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30年的吳浩坤先生，今年虛歲八十七了。作為復旦大學培養的新中國最早的歷史系研究生之一，吳先生經歷了建國后的歷次政治運動，并深深卷入其中。“文革”期間，他戴著右派帽子，參與了《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纂工作，負責資料收集。“文革”結束之后，他參與創辦復旦文物與博物館學專業，并擔任系主任，又參與籌建復旦文博學院和博物館。在吳先生的講述當中，周谷城、周予同、胡厚宣、譚其驤、陳守實等歷史系前輩學人的形象得到了生動再現，而他同輩學人的不同遭際與命運，也令人唏噓感慨。

澎湃新聞：您是何時考入復旦的？

吳浩坤：1951年我考入東北師大中文系，系里還有穆木天這樣的名師，跟他接觸蠻多的。后來因為東北天氣太冷，高粱米也吃出了胃病，就要求退學，1952年，我考入復旦歷史系。王文楚、賀卓君這些同班同學一般比我小三歲，裘錫圭還要更小一點。我除了在東北師大耽擱一年，解放初期我還上了軍政大學，在南京孝陵衛，是三野搞的。

我考進歷史系的時候，系里已經經過了思想改造，看看譚其驤先生1951年的日記，里面就說了一些思想改造的事情，當然，文風是含蓄的。經過思想改造之后，老師待我們這些1952級的學生特別親切，此前師生之間是發生過矛盾的，比如學生批評老師之類。我們1952級人數多，共四十人。1951級只有十二個人，再往前的1950級倒也有二十幾個，徐連達、朱永嘉都是那個班的。1950年前，有的班級只有幾個人。

澎湃新聞：當時復旦歷史系有哪些老師？您能談談這些老師的情況嗎？

吳浩坤：經過院系調整，歷史系擁有周谷城、周予同、陳守實、胡厚宣、譚其驤、蔡尚思、馬長壽、王造時、耿淡如、田汝康、章巽、靳文瀚、程博洪、陳仁炳、胡繩武等一大批專家學者。1953年又增聘上海博物館館長楊寬先生來校任教。1952年我進校的時候，馬長壽先生還在，1955年“反胡風”之后就去了西北大學。1956年，胡厚宣先生也被調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歷史系初次評職稱，共評了一個一級教授、七個二級教授，有人戲稱是“八仙過海”，一時傳為佳話。周谷城先生是一級教授，學問博大精深，但是講課照著講稿讀，有一次讀到某個民族棲息在某地，他就說“棲息”這兩個字用得好，“要得！”還要拿出來議論議論。耿淡如先生也是讀講稿的。陳守實先生講元明清史，分析問題很深刻，如果順著他的思路往下鉆，能夠寫出好文章，可他的講法，你要耳朵豎起來聽，他講話輕的時候輕在喉嚨頭，響的時候又響遍全教室，一會兒響，一會兒輕。我記得最有意思的是，他說：“《文史哲》上的文章好看的啊？不好看！”他的意思是《文史哲》辦得不夠好。

印象最深的是胡厚宣先生的課。他一開始就給我們開了“中國通史第一段”（先秦兩漢部分）和“考古學通論”這兩門基礎課，接著又開了“古文字學”和“甲骨學商代史”兩門專業課。班上像裘錫圭、賀卓君、王文楚、崔恒升、施勇云還有我都喜歡聽他的課，他和我們接觸最多，感情也最融洽。這幾門課我成績都很好。

周予同先生和藹可親，待人有長者之風。他上課不用講稿，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只有寫大段板書的時候才看一下筆記本，很有個人風格。我對他開的“歷史文選”很感興趣，當時想追隨他搞經學史，大三學年論文的題目就是他給我出的，叫“論墨子思想及其所代表的階級性”，1956年稍加修改，作為畢業論文通過了。系里畢業分配，我被分配考周先生的研究生，方向是“中國古代史學”。周先生看我來自農村，經濟比較拮據，為我著想，曾經兩次勸我不考他的研究生而改當他的助教，這樣生活比較穩定，經濟也有保障，但我想多讀點書，后來還是考了他的研究生。沒想到1957年“反右整風”，我突然被劃成了右派，周先生也愛莫能助。“文革”初期，我不僅窮，糧食也不夠吃。周先生當時也困難，工資被凍結，還好幾次把剩下的糧票二十斤、三十斤地塞給我，有時附上三十元錢，讓我買糧食。這樣的恩情，我是永記不忘的。

澎湃新聞：您當時還是研究生，怎么會一下子被劃成右派呢？

吳浩坤：我一直是各種政治運動當中歷史系重點針對的學生對象，思想經常受到批判，其實我哪有什么思想，就是好講話，愛隨便發表意見，個人作風自由散漫，有時候甚至盛氣凌人，但是談不上“反動”。1955年“反胡風”運動之后搞思想批判，我受了批判，思想上總有些不痛快。1956年雖然考上了研究生，卻得了肺結核，情緒更壞。所以，到了1957年，黨委派人來歷史系召集研究生開“整風座談會”，我第一個發言，把1955年的事情又搬了出來，當時很激動，吐了一口怨氣，沒想到又惹了大禍，成為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主要根據。

我跟其他一些同學不同，我家庭成分是自耕農，自以為出身比較好，于是膽子就比較大，沒有料到事情有那么嚴重。我還記得宣布我的罪狀時說我“反蘇反共”。說我反蘇是因為在寢室里隨便講的一句話，被人匯報了。我說，解放前，有些人說美國什么都好，相信美國的月亮比其他國家的月亮圓，這是不正確的；解放后，向蘇聯一邊倒，說蘇聯什么都好，我覺得也不辯證。后來中蘇論戰，我們的九評文章不就說蘇聯是大國沙文主義嗎？1957年的時候，蘇聯就是大國沙文主義嘛，只有蘇聯能搞工業，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只能搞農業，明顯是不平等的。說我反共，也是因為我在寢室發的議論。我是農村來的，每年春節都回鄉下，聽說農村里一些基層干部對農民很苛刻。回到寢室，晚上閑著沒事，和室友聊了一下農村的情況，又被匯報上去，說我反對農村基層干部。后來四清運動，好多基層干部不都被整得夠嗆嗎？現在回想起來，都很可笑。

