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原載5月1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題為《回首與重訪 ——常盤大定與關野貞<中國文化史跡>重印本導言》，現(xiàn)題和小標題均為編者所擬。

中國文化史上的“發(fā)見時代”

1931年，常盤大定（Tokiwa Daijo，1870-1945）六十一歲。這一年的11月16日，日本學界在東京神田的學士會館為他舉行“還歷紀念”。也許是因為前些年特別勞累，又遭遇車禍而左腿骨折的緣故，這時的常盤大定還在休養(yǎng)中，但他仍然非常高興，特意寫了一首《臥病述懷》。其中，有兩句說“三透難關由佛力，五游震旦亦天恩”。這里所謂的“五游震旦”，說的就是他五次遠赴中國考察文化遺跡的事情。這五次全面的考察中國宗教與藝術遺跡，以及《古賢の跡へ》等（后來匯編為《支那史跡踏查記》）考察記的陸續(xù)出版，可以說是1920年代日本中國學界的一大盛事。所以，他的朋友在與他《臥病述懷》唱和的時候，也反復提及這一點。入澤達吉說，“殊域遍探名剎跡，著述欲答圣朝恩”；本多辰次郎也說，“周游禹域窮西土，著述東瀛冠佛門”。

當然，對中國古跡遺存的考察，并不是從常盤大定和他的合作者關野貞（Sekino Tadashi，1868-1935）開始的。十九世紀后半期以來，日益潰敗的大清帝國，國門不得不洞開，任憑各式西洋人和東洋人長驅直入。對中國好奇的東洋、西洋學者就像水銀瀉地一樣，陸續(xù)滲透到中國各地，做人類學調查的也有，做生物學調查的也有，當然做古跡考察的也有。不必說那些從內(nèi)亞進到西部來的考察者李希霍芬（1833－1905）、斯坦因（1862－1943）等人，像深入內(nèi)地的法國人沙畹（1865-1918）和謝閣蘭（1878－1919）、瑞典人喜仁龍（1879-1966）、美國人弗利爾（1854-1919）等等，都對各種文物古跡遺存做過相當深入的考察。中國歷史學家賀昌群曾說，二十世紀“西人稱之為‘發(fā)見時代’（Age of Discoveries），其意蓋指百年來古城古墓的發(fā)掘，在人類文化史上平添了許多為史傳所不詳?shù)膷湫率穼崱保ā督晡鞅笨脊诺某煽儭罚d《賀昌群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一卷，56頁）。他列舉了各種西洋人有關西域的考察報告和研究著作，其中不少都包括豐富的圖片資料，人們熟知的如法國人德萊因斯與格林勒在1897年出版的新疆西藏探險報告第四冊，英國人斯坦因在1903、1907年出版的《西域考古記》之第二卷，德國人勒柯克的《中亞佛教藝術》等等（稍后，還有如1920年伯希和出版《敦煌圖錄》，1923-1924年謝閣蘭出版《考古圖譜》，1923年德國鮑希曼出版《中國的建筑與景觀》，1929年喜仁龍出版《中國早期藝術史·建筑卷》）。

也許，這些考察確實混雜著多種動機，諸如對東方文化的興趣、對東方文物的覬覦和向東方殖民的政治意圖，現(xiàn)在的學者盡可以用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理論進行批判。不過，這也促使著原來“自在”的中國古跡，開始成為“自覺”的藝術、歷史與文物，就像西洋人炫耀敦煌的收獲，提醒了國人對敦煌的興趣一樣，西洋、東洋學者對中國土地上這些遺存的調查，當然也包括掠奪，也終于觸動了大清帝國對自家寶藏的重視。

二十世紀初，民政部給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建議下達“保存古跡推廣辦法”。在奏折中，起草者相當沉痛地說，中國“求數(shù)千年之遺跡，反不如泰西之多者，則以調查不勤，保護不力故也”。于是，在大清帝國垮臺前兩年，即1909年，民政部終于發(fā)布了有關文物保護的《保存古跡推廣辦法》，要求“步軍統(tǒng)領衙門、順天府、各直省將軍、督撫、都統(tǒng)”，對現(xiàn)存古跡和文物進行調查和保護，在這一文件中，還將調查項目分為了六類，即（一）周秦以來碑碣、石幢、石磬、造像及石刻、古畫、摩崖字跡之類，（二）石質古物，（三）古廟名人畫壁或雕刻塑像精巧之件，（四）古代帝王陵寢、先賢祠墓，（五）名人祠廟或非祠廟而為古跡者，（六）金石諸物，時有出土之件。

