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大企業家盛宣懷被稱為“一只手撈十六顆夜明珠”，在清末的中國經濟生活中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在商戰中曾經是叱咤風云的常勝將軍，大商人胡雪巖和他之間的暗戰就因為臺灣著名歷史小說家許晏駢（高陽）先生的生花妙筆而為人們熟知。

胡雪巖曾借助籌集到的大量資金，大規模進行絲的投機買賣，到光緒九年（1883），他囤積了15000包絲，但因時局變化，銀根突告緊縮，錢莊發生擠兌風潮，所囤生絲擬賤價出讓也不可得，因此造成幾百萬兩乃至上千萬兩的巨大虧損，阜康錢莊受此牽累倒閉，胡氏本人破產。在胡雪巖面臨的商戰背后，除了有競爭對手洋商的身影，李鴻章門下的盛宣懷等人為清除左宗棠羽翼，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光緒九年十二月，中法戰爭正式開始，戰爭之前山雨欲來的金融恐慌已經對中國經濟特別是上海的經濟造成了嚴重影響，鮮為人知的是，上海另一位商界巨子徐潤在這一年，同樣面臨市場帶來的巨大挑戰和盛宣懷籌謀已久的商場暗戰。

地產大亨徐潤的勃勃雄心

咸豐二年（1852），年方十五歲的徐潤從只讀了幾個月書的蘇州書院輟學回到上海，投奔自己在寶順洋行（Dent & Company，又稱顛地洋行，創始人Dent即電影《林則徐》中那個反面角色英商顛地）擔任買辦的伯父徐鈺亭，開始學生意。當時徐潤的月收入是本洋（即西班牙雙柱銀幣）10元，彼時初出茅廬的他應該沒有想到，約30年后他的資產可以達到320萬兩白銀左右，這個驚人的數字包括徐潤擔任寶順洋行買辦獲得傭金的積累，也有自己投資的茶業、工商業、農牧業、礦業和保險業所帶來的收益和資產增值，更包括了他在上海進行的大規模房地產投資。

根據徐潤《徐愚齋自敘年譜》（以下簡稱“《年譜》”）中的記載，他在上海所購的地產，未建房屋的有2,900余畝，已建房屋的有320余畝，每年可收租金122,980余兩。地畝房產名下，共合成本223,6940兩。此外，徐潤還有包括輪船招商局（以下簡稱“招商局”）48萬股、開平煤礦15萬股等在內的各行各業的股票426,912兩白銀，如果再加上“合業典當架本”（即典當股本）和“股票抵押各欠”，徐潤的總資產達到了3,219,470兩白銀（其中股票和典本已經都做了折價）。如果根據《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對當時中國大多數農民一年平均收入的估算，徐潤一人擁有的資產總值大概相當于30萬農民一年的收入。

在這種情況下，徐潤有大規模開發上海房地產的宏偉藍圖毫不奇怪，他擬設立一個名叫寶源祥房產公司的開發企業，預計總股本400萬兩白銀。但是天有不測風云，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到了光緒九年，竟然成了黃粱一夢。

是年夏秋之間，法國軍艦駛抵吳淞口，并揚言要攻打江南制造局，于是上海發生了巨大的恐慌，除了糧食、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和民船租賃價格暴漲之外，各種商品價格暴跌，銀根收緊，徐潤在《年譜》中記錄傳言說當時整個上海市面的現銀只有不到100萬兩，另一處更指出只有38萬兩，而這種局面本身既因恐慌引起，反過來又進一步促進恐慌情緒的蔓延。

胡雪巖、劉云記、金蘊青等富商大賈的生意接連失敗，同時大量中小商家倒閉。錢莊和債權人對寶源祥房產公司失去信心，紛紛前來索債提款，徐潤不得不將大批房地產變賣來應付，而此時的變賣價格因為在戰爭即將來臨的恐慌氣氛中，可以說都是白菜價。

1883年11月21日，徐潤召集所有債權人，告知自己處于破產狀態，他公布了所有資產賬目，將成本223萬兩的房地產和經過債權人公舉的14人會議認定為982,530兩的所有股票交與債權人全權處理，用于抵充252萬兩的債務。

徐潤的這次大出血雖然讓他感嘆“受虧至八九十萬，豈不痛哉”，但他的積極應對和快刀斬亂麻的精神，顯得很有上海人夸贊的“有腔調”（滬語，指有氣派），也不乏近現代企業家面臨危機時成熟的經營意識，但是他的麻煩卻并沒有完。

