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zhàn)時期的上海日本人學校：“上課就是軍訓”

陳祖恩

2016-06-07 14:38

來源：澎湃新聞

1941年4月，日本仿效納粹德國的教育制度，將小學校改稱國民學校，標志著以“國體觀念明征、國民精神作與”為目標的戰(zhàn)時教育體制的實施。上海日本人學校的教育方針和教學提綱均按此修訂。

日本學校由于應對日本在陷入侵略戰(zhàn)爭泥潭的同時，積極建設“高度的國防國家”的現(xiàn)實，一切教育不得不服從窮途末路的戰(zhàn)爭，并受到軍方的嚴格控制，學校的基本教育功能實際上已經喪失。處于中日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的上海日本國民學校更是如此，“戰(zhàn)時中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在考試中重視體力和精神方面，學歷只是依存在學校的報告中。”英語被視為敵性語言而任意減少甚至取消，軍事訓練和勤勞報國已成為學校的主課。一些少年學生被征兵而離開學校，有的甚至走上不歸路。

軍事訓練

上海的日本中學校實行軍訓，學生統(tǒng)一穿“國防色”的軍便服，都配有青年軍官負責軍訓，號召學生以“為皇國圣戰(zhàn)獲得徽章而光榮”。在《上海日本中學校會報》第15號上，刊登了1943年4月拍攝的5期生一年D組的集體照，坐在中央的教師只有兩位，分別是澤口校長和稻垣少尉。軍訓教官取代班主任的位置，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在日本國內，當時的軍訓教官大都是退役將校，但在上海的日本人學校，教官都是年富力強的青年現(xiàn)役軍官，他們血氣方剛，異常嚴厲，學生們都有緊張感。有的教官在訓練時，不僅動手打罵學生，還經常命令學生排成兩列，互相進行“鐵拳制裁”。

到1945年，以往正常的課程完全被取消。上海日本中學校7期學生豬俁英夫在戰(zhàn)后回憶說，上課就是軍訓，“身著國防色的制服，頭戴戰(zhàn)斗帽，每天都是軍事教練，進行槍器操作要領、手槍入手等戰(zhàn)時色彩濃厚的教育。這對喜歡玩耍的少年來說是無趣的日子，但他們相信勝利而拼命地努力”。上海日本中學校2期學生尾田和也永不會忘記當年軍事訓練的一幕，網球和野球在軍官面前，因是“敵國”的游戲而被禁止，以教育為職業(yè)的校長竟也無奈。

上海日本中學校5期生一年D組的集體照(1943年4月)

勤勞報國

隨著日本侵略戰(zhàn)爭的擴大，物資嚴重缺乏。1937年，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在街頭歡迎日軍時衣著還很考究，可是幾年后，他們被迫進行“簡化衣著”運動，男人甚至兒童都穿清一色粗糙的“國防色”。一般來說，衣著狀況是經濟形勢的具體表現(xiàn)。上海日本中學校5期學生浦田大陸在戰(zhàn)后的回憶中，感嘆當時粗糙的中學生校服的可哀：“在進行分列行進時，我們新生的服裝與上級生相比，由于非常粗劣，令人難為情。但是到了第2年，看到新生的服裝是用比我們的服裝更粗劣的布料做的，不禁又為他們感到悲哀。”

1944年，上海日本人居留民男子總數(shù)10%、男子勞動力的17%被迫參軍。為補充勞動力的不足，12歲以上的學生、婦女都被動員參加軍工生產。上海日本中學校學生，在閘北為軍馬割草充飼料、在校內劍道場裝填手榴彈火藥。一部分學生被動員作為“學生勤勞報國隊”到楊樹浦的三菱江南造船所勞動。在工廠12，000坪的場地里、學生們被編成鑄造、機加工、后勤等3個班，主要生產各種炮彈和機雷的部件。但是，學生的生產技術不熟練，生產的炮彈有時成為“啞彈”。

