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16年春節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房地產價格遭遇了一場激烈的暴漲，雖然國家出臺政策對此進行理性調控——但某種程度上，當人們對房子本身的理解早已超出居住場所的時候，買賣的腳步依然會將房價不斷推高。

所以當你為了一眼望不到頭的擁堵車流而焦躁；為這個城市的揚塵和喧囂而皺起眉頭，只是意味著還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對很大一部分外來務工人員來說，抱怨也是一種奢望，他們依然要經年努力奮斗，尋找更實惠的“住處”，從市中心的“蟻穴”或者城市邊緣的待拆房，在物價飆升的時代努力降低生活成本。城進不來，只能寄期望于在老家也購置下產業，為了下一代，為了養老。也為了一些難圓的夢。

北京廚師：工資13年翻20倍依然看不到買房的希望

現在還和妻子各自分居在集體宿舍的周文才，2011年的時候也曾考慮過在北京“安居樂業”。當時他能拿到近7萬元的年薪。但沒想到，就是在這一年，被稱之為“京十五條”樓市限購政策與之前暴漲的房價擊碎了周文才買房夢。他甚至沒有滿足條例第一條對連續納稅與社保的規定。

“這是一種怎么努力都沒希望的感覺，等到干不動了，我就回老家，北京待不下！”周文才談到未來時顯得十分焦慮。

2003年，16歲的周文才從老家滄州來到北京打工，他選擇了學廚。他想的就是上手快，能有一技傍身，更看中這一行包吃包住傳統。隨著連年廚藝的提高，周文才已成為各家日料店老板“挖墻腳”的對象，薪水也水漲船高。所以2011年，他才冒出了在北京買房置業的念頭。

因為政策原因斷了買房的念想，他只能努力存錢。2013年春節，周文才難得在家多呆了幾天，“突然發現父母老了，村里的房子也舊了。兩個姐姐都已出嫁。再過幾年爸媽該需要人照顧了。”這一年年底，他拿出計劃用來開店創業的20萬首付，貸款在老家滄州市內買了一套2居室，為將來父母養老用。

一晃，單身小伙也到了成家的年紀。2015年，周文才迎來了愛情與事業的雙豐收，此時他已年薪過10萬，在一家新開的日式鐵板燒店當上了行政總廚，與一名在附近健身房上班的甘肅姑娘結了婚。但還沒有來得及享受新婚的甜蜜小兩口就不得不面臨住房的困難。

在他們工作的朝陽區住房均價早已突破每平方米5萬元。一套住房動輒2、300萬元。哪怕一居室的房子租金也要4、5000元。不得已，小兩口只能分居在各公司的員工宿舍里。“寶貝計劃”被無限擱置，他與妻子商定婚后還是繼續住宿舍，不買衣服，不出去吃飯，“這樣每年能存個6、7萬，要是有了孩子就得自己去租房了，老婆到那時也沒有收入。”

暮色降臨，當北京東三環已經堵得一眼望不到盡頭，周文才開始了一天最忙的時刻。這家開在藝術社區的日式鐵板燒店，光顧者大都衣著風雅，在鐵板間滋滋的烤肉聲中高談闊論著藝術與交易。雖然近在咫尺，周文才卻無法參與到客人們的話題中。他緊盯眼前的牛排，這是一項需要掌控微妙的料理藝術，片刻分神都會讓鐵板上新鮮的食材變得味同嚼蠟。而為了能站在顧客前的此刻，周文才已經奮斗了整整13年。

在這座城市，他仍然沒有安全感。過了年，老家的房價從每平方米5000多元漲到了6000元。

上海鐘點工：租個房都被“捅”到外環外

一間15平方米的平房，沒有空調、網絡和淋浴設備，地處上海城區與嘉定之間的江橋鎮星火村，2016年，這間房的租金是每月600元。鐘點工趙麗琴的“家”就安置在這里。原本用作廚房的這一小間，一道簾子就算隔出了臥室和客廳。但家當都歸置得整潔有序。