但是很遺憾，當時中國正處在“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外有強敵環(huán)伺，內(nèi)則政局動蕩，上上下下自顧不暇，所以，雖然各地開始做了一些清點的事情（如1910年山東編印了《山東省保存古跡表》），但并沒有真的做過全國性的調查。直到中華民國建立之后，由于意識到“中國文化最古，藝術最精，凡國家之所留貽，社會之所珍護，非但供考古之研究，實關于國粹之保存”，到1916年北洋時代，民國政府才發(fā)布了《內(nèi)務部為調查古物列表報部致各省長（都統(tǒng)）咨》。咨文中說明，這是繼承清廷民政部的調查與保護方案，在這份文件中，把“古物”更細分為十二類，即建筑類、遺跡類、碑碣類、金石類、陶器類、植物類、文獻類、武裝類、服飾類、雕飾類、禮器類、雜物類，要求各地記錄名稱、時代、所在地、保存辦法等等（李守義《近代中國文物調查述評》，載《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4年12期，總137期，124-135頁）。一直到了1928年，國內(nèi)局勢逐漸平穩(wěn)，國民政府內(nèi)政部才再次頒發(fā)《名勝古跡古物保存條例》，到1934年民國政府才終于成立了“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

不過，在中國這段風雨飄搖的時間里，西洋人和東洋人依然在中國做著他們想做的事情。

日本學者對中國古跡的考察

在晚清民初那些年里，日本學界也逐漸開始對中國古跡進行考察。

明治維新之后的日本學界，在有關東亞的歷史和文化領域，始終有跟歐洲東方學爭勝的心理。我曾經(jīng)在《宅茲中國》一書中說過，十九世紀歐洲的東方學家和探險家對中國及其四裔的深入考察，無論在歷史學、語言學和文獻學方面，還是在人類學與文化學方面，都對日本學界產(chǎn)生絕大的刺激。本來，日本學者對進入世界東方學的學術潮流從來都很自信，他們覺得日本人比中國人懂得西洋新方法，又比西洋人更善于閱讀東洋文獻，所以日本才應當是“東洋學”的執(zhí)牛耳者。可是，西洋學者對中國及四裔的考察，對他們來說相當震撼。著名的日本東洋史學者桑原騭藏在《支那學研究者の任務》中，對日本中國學有著痛切的自我反省，他覺得，日本在亞洲文化與歷史研究上的落后，一方面是對漢族中國之外的四裔重視不足，另一方面就是不能使用多語言、考古和田野調查的方法。

為了證明“究竟誰更了解亞洲”，也為了“重新繪制東亞版圖”，日本被歐洲東方學刺激出這些新學術領域和新學術傾向（如歐洲東方學家通過探險、考察和比較，深入了解真實的中國），使日本學界也不再僅僅把視野局限在所謂中國“本部”，也不僅僅局限在“經(jīng)史”之類文獻來了解中國，而是不得不像歐洲學者一樣，一方面把視野放大到滿蒙回藏鮮等中國的邊緣，一方面開始用“腳”加上“眼”來重新打量似曾相識的中國。

如果我們看一看那個時代的日本中國學家，就可以發(fā)現(xiàn)二十世紀初，一些日本學者不約而同開始深入中國的內(nèi)地或邊疆。1901年，伊東忠太（1867-1954）受日本內(nèi)閣派遣，在八國聯(lián)軍占領北京之際，對北京紫禁城進行拍攝和測繪；同一年，繼日本政府派遣成田安輝（1864-1915）之后，河口慧海（1866-1945）也進入西藏并到達拉薩，大量收集西藏書籍文物；1902年，大谷光瑞（1876-1948）沿著歐洲學者的路線，自西徂東深入庫車、和闐，開始了他三度西域考察的第一次旅程；同一年，鳥居龍藏（1870-1953）繼四度考察臺灣之后，又進入貴州進行苗族調查。在二十世紀初，無論是從滿洲帶回去的滿文史料（內(nèi)藤湖南），還是從西藏帶回去的各種藏文佛典和圖像（河口慧海），無論是西域收集的各種古寫本（大谷光瑞），還是在臺灣、苗疆拍攝的各種風俗照片（鳥居龍藏），都刺激了當時日本中國學的新問題和新興趣。

對中國大地上存在的歷史文化遺跡的考察，正是在這個潮流下開始的（正如受日本外務省文化事業(yè)部委托考察日本中國學研究狀況的中村久四郎，他在《現(xiàn)代日本における支那學研究の實狀》[東京：外務省文化事業(yè)部，1928年]中說，明治四十年以后到大正初年，日本學者向日本島周圍以及國外的考古和調查是顯著的傾向，他所舉出的例子是關野貞、鳥居龍藏、濱田耕作、大谷光瑞，他說，“明治四十年代到大正初年，一直持續(xù)數(shù)年之后，學者注意到經(jīng)常搜求東亞方面的資料，包括中國古物商寫來的文物”，通過這些資料深入細致地研究，這是一種趨向。156-158頁）。