在工廠勞動的學生以班級為單位，每天的作息表是“起床號、朝食、作業(yè)、晝食、作業(yè)、夕食、自習、點名、熄燈”，他們每天吃的是“麥飯、大豆煮物、切干大根、肉末青菜及味噌湯”。每月兩次回家，即星期日傍晚回家，次日晨歸隊。日本在上海的軍用品生產工廠，是盟軍的空襲目標，工廠經常響起空襲警報，學生們帶著犧牲的心理準備，不斷地奔向防空壕躲避。由于戰(zhàn)爭造成的心理壓抑，一些因畢業(yè)而將結束勞動的中學生，在工廠食堂和寢室狂歡，損壞了一些物品，竟受到海軍刑法處罰的威脅。

少年出征

為了急速擴充海軍航空兵的力量，日本自1930年起，從15歲17歲的少年（小學畢業(yè)生和中學2年級學生）中招收少年飛行兵，進行為期3年的預科練習生教育。1943年后，變更為15歲-20歲，修業(yè)年限縮短至半年。此被稱為甲種飛行預科練習生。1943年招收28，000名，1944年87，000名，1945年24，000名，其中6，500名在戰(zhàn)爭中死去。

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自1943年12月至1945年戰(zhàn)爭結束，上海日本中學校共有81名學生作為海軍甲種飛行預科練習生（簡稱“甲飛”參軍。“甲飛”第13期27人，第14期37人，第15期6人，第16期11人。其中治郎丸史雄（上海日本中學校1期學生）、川野秀作（上海日本中學校2期學生）、今井實（上海日本中學校2期學生）、中村統(tǒng)明（上海日本中學校3期學生）、大矢謙吉（上海日本中學校5期學生）等5人在軍中戰(zhàn)死或病死。其中，大矢謙吉于日本戰(zhàn)敗前夕的1945年8月2日在機帆船“住吉丸”上遭美軍飛機的機槍掃射而陣亡，年僅14歲。同時死亡的82人中有76人是海軍甲種飛行預科練習生。大矢謙吉葬在淡路島。2000年3月31日，其同學竹內淳實在他的墓前用漢詩寫道：“純心志愿預科練，戀母聲殘逝鳴門。戰(zhàn)死行年才十四，古稀滬友墓前蹲。”這是對少年同學的哀悼，也是對日本發(fā)動戰(zhàn)爭的控訴。

海軍飛行預科生入伍者代表朝讀“誓詞”

上海的日本人學校作為上海日本人居留民團經營的教育團體，是上海日本人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可否認，生活在國際都市上海的日本人居留民及居留民團都對學校教育傾注了熱情，使上海的日本人學校無論在校舍規(guī)模、教師配備、教材內容、學級人數(shù)等方面都各具特色，有的甚至比當時已處于世界先進水平的日本國內還要領先一步，因而在上海能與英、美、法等強國設立的學校及中國的名校相媲美。但是，上海日本人學校的教育擺脫不了近代中日關系史的大格局。

中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上海已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際都市，而是作為日本侵略戰(zhàn)爭的現(xiàn)場和占領地。雖然，以“國體觀念明征、國民精神作與”為目標的戰(zhàn)時教育體制在日本國內普遍地實行，但上海日本人學校由于處于戰(zhàn)爭的現(xiàn)場和占領地，比起國內的一般日本學校，其“占領者”的自豪感和“帝國”意識互相交染，學生也更加仇視作為“敵國”的中國和中國人民。一個原第八日本國民學校的學生回憶道，該校學生在上學途中，看到一個日本兵用穿著皮靴的腳踢打中國孕婦，無論男女學生竟都為之歡呼：“萬歲！萬歲！”并跟著日本兵罵道：“支那人！馬鹿野郎！”表明在戰(zhàn)爭前線的特殊環(huán)境下，上海的日本小學生竟也懷有如此喪失人性的仇恨心理。因而上海的日本人學校以各種方式積極投入“大東亞圣戰(zhàn)”。

戰(zhàn)爭初期，學校將校舍等全部提供給軍隊用于戰(zhàn)爭，后又積極參與戰(zhàn)時教育體制的實施，將軍事訓練和勤勞報國成為主課，學校逐漸失去了溫馨的教育環(huán)境和基礎教育的功能。這是戰(zhàn)爭給上海日本人學校和學生制造的創(chuàng)傷，至今，仍給回憶者留下抹不去的傷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