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史》與遼史研究的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元修《遼史》問世直到19世紀末，但有關遼史的著述不多；第二階段從20世紀初到40年代末，這時期的遼史學，一方面是繼續就《遼史》進行補正、考訂、校勘及遼文輯錄，另一方面是開始采用近代史學方法研究遼史；第三階段為20世紀50年代至今，這一時期無論是專題研究、斷代史編撰，還是文獻整理、考訂補正，都有許多成果問世，其數量超過以往任何時期，范圍涉及各個領域，文物考古的收獲更是令人矚目。

元修《遼史》從元順帝至正五年（1345）刊刻至今已經670年了。遼朝史的修撰，如果從作為元修《遼史》基本依據的耶律儼《皇朝實錄》、陳大任《遼史》算起，時間就更長了。在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之一《遼史》出版之際，我們對《遼史》及遼史研究歷程作一簡要的回顧，使這個對許多人來說略覺陌生又頗具特色的朝代引起更多關注，是有必要的。有關這方面的綜述已不乏見，很難寫出新意，加之囿于筆者學識，又是限期完成的命題作文，很難達到預期目的是可以想見的了。本文所談內容，對專業研究者來說多是常識性的，而對專業研究者以外的讀者又不免覺得枯燥乏味，我也只好勉為其難了。

以下擬分幾個階段對《遼史》與遼史研究的歷程略作梳理和回顧。

第一階段：從《遼史》編撰刊行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

第二階段：從20世紀初到40年代末

同歷朝一樣，由契丹人建立的遼朝初年即設監修國史，后來正式設立國史院，置監修國史、史館學士、史館修撰、修國史等職官。遼朝國史有起居注、日歷、實錄等。金滅遼后，先后有蕭永祺撰《遼史》和陳大任撰《遼史》，不過均未刊行。元朝中統二年（1261）和至元元年（1264年）曾議修遼金二史。南宋滅亡后，又議修遼金宋三史，都因關于“正統”問題議而不決。直至元末至正三年（1343），脫脫任纂修三史都總裁，決定遼、金、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才解決了長期爭論不休的正閏問題，并且僅用一年時間修成《遼史》116卷。《遼史》主要依據耶律儼《皇朝實錄》、陳大任《遼史》，并參考《資治通鑒》《契丹國志》及諸史《契丹傳》等編排而成，當時能夠見到的兩宋筆記、野史、譜錄及許多重要史書均未采用（參見馮家昇《<遼史>源流考》，1933）。《遼史》成書倉促，缺點甚多，不斷受到后人的詬病，但它畢竟是研究有遼一代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思想文化、社會風俗等最重要的基本史料。元修《遼史》的出現，為“正史”增添一史，在正史修撰和遼史研究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遼史》出現后的約300年間，此書及遼朝歷史并未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視。明代僅有楊循吉撰《遼小史》1卷，不足萬字，這是同明王朝以漢族為正統的傳統觀念相聯系的。及至清代，陸續有相關著述問世。大致可分為五類：

一是拾遺補闕，其中以厲鶚撰《遼史拾遺》24卷最為有名。梁啟超說：“遼金元三史最為世詬病。清儒治遼史者莫勤于厲樊榭（鶚）之《遼史拾遺》二十四卷。”（《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過嚴格說來，此書“是一些有關史料的匯錄而已，對《遼史》本身的裨補不大”（羅繼祖語）。后有楊復吉撰《遼史拾遺補》5卷，采厲鶚未見書及散見其他書中有關遼事400條，與厲書相輔流行。

二是史實考證，如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83“遼史”和《諸史拾遺》中有對《遼史》和史實的考證；趙翼《廿二史劄記》卷25至28是有關宋遼金三部正史和若干史實的考證。

三是增補表志，如萬斯同《遼大臣年表》、汪遠孫《遼史紀年表》等，而補藝文志尤多，如倪燦、厲鶚、金門詔、繆荃孫等都有補《遼史》藝文志、經籍志之作。

四是紀事本末，有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40卷，分正文與考異兩部分。正文以《遼史》為主，參之以五代與宋、金諸史及各傳記，“區別條流，各從其類”；考異占全書大半，凡與他史及各傳記事有異同，詞有詳細，兼仿裴松之補注《三國志》及胡三省注《通鑒》，并取司馬光所著《考異》30卷散入各條例，分載每條之下（《遼史紀事本末凡例》）。本書還對人名、地名、職官、年代等多所考證，征引書目達600多種，是歷朝紀事本末體史書中價值較大的一種。

