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統計局8月份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CPI同比上漲0.8%，PPI同比漲幅則達到了9.5%，PPI和CPI的剪刀差仍在擴大，同時，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2.5%，連續5個月出現下滑，耐用消費品的需求不足，汽車類消費品的當月銷售量仍維持負增長，表明我國當前國內消費情況總體仍偏弱，新冠疫情對消費的影響比預期更為復雜，短期的消費刺激手段對居民消費的促進作用有限，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外需還存在較強的依賴。

然而，擴大國內消費規模，加快消費升級，是我國實現高質量“雙循環”的根本基礎。國內居民可持續消費水平的提升，直接與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以及碳中和等多項經濟發展戰略目標相關。我國現階段有必要采用更系統性的措施拉動國內消費，優化內需結構，使居民消費意愿切實提升。

首先，根據經濟學理論，一國居民的消費與收入和財富水平密切相關，即居民消費水平的上升，一般源于其收入或財富水平的增加。相比于短期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費與其持久收入水平更加相關，而持久收入水平是指居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所預期獲得的平均收入水平，短期的收入水平提升可能并不能有效地增加消費，有時候這種影響甚至在短期內也不存在。如當居民對未來收入前景預期不佳時，政府發放的短期消費補貼很可能會被同時增加的居民儲蓄所抵消，從而使得消費刺激政策的實際效果大打折扣。

真正有效的消費拉動措施，應該能夠提升居民對未來的收入預期，切實增加居民的持久收入。這類措施，包括對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加大教育和人力資本積累的投入，以及就業促進機制的健全等。此外，財富作為居民收入的平滑載體，對消費的影響也至關重要。通過財富的跨期積累和消耗，居民可實現在整個生命周期內可持續消費水平的相對平穩。當一國居民的持久水平增加時，其生命周期內所積累的最高財富規模也會相應增加。隨著國內居民收入的增加，需要相應增加可投資資產的供給，特別是金融資產的供給，降低金融資產的投資門檻和交易成本，使居民可以更好地通過金融資產配置實現收入的跨期平滑，同時也能遏制房地產市場的投機行為。

其次，隨著國內金融體系的完善和普惠金融的深入，國內消費金融的規模也隨之擴大，但消費金融對居民的可持續消費水平卻存在正反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消費金融對消費者的超前消費提供了支持，促進了耐用消費品的銷售，對消費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另一方面，過快增長的消費金融規模，也可能會使居民的儲蓄率快速下降，加劇居民的短視行為，使其背負過重的債務負擔，反而弱化了收入的跨期平滑，使得居民未來可持續的消費水平下降。

合理的儲蓄是可持續消費的基礎，過度的超前消費可能會使消費者落入嚴重的債務陷阱。當前需要在大力發展普惠金融的同時，適當限制誘導居民過度消費的金融業務，并杜絕為這類業務提供目標客戶識別的大數據算法的運用，確保居民杠桿在合理水平。

再者，從宏觀層面，一國居民的整體儲蓄表現為投資所形成的基礎設施、房地產、企業固定資產等一系列長期資產。多年快速的經濟增長，讓我國積累了相當規模的長期資產，但僅有“量”的積累是不足的。在可利用資源相對有限的條件下，單純“量”的積累最終會導致發展與環境的沖突，且邊際回報率也會降低。

下一步，我國在固定資產投資領域應該更加注重投資效益，減少低效或重復性投資，防止資源的浪費，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增加固定資產的長期回報水平，加快向以“創新”為核心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推動居民勞動生產率上升，避免因全要素生產率停滯不前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夯實居民可持續消費提升的基礎。

此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居民整體的超前消費實際上是以其貨幣國際化或者資本項目的長期順差為前提的。發達國家長期的低儲蓄率和高消費的經濟特征，就是以上述條件為基礎的，即利用資本項目的長期順差平衡經常項目的逆差。

實現這一目標，需要有較為完善的、開放的金融市場作為支撐，提高外國投資者對本國金融資產的需求，實現資本的持續流入。為此，我國應該加快金融市場的高質量雙向開放，優化國際收支結構，推動人民幣跨境交易和支付系統的基礎設施的完善，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從而更好地利用全球資源滿足國內居民的消費。

居民可持續消費水平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需要從社會保障、人力資本積累、固定資產投資、金融體系結構調整以及行業政策等多個方面采取系統性的措施，提升居民持久收入和財富水平，使其更有信心、更理性地擴大消費，推動我國經濟的長期健康發展。

（作者周贇為金融學博士，供職于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