《中國文化史跡》的兩位編者

這里介紹的《中國文化史跡》（初名《支那文化史跡》）的兩位編者，都是當時日本最重要的學者。

先說關野貞。作為建筑史專家，關野貞來中國較早，在1906-1907年、1907-1908年和1918年，他三次到訪中國，考察過河南、山西、天津、山東、陜西、北京以及江南各地，他當時攝影留下的很多照片，至今還留存在東京大學（當時的東京帝國大學）工學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06年他考察陜西漢唐陵墓，對唐代的昭陵、乾陵和崇陵做了詳細調查，并且繪制了《唐太宗昭陵陪塚配置圖》，這也許是最早的昭陵圖（《支那の建筑と藝術》，東京：巖波書店，1938年；又收入《中國文化史跡》第九冊“陜西”部分）；1908年在山東考察，他曾收購了一些民間所藏的畫像石。這個時候雖然山東已經(jīng)設立“憲政調查局”來調查古物，當?shù)乜h令也曾下令不準關野貞把這些文物帶回國，但晚清政府并沒有力量阻止關野貞把這些資料從膠州灣裝船運走（他的這一行為，當然引起國人反感。1920年，他的多年合作者建筑史家伊東忠太訪問山東時，曾在濟南的圖書館看到展出的武梁祠畫像石，旁有一段說明：“光緒三十四年，先后為日本人所購，運過濟南，余以此石為吾國古物出[此處原文有闕]貳購留之，而薄懲出售之人云云”，他覺得頗為汗顏，并且表示應當深思。見伊東忠太《山東見學旅行記》[收入《伊東忠太建筑文獻》第五卷《見學紀行》，龍吟社，1936年]，366頁）。

有了這番考察，第二年（1908）關野貞就在《時事新報·文藝周報》上發(fā)表了《后漢的畫像石》一文。這也許是日本關于漢代畫像石研究的開山之作，至今還是這一領域必須提及的先驅論著[他關于漢代畫像石、畫像磚的研究，很快影響到中國學界。如《東方雜志》第5年10期（1908年11月18日）就刊載了姚振華譯的《后漢畫像石說》（譯自日本《時事新報·文藝周刊》）。此后，他有關考古、建筑、藝術的論著，也曾不斷被翻譯。例如1930年，《地學雜志》18年1期（1930年3月）發(fā)表《樂浪郡之遺跡》（祁蘊璞譯）；《藝浪》第1卷4期（1930年6月）發(fā)表《兩晉時代之藝術》（伯英譯）。不過，一般來說，學界都認為，他重要的發(fā)現(xiàn)之一，還是天龍山石窟]。

1918年在出訪歐洲、印度之前，他再度來到中國，專門考察古建筑，并且把它們與日本的古建筑進行比較，回國后發(fā)表了《支那文化の遺跡とその保護》（發(fā)表于《大觀》1920年第7期，收入《支那の建筑と藝術》，420-422頁），并在1925年和著名的建筑史家伊東忠太合作出版了《東洋建筑》。

在關野貞的視野中，中國古建筑是與日本對比的絕佳資料。當然，他也很不客氣地指出，中國古建筑的保護相當不理想，“日本現(xiàn)存的千年以上古建筑尚有三四十棟，五百年以上者也有三四百棟，但是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我的調查范圍內(nèi)，千年以上的建筑一無所有，而五百年以上的也非常罕見”。例如著名的少林寺，他就特意指出，初祖庵傳說很早，但實際上只是宋代宣和年間（1125）重新建造的，同寺的鼓樓，也是元代大德六年（1302）重新建造的。

關野貞是建筑史家，他在中國和朝鮮的考察，當然主要集中在建筑方面，除了佛寺道觀之外，皇宮、殿堂、陵墓、民居也都在他的關注視野之內(nèi)。但是，和關野貞不同，常盤大定則是佛教史專家，因此對中國的宗教遺跡格外關注。在調查中國文化史跡之前，他出版過《印度佛教史》（博文社，1906年）、《釋迦牟尼傳》（丙午出版社，1908年）、《佛典的解說》（丙午出版社，1921年），雖然都是早期印度佛教研究，但是事實上，他一直在為中國佛教史的研究做準備，并且在大學里面擔任了“中國佛教史”的課程。在1920年他開始踏查中國宗教遺跡的時候，其實，他研究的重心與興趣已經(jīng)投入中國佛教與道教。

據(jù)《支那佛教史跡踏查記》的記載，他的五次中國考察，依次是：

（一）1920年9月24日到1921年1月5日，他從朝鮮經(jīng)沈陽，先后到了現(xiàn)在的北京、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江西、江蘇、浙江。

