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在太和文明論壇上講了“未來中美關系怎么走：三個問題不能回避”。今年，我還是講中美關系，講三個“怎么看”。

一

第一個怎么看：今年5月27日，斯坦福大學舉辦了一個線上活動。白宮國安會負責印太事務的協調人坎貝爾發表講話，在講到對華政策時，坎貝爾說：被廣義描述為“接觸”的時期已經結束，美國對中國的政策將按照一套新的戰略參數來進行運作，主導的范式將是競爭。

怎么看他說的“‘接觸’的時期已經結束”這句話？我覺得這句話對我們認識中美關系，具有標志性意義。它標志著，民主、共和兩黨政府現在都明確放棄了“與中國接觸的政策”。

坎貝爾說的“接觸”，是指美國“與中國接觸的政策”。這里有必要講一下這個政策的由來。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它是共和黨的老布什總統提出來的,背景是蘇東劇變，冷戰行將結束。當時，美國一度試圖在國際上“孤立中國”，引起了其國內一些前政要的焦慮和不安。他們聯名致信總統，呼吁從長遠戰略出發，看到中國未來的發展和戰略地位，還是要“保持與中國的接觸”。老布什總統聽取了他們的意見，提出了“接觸”的對華政策。

這意味著，之前從尼克松總統開始到里根總統17年時間所奉行的對華“準結盟”政策正式終結。中美關系進入了一個坎貝爾所說的“廣義描述為接觸的時期”。

了解中美關系的這段歷史是很重要的，幾乎同時，在中國，鄧小平也提出了“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對外政策。這樣一來，中美關系雖然沒有好到哪里去，也沒有壞到哪里去。

有幾個時間點可以幫助我們認清美國“與中國接觸政策”的變化軌跡：2010年、2015年、2017年、2020年和2021年。

2010年是“拐點”。中國的GDP第一次超越日本，排在了美國的后面。于是國際上有了“老大”“老二”之說。

也是在那時，美國開始有人說，鄧小平的“‘韜光養晦’不見了”，中國外交出現了“咄咄逼人”和“傲慢”。奧巴馬總統在“國情咨文”明白說“美國決不當老二”。

美國把“戰略重心”從歐洲轉移到了亞洲，出臺了“亞洲再平衡戰略”——政治上拉幫結派，軍事上加強前沿部署，經濟上搞排斥中國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 在南海加強所謂的“自由航行”，等等。“接觸”政策開始散發出火藥味。

2015年，亦即奧巴馬總統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美國國內進行了一場“靜悄悄的對華政策大辯論”。辯論主要在中國問題專家、國際政治學者和外交政策專家內部展開，焦點問題是：“美國對華政策失敗了嗎”？

那場辯論達成了一個基本共識：美國的對華政策失敗了。但是，美國應該用一個什么樣的新政策來替代已經失敗了的“接觸”政策，辯論中沒有形成共識。

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也就是說在2016年大選之前，美國對華政策的重大變化已經開始，美國兩黨精英都認為對華“接觸”已經失敗”，這應該是構成所謂“華盛頓新共識”的第一個共識。

2017年，特朗普上臺后，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在3月底召開了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全盤否定”了美國與中國“接觸”的政策，認為在國際秩序中， 中國已經演變為一個“危險的戰略對手”（strategic rival），而不是“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美國的對華政策應該回歸現實，不能再幻想中國會“遵守規則”，會“使其經濟自由化”，最終使其“國家治理形式也自由化”。對華政策應該從“合作與接觸”改變為“公開透明的競爭”。

會議還討論了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概念基礎”，重點是“中共的行為及其意識形態根源”、“美國的切身利益”，以及美國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目標等。時任總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麥克馬斯特說，這是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外政策進行的最重大改變。

會后，4月6-7日，中美首腦在海湖莊園進行了特朗普上臺后的第一次接觸。年底，特朗普應邀訪華，中方以“國事訪問+”的超高規格接待了他。這一時期表面上，美國與中國的接觸還有，但其實，作為總體對華政策的“接觸”，在特朗普一上臺就畫上了句號。

特朗普政府最終公開宣布終結“與中國接觸的政策”，是在2020年的7月23日。那天，蓬佩奧國務卿在對中美關系具有特殊象征意義的尼克松圖書館發表了題為“共產黨中國與民主的未來”的所謂“新鐵幕演說”。蓬佩奧說，美國必須承認一個無情的事實：與中國盲目接觸的舊模式根本做不成事。美國絕不能延續這個模式，決不能重回這個模式。

接下來就是前面引述的坎貝爾2021年5月27日在斯坦福大學的講話，他代表新上臺的民主黨拜登政府，明確宣布美國與中國“接觸”的時期已經結束。

這條時間線說明，美國政治精英，民主、共和兩黨政府都認為：不僅美國“與中國接觸的政策已經失敗”，而且這一政策所基于的“假設”也是“錯誤的”。美國國內在“怎么看中國、怎么看過去與中國打交道的方式”上，形成了 “華盛頓新共識”。