趙阿姨2007年剛來上海做保姆的時候，每天工作10小時，一個月能掙1200塊。溫和開朗的她很快適應了上海的生活方式，深受雇主喜歡，工資也隨之不斷上漲。到今年，趙阿姨做鐘點工，做六休一，每月工錢能達到6000元，其中2000元用于日常開銷，剩下的錢則攢起來存銀行拿利息，“絕對不敢投進股市”，她說。

也曾有人給趙阿姨推薦過市中心定西路上的一間出租屋。“10個平米，1000塊，衛生間和洗澡間還是四家人合用的”，她感到不可思議，“在上海（市區），有衛生間的房間都得1，2000塊錢，太貴了。”

與許多外地來滬打工者一樣，趙阿姨在房價的節節攀升和城區的拆遷改造雙重“逼迫”下，不斷向更偏遠、更便宜的郊區遷移。用她蘇北興化的方言說，她是被“捅”出來的。從中環與外環線之間的真光路，每月租金250元，到舊屋拆遷挪到外環線以外的建新村，每月360元。三年后，當她再次遭遇拆遷，只好繼續外遷7公里輾轉到江橋鎮星火村，每月租金600元。

“我的房子在星火村里屬于中上水準，”她說，“我就看中這間平房門前干凈，出太陽的時候里面也可以曬的到。我老鄉們租的還沒有我好，有的住的還是300多的。”趙阿姨很滿足現狀。

早晨倒完馬桶，每天趙阿姨會在7點20分左右出門，騎50分鐘的電瓶車去市區長壽路上的第一個雇主家里工作。沒有淋浴設備，趙阿姨便在屋里用桶接水解決洗澡問題。冬天，她也會去15元一次的公共浴室。“家”的門上沒有鑰匙孔，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插銷和一把掛鎖。

根據星火村村委會提供的信息，目前在星火村的5800多名住戶中，超過九成是外來務工人員。而原先住在這里的本地上海人則大多響應動遷政策，搬到了對面曹安公路新蓋的高層商品房，而將村中自家的老舊住宅拆分成一個一個單間出租給趙阿姨這樣的外地的打工者們。這些打工者中，不乏同趙阿姨一樣，在房價的壓力下不斷從中心城區被“捅”到這里的。

如今，星火村正加大拆遷力度，可提供的居住面積隨著地鐵14號線的建設進程而不斷縮減。同時，根據2016年3月25日上海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完善本市住房市場體系和保障體系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非本市戶籍居民家庭購房繳納個稅或社保年限由滿兩年提高到了滿五年。

在最近的一輪房價上漲過程，當地動遷房從年前的1.5萬元至1.8萬元一下子跳到2.5萬元每平米。但對趙阿姨來說，上海二手房交易市場的火爆跟她并沒多大關系。打從來上海第一天起，趙阿姨就沒想過在上海買房子，“幾百萬，想都不敢想。一年打工才多少錢，攢不起來的。”趙阿姨工作的地點，不乏位于黃金地段面積200多平方米的豪宅。“一個衛生間都有我這個房間大了。”趙阿姨瞪大著眼睛比劃著，自己都樂得哈哈大笑。

趙阿姨的老家在蘇北興化一個小縣城，房價多年維持在2000至3000元左右一平米，漲勢頹靡，“捧在手里都賣不掉，還要貼上當初的裝修費”。她今年52歲了，每天工作8到10小時，穿梭于5位雇主家之間。她說，再做8年，做到60歲左右，拿出存款補貼兒子一點錢在家鄉買個房子，回鄉終老。

一天，趙阿姨洗著碗，突然自言自語地嘟囔了一句：“這人啊，想要平平淡淡過一輩子，太難了。”

深圳房產中介：沒想到只有房子只賺不賠

崗廈村是一座位于深圳中心城區的城中村，周圍高樓林立。和帶電梯的住宅樓相比，城中村素來以一線天、臟亂差聞名，但地段便利，租價相對偏低，成了不少初來深圳，或中低收入者的首選。村口的廣告欄上，密密麻麻地粘滿了各類信息，昨天剛貼的廣告，第二天可能就被覆蓋上兩三層新的紙張。