五是詩文輯錄，有周春撰《遼詩話》1卷，后來增補為2卷，定名為《增訂遼詩話》（1797）。書中除收錄遼人詩作外，還有宋人使遼詩以及后人詠遼代遺跡的詩；繆荃孫輯《遼文存》6卷，所收資料以金石碑刻居多。總之，從元修《遼史》問世直到19世紀末，有關遼史的著述不多。

這個時期的遼史學，一方面是繼續就《遼史》進行補正、考訂、校勘及遼文輯錄，另一方面是開始采用近代史學方法研究遼史。

《遼史》補正、考訂撰述，有李慎儒《遼史地理志考》5卷（1901），丁謙《遼史各外國地理考證》1卷（1915），吳廷燮《遼方鎮年表》（1901），為氏著《歷代方鎮年表》之一卷），黃任恒《遼代年表》1卷（1915），譚其驤《遼史地理志補正》《遼史訂補三種》（1942），羅繼祖《遼漢臣世系年表》1卷（1937），張亮采《補遼史交聘表》5卷，傅樂煥《宋遼聘使表稿》（1949），王仁俊《遼史藝文志補證》1卷、黃任恒《補遼史藝文志》1卷等。本時期《遼史》校勘成果頗豐，是遼史學取得重大進展的標志。有陳漢章《遼史索隱》8卷（1936），據作者自敘稱書名系“蹈襲”唐司馬貞《史記索隱》之舊名，該書對《遼史》補正、考訂、校勘下了很大功夫。張元濟《遼史校勘記》（稿本）也是這方面的著作。馮家昇、羅繼祖、傅樂煥在《遼史》校勘和遼史研究上貢獻尤大。

遼文輯錄成果，有王仁俊輯《遼文萃》7卷，黃任恒輯《遼文補錄》1卷，后來黃氏將此書與《遼代紀年表》1卷、《補遼史藝文志》1卷、《遼代文學考》2卷、《遼代金石錄》4卷合為《遼痕五種》（1925），羅福頤輯《遼文續拾》2卷、《遼文續拾補遺》1卷（1935），金毓黻輯《遼陵石刻集錄》6卷，羅福頤輯《滿洲金石志》3卷（1937）亦著錄有遼代石刻，陳衍輯《遼詩紀事》（1936）12卷，除收錄遼代本事的詩歌外，還附以西夏、高麗兩國之作。

以上有關《遼史》考證、校勘和遼文輯錄等，均屬史料整理的范疇，而用近代史學方法研究遼史，則是本時期遼史學取得進展的另一重要標志。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史學界出現了革新思潮，遼史研究同中國歷史學總體發展一樣，實現了從傳統史學向近代史學的轉變。王國維是新史學方法的倡導者之一，主張結合近代西方學術方法發展出新史學方法，提出“二重證據法”，即史學研究除了使用“紙上之材料”（文獻）外，還要重視“地下之新材料”（見《古史新證》第一章總論）。王國維利用新方法從事古史研究，涉及遼史者有《遼金時蒙古考》《韃靼考》《西遼都城虎思斡耳朵考》等，分別就遼金部族、西遼地理等問題作了探索。

在此期間，出現了馮家昇、傅樂煥、陳述、羅繼祖等遼史研究大家，其中前三位被稱為“遼史三家”，連同羅繼祖又被稱為“遼史四家”。他們的生活年代和學術活動分別延續到20世紀60至70年代，乃至21世紀初，但是其遼史名家地位的確立是在本時期。為了敘述方便，將他們畢生對《遼史》校勘和遼史研究的貢獻在這里一并介紹。

