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寶元年（701年），日本公布了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寶令》，這部令典中正式使用了“日本”國號，這也成為今日日本這一國名的起始。在此之前，史籍中將生活于日本列島內的族群及其政權統稱為倭。然而，倭人的時代尚未形成成熟的文字，有關當時日本列島內的歷史必須依賴于中國一側的史籍。《漢書·地理志》中記載：“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云。”這是最早有關日本列島內政權的可靠記錄。此后，《后漢書》中還保留了光武帝賞賜給倭奴國王金印的記載。所謂倭奴國普遍將其理解為在倭人族群中被稱為“奴”的一個國家，即后代《倭人傳》中所見的奴國。上述史料展現出兩漢時期日本列島內的倭人已形成了眾多小型政權，并開始積極與中國王朝展開交往。

與兩《漢書》中只言片語的記載相比，《三國志·魏志》中專門為倭人設立了列傳，詳細記錄了相當于三國時期倭人社會的歷史。《倭人傳》從朝鮮半島南部的狗邪韓國為起點，依次記錄了日本列島內一系列小國的概況，以及倭人這一族群的風俗習慣（參見圖1）。從史料來源看，《倭人傳》的內容絕非出自捕風捉影式的傳聞、或倭人自身單方面的描述。三國時期，曹魏設置于朝鮮半島上的帶方郡長期擔負著監視三韓與倭諸國間動向的責任，帶方郡的使節曾頻繁往來于倭人境內，并駐扎于伊都等國之中。正始元年（240），帶方郡建中校尉梯儁還曾奉詔到達日本列島內，冊封女王卑彌呼為倭王。可見，曹魏政權應掌握著有關倭國國內相對準確的情報。《倭人傳》中的文字很可能即出自曹魏官員在親身調查后寫成的記錄，其記載比較客觀的反映了當時日本列島內的情勢。也正因如此，《倭人傳》成為今日了解當時倭人社會最為重要的史料。

圖1.《倭人傳》所記路線

女王卑彌呼平定倭國大亂的事跡是《倭人傳》中非常著名的片段。倭國原本是一個由對馬國、一大（支）國、末盧國、伊都國、不彌國等眾多小國組成的松散聯合體政權。這一聯合體的中心位于邪馬臺國，卑彌呼當政的邪馬臺國又被稱為女王國。卑彌呼時代以前，倭國也存在過男性的王。由于當時諸政權間戰事不斷，倭國長期處于動蕩局面。最終各國一致推舉出帶有巫祝色彩的女王卑彌呼主政，倭國內部方逐漸穩定（參見圖2）。執政后，卑彌呼一方面在伊都國中設置了令諸國忌憚的“一大率”來監督各國；另一方面，其主動融入中國王朝構建的東亞世界體系，并獲得了曹魏政權的冊封。上述在內政外交上的一連串舉措頗有成效，卑彌呼不僅奠定了其在國內的強勢領導地位，在與日本列島上其他政權發生沖突之際，還獲得了中國王朝強有力的支持。狗奴國位于邪馬臺國的南部，其并未被納入倭人聯合體政權之中。兩國間一向沖突不斷。為緩和這種局面，卑彌呼并未選擇繼續使用軍事手段，而是轉而求助于曹魏。最終，由曹魏政權出面，派遣使者攜帶著詔書、黃幢、以及檄專程誡諭了狗奴國國王。詔書代表了中國皇帝的最高旨意，檄作為軍事文書則帶有軍事威脅的意味。實際上，卑彌呼巧妙地利用了曹魏政權在東亞世界中的政治、軍事影響力，壓制了狗奴國的對抗。正是在與中國王朝頻繁的接觸過程中，倭國不斷成長壯大，逐漸由一個松散的聯合體政權向著統一國家演進。

與文獻中的記載相應，在相當于漢代至三國的時期，日本列島上的考古學時代正處于彌生文化階段（約公元前3世紀—公元3世紀）。彌生這一名稱因明治17年（1884年）該文化在東京本鄉區向ヶ岡的彌生町首次發現而得名。彌生時代之前，統治日本列島的是處于新石器時代的繩文文化（約公元前12世紀—前3世紀）。這一時期金屬制造技術尚未出現，生產工具多為磨制石器，并且當時的農業仍以采集型農業、旱地雜谷農業為主。至繩文末期，一種以水田稻作農業、環壕聚落、支石墓、以及青銅器為特征的新型考古學文化在日本九州北部地區出現，這就是最終發展為倭人這一族群的彌生文化。