從隨身攜帶的舊布袋里掏出膠帶，重新貼上自己細心謄寫的租房廣告，房產中介劉維顯開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接聽電話，帶客戶看房，溫言軟語，笑面迎人，他要將手頭的房源盡快推銷出去。

2002年，36歲的劉維顯從煙草局辭職，帶著3萬塊，離開老家福建永安來到深圳，打算將老家的農產品運到這里轉賣。他想好好干幾年，闖出一番事業來，就在崗廈村租了這個4平米的床位，月租300元。來深圳的14年，劉維顯一直租住在此。

最初的嘗試并不成功，之后他進了一家公司，學習空調安裝維修，一干就是十年。在這十年間，深圳的房價也以他始料未及的速度，迅猛上漲。

2002年買房還是0首付，單價只有4000元上下，相比老家永安1500元左右的房價，并不懸殊。“當時完全有能力買，但想著攢夠錢一次性交付，還能省下利息。”現在回憶起來，劉維顯百感交集， “這些年我也不是沒賺到錢，只是沒用在點上。”

日復一日辛勤工作，到2011年，劉維顯攢下了30萬塊，打算和留在老家的弟弟合作開公司繼續做農產品貿易，試圖改善祖祖輩輩貧困的現狀。“那時我倆每晚都打電話，對未來充滿期待。”沒想到的是，他的弟弟在那年冬天被槍殺，兇手只被判刑五年。“為了給弟弟平反冤案，我到處求情、上訪，花完了30萬積蓄，卻毫無回應。”

回到深圳，劉維顯再次做起了空調安裝，卻在2015年初的一次作業中意外摔斷了肋骨，被迫終止了這份工作。雪上加霜的是，房東通知他房租要漲價500，其中一個理由是，深圳最低生活標準漲了差不多一倍，所以房租要漲。據劉維顯回憶，2015年3、4月份是深圳房租漲得最兇的時候。當時他租住在崗廈村的一室戶，面積20平米，月租2000元。“這些年租房的感受就是，好不容易多了點收入，也一下子被房東刮走了——就像韭菜一樣，長出一點割掉一點。”

無奈之下，劉維顯在自己租住的一房一廳里，加裝了3張上下鋪，以每個床位700塊的價格轉租。出乎意料的是，很快就租出了5個床位，一個床位700，5個床位3500，扣除租金和水電雜費還凈賺1000多。摸索出一點門道，劉維顯開始全職做起了中介。

一座移民城市，新的面孔出現，老的面孔消失，就像騰籠換鳥一樣，這座不起眼的城中村吞吐、容納著數十萬的過客。“他們不斷跑來這邊，但其實絕大部分人是看不到未來的。”接觸的房客越來越多，劉維顯發現男孩大多和他剛來深圳時一樣，對未來還抱有憧憬，而越來越多的女孩，則開始一心嫁給大款，“至少也要有一套深圳的房子。”這讓他唏噓不已，“現在這個社會，按馬克思資本論來說，親情友情愛情幾乎不復存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接近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

年屆50歲，買房無望，至今未婚，劉維顯開始失去期望。“我努力勤奮，待人處事盡心盡力，卻沒有得到一樣自己想要的東西。”在他看來，自己至今找不到一個合適對象的原因，就是沒有房子。他不甘心就這樣回到老家。深圳崗廈村周邊的二手房漲到了4萬左右，翻了近10倍，部分新開的樓盤單價甚至超過10萬，而他老家縣城的房價還是只有2700元一平。

“我有一個同事承包空調安裝，2004年就賺了幾十萬，但一直沒有買房，還是繼續做生意，結果現在的處境和我差不多。”又接待完一個客戶，劉維顯匆匆回到悶熱的房間，才解開襯衫的領口，松了口氣。正值南方梅雨，樓上的空調水滴答落下，打濕了掛在窗口的衣服，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

“做生意有賺有賠，只有房子只賺不賠，也真是中國特有的怪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