馮家昇（字伯平，1904—1970），在《遼史》校勘、考訂方面，著有《遼史初校》《〈遼史〉源流考》《〈遼史〉與〈金史〉〈新舊五代史〉互證舉例》等。馮氏自1931年秋起，遍閱所能見到的《遼史》各種版本，凡23種，歷時2年，撰成《遼史初校》。以同文書局本為底本，以“百衲”、“南監”、“北監”各本互校。此書后來收入《〈遼史〉誤證三種》（1959）。《<遼史〉源流考》論述歷代修遼史之經過和未成之原因，以及今本《遼史》史源。羅繼祖說，“全面研究《遼史》，并從校勘入手應該說馮書是第一部。”馮家昇還在契丹研究方面撰文多篇，有《太陽契丹考釋》（1931）、《契丹祀天之俗與其宗教神話風俗之關系》（1932）、《契丹名號考釋》（1933）等，分別就契丹的信仰及契丹名號之起源、釋義等進行考證與論述，從中可以看出作者廣博的學識和深厚的功力。

論及馮家昇的遼史研究，這里還要說到在海外學界引起很大關注、署名他與美籍德裔學者魏特夫合著的英文版《中國社會史———遼（907—1125）》（1949），總論部分由魏特夫執筆；其余部分主要由馮家昇撰寫，分成兩大板塊，先是分論，介紹相關主題（具有研究性質），后是注釋，集中對史料、名物制度進行注解，內容廣泛，涉及有遼一代政治、制度、經濟、軍事、宗教、風俗、物產乃至契丹文等等。本書被評論為：“毫無疑問是迄今為止用各種文字出版的遼史研究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它不僅對遼代社會組織、經濟生活、管理制度和機構設置等各方面進行了系統分析和詳細論述，還提供了大量的原始資料的譯文，并列出了至該書出版時用各種文字發表的研究成果的全部目錄。”“這部著作，是任何對遼史有興趣的學者都應該讀的基本書。”（傅海波、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第76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該書還附有馮家昇對西遼史的研究。附錄五《哈剌契丹》“不僅是集前人研究之大成，而且還補充了許多新的漢文史料，并對起兒漫哈剌契丹的史料也做了收集和研究。該附錄除去對整個西遼政治史排出四個很詳細的事件年表外，還對西遼的社會經濟、政治體制、軍事制度、文化宗教以及婦女婚姻等做了全面的探討。這個附錄代表了西方國家研究西遼史的最高水平。從那以后西遼史的研究長期處于停滯狀態”（見魏良弢：《喀剌汗王朝史西遼史》，2010）。

《中國社會史———遼》總論提出的“征服王朝論”問世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海外中國遼金元清史研究中已經成為主流理論和指導思想。對于這樣一個在海外影響廣泛的理論，卻在中國大陸遼金元清史研究中，除得到個別研究者認同外，多數論者持否定和批判態度。對“征服王朝論”無論是否定、批判，還是贊揚、欣賞，似乎都稍顯有簡單化的傾向，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的思考和探討。

陳述（字玉書，1911—1992），著有《契丹史論證稿》（1939），是第一部從多方面研究契丹政治制度的專著，論述了契丹民族之構成、選汗制度和帝位繼承、統治政策以及西遼的建立等遼朝政治史上的重要問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明確指出，“契丹為中華民族之一支，故契丹威名之廣溢，亦吾中華民族之光榮。”這一提法同那種視契丹等少數民族為“外族”、“異族”的傳統觀點相比，是一大進步。日本學者鳥居龍藏評價該書說：“此書乃近代契丹史中之深具興味者，讀之對著者之高見不勝欽佩。此書乃莊重之出版品，系最有價值之一編政事史。”（《燕京學報》第40期）陳述還發表專著、論文多部（篇），研究范圍涉及契丹民族、政治、軍事等重大問題。如《乣軍考釋初稿》（1949），就乣軍問題同日人箭內亙所撰《遼金乣軍及金代兵制考》進行討論，對“乣”的讀音、釋義、乣軍等作了考辨，還有《乣軍史實論證》（1950）、《契丹社會經濟史稿》（1963）、《契丹政治史稿》（系據《契丹史論證稿》修改增補而成，1986）等。文獻整理有《遼文匯》（1953）、《全遼文》（1982），前者是在清末、民初繆荃孫輯《遼文存》、王仁俊輯《遼文萃》、黃任恒輯《遼文補錄》、羅福頤輯《遼文續拾》基礎上增益新得者匯編而成，后者較《遼文匯》又有擴充。自乾嘉以來，清人先后集成《全唐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遼文》　則將歷代全文延長了一段，為研究遼代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匯集大量史料，為遼史研究提供很大方便。如果能把所收資料與尚存的碑刻、拓片逐一對照、詳加校勘，將對遼史研究發揮更大的作用。此外，陳述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起即著手編纂《遼史補注》，陳寅恪為之撰寫序言。此書卷帙浩繁，工程巨大，耗費作者大半生精力，直至晚年才得告竣，是遼史研究的里程碑式巨著，據悉問世之日可待。

