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2021年的最新報告顯示，受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影響，平臺勞動已經出現供過于求的趨勢。而在其2018年發布的一項于2015-2017年間在5個英語零工平臺上進行的調研發現，當時的平臺零工從業者急劇擴張，覆蓋了世界上的75個國家。

筆者從2009年就開始關注中國互聯網產業從業者，在過去幾年中分別對中國的創客群體和數據標注產業進行了田野調查。2019年秋天，筆者在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主辦的“什么是數字時代的勞動？——數字媒體時代的勞動問題與傳媒變革”會議上，見到了當時海內外從事數字勞動研究的大部分新銳學者。彼時，會議的研究討論幾乎涵蓋了中國各類新興勞動形式，包括以外賣騎手和網約司機為代表的平臺勞動、以網紅主播為代表的情感勞動、以游戲產業的電競選手和玩家為代表的玩工和粉絲經濟等。相關的理論與案例討論顯得尤為百家爭鳴。只是在饕享這場學術盛宴之后，筆者產生了一些疑惑：除了用“剝削”這一西方主導的批判視角去探討各種與數字平臺相關的勞動形式以外，數字勞動研究還可以有其他視角嗎？

2020年3月2日，陸家浜路，外賣騎手。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西方學術圈對數字勞動的討論持續了近20年之久，研究大多源自于馬克思主義、后結構主義或是韋伯主義對于勞動價值理論的相關探討，諸如批判視角下的創意勞動、不穩定勞動、情感勞動、零工經濟和平臺勞動等議題。其中英國學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馬克·格雷厄姆（Mark Graham）和德國學者特雷博爾·肖爾茨（Trebor Scholz）都是主要代表人物。但是，正如意大利學者亞歷山德羅·甘迪尼（Alessandro Gandini）在他關于數字勞動的最新發表中指出，目前的數字勞動研究已經淪為單一的空泛概念——所有與數字化相關的勞動，尤以平臺勞動為代表，全部被冠以“剝削”的名號，而缺乏對勞動實踐的多元化討論。弗洛里安·施密特（Florian Schmidt）和特雷博爾·肖爾茨則致力于跳脫出“剝削”范式的空泛討論，推行一種自下而上的“平臺合作主義模式”，即促成平臺勞動者通過控制勞動條件來實現體面的勞動。

順應這一“跳脫剝削范式”的數字勞動研究趨勢，筆者與《經濟與勞動關系評論》（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期刊合作，歷經近兩年時間的選稿與修改之后，和另外六位學者開展了一期聚焦東亞經驗的特刊《重新思考數字勞動：超越剝削范式的新批判》（Rethinking digital labour: A renewed critique moving beyond the exploitation paradigm）。

特刊聚焦于韓國與中國兩大東亞代表性國家，所研究的對象職業從底層的農民工輻射到較為高端的互聯網工程師。我們希望通過多元視角來討論如何通過東亞經驗來重構現有的以西方思想為主導的數字勞動研究。

工作中的網約車司機

山東農業大學講師周敏和澳門大學教授劉世鼎過去幾年一直關注情感勞動研究。他們在這一期特刊中探討了短視頻平臺上的農民工主播如何通過“土味文化”來構建他們的文化與經濟資本。美國新罕布什爾大學助理教授張琳長期從事農村電商和數字平臺化研究。她此次的文章重點關注淘寶村的農民賣家如何通過其主體性的生活經歷來重新定義平臺勞動。浙江大學副教授吳桐雨長期致力于研究科技產業中的勞動、移民和性別問題。在此次話題中，她討論了美國高科技產業中的中國工程師如何通過基于校友網絡的跳槽行為來突破職業天花板，從而加強美國信息產業的高流動性。韓國韓東國際大學助理教授金昌宇（Changwook Kim）和國立江原大學助理教授李相圭（Sangkyu Lee）在過去幾年中持續關注東亞文化產業中的政策與勞動。他們在此次文章中討論了數字游戲從業者如何通過密集加班帶來的身體疼痛構建其主體認知與實現群體團結。