“趁你病、要你命”：盛宣懷查處徐潤

徐潤和胡雪巖一樣，具有官員的身份，他們都是捐班候補道臺，達到了通過捐納可以升到的最高官位正二品，照儀制可以戴紅色的頂戴，也就是俗稱的“紅頂商人”，可是這個原先給他們生意帶來便利和助益的身份，此時卻變成了另一個軟肋。

在徐潤宣布自己破產的次年，他因為挪用招商局白銀十六萬千余兩而被革去二品銜浙江補用道，革職這件事直接和盛宣懷有關。奉命查處徐潤的盛宣懷在奏片中指出“唯徐潤原欠銀十六萬千余兩，前交銀七千余兩，又以房地產契抵銀十四萬數千余兩，核計尚未足數”，基于這一情形，盛宣懷提出因為“（徐潤）查有虧欠局款情事”，與蘇松太道（即上海道兼江海關道）邵友濂一起“確查賬目，督同清理”，最后提議“應請旨將二品銜浙江補用道徐潤革職”。

盛宣懷和徐潤本來是共同擔任招商局高管的老同事，在收購兼并美商旗昌洋行（Russell & Company）的商戰中，徐、盛二人和唐廷樞通力合作，“盛某主其成，而與洋人議價則唐某也，領款付款則徐某也”，最終取得了收購戰的輝煌勝利。但是這場以小博大、以弱勝強的商戰勝利在某種意義上是“慘勝”，因為收購動用了北洋官倉練餉50萬兩和兩江總督沈葆禎處的190萬兩官債，造成了招商局極高的資產負債率，全局股票的凈資產最后只剩下23萬兩左右，攤薄的股權包括了唐廷樞的10多萬兩股票，徐潤的24萬兩股票，和盛宣懷的4萬兩股票，徐潤在事實上付出了極大的犧牲。

當然，徐潤曾經付出的犧牲不能為其后來挪用局款而背書，挪用局款這一行為確實存在，即使在當時潛規則允許、各種官督商辦企業這類問題屢見不鮮的情況下，該行為在明面規則上也是有極大問題的，特別是1873年徐潤進入招商局的時候親自按照近代股份制公司的原則擬定了《輪船招商局章程》和《輪船招商局規》，后來的挪用雖然事出有因，但確實也是自壞其法。在這個意義上，盛宣懷的處置從管理規定角度看或許并無不當，但由于胡雪巖的垮臺背后也有盛宣懷、邵友濂等人的身影，這當中暗流涌動、波詭云譎的局面不免讓人扼腕嘆息。

命犯六沖兩“愚齋”

徐潤在本次事件后，并沒有像鄉親朋友猜測的那樣“非服藥，即投河”，依舊整頓心神，收拾殘局，徐圖再起。事實上，雖然后來徐潤再未達到自己頂峰時期的輝煌，但他在天津等地經營產業也取得了一定業績，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他受到李鴻章的再度垂青，于1890年重新復職候補道并被朝廷“賞戴三眼花翎”，并先后受命委辦廣東香山天花銀礦、回歸開平煤礦、總辦熱河金礦等處，其在招商局的既往工作也受到李鴻章的嘉許，但是他一直沒再能回到1884年被踢出局的招商局。

對于盛宣懷，徐潤基本上很有風度地不出惡言，只是在宣統元年（1909）撰寫年譜的時候，面對這些自己“曾經擁有”現在卻已“永失我愛”的房地產，徐潤不免痛惜感嘆。在歷數這些房地產天差地別的新老價格后，他冷冷地提到了“又售與盛杏蓀二馬路（作者按：今漢口路）住宅房地三萬余兩，現開客利西飯館，聞每年得地租二萬余兩。期滿之后，克利（原文如此，當即客利）所造之屋，歸于業主，利難勝算矣！”查辦者低價買入被查辦者的抵債房地產，徐潤多少有些話里有話。

說來也巧，徐潤生于清宣宗道光十八年（1838，戊戌年，狗年），有愚齋的別號；盛宣懷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甲辰年，龍年），也有愚齋的別號（盛公文集被后人輯為《愚齋存稿》）。按照傳統命理的說法，這兩位愚齋的生年是所謂“六沖”中的“辰戌相沖”，據說是沖克刑傷的。當然，這只是一個吊詭巧合和玩笑戲言，但曾經的通力合作最終演變為“趁你病、要你命”的暗戰相殺，雖然參與者有勝有負，但對于中國商人整體而言，可以說是都輸了。

辛亥年后，盛宣懷因為失去政治上的憑藉，一度陷入所謂“國人皆曰可殺”的境地，最終因為人身安全受威脅、財產更幾乎不保而被迫流亡國外。在一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家和適宜其生存的時代，暫時的勝者或許也終不免成敗蕭何、宿命輪回的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