傅樂煥（1913—1966），長期從事遼金元史，特別是遼史研究。《遼史》校勘、輯補方面，有《宋遼聘使表稿》《遼史復文舉例》等。專題研究方面，有《宋人使遼語錄行程考》《遼代四時捺缽考》等，尤其后文是這個時期遼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它不僅對了解遼朝疆域和地理極有價值，并且揭示了遼朝制度的特色及其對后來金、元、清三代的影響，至今仍是研究遼朝制度與文化的必讀之經典。

羅繼祖（字奉高、甘孺，1913—2002），著有《遼史校勘記》8卷。作者在序中說，《遼史》“繆戾非僂指所可計”，撮其要者約為四端：一曰姓名之異，二曰名字互稱致稱歧誤，三曰記事矛盾，四曰疏漏。于是依清武英殿本，而參以元刊及明南北監本校之。此書撰成于1938年（195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版），由此奠定了作者的遼史名家地位。此外，還撰有《遼史拾遺續補》《遼史表訂補》等。1963年，被借調到中華書局參與點校《宋史》。羅繼祖還發表不少遼史研究論文，如《遼承天后與韓德讓》（1962）等，引起遼史界的關注。《楓窗三錄》是他晚年結集出版的一部讀史隨筆札記，內容涉獵廣泛，不乏真知灼見，得到許多學界名宿好評，甚至有評論稱其價值不在宋人洪邁《容齋隨筆》之下。

除了上述四大家外，還有張元濟撰《遼史校勘記》（稿本），金毓黻著《東北通史》上編（1941），其中“契丹之統一東北”、“東丹國及渤海遺族”和“宋使入遼金之行程”3節述及遼史，有頗見功力的考證，金氏還著有《宋遼金史》（1946），有一半章節述及遼史，此書首開宋遼金史整體研究的先河。還有姚從吾、方壯猷，楊志玖、朱子方、谷霽光、劉銘恕、傅衣凌、張亮采等也撰有相關文章。本時期的遼代文學研究，有蘇雪林《遼金元文學》（1933）、吳梅《遼金元文學史》（1934），是最早論述遼金元文學史的專書。

遼慶陵哀冊的發現，極大地推動了契丹字的識別與研究。遼代契丹人先后創制了契丹大小字，行于遼金，直至元初尚偶有使用，以后廢棄，也無契丹文書籍傳世。明清以來，陸續發現若干契丹文碑刻，引起中外學者的興趣。1922年在遼慶陵中發現哀冊，從30年代起，國內一些學者如羅福成、王靜如、厲鼎煃、羅福頤等，開始從事契丹字研究，其中以羅福成的成就最大，撰有《遼宣懿皇后哀冊釋文》（1933）、《契丹國書管窺》（1949）等，較全面地敘述契丹大小字歷史，并匯錄所能見到的契丹字，舍其重文，得1040余字，為后來的契丹字研究提供了方便。

第三階段：20世紀50年代至今

新中國成立以后，唯物史觀在我國史學研究中確立了其指導地位，推動了歷史學研究的大發展，遼史研究也是如此。無論是專題研究、斷代史編撰，還是文獻整理、考訂補正，都有許多成果問世，其數量超過以往任何時期，范圍涉及各個領域，文物考古的收獲更是令人矚目。

遼朝斷代史著作（含通史著作中以較多篇幅設置專章敘述遼史者），主要有蔡美彪等《中國通史》第6冊（1979），分3章敘述遼、西夏、金朝歷史，是最早以較多篇幅（約8萬字）把遼朝作為一個斷代敘述的通史著作。斷代史專著有張正明著《契丹史略》（1979），為第一部簡明遼朝斷代史。較為流行的還有楊樹森著《遼史簡編》（1984）、舒焚著《遼史稿》（1984），前者敘述簡明，后者資料翔實，但大段引文過多，兩書對考古材料利用不多。進入新世紀后，有李錫厚著《中國歷史?遼史》（2006）。