在特刊發表之前，筆者又與幾位學者就如何反思既有數字勞動研究的相關話題進行了探討。以下內容根據我們的文字討論整理，分享給讀者朋友。

夏冰青：數字勞動研究與你的學科背景有什么關系？你的研究為現有的數字勞動研究帶來什么新意？

吳桐雨：我一直以來從事的是勞動社會學領域的研究。最初研究硅谷的科技勞工時，我試圖勾勒出他們的整體屬性，而刻意避免將目光集中在華人移民工程師身上。但是在進入田野之后，我發現以中國人行為作為透鏡，其實反而能讓我更好地理解白人工程師。在我們領域，近十幾年的勞工研究非常關注“不穩定勞工”群體。我對數字勞動自身特性賦予不穩定勞工的新維度很感興趣——區別于一般不穩定勞動的收入來源不穩定，數字勞動的一個內核是創新不穩定性。比如硅谷科技公司作為數字勞動聚集地，鼓勵員工每天都要推翻昨天的開發創意，把創新當作“玩兒”，尋求刺激感，我馬上要出版的英文著作《玩兒到服》（Play to Submission），就記錄了這一現象。但特刊這篇文章我更聚焦在硅谷的中國工程師，我發現事實上，硅谷這種創新文化邊緣化了中國工程師，但是中國工程師有沒有什么策略扭轉這種局面呢？這是我在文章中想探討的。

硅谷的中國工程師

劉世鼎：吳老師提到的勞工研究趨勢在我們傳播學領域也有類似發展。傳播學中的數字勞動研究方向包括產業數字勞工與生產性消費數字勞工。平臺上的農民工正是后者，但是現有關于農民工的研究則往往突出了其勞動力問題，忽視了他們作為年輕人的文化生產及消費需求。以往的研究認為，農民工進城之后會模仿城市青年的生活文化，比如女性農民工進城之后，希望通過改變外貌、穿衣打扮來改變她們的農村身份。這種討論無形中把農民工放置于城市文化之下，從屬于后者。但是我們的研究發現，農村青年會故意在短視頻平臺上展現自己作為農村人的一面，比如工作時的穿著、地方口音及鄉土背景等，為自己的文化實踐創造空間。此外，為了展現鄉村風貌，吸引更多關注，一些網紅甚至辭去工作返回家鄉專職拍視頻當主播。這些視頻代表了農村青年渴望重新創造獨特的外表以及他們對主流話語的微妙拒絕——即將農村青年視為落后的、不文明的、低素質的群體，使他們能夠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積極的、創造性的、能夠進行文化生產的主體。這些都反映了更廣泛的文化變遷。

張琳：我也是來自于傳播學。所謂數字勞動的概念實際上是一個轉型時代的產物。我更傾向于把數字勞動看作資本主義積累 （capitalist regime of accumulation）的新階段。在新技術的引領下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需要我們去進一步理解，如算法程序控制的邏輯，數字平臺本身的經濟特性等。但在新事物出現的早期，我們往往忽視了它的歷史延續性。比如，我的田野調查發現，手工編織電商的所在地有上千年的手工編織歷史，從業者并不局限于返鄉/下鄉創業的群體，甚至包括常年在家做手工編織的（大多是女性）編工、打模子的木工、搜集原材料的勞動者、快遞行業從業人員等等。同時，各層級的地方政府和互聯網企業也在其中進行互動。針對數字勞動的歷史延續性和在某社會經濟組織形式中的嵌入性 （embeddedness），我提出了“平臺化家庭生產”（platformized family production），平臺勞動 （platform-based labor）和平臺生態圈輻射的勞動 (platform-mediated labor) 這一組概念來更好地理論化和分析農村“數字”勞動的組織形式、邏輯和具體經驗。

金昌宇：我們的背景也是傳播學，關注的是看似更為“數字化”的產業——數字游戲。我們的田野調查發現，數字游戲從業者（尤其是那些富有經驗的從業者）對于勞動過程中的物質性認知以及由此產生的主體性實踐遠遠超過我們最初的想象。因此，我們試圖通過關注韓國數字游戲工作者的工作經歷和感受到的痛苦，突破現有關于精神/身體、非物質/物質和創造性/體力之間的二元對立二分法的研究趨勢，來探討數字勞動者本身源于生理疼痛構建的主體性表現。