（二）1921年9月14日到1922年2月19日，他從青島上岸，先后走遍山東、北京、河南、湖北、湖南、江蘇。這是他五次考察中時間最長的一次，長達五個月。

（三）1922年9月29日至12月19日，在兩個多月的考察中，他從上海登陸，到達浙江、河北、河南、江蘇、湖北。

（四）1924年10月8日到11月6日，他經(jīng)朝鮮和東北，從大連坐船到青島，這次時間只有一個月，主要在山東考察。

（五）1928年12月14日到1929年1月30日，他從日本直接到香港，從香港到廣東、福建。

在五次中國之行中，常盤大定主要是考察佛教遺跡，在遍及中國南北十幾個省市的佛教文化遺跡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走遍了許多佛教石窟，如天龍山、響堂山、鞏縣、云岡、龍門，也到訪了眾多佛教名山，如廬山、赤城山、衡山、黃梅山、天臺山、玉函山、黃檗山、鼓山，也記錄了諸多佛教名剎，如玄中寺、度門寺、歸元寺、棲霞寺、雞鳴寺、靈隱寺、靈巖寺、嵩岳寺、少林寺、國清寺、南華寺。對這些佛教遺跡，無論是建筑、雕塑，還是碑志等等，他都一一尋訪、攝影，并廣泛參考文獻，留下文字的記錄。當然，如果遇到道教和其他遺跡，他也會順便進行了采訪和考察，如白鹿洞書院、亳州鹿邑老子遺跡、山西龍山道教石窟、北京明十三陵、嵩山中岳廟等等，這使得他留下來的照片和文字，成了1920年代中國文化遺存最全面的證據(jù)。在此后相當長的時間內(nèi)，也許，很少有人像他這樣有這么廣泛的考察范圍，也很少有人會留下如此之多的遺跡照片。

常盤大定在中國考察，每看一處，隨時記錄，并且堅持寫日記，還常常與同行友人通信，報告考察的見聞與心得。1921年第一次考察結束回國之后，他就寫了《古賢の跡へ》。接著幾次考察，他也陸續(xù)寫下了類似的記錄，陸續(xù)出版了《續(xù)古賢の跡へ》《後の古賢の跡へ》《山東巡禮記》《支那佛教史跡紀念冊》（即《廣福巡禮記》）。不過，正如他自己所說，前三次考察記錄出版之后，遭遇到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和東京火災，也許發(fā)行并不廣。所以，1938年他才又把五次考察的文字記錄，匯編成《支那佛教史跡踏查記》，附上了一百五十幅精選的圖片，由東京的龍吟社出版。這當然是后話。

關野貞與常盤大定兩人志趣相同，都屢次到中國考察，積累了好些照片與記錄，正可以取長補短。1924年起，關野貞與常盤大定就商量，匯集兩人考察所得，編一部有關中國佛教遺跡的圖片集。據(jù)說那時關野貞住在東京本鄉(xiāng)東片町（現(xiàn)在的向丘），常盤大定住在東京小石川的指ケ谷（現(xiàn)在的白山），兩家相距不到一公里。恰好由于他們又得到日本官方“對支文化事業(yè)”資金的支持，于是便開始不斷磋商協(xié)調，并進行圖片的編輯整理工作。最初，他們曾計劃出版四冊《支那佛教史跡》，因而在此后的若干年里，他們把兩人在中國考察所攝有關照片，按照地區(qū)加以編輯，并且一一加以評解。

這個工作持續(xù)了幾年。據(jù)日本學者渡邊健哉的研究，開始于大正十四年（1925）的計劃，是編輯四冊圖版。這個四冊本包括，第一冊：從洛陽白馬寺、濟南，到長安，于1925年5月出版；第二冊：從江西廬山、江蘇蘇州、山西云岡、河南龍門、鞏縣、嵩山，于1925年10月出版；第三冊：從山西石壁山、天龍山、龍山、河南及直隸的響堂山、南響堂山、北京房山到河南寶山，于1926年3月出版；第四冊：包括了正定臨濟遺跡、南京、湖南南岳、湖北荊州、浙江天臺、山東青州和淄川、湖北黃梅、直隸趙州正定，于1926年11月出版。最后補充出版的第五冊，則有山西五臺山、江蘇揚州、河南開封、湖南溈山、江蘇鎮(zhèn)江、浙江杭州、寧波、普陀山、紹興、直隸順德以及北京等等，則在1927年3月底出版。1927年5月9日，他們兩人在常盤大定的住宅，向《東京朝日新聞》記者宣布，全書的圖版部分編輯出版完成。

不過，由于全書出版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常盤大定再次得到“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會”的許可和“對支文化事業(yè)部”的支持，與一些年輕學者如佐藤泰舜（負責記錄）、稻葉茂、阿部國治（負責交涉與捶拓）、結城令聞（負責實測）、龍池清（負責攝影）等五位學者一道，對廣東和福建進行了又一次考察。這就是本文前面所說的常盤大定第五次中國考察，這次考察包括廣州、韶州、潮州、廈門、福州等地的一些著名寺廟，如廣州光孝寺、韶州南華寺、云門山大覺寺、廈門南普陀寺、福州鼓山涌泉寺、雪峰崇圣寺、黃檗山萬福寺等等。顯然，這一次考察的主要內(nèi)容與唐五代禪宗關系最大，回到日本之后，常盤大定把這次考察的內(nèi)容，用前面五冊《支那佛教史跡》一模一樣的裝幀格式，出版了一部《支那佛教史跡紀念冊》。

