琶蠻（黎州諸蠻之一，生活于今四川漢源西南）貢犀象”。除此之外，宋代帝京的犀牛全都由東南亞的外邦進貢，《玉?！贰端螘嫺濉分杏斜姸嗟挠涊d：“占城貢方物……乾德四年（966年）三月，貢犀……（雍熈）三年（986年）三月，貢通犀。淳化元年（990年）十月，貢馴犀”，“三佛齊貢方物……興國八年（984年）十一月，貢通犀”，“交趾貢方物……（開寶）八年（975年）五月，貢犀……（興國）八年（984年），黎桓貢通犀……（咸平）二年（999年）獻犀牛，四年（1001年）貢馴犀一……祥符二年（1009年）十二月癸未，貢馴犀一，上令縱之海涘”；“天禧二年（1018年）八月，阿善遣將軍卑熱等百五十人來朝，貢犀”。在此之后，便再也沒有犀牛的進貢記錄，因而時人對犀牛也變得十分陌生，以至于出現(xiàn)了《玉海》“交趾貢方物”條目中“嘉祐二年（1057年）六月丁卯，貢異獸二，以為麒麟”這樣的記載，其實這里的“麒麟”便是犀牛，沈括在《夢溪筆談》中對其進行了一番不知所終的考證：“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dāng)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莫知其的?！庇捎谒蚊鞴賳T服飾延續(xù)了唐代的傳統(tǒng)，對于最高等級的官員，犀帶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據(jù)《明集禮·卷三十九》中的記載：“其朝防之服則用唐宋公服，一品紫玉帶，二品紫犀帶”，所以犀角的進貢仍然源源不斷，正如明張燮在《東西洋考·物產(chǎn)·犀角》中所言“其角，宋及本朝充貢”。

圖12：文俶《金石昆蟲草木狀》中的犀牛（明萬歷時期繪本）

圖13：王圻、王思義《三才圖會》中的“兕”（明萬歷時期繪本）

到了元代，有關(guān)進貢犀牛的記載非常少，只有在《元史·本紀(jì)第十二》中記載了“【至元十九年（1282年）】丁卯，安南國進貢犀、兕”。明朝初年，犀牛的進貢大量恢復(fù)，據(jù)明何喬遠《名山藏》中記載，“洪武四年（1371年）三佛齊國貢犀?！保弧睹魇贰ち袀鞯诙偈ね鈬濉芬灿杏涊d，洪武九年（1376年），由于三佛齊王國去世，太子繼位后請求大明王朝的冊封，于是“明年遣使貢犀牛”；據(jù)《明實錄·太祖實錄》記載，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四月）戊寅，麓川平緬宣慰使思倫發(fā)遣刀越孟等貢犀象方物”。據(jù)《皇明典故紀(jì)聞·卷十一》載，明英宗“正統(tǒng)中（1436-1449年），“廣東南海衛(wèi)指揮曹忠等送占城國進貢犀象赴京，一犀道死”；據(jù)《明實錄·英宗實錄》載，天順?biāo)哪辏?460年）“（五月）甲申，占城國遣陪臣究別陀樸等，陜西岷州高地平等，簇番僧頭目蒼者他等，四川馬湖府泥溪長官司土官舍人王明德等，貢犀牛……”明嚴從簡在《殊域周咨錄》中的“占城”條目中記載，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派兵征討安南，占城國王出兵相助，收復(fù)被安南占領(lǐng)的失地后，“（永樂）六年（1408年），自是屢表貢犀象及金銀器物”，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后的貢犀記錄。

圖14：明代鎮(zhèn)河鐵犀（河南開封鐵牛村藏）

圖15（1）：明清武官官服上的犀牛形象：明代八、九品武官補子（引自《三才圖會》）

圖15（2）：明清武官官服上的犀牛形象：清代七、八品武官補子

自明代中期以降直至清代，由于犀牛不再進貢，人們對于犀牛的認知只能依托歷史文獻的記載并加以想象，比如正統(tǒng)年間，于謙巡撫晉豫時，鑄鐵犀以鎮(zhèn)黃河水患，后來閻興邦作《鐵犀填河廟碑記》，“……后有鐵犀一，猙獰蹲踞，半出土上，背鑿銘，乃正統(tǒng)丙寅（1446年）巡撫于忠肅所鑄以鎮(zhèn)水患者”。從鐵犀的形態(tài)上，顯然與實物相去甚遠，更像是一種神話傳說中的靈獸“獨角獸”（圖14）。無獨有偶，后來到了明代萬歷年間，出現(xiàn)了一批百科式圖錄類書，上面對于犀牛的描繪也承襲了這種“獨角獸”的造型。除此之外，從明代開始，犀牛的形象也開始出現(xiàn)在了官服的補子上，如《三才圖會·衣服》中所載“（武官）八九是海馬，花樣有犀牛”；之后到了清代，犀牛成為了七、八品武官的補子（圖15）。

圖16（1）：16、17世紀(jì)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丟勒的《犀?！纺究贪娈嫞?515年）

圖16（2）：16、17世紀(jì)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大英博物館藏南懷仁《坤輿圖說》（清康熙刻本）中的“鼻角獸”

與此同時，隨著西方傳教士的到來，他們把海外風(fēng)物知識帶到了大清帝國，于是中國的典籍中便出現(xiàn)了西方人眼中的犀牛形象（圖16）。需要注意的是，當(dāng)時絕大多數(shù)的歐洲人也未曾見過犀牛，他們的認知仍然停留在1515年偉大的藝術(shù)家丟勒筆下想象的犀牛形象。相比在中國已經(jīng)幻化成吉獸、又帶有幾分可愛、靈巧的形象，西方對犀牛的想象未免顯得有些丑陋、甚至猙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