20世紀50至70年代，遼史專題研究同當時整體古代史研究一樣，對社會性質、經濟、政治的敘述和探討較多。其中有關社會性質的認識分歧大，爭議多，主要有如下幾種說法：認為契丹建國是由原始公社制直接過渡到封建制；阿保機稱帝前契丹的部落大酋長民主推選制早已破壞，國家制度的萌芽早已在發展著，到阿保機時代正式建立起半漢化的封建國家制度；契丹是以奴隸占有制為基礎的各部落聯合；阿保機政權是在部落制度基礎上建立的奴隸主的國家；阿保機建國前契丹已進入奴隸制社會，而且已經包容了奴隸制和封建制兩種經濟成分等等。關于與社會性質相聯系的所謂宮戶、頭下戶、蕃漢轉戶等問題也有熱烈的討論。關于政治與制度研究，對皇位繼承、國體政體、職官、科舉、法制、軍事等都有涉及。

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新局面的形成和發展，史學研究的范圍大大拓寬，理論方法也有進展，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

長期被冷落的文化史、社會史研究受到關注，并且形成熱潮。遼代社會生活、文化、禮制研究等，也取得一些成果。本時期契丹字研究成就突出。從20世紀30年代起，前輩學者開始從事契丹文字研究，直到七八十年代，由清格爾泰、劉鳳翥、陳乃雄、于寶麟（于寶林）、邢茀里（邢復禮）等合著的《關于契丹小字研究》（1977）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后經作者修訂，易名為《契丹小字研究》（1985）。除上述作者外，賈敬顏、黃振華、沈匯、巴圖（即實）及吳英喆等也有契丹字研究論著發表，而近年劉鳳翥《契丹文字研究類編》（2014）的出版，則是契丹文字研究史上一部集大成的里程碑式著作。

民族關系、遼宋關系研究，由于觀念的變化，本時期這方面有很大進展。如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關于歷史上民族關系大討論中，對遼金在當時是中國還是外國的問題有兩種相反的意見：一種觀點認為，契丹、女真在當時是外族，遼金不是“中國”而是外國；另一種觀點認為，契丹、女真在當時是國內民族，遼金屬于中國。與此相聯系的，在遼金與兩宋戰爭的性質問題上存在三種意見：一是認為遼金與兩宋的戰爭是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是外族、外國對中國的侵略；二是認為遼金與兩宋的戰爭是國內戰爭，不帶有侵略與反侵略的性質，只有反動與進步，非正義與正義之分；三是認為遼金與兩宋在當時作為敵對的民族與國家，經常進行戰爭，今天看來是兄弟鬩于墻，家里打架。如今已經很少有人支持第一種觀點了。又如，關于遼宋澶淵之盟，長期流行的觀點，認為當時在宋朝本可獲勝和收復燕云的情況下，卻訂了一個投降的和約，對北宋來說是屈辱的結局。有論者認為這一觀點不符合我國多民族自古以來共同締造祖國歷史的事實，也不能正確反映歷史上民族斗爭與民族關系的本質。澶淵之盟溝通了宋遼雙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對當時的社會發展起了積極作用，應予肯定。雖然還有論者認為不管怎么說，澶淵之盟對宋封建統治者來說也是一個城下之盟，但都不再否認澶淵之盟在客觀上的積極作用。

遼朝滅亡后契丹人的去向是許多人關心和感興趣的問題，陳述《大遼瓦解以后的契丹人》（1956）是較早探討這個問題的論文，認為遼亡后很多契丹人在不同時期、不同條件下分別融合于漢人、蒙古人、回鶻（維吾爾）人、女真（滿）人、朝鮮人。而直接承襲契丹人的部分，是現在的達呼爾（達斡爾）。這一論斷得到較廣泛的認同。近年，傳出在云南發現契丹人后裔的信息。達斡爾族學者孟志東（莫日根迪）《云南契丹后裔研究》（1995）一書根據歷史文獻、族譜、碑文、傳說、語言文字等，綜合考察了元朝落籍云南契丹將士后裔的歷史和現狀，此書問世后引起契丹、遼史界的很大興趣，推動了有關契丹后裔的關注。