可是，由于前述由常盤大定自己擔任發(fā)行人的五冊圖版《支那佛教史跡》加上《評解》本，并不包括1928年他這次訪華考察的內(nèi)容。因此，此后幾年間，他們又對這一圖冊做了相當大的增補與刪訂，在關野貞去世四年之后的1939年，由法藏館重新出版。現(xiàn)在通常看到的，就是由法藏館出版的這十二冊《支那文化史跡》。它補充了許多內(nèi)容，重新進行排列分冊，每幅照片一大張，外面用仿線裝書封套式的大盒，一共分裝十二大盒（后來又出版了洋裝的縮印本）。戰(zhàn)后，此書再版時，則把“支那”改為“中國”，我們現(xiàn)在最容易看到的，就是這個十二冊硬皮精裝的《中國文化史跡》以及兩冊《中國文化史跡·解說》。

如果對初版的五冊本《支那佛教史跡》（及《評解》）與后出的十二冊本《支那文化史跡》（及《解說》）做一個簡單的對比，可以明顯地看到，兩者已經(jīng)有了明顯的差異。首先，當然是內(nèi)容的增加，原來五冊本主要圍繞“佛教”（以及少量道教如龍山）遺跡，后出的十二冊本則大大地擴充，包括了帝陵如北京附近明清各種陵墓，石室如著名的武氏祠，各種紀念性祠廟建筑如山東孔廟等等；其次，《解說》在每一則文字的末尾，都標識出“常”或“關”，清楚地表示出這一段文字的責任著作者究竟是常盤大定還是關野貞；最后，對前后次序與解說文字，也做了一些增刪修訂（比如五冊本的《評解》原來附載各種碑文，而十二冊本則統(tǒng)統(tǒng)從《解說》中刪去）。有的說明文字有所增加（比如十二冊本《解說》第八卷有關“天龍山”的首段，末尾增加了“府志記載，皇建元年造，有石室二十四龕，石佛四尊，鐫刻隋開皇四年石室銘曰”等等，于是下面“天龍山下有寺，天龍寺又稱圣壽寺，今廢頹，僅僧侶數(shù)人”的引文就清楚了；又如第十卷“當陽玉泉寺”，則比五冊本在“現(xiàn)今設置”中補入“大正九年十月”，使得所謂“現(xiàn)今”有了著落，同時又增加了“玉泉寺平面圖”，讓人更加清楚玉泉寺的空間狀況），也有的說明文字又有所刪削（如五冊本《評解》第四冊“無跡禪師”條，原來有一段“《玉泉志》卷二無跡法師條下‘北宗’五十六字左有按語云‘此字及抵界名目，載之張說碑陰，皆毀裂不全，悲夫’”以及一首七言詩偈，在后出的十二卷本《解說》中就被刪去）。

顯然，從“佛教”史跡變成“文化”史跡，主要是因為他們兩人考察的范圍已經(jīng)超出佛教，有意義的圖片資料已經(jīng)不止是“佛教”，甚至不止是“宗教”，也包括其他內(nèi)容，因此，最終出版時改易現(xiàn)名，終于成就了一部集大成的中國歷史與文化遺跡圖冊。

對中國學界的影響

關野貞和常盤大定編著的這套中國歷史文化考察圖冊和解說，很快影響到中國學界。此書五冊本1927年剛剛全部出版，1928年11月和12月《北平北海圖書館月刊》的“新書介紹”中，就已經(jīng)以《常盤大定、關野貞共著〈支那佛教史跡五集附評解〉》為題加以介紹。

今天來看，關野貞和常盤大定的考察，雖然不一定是西洋、東洋學者中最早的，但相當多的遺跡之發(fā)現(xiàn)、攝影和解說，顯然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這里不妨略舉幾例，比如，山西天龍山佛教遺跡，首先有關野貞1918年的考察，他把調查所得發(fā)表在同年12月的日本《建筑學雜志》384號；接著是常盤大定1920年的再度考察，同年把結果發(fā)表在《古賢の跡へ》一書中；接下去則是1922年田中俊逸的再次考察。至此，這個后來名聲響亮的佛教遺跡才開始被國際學界廣泛關注；又如，山西龍山的道教石窟，則是常盤大定率先發(fā)現(xiàn)。1920年，他在山西太原赴童子寺的途中，注意到這個罕見的道教石窟，并且立即根據(jù)石刻題名、方志、道藏和其他歷史文獻，對石窟的開鑿領導者宋披云（德方）身世，以及石窟開鑿時代等加以鉤稽敘述，指出其價值在于，第一它是很罕見的道教石窟，第二是它的時代清楚，在宋元之際。稍后的1924年，他又委托慶應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甯超武去再次攝影，這樣一來，人們才漸漸關注到這一道教遺跡。