韓國電競豪門Gen.G

夏冰青：為什么會關注研究對象的社會文化實踐動態？

周敏：關注這個議題是源自我的個人經歷。2016年10月，我在珠海剪發，洗頭時間長，就與洗頭的小妹聊了起來。得知小妹來自安徽農村，家里有四個孩子，哥哥姐姐還有一個在上學的弟弟。她初中沒有讀完就輟學在家，后來跟著姐姐出來打工。我好奇她平時玩手機都玩些什么。她告訴我洗頭空歇無聊就會刷快手，因為快手特別搞笑，很有意思。當時我并不知道快手是什么，小妹妹對此很驚訝。我當時就產生了一個很大的疑惑：在這個看似平等的網絡社會，為什么有些人認為是人盡皆知的事情，而另一部分人卻從來都沒有聽說過？為什么在有些人看來是有趣的東西，另一部分人卻認為是低俗、低端的？由此，我們開始關注農民工青年在移動互聯網世界里的文化實踐。

李相圭：在韓國，游戲產業從業者往往被塑造成“自由而富有創意”的職業，也吸引了很多年輕人投身其中。但是我們當時關注到，這個產業中出現了很多因為過度工作而自殺的現象。于是，我們開始關注這個行業到底是如何運作的，是什么導致了過度工作進而自殺的現象，產業工會是如何產生和運作的，工會的產生又是如何挑戰了這一產業塑造的“自由而富有創意”的社會形象和文化。

吳桐雨：如我之前所說，我最初試圖勾勒出硅谷科技勞工的整體屬性。但是隨著田野的推進，我發現，不理解中國工程師在硅谷的工作實踐而去談硅谷科技產業肯定是不全面的。但是，中國工程師又具有不同于白人工程師的特殊主體性：比如，移民身份帶給他們脆弱性，讓他們很難把工作當成游戲，尋找創新刺激性，從而也就導致他們無法融入硅谷創新文化，這成為他們的職業天花板。中國工程師面對這個天花板的策略令人回味：他們通過“名校朋友圈”作為重要社會關系網絡，不停跳槽，增強流動性，作為抵抗天花板的迂回路徑。這種高流動性與硅谷的技術快速迭代相匹配。但同時，這種依賴名校朋友圈的跳槽方式又使得教育不平等性在科技產業被再生產出來。

張琳：我一開始關注到中央的一些政策，比如近些年出臺的很多鄉村振興的政策。很多互聯網公司紛紛下鄉爭搶農村市場，比如生鮮電商等產業上的淘寶村大概有兩類，一類是本地沒有產業基礎但通過引進產業發展電商，比如江蘇的宿遷東風村。另一類是電商化本地已有的產業。我調研的村子屬于后者。他們是早期阿里巴巴冠名的淘寶村之一。而本地的手工產業歷史深厚，長期以來塑造了當地的經濟和當地人的勞動生活方式。所以是一個很好的觀察所謂數字勞動歷史延續和斷裂性的場域。

中國淘寶村西代莊

夏冰青：研究過程中，尤其是田野調查中，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個案例是什么？

吳桐雨：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一個畢業于布朗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的中國工程師，他本身是妥妥的一個文藝男青年。我們第一次見面，他就在我書房不停地翻書架上的小說，跟我說要不是為了畢業之后好找工作拿技術工作簽證（H1B簽證），他肯定不學計算機，而且去學比較文學。后來他供職的科技公司大規模裁員，他就被裁掉了。一旦沒有了雇主，他的H1B很快面臨失效，在美國只能合法呆幾個月。他說他那段時間變得十分慌張，也不看小說了，每天拼命刷面試題，各種投簡歷。后來是平時跟他玩得很好的布朗師弟知道了他的事，直接給了他一個自己公司的面試機會。流程上，師弟作為面試官需要在面試完寫一個面試意見，但師弟就直接讓他自己填這個意見表格，讓他盡量往好了寫，爭取趕快拿到這個工作，保住他的移民身份。這類案例讓我不斷地發現硅谷中國工程師獨特的主體性。