歷史地理與文物考古研究成果豐碩。譚其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為中國歷史地圖史上的空前巨著，其中第6冊為宋遼金時期（1982）。參與此圖編撰的中央民族學院編輯組編輯出版了《〈中國歷史地圖集〉東北地區資料匯編》，后來公開發行，改名為《中國歷史地圖集釋文匯編?東北卷》（1988）。本時期遼代文物考古有許多重大發現，有不少論著進行介紹。如《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年）》（1979）、《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年）》（1990）、《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1984）等。重要考古發現報告與研究，有王健群、陳相偉《庫倫遼代壁畫墓》（1989）、史樹青等《應縣木塔的遼代祕藏》（1991）、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遼陳國公主墓》（199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編《宣化遼墓》（2001）、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關山遼墓》（2010），等等。2011年以來，有關考古部門對遼上京遺址進行有計劃的考古工作，取得很大收獲，對進一步了解皇城內大街的保存和使用狀況有重要意義，為再現遼上京生活面貌提供了大量資料。

關于西遼史研究，從清代至本世紀40年代，我國學者在整理史料、考訂史實、譯注國外著作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有梁園東《西遼史》，是據俄國布萊資須納德《中世紀研究》中有關西遼部分摘譯為中文，并詳加注釋，于30年代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中華書局于1955年再版，增加了新版前言和附錄。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間，西遼史研究比較沉寂。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來，陸續有論著就西遼史若干具體問題進行討論。其中，魏良弢研究成就最大，著有《西遼史研究》（1987）、《西遼史綱》（1991）和據兩書修訂、補充而成的《西遼史》（《喀喇汗王朝史　西遼史》，2010）。

本時期，特別是近幾十年來，在對10至13世紀中國史進行貫通、整體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果，有漆俠、喬幼梅著《遼夏金經濟史》（1994），不僅依時間順序論述各代經濟史，而且綜合論述遼夏金經濟發展特點及其歷史地位。漆俠主編《遼宋西夏金代通史》（2011），是一部包括10至13世紀中國境內全部政權的斷代通史。在內容上，全面展示這一時期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歷史，著力探索這一重要歷史時期整體的發展演變；在體例上，打破以往按照歷史紀年敘述的慣例，采取按照內容編排，分為政治軍事、典章制度、社會經濟、教育科學文化、宗教風俗、周邊民族與政權、文物考古史料7卷。兩書將同一時段的幾個政權視作一個整體，并將其置于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大環境中進行考察，視野開闊，是10至13世紀中國史整體貫通研究的重要成果。

遼史文獻的整理

葉隆禮《契丹國志》是元修《遼史》之外僅存的一部紀傳體遼史，盡管歷來對其作者、成書年代及史料價值有許多爭議，但它不失為遼史研究的重要資料，有賈敬顏、林榮貴點校本（1985）。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初由孟默聞點畢，繼由崔文印復核、分段、校勘，并編“遼史人名清元異譯對照表”附于書后，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遼文輯錄除前已述及的陳述《全遼文》外，向南（楊森）用力最勤，輯注《遼代石刻文編》（1995），收文300余篇，其數量超出以往所有遼代文編；還與張國慶、李宇峰合編《遼代石刻文續編》（2010），主要收錄20世紀90年代至本書出版前新出土或新發現的漢文石刻。蓋之庸編著《內蒙古遼代石刻文研究》（2007）是在同書2002年版基礎上重校、增訂而成，為內蒙古地區已發現的遼代漢文石刻文匯編。幾種石刻文編對遼史研究具有補缺、訂誤的重要史料價值。賈敬顏著《五代宋金元人邊疆行記十三種疏證稿》（2004），收錄《晉出帝北遷記》、胡嶠《陷遼記》、路振《乘軺錄》、王曾《上契丹事》、薛映《遼中境界》、宋綬《契丹風俗》、沈括《熙寧使契丹圖抄》等7篇五代宋人使遼行記，是治遼史及東北史地、東北民族史者必讀之書。