在當時中國官方尚無力量進行大規(guī)模的文物普查，中國學者還很少深入文化遺跡考察的時代，他們的這些照片拍攝和調查記錄，很多是“第一次”，即使不是“第一次”，也可能是較早的。像應縣木塔（伊東忠太1902年，關野貞1918年，梁思成1935年）、大同大華嚴寺（關野貞1926年，梁思成1933年）、薊縣獨樂寺（關野貞1931年，梁思成1932年）、嘉祥武氏祠（關野貞1908年）。這些考察，不僅如我在前面所說，使得“原來‘自在’的中國古跡，開始成為‘自覺’的藝術、歷史與文物”，而且也刺激了中國學者，促使他們開始了自覺的藝術、建筑、陵墓、寺觀的田野考察。已有學者指出，關野貞1918年對山西應縣留存的十一世紀木塔的研究報告[伊東忠太對應縣木塔的考察時間更早，見《支那旅行談（其の一）》，載《伊東忠太建筑文獻》（東京：龍吟社，1936年）第五卷《見學旅行》，129頁]，啟發(fā)了梁思成，后者在1932年讀到關野貞報告后深感刺激，正是這一契機，才促使他1933年率領營造學社同仁前往考察；而關野貞1931年5月對薊縣獨樂寺的考察，也啟發(fā)了梁思成第二年發(fā)表的《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一文。特別是河北的北響堂山石窟，作為北齊時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佛教石窟，就是常盤大定率先進行考察的，正如他自己所說：“民國元年以后雖然頗遭破壞，但猶可見若干當年藝術手法，應當是北齊藝術的代表性作品，其中北山石窟壁上所刻的佛經(jīng)，更是佛教文化是上值得特別記載的大事業(yè)。但是，這一石窟未曾被世人著錄，大正十一年（1922）十一月我的考察是最早的造訪。”也正是在這以后，才引起中國營造學社學者劉敦禎（1936年）的注意，也導致稍后日本學者長廣敏雄、水野精一更深入細致的考察。

其實，中國營造學社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劉敦禎等人雖然留學歐美或受西方影響，但他們參與的營造學社和古跡調查，其實應該說，不僅是在西洋學術的推動下展開的[較早的梁思成建筑史論文《我們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和林徽因的《論中國建筑之幾個特征》（均載1932年《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無論方法與選擇，都受到西方學者的影響。后來，梁思成雖然批評喜仁龍和鮑希曼不懂中國建筑的“文法”，但是我以為，這種頗為深刻的批評，卻恰恰是在熟讀西洋人著作的基礎上形成的]，也是在東洋學者的調查行為刺激下開始的，這里就應該包括關野貞和常盤大定對中國文化遺跡所做的全面調查。

如果回到中國學術史重新觀察，從晚清到民初也就是二十世紀的頭二三十年，我們不能不承認，當時中國很多新的學術領域，除了西洋，過去時代曾經(jīng)是傳統(tǒng)中國的優(yōu)等學生的日本，也成為現(xiàn)代中國的先生。姑且以廣義的歷史學領域為例罷，無論是藝術史上的大村西崖、建筑史上的伊東忠太、中國史上的那珂通世和桑原騭藏、哲學史上的遠藤隆吉、文學史上的笹川種郎，都在中國同類著作之前。當然，這類論著有的在史料考證上未必很高明，歷史敘述中也不免既有古代日本的自尊，也有現(xiàn)代日本的傲慢，讓中國人不太舒服，一些中國學者就因為“以彼人之口吻，述吾國之歷史”，會“令吾國民遂不興其歷史之觀念，忘其祖國所自來”，號召中國人自己寫史。但無論如何，日本的各種學術著作，都從正反兩面影響和刺激了中國學術的現(xiàn)代轉型。這一點毋庸諱言，就連改變中國歷史學方向的梁啟超，其開創(chuàng)之作《新史學》也是通過浮田和民翻譯的《史學通論》，接受了來自西洋的新歷史觀念和方法；而梁啟超之后執(zhí)掌中國學術界牛耳的胡適，也在中國歷史研究方向上，深受桑原騭藏《中國學研究者之任務》之影響。