彌生文化的登場極具突然性，當繩文末期出現在九州北部后，迅速兼并、融合了周邊的繩文文化，并逐步向本州島的東部推進。最終，代替了繩文文化，成為了日本列島內的主流文明。彌生文化與繩文文化間并不存在著內在傳承關系。與此相反，彌生文化所表現出的諸特征與生活在朝鮮半島南部、以及中國長江中下游流域的稻作民族有著極為緊密的關系。通過對東亞地區考古學文化的綜合對比研究，可以肯定彌生人是一個由東亞大陸的稻作民族遷徙至日本列島后形成的殖民群體（亦可稱為渡來人群體）。

為探討彌生人的源頭，須將視野擴大到更為廣闊的東亞地區。作為稻作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我國的長江中下流域在距今7000-5000年間匯集了崧澤、良渚、湖熟、馬橋等眾多考古學文化。以這一地區為中心，稻作文明不斷向四周傳播，甚至渡海到達了朝鮮半島南部（參見圖3）。大約由公元前9世紀開始，在朝鮮半島范圍內，特別是韓國忠清南道松菊里、以及慶尚北道大邱一線以南的地區，稻作農業、環壕聚落、支石墓等彌生文化的代表性遺跡相繼出現。彌生文化的母胎逐漸孕育成熟。至戰國后期，越國政權的崩潰、楚國東擴、秦統一中國等一系列事件，對長江中下游的稻作文明形成一次次的強烈沖擊。另一方面，西漢初年燕人衛滿率眾擊敗了箕氏朝鮮，略有其地。箕氏朝鮮國王準率殘余勢力逃亡到半島南部，并取代了三韓之一的馬韓，自立為“韓王”。衛滿集團的軍事介入，實際造成了朝鮮半島全體的動蕩局面。戰國末期至西漢初年，從長江中下游流域至朝鮮半島范圍內戰亂迭起，由此形成的連鎖反應，迫使原生活于本地的稻作民族紛紛向周邊地區遷徙。作為同一海域內的日本九州地區成為了一塊為稻作民族所向往的樂土。在公元前3世紀前后，涌入九州的稻作民族最終創造出了彌生文化。

有關倭人與稻作民族間的關系，史籍中也可尋得蛛絲馬跡。《晉書·倭人傳》中曾記載倭人自稱為太伯之后。眾所周知，太伯在《史記·吳太伯世家》中被描述為將周的繼承權讓位于三弟季歷，而主動與二弟仲雍逃離周地，最終“文身斷發”，在江南建立了吳國政權。倭人自詡為太伯之后，無疑暗示出其自身作為吳人后裔的觀念。紋身是吳越民族自古以來的風俗，除吳國的事例外，《史記·越王勾踐世家》中記載越國先祖夏后少康之子封于會稽后，同樣依從了斷發文身的習俗。《倭人傳》中記載日本列島內“男子無大小皆黥面文身”，正與吳越同俗。通過這些零星的事例不難看出，作為稻作民族在遷徙至日本列島后形成的倭人，其生活習俗、自我認識等方面仍保留著與長江中下游文明間的微妙聯系。

邪馬臺尋蹤

九州北部由于臨近東亞大陸，成為彌生文化最為集中和發達的地區。日本列島內以山地為主，其有限的沿海平原，成為了遷徙而來的彌生人為維持水田農業而爭奪的重要土地資源。彌生前期，九州地區的彌生墓葬中發現有大量由武器致死的遺骨。其中缺少頭骨、或缺少肢骨的墓葬比比皆是。甚至還有像福岡縣小郡市橫隈狐冢墓葬中，在戰斗中折斷的石劍仍留在墓主人尸骨內的事例。這些遺跡現象正是當時聚落間激烈戰爭的真實寫照。在彼此的競爭中，一些更具實力的聚落集團通過兼并、聯合等手段不斷壯大，具有“國”色彩的政權開始登上了歷史舞臺。日本列島由此開始邁入了《倭人傳》的世界。