本時期遼史文獻整理的最重要成果當屬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之《遼史》。

脫脫等撰《遼史》記載遼朝200多年的歷史，兼及遼以前契丹和遼亡后耶律大石所建西遼的歷史。中華書局點校本《遼史》（1974）是20世紀中國古籍整理標志性成果二十四史之一種，初由馮家昇點校，繼由陳述完成。據《遼史出版說明》載：“這次點校，以百衲本為工作本，用乾隆殿本進行通校，以南、北監本和道光殿本進行參校。”“對于前人校勘成果，主要參考了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厲鶚《遼史拾遺》、陳漢章《遼史索隱》、張元濟《遼史校勘記》（稿本）、馮家昇《遼史初校》、羅繼祖《遼史校勘記》。”《遼史》的點校質量被學界公認為在“二十四史”點校本中堪稱上乘，是目前通用的、也是最好的版本，為遼史研究發揮了無可取代的重要作用。

點校本《遼史》出版至今已有40多年，在此期間，遼史研究和考古發掘取得很大進展，特別是契丹文、漢文墓志大量出土，并有許多《遼史》校勘、勘誤文章發表，為《遼史》點校本的修訂提供了條件。此次修訂由著名遼金史學者劉浦江教授主持，攜其弟子12人，前后歷時7年共同完成。

劉浦江（1961—2015），著有《遼金史論》（1999）、《二十世紀遼金史論著目錄》（2003）、《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2008）、《契丹小字詞匯索引》（與康鵬共同主編，2014）等。

劉浦江遼金史研究的特點和貢獻，已有不少文章論及，我想主要有幾點：一是如他在《松漠之間》自序中所說，“追求重大題材，即關注重要的、關鍵的、核心的問題”，從他的諸多論文中都可以說明這點。二是利用契丹文字研究遼史，多年來契丹文字研究偏重釋讀，而劉浦江將契丹文字用于契丹遼史研究并取得成果。三是上下貫通、左右旁通，宋遼金史研究者多對此心向往之，也有學人踐行之，劉浦江即屬后者。四是主持點校本《遼史》的修纂，這是劉浦江學術生涯的絕唱和為遼史研究作出的最后貢獻。據“修訂前言”稱，此次修訂嚴格遵循以百衲本為底本的原則，用原內閣大庫所藏明初內廷朱絲欄抄本及《永樂大典》殘本進行通校，以南、北監本和乾隆殿本進行參校，并參考吸收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和道光殿本的考證內容。此次修訂在版本校的基礎上，充分運用本校、他校等方法，重點利用五代、遼、宋、金、元、高麗文獻進行他校，注意利用出土文獻進行參校。同時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并盡量參考散見于各種書刊的今人相關研究成果。經過修訂組成員的勤奮努力，特別是主持人的精心組織、嘔心瀝血，使得原來較好的《遼史》點校本質量再上層樓，是古文獻整理和遼史學術史上的重大成果。

以上就《遼史》編撰至今六七百年的遼史研究學術史作了簡要的回顧，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本文只能大致勾勒出一個脈絡和輪廓。元修《遼史》的編撰，結束了長期爭議的所謂正閏義例問題，然而在刊出后的300年并未引起多大關注。清乾嘉年間起，有錢大昕、趙翼等對《遼史》和史實進行考訂補正，至今仍時有這方面的成果面世。《遼史》校勘的高峰出現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尤以張元濟、馮家昇、羅繼祖等貢獻最大，他們的成果被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所吸收。采用近代史學方法研究遼史肇始于20世紀初，但成果寥若晨星，也是到三四十年代才稍有變化。20世紀下半葉，特別是近三四十年來，遼史研究有了長足進展，特別是大量考古發現和契丹字解讀彌補了文獻不足的某些缺憾。新文獻和考古新發現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具有偶然性，不能寄予過高期望，迄今我們對遼史的認識及有關遼史敘述的框架，基本上是倚賴元修《遼史》而建構的。因此，一個好的《遼史》點校本就顯得格外重要。修訂本凝聚了修訂組全體成員，特別是主持人劉浦江教授的心血，也匯聚了一代又一代學人的研究成果，代表了當代《遼史》整理和研究的最高水平。愿以修訂本的出版為契機，把遼史研究和古文獻整理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附記】為適應報紙版面，沒有采用學術書刊通用規范，注釋從簡。拙文初稿完成后，曾請康鵬、邱靖嘉君過目，多所指正，謹致謝忱！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審。原文題為《遼史研究學術史回顧》，載5月5日《文匯學人》，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