《中國文化史跡》的學術價值

現(xiàn)在回頭來討論常盤大定、關野貞的《中國文化史跡》。我以為，它的學術價值，我們應當注意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此書（包括五卷本）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化遺跡的“定格”，它為當時的中國學界提供了中國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況與初步研究。我所謂“基本情況”是，在中國自身沒有大規(guī)模文物普查的時代，由于他們調查了相當廣泛的地區(qū)，包括山西、河南、河北、山東、陜西、北京、湖南、湖北、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安徽、江西（除了西北、西南與東北），也挑選了數(shù)量頗大、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遺存，這一調查等于給當時的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按圖索驥和繼續(xù)研究的目錄。盡管西洋學者如沙畹、伯希和、謝閣蘭、弗利爾等可能對個別的文化遺跡調查時間更早，研究也更深入，但是，沒有如此全面的大規(guī)模考察；我所謂“初步研究”是說，他們不僅前赴后繼拍攝了相當好的遺跡照片，而且在《解說》中大體上都能夠引經(jīng)據(jù)典，綜合地方志、佛教文獻、歷史著作以及石刻資料，對各處的文化遺跡進行概括的敘述與分析。

我們不妨隨意看幾個例子：（一）五臺山。從明治三十五年的伊東忠太、大正十一年的小野玄妙，到次年的常盤大定，他們先后拍攝了幾次資料照片，并且常盤在《解說》中引用伯希和《敦煌圖錄》中的壁畫五臺山、圓仁《大唐求法巡禮行記》、成尋《天臺五臺山記》、澄觀《華嚴疏》以及《古清涼傳》等等，對五臺山各處廟宇做了歷史介紹；同時又記載了曾在此處的著名僧人如唐代的澄觀、無著、法照、道義、神英等等；還著錄了現(xiàn)在留存重要的經(jīng)幢以及石刻碑文，特別是書中還分析了各處寺廟建筑的時代。（二）石壁山玄中寺。常盤不僅敘述了從北魏承明元年（476）曇鸞建成，到唐代道綽中興，到金代元釗泰和四年（1204）再興的歷史，而且一一著錄了最重要的千佛閣壁碑（823）、鐵彌勒像頌碑（741）、甘露義壇碑（813）、寬公法行碑記（1307）、宣慰謝公碑（1284）、玄中寺元代圣旨碑（1289）。（三）如今非常引人矚目的山東嘉祥武氏祠石室，關野貞不僅拍攝了很好的照片，做了很好的拓本，而且指出當初武氏祠應當是前后三石室，乾隆五十一年黃易發(fā)掘并解體，別建磚制祠堂，以畫像石嵌入壁中，成為今天的模樣。他指出，黃易雖然有功于武氏祠，但是這一方式使人不能得見“當初構造原樣”，實在很可惜。這并不是沒有根據(jù)，他指出，當初把其他畫像石混入其中的，比如后石室之第六第七石，左石室的第三石等——現(xiàn)在看來，這些分析和研究也許已經(jīng)是學界的常識，但是在那個草創(chuàng)時代，這些“常識”卻是“創(chuàng)見”。

其次，無論是照片還是文字，他們都記錄了晚清民初也就是二十世紀前三十年中國文化遺跡保存與變化的實況。毋庸諱言，當年衰落的中國，并無如今這樣遍地開花的大規(guī)模建設，傳統(tǒng)的地形地貌以及文物遺存尚處在自在狀態(tài)。但是，由于缺乏保護，這些文化遺存在風雨摧殘與人為破壞下，也正在日漸頹壞和消失。近百年前是什么模樣？以《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為例，這一最早記載基督教傳入中國的石碑非常有名，從明末卜彌格向西方介紹以來，就廣為國際宗教界與學術界關注，石碑所放置的金勝寺（唐代是崇圣寺，明清稱為崇仁寺，金勝寺是俗稱），于同治元年因火災焚毀。1907年，另一位日本學者桑原騭藏到西安考察時，在《考史游記·長安の旅》中曾記載說，金勝寺僅余頹垣斷壁，有一石坊，后面有碑石三四方，《景教碑》就在那里。而《中國文化史跡》中的照片則是明治三十九年關野貞去拍攝的，也許，這可以讓我們在桑原騭藏的文字記錄以外，看到當時《景教碑》的實存環(huán)境；又比如前面提到的龍山道教石窟，在1920年常盤大定去考察的時候，石窟開鑿者宋德方（披云）的雕像尚完整，常盤大定拍攝了照片，發(fā)表在第二年出版的《古賢の跡へ》中，但1924年他委托山西留學生甯超武帶太原的專業(yè)照相館去拍攝照片時，宋德方雕像的頭部“已為惡兒破壞”。同樣，山西天龍山石窟，大正七年關野貞、大正九年常盤大定考察時，雖然已有不少損毀處，但是當1924、1925年常盤大定委托山西留學生甯超武、趙青譽與太原美麗興照相館再去拍攝時，發(fā)現(xiàn)很多又有所損毀，他只能遺憾地說：“這些考察以及前后若干考察，使得（天龍山）中外喧傳，但遺憾的是這也招致了破壞”。但是，由于被損壞之前他們留下了照片，就給后人保留了可供參考的舊貌。