《倭人傳》記載的眾多“國”中，一些作為地名仍延續至今。例如：對馬國→長崎縣對馬島、一支國→長崎縣一岐島、末盧（マツロ，Matsuro）國→佐賀縣唐津市松浦（マツウラ，Matsuura）川一帶、伊都（イト，Ito）國→福岡縣舊怡土（イト，Ito）郡等。與地名的傳承相應，這些地區內也發現了相當于彌生時代“國”的遺跡。長崎縣的一岐島位于朝鮮半島與九州之間的朝鮮海峽中，自古被作為連接東亞大陸與日本列島間的中轉站。位于島上的原の辻遺址中發現有一座規模龐大的彌生聚落遺跡。該聚落東西長350米、南北長750米，外圍設有三重環壕圍繞，環壕內還設置有木柵，防衛設施非常周密。聚落遺址內還分布著用于祭祀、王居、議事、以及接待中原王朝與倭人使節的“國賓館”等建筑遺跡。從遺址整體的規模及其功能機構的設置可以看出，其已完全達到了小型都城的水準。正因如此，原の辻遺址被認為是《倭人傳》所記一支國國都所在（參見圖4）。與一岐國隔海相望的九州北部，是《倭人傳》中記載諸“國”最為集中的地區。在這一區域內發現了一批等級極高具有“王墓”性質的墓葬。被推測為伊都王墓的福岡縣絲島市三云南小路墓葬中，共出土陪葬的漢代銅鏡57枚，其中還包括鏡面直徑達到46.5厘米的超大型銅鏡5面。這種直徑近半米的銅鏡在中國境內都極為罕見，顯示出墓主人生前所擁有的非凡權力與驚人財富。通過這一系列“王墓”的發現，末盧國、伊都國、奴國等政權的勢力范圍獲得了確定。

在倭人建立的政權中，卑彌呼生活的邪馬臺國無疑是最為神秘的一個。有關邪馬臺國所在地的問題，是東亞范圍內歷史與考古學者長期爭論的焦點。日本奈良縣南部自古被稱為“大和”（ヤマト，Yamato），其日語發音與邪馬臺（ヤマタイ，Yamatai）非常接近。更為重要的是一種前方后圓形制的巨大墳墓在彌生末期出現在這一地區。以這種古墳為標志，日本列島迎來了強盛的古墳時代（3世紀后半—6世紀）。這一地區也成為此后大和政權的中心。基于邪馬臺國最終發展為大和政權這種認識，奈良南部被認為是邪馬臺國最為有力的候選地。甚至當地還保留有與女王卑彌呼相關的遺跡。在大和地區的纏向遺址范圍內，坐落著一批相當于《倭人傳》時代（3世紀末—4世紀初）的古墳。其中擁有著核心地位的箸墓古墳全長達到了278米，前部寬130米、后部直徑150米，歷經近兩千年的風雨侵蝕，其殘高仍達30余米。從古墳的體量就可看出，墓主人生前所擁有著至高的權勢。由于這座古墳與《倭人傳》中卑彌呼死后“大作冢，百余步”的記載頗為相似，其也被歷代傳說為卑彌呼之冢。

當然，邪馬臺國大和說也存在著一定不足，即其地理位置與《倭人傳》的記載不合。根據文獻所記地理方位，邪馬臺國應大致位于伊都國、奴國等政權的南方，其所在地不應離開九州范圍。由于《倭人傳》是由曹魏使者記錄的具有外國情報性質的文獻，并且其中很多記載獲得了考古學上的驗證，作為倭人中心的邪馬臺國，其信息應更為準確。大和地區距離九州過于遙遠，不僅與文獻不符，其政權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如何能有效地控制九州諸國也成為一個重大疑問。與此相對，邪馬臺國九州說自然也成為了一種主流觀點。盡管彌生末期九州地區尚未出現可以比肩箸墓古墳這種規模的墳墓，但從彌生中期開始大型聚落在九州北部非常盛行。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吉野ヶ里遺址（參見圖5）。吉野ヶ里聚落整體由內外雙重壕溝環繞，其中外壕長達2.5公里，內側還設立了木柵、土壘等防御工事。外壕內南北兩側分別設有兩道內壕，兩道內壕之中各自存在著獨立的建筑群。從遺跡現象分析，北內壕中為專門用于祭祀的區域，南內壕則為統治階層的生活區。吉野ヶ里遺址的規模遠遠超越了彌生前期小型聚落的水平。作為其統治者絕非只是單純的聚落首長，其統轄的范圍無疑應相當廣闊。因此，有觀點指出邪馬臺國應存在于類似吉野ヶ里遺址這種規模的“都城”遺跡中。現階段，有關邪馬臺國所在地的問題仍被重重迷霧所籠罩，眾多學說尚處于爭論之中。我們只能拭目以待考古學上的新發現、以及相關研究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