二

第二個怎么看：怎么看布林肯國務卿今年3月18日在中美阿拉斯加高層對話開場白中的這樣一句話——“美國與中國的關系將是，該競爭的地方競爭，能合作的地方合作，必須對抗的地方對抗”？（Th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ill be competitive where it should be, collaborative where it can be, adversarial where it must be.）

總體上，這句話是“華盛頓新共識”的投射，顯示了拜登政府總體對華政策的新態勢。也就是坎貝爾說的，美國的對華政策將按照一套“新的戰略參數”來進行運作，主導的范式將是競爭。它是拜登政府“怎么跟中國打交道”的大政方針，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方式方法”。

對布林肯這句話要作具體分析。比如，怎么看“該競爭的地方競爭”？美國現在的搞法是不是“競爭”？不搞清楚，就會被誤導。

我認為，你要跟中國比誰能把自己國內的事情做得更好，那是競爭。你要跟中國比誰的制度更好，那是競爭。你要大力加強對國內教育、基礎設施建設、高科技領域的投資，跟中國競爭，無可非議。你說要跟中國進行“激烈的競爭”，要在競爭中獲勝（out-compete China），那也無可非議。

但是，現在美國的很多搞法顯然不是競爭。比如，美國以華為違反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政策為由，在第三國抓捕華為高管，對其進行長期扣押，這不是競爭；以莫須有的“種族滅絕”罪名，給中國貼上“強制勞動”的標簽，打擊中國的農業、太陽能和服裝行業，打擊中國在全球的供應鏈，這不是競爭；動輒以“國家安全”為由，制裁中國科技公司，這不是競爭；不讓中國參與“規則制定”，這也不是競爭。

說白了，美國是在以戰略競爭之名，行遏制中國發展之實。拜登總統強調的“激烈競爭”，跟特朗普總統搞的“極限施壓”，沒有什么區別。當然，拜登政府講話可能溫和一些，但是手里照樣拿著一根大棒。

所以，不要被美國所謂的“競爭”所誤導。真正的競爭，或者說比賽，是要講規則的。體育比賽有體育比賽的規則，數學競賽有數學競賽的規則，美國喜歡搞演講比賽，演講比賽也有演講比賽的規則，“不擇手段”那不叫競爭。

再看“能合作的地方合作”。它投射出一個“非常消極的態度”，從一開始就對合作也不抱什么幻想?；蛘哒f，拜登政府對與中國“合作”的定義本身就有變化。

首先，美國在“能合作的地方”跟中國合作了嗎？

新冠疫情暴發后，全世界都期待中美能夠合作，共同抗擊這場威脅全人類的公共衛生危機。但是，美國沒有政治意愿跟中國合作，一直到現在也還在向中國“甩鍋”。

即便在氣候變化領域，合作也是虛多實少。而即便是虛多實少的合作，美國也一再強調與兩國關系是“分開的”，同時威脅要對中國的光伏企業進行制裁。

這兩件事對我們理解“能夠合作的地方合作”很重要。試問美國在這些地方都不能跟中國合作，那還有什么領域是能夠合作的？

其次，美國為什么沒有“政治意愿”跟中國合作？

簡單說，美國政府認為與中國合作無法“共贏”——贏的是中國，輸的是美國。既然是“競爭”，就不可能“共贏”，而只能是單方面謀取最大利益。所以，美國不認可、不接受中國政府提出的“合作共贏”（win-win cooperation）的主張。

從深層次來看，拜登政府可能壓根兒就不太愿意在中美關系中使用“cooperation”一詞。我們注意到，雖然翻譯成中文都是“合作”，但布林肯用的是“collaborative”，而不是中方表述中使用的“cooperation”。

此外，坎貝爾曾說過，“合作這個詞的定義狹窄”，他“不喜歡”。今年7月6日，亞洲協會舉行了一次視頻會議，坎貝爾在會上說：未來一段時間內，美中關系的決定性特征將圍繞“競爭”展開。與此同時，兩國之間也能找到一些領域，比如在氣候變化或防控疫情領域，進行“不一定是合作……而是政策的協調（alignment of policies ）”。他對“政策協調”有一個腳注，就是雙方為了各自的目的而進行的共同努力。

至于“必須對抗的地方對抗”，這就看我們怎么理解“adversarial”這個詞了。去年5月，美國眾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舉行了一場聽證會，就“如何定位中國”聽取了幾位知名中國問題專家的意見。專家們用了三個詞“competitor”、“ rival ”和 “adversary”，對應的中文翻譯是“競爭者”、“對手”和“敵手”。多數專家認為，中國已經不只是美國的競爭者，應該用“對手”和“敵手”來定義中國。