再次，從1920-1930年代他們對中國文化遺跡進行的考察以來，時間又過去了近百年。在這一百年里，中國的文物古跡又陸續(xù)在戰(zhàn)爭摧殘、風雨剝蝕、人為損壞之外，還遭受了外人的收買和掠奪。“海外遺珍”這個詞，其實蘊含了好多苦澀和無奈。前幾年，我曾經(jīng)用不少時間翻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幾代學者陸續(xù)編成的海外收藏中國繪畫目錄，深為感慨這些精美的藝術品何以會如此散落世界，總想了解這些價值連城的繪畫不斷出售、轉讓、收藏的過程，也許這過程就像偵探小說一樣有曲徑通幽的趣味。同樣，至今世界各地散落的中國古代雕塑、壁畫、建筑等等，有些已經(jīng)成為世界上各個博物館的鎮(zhèn)館之寶。但是，除了記載明確收購線索的藏品之外，不少藏品的線索，尤其是1920年代以后的藏品，可能就要落在《中國文化史跡》這些早年照片上。當然，即使它出身清楚，我們也可以從這些早年照片中，看到被割裂的文物原本所在的背景。我曾經(jīng)感慨，一些古代文物，離開了它原本所在的環(huán)境，被抽離了放置在博物館中，可能我們就無法理解和感受它當年的象征和意蘊。在這里，可以舉日本京都藤井有鄰館收藏的著名的天龍山第八窟洞口兩冊的力士像為例，也可以舉東京國立博物館藏天龍山第八窟隋代石佛首為例，如果沒有當年常盤大定和關野貞的照片，我們怎么能夠想象這些雕塑呈現(xiàn)的中古時代濃厚的宗教氣氛？也許我們只是在博物館幽暗的燈光下，想象法相莊嚴和精美風格，這樣，也許這些本來大地上的文化“遺存”就變成了博物館里的“藏品”，從實際信仰世界中的“宗教”，變成了純粹審美領域的“藝術”。

為什么要重印

從常盤大定和關野貞的中國考察，到五冊本《支那佛教史跡》、十二冊本《支那文化史跡》出版，再到戰(zhàn)后十二冊《中國文化史跡》與一冊《增補》的出版，前后差不多百年時間過去了，那么，現(xiàn)在為什么又要重新印行這部《中國文化史跡》與《解說》呢？

這里說一段不算舊的舊事。大概在七年或者八年前，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立以后，我一直在致力于推動圖像文化與藝術史的研究。當時，不僅邀請了李星明教授和鄧菲博士加盟，而且我還向當時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輯的趙昌平先生和七編室主任的童力軍先生推薦重印此書。那個時候，之所以想到要推薦重印1938年的這部十二卷圖冊與兩卷本《解說》，除了前面所說這是一部極具參考價值的遺存圖錄與考察記錄之外，當時還隱隱覺得，它恰好是中國文物遺存在1920年代的一個“定格”。歷史在不斷變遷，在歲月流逝中，不僅僅是文獻會散逸，遺址與文物也會有戰(zhàn)爭破壞、人為損毀和風雨剝蝕，現(xiàn)在的這些文化遺跡，肯定與過去大有不同。我想，如果今天重新站在常盤大定、關野貞當年考察過的地點，以相同的位置、相同的角度，重新對這些文物遺存進行拍攝，加以對照，是否可以在新舊圖片之間，呈現(xiàn)這文物遺跡近百年的變遷歷史？千余年的文化遺存，百來年的遺跡變遷，也許可以重疊成一個剪影。究竟這種重疊的剪影可以釋放出什么意義，雖然現(xiàn)在我也說不清，但是今后一定能有人說清。

這幾年來，得到上海辭書出版社的支持、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協(xié)助，特別是多虧李星明、鄧菲兩位藝術史學者以及文史研究院的研究生不辭辛勞，重走常盤大定和關野貞的考察之路。他們不僅“重訪”了圖冊上的遺跡，而且修正了圖冊中的一些錯誤，讓我們“回首”重看這一段圖像文化和藝術史的學術歷程。當我們看著圖片中百年前的遺跡，又站在百年后的實物面前的時候，難道不會感到歷史的滄桑、時代的穿越和前后相續(xù)的學術史，有格外的意味么？所以，我用了《回首與重訪》作為這篇《導言》的標題，或許，它寄寓的只是我個人的一點點感受。

2015年11月15日初稿于東京大學

感謝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2015年邀請我擔任特任教授，使我可以在日本搜集有關文獻撰寫這篇《導言》。也感謝平勢隆郎教授贈送平勢隆郎與鹽澤裕仁合編的《關野貞大陸調查と現(xiàn)在》（兩冊，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