周敏：我們的研究案例里有一個叫笑笑（化名）的普通農村青年。他初中學習不好，就去了職業學校學汽修。那個時候，大部分的同學上課玩手機，晚上上網吧或者看小說。笑笑也是在這期間擁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機，下載了快手。一開始他只是看視頻，后來發過喊麥的視頻，但沒有漲粉。看到平臺上流行社會搖，他很感興趣，就開始自學，發一些社會搖視頻。他從小沒有學習過舞蹈，只是憑借著興趣一步步地跳，對著鏡子糾正一些不標準的動作。他也會經常發私信給同城跳社會搖的伙伴，加他們微信，熟悉之后，大家就一起跳舞一起拍視頻。畢業實習他被分配到同省其他城市的重汽集團，分配的活又累又臟，兩個月才掙了三千多。無奈之下，他放棄車間的工作，回到家鄉繼續與伙伴跳社會搖。那個時期，他的粉絲漲了很多，開直播時會有人給他刷禮物，他還用這些錢買了心儀的蘋果手機。但自從2018年4月社會搖被封之后，他們都不能再跳了，有的繼續回去上學，有的去外地打工。我們訪談他時，他已經在家待業半年多了。他的經歷，折射出當代農村青年的困境、掙扎跟希望。

90后四川農民劉金銀（左）在家里直播農村日常生活。 成都商報 圖

張琳：最難忘的大概是做田野時住在一戶做編織產品的叔叔嬸子家，跟著他們和其他幾位熟識的電商創業者和基層村干部深入到各個農戶家去取貨，采訪女性編工，了解她們的經歷，看到編織作為一種家庭零工勞動如何鑲嵌到她們的日常活動和生活史中。讓我對勞動的性別性和電商勞動產業鏈的復雜性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金昌宇：我們訪談過的很多數字游戲從業者都有同事因為過度工作或是超強壓力而試圖自殺的經歷。這類同事的極端行為給我們的受訪者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創傷。我們的研究由此被賦予了一種責任感，感覺應該讓更多人了解到這個行業的實際情況。

夏冰青：在你的研究領域中，你認為未來數字勞動治理應該如何發展？

李相圭：在韓國，因為數字游戲產業過勞死案例的不斷曝光，導致我們現在出臺了新的勞動時間法律規定。但實際上，仍舊有很多游戲公司因為缺乏監管而沒有實施新的勞動時間規定。同時，社會輿論也在不斷地暗示，因為它的“創意本質”，此類“創意/數字勞工”不應實行嚴格的勞動時間規定。但是，正如我們的研究表明，數字勞動并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腦力/智力/創意勞動，資本還會通過控制勞動者的身體，試圖不斷地提高生產效率而衍生利潤。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強調，對數字產業的勞動時間的政策法規保障應是必要的、無條件的。這不僅僅是為了保障勞動者的身心健康，也是為了尊重他們的社會價值和人格尊嚴。

張琳：中國政府對各類型數字勞動的關注和完善立法保護的意愿很強烈。 比如，國家多部委新近發布了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但是，各種新型勞動形式的松散靈活的組織模式加上勞動者的自我認同（創業者而非打工者）對監管的落地提出很多挑戰。同時風投資本支持的和上市的互聯網公司的國際競爭壓力導致其“追求利潤最大化、責任最小化”的機制始終存在。國家立法加強對新型勞動的保護至關重要，長期來看也要通過有效的勞工組織和全球的合作協同來抵御、遏制資本逐利的本質，同時塑造勞動者的主體意識。

劉世鼎：幾位學者談論的都是自上而下的法規治理。和韓國類似，中國日前也出臺了嚴格規定加班時間的相關法規。事實上，當前對于中國數字平臺治理的研究側重于考察國家與平臺企業如何合作以進行控制、收編或挪用數字勞動的文化實踐。然而這些研究缺乏對于參與者用戶本身的考察，特別是他們怎么跟平臺公司、政府部門互動、協商、合作，來保護自己的使用權。我們認為未來數字勞動治理應該要考慮“自下而上”的方式，即考慮到包括廣大農民工用戶在內的需求跟困難。

（本文作者夏冰青系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晨暉學者）

相關文獻收錄于《經濟與勞動關系評論》（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金昌宇和李相圭：從數字游戲產業中的身體政治重新思考數字勞動（Rethinking digital labour through the politics of body in the digital game industry）

吳桐雨：“一直在移動”：中國工程師在信息技術工作中的跳槽策略（Chinese engineers’job-hopping strategi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ork）

張琳：“平臺化家庭生產”：中國農村數字勞動的多重矛盾（Platformizing family production: The contradictions of rural digital labour in China）

周敏和劉世鼎：“表演不穩定勞動”：快手上的中國農民工（Performing precarious playbour: Chinese rural migrant workers on Kuais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