在美國看來，在哪些地方必須與中國對抗呢？在“3·18”中美阿拉斯加高層對話中，美方明確向中方表達了它“深切關切”的地方，包括新疆的人權、香港的民主、臺海的和平、網絡安全等等，美國指責中國在這些方面采取的每一個行動都威脅了“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也威脅了美國堅守的“利益和價值觀”。很顯然，美國要在這些地方“跟中國對抗”。而中國也向美國清楚地表明，在這些問題上，中國“不能妥協無法退讓”。

綜上，我對布林肯這句話的看法是：“合作”這一手最虛；“競爭”這一手最實；“對抗”這一手下手最重。中美關系的主導范式是“競爭”加“對抗”。這樣一種范式，如果不加以管控，對中美關系來說，將是非常危險的。并且，受非常現實的美國國內政治因素影響，拜登政府在這三者中，怎么選擇，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三

第三個怎么看：美方最近表示“希望中美關系要有護欄”，“不希望激烈競爭演變為沖突”。這又怎么看？

首先，我們要了解美方做出這一表態的背景?！?·18”中美阿拉斯加高層對話之后，7月26日，中美在天津進行了第二次副外長級別的會談。中方去的是外交部副部長謝峰，美方來的是副國務卿舍曼。美方說，這是阿拉斯加高層對話的延續，中美保持高層溝通渠道暢通非常重要。這個沒有問題，但是促使舍曼副國務卿專門跑一趟天津的，恐怕也不僅僅是對話這么簡單。

坎貝爾有一段話，應該把舍曼天津之行的背景說得比較清楚了?？藏悹栒f：中國外交政策正處于重大轉變之中。以往中國問題專家都認為中國政府面臨其他國家反對時會改變行為方向，但是，當前中國政府并沒有在美國及其盟友制裁和反對下發生轉變，反而對其他國家采取反制措施?？藏悹栒J為，相應地，美國及其盟友的行動模式也必須有所改變。

這里不妨細品一下舍曼在天津的發言，以及美國國務院在她出發前舉行的吹風會上的表態：美國歡迎中美之間的激烈競爭，打算繼續加強其競爭手段，但不尋求對華沖突。美方不希望持續的激烈競爭演變成沖突，而希望雙邊關系有“護欄”與“參數”。美方希望與中方討論如何為“負責任地管理”中美關系設定條件。

簡單說，美方是沖著“管控”的意思來的。

7月27日，拜登視察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時也表達了這個意思，美國“既要保持對華優勢，也要避免中美對抗不必要升級”。他希望情報系統為這一目標出謀劃策。

至于管控什么、怎么管控，舍曼在天津講得很清楚了——美國歡迎中美之間的激烈競爭，只是要防止激烈競爭演變成沖突。為此，美國提出要設定雙邊關系的“護欄”和“參數”。什么是“護欄”？就是規則，雙方“都遵守同樣的規則”，“公平競爭”?！皡怠眲t是坎貝爾說的拜登政府對華政策運作所依據的、包含在布林肯那句話里的“一套新的戰略參數”：該競爭的地方競爭，能夠合作的地方合作，必須對抗的地方對抗；原則是競爭。

不難看出，美國所謂的“管控”其實是條單行道——要管的是中國，而不是美國；是中國應該“遵守規則”，而不是美國應該“遵守規則”。美國自詡為規則的“捍衛者”，強調要“從實力地位”迫使中國遵守規則。所謂“實力地位”，實則為借助盟友的力量。這大概就是坎貝爾說的“美國及其盟友的行動模式必須有所改變”的意思，也就是換一個“管控的模式”跟中國打交道。

從這個角度看，美國最近相對“溫和”的表示更多的是在公關和作秀。美國認為中美關系發展到如此地步是中國的責任；他把中國作為自己的“頭號戰略競爭對手”，要跟中國進行“極端的競爭”，但又不希望激烈的競爭“演變為沖突”；他希望中美關系有一個“護欄”，護著美國，攔著中國；他強調該對抗就對抗，卻仍然要給自己樹一個“負責任”的形象。到頭來還是在加劇中美之間的緊張，不是“管控”中美關系。

中美之間，一個以“接觸和韜光養晦”為特征的時代已經結束。我們正在進入一個“新時代”——中方提出，要在“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基礎上，跟美國建立“一種新型大國關系”；美方卻認為，跟中國“該競爭的地方競爭，能夠合作的地方合作，必須對抗的地方對抗”。雙方政策呼應的地方其實所剩無幾。

在“競爭+對抗”的主導范式下，我們也大可不必對“合作”抱有什么幻想，雖然美方仍然把“不沖突”掛在嘴邊。

當然，盡管美國放棄了“與中國接觸的政策”，將過去的對話機制都棄而不用了，但是看樣子，兩國之間的“接觸和對話”還是會有的——盡管接觸和對話都安排在各自首都以外的地區，而且對話也好像是在對抗。未來中美關系怎么走，不以中國的意志為轉移。美國國內政治的發展即將進入又一個“兩黨四年輪換期”，而這幾乎不會給中美關系帶來任何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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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作者在2021年太和文明論壇上的主旨發言。郭長林，系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