澎湃新聞：您其他同學的情況怎么樣？

吳浩坤：歷史系連我在內，一共招了十個“副博士”研究生，這是模仿蘇聯學制，其實就是現在的碩士研究生。這里面只有三四個人太太平平畢業，幾個和我比較好的同學都成了右派。一個是柏明。我們接觸多，因為都喜歡打籃球。柏明還跑到華師大去聽蘇淵雷先生講佛學，蘇先生也是右派，最后給弄到東北去了。有人讓柏明揭發我，說是可以不劃右派。我從未和他說過什么反動話，他又不能生造出來。真正講起來，他的家庭成分是沒我好的，他家里開首飾鋪子，很有錢。但我們從來不談思想，就是打籃球。他發言支持我，被打成右派。一個是史書友，他是周谷城先生的研究生，發言時發了點牢騷，也是右派。后來又說他是“反革命集團”，實際上他就是跟一個中學教師一起發發牢騷，他一直在安徽白茅嶺的農場改造。還有一個是謝耀樺。他原來是中學教師，考到復旦做研究生，跟耿淡如先生讀西方中世紀史。因為我在“整風座談會”上首先開炮，謝耀樺聽到我的發言之后，很激動，過去大概和我一樣也受過批判，再加上他有海外背景，父母都在臺灣，好像父親還是臺灣的立法委員，也被打成右派，后來又送去勞改。最可憐的是一個叫林光祝的同學。他是四川人，原來做過袍哥，相當于參加過黑社會。這件事他一直隱瞞， 1957年他小心謹慎，不敢講話，沒出事，到了1958年就抓進去了，最后死在獄中。還有一個同學，那時候是青年團員，他沒有被打成右派，生活作風上出了問題，上吊自殺了。

裘錫圭是沒事的。但他告訴我說，他一直很擔心。擔心什么呢？我們班上有一個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學，叫柳亦農，是安徽大地主的兒子。他是公開一天到晚發牢騷，帶點煽動性，說起來真有點“反動”的。他大二就被抓去坐牢，關了好幾年，出獄之后到了甘肅酒泉，做中學教師。他成績很好，大一剛進校沒多久，就在《歷史研究》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討論均田制度。裘錫圭跟柳亦農接觸比較多，他們住一個寢室，天天說話，所以才會擔心自己出事，而且他自認為是有問題的，實際上哪有什么事。

澎湃新聞：歷史系這么多教授當中，您跟胡厚宣先生應該是最熟悉的了。

吳浩坤：胡先生在復旦待了整整十年，當初是周谷城先生邀請他到復旦史地系任教的。抗戰剛剛勝利，他就專程從成都大后方趕到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去收甲骨，買了好多流散在民間的甲骨。后來是因為鐵路中斷了，他才答應周先生的邀請來復旦的。他那個時候也做點甲骨買賣，解放初期思想改造的時候，這一點專門受到了批判。他出書的稿費特別多，曾經在課堂上說起，他出版的《甲骨學商史論叢》被當時的教育部頒發了科學發明二等獎（馮友蘭的一本書拿了一等獎），拿了八千大洋。譚其驤先生的日記里面也講到，歷史系思想改造的時候，胡先生是重點對象，他自己做的交代主要是他當年花錢買甲骨的事情。他把甲骨視為寶貝，我們這些搞甲骨文的后輩跟他差遠了，他是一心一意撲在甲骨上面。我們這一代人經歷的政治運動太多了，多看一點書，就是白專道路。

澎湃新聞：胡先生去北京后，您和他應該一直保持聯系的吧？

吳浩坤：1954年的時候，中科院歷史研究所要調胡先生進京任職，當時的高教部部長楊秀峰明確表示反對，復旦也拒絕了這個調動要求。我聽胡先生說，歷史所后來又要把中山大學的容庚和商承祚這兩位教授調到北京，中山大學沒有同意，理由是容、商兩位教授一直在南方居住，適應不了北京的氣候。我心想，胡先生是河北望都人，沒有辦法拿這種理由當作借口，總有一天是要調離的。果然，到了1956年，高教部的通知就來了，說是中科院院長郭沫若找了周恩來總理，讓周總理批了條子，一定要把胡先生調到北京。國務院都下了調令，復旦只能同意放人。胡先生的夫人桂瓊英先生，還有他的研究生裘錫圭也就一起去了北京。回頭看看，胡先生在復旦十年，經歷了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風”這些政治運動，竟然發表了八篇重要論文，出版了八部著作，非常了不起。

胡先生去了北京以后，差不多每年要回一兩次上海。他曾經利用寒暑假時間，兩次返回復旦，鉤摹墨拓歷史系藏的三百多片甲骨。那時每個宿舍只有門衛安裝了電話，更沒有手機，他每次回來，或者寫信，或者發電報，都會事先通知我去接站，讓我陪他和桂師母到上海大廈、春江賓館或永嘉路親戚家小住。有時候他也托我買一些書刊寄往北京，收到書刊以后，他和師母總是會特意多寄點錢給我。那真是雪中送炭，我當時生活很困難。副博士每個月的補貼一開始是六十塊零五毛，比助教多五毛錢。后來有人提意見說，研究生還在讀書，沒有理由拿這么多錢，補貼要降，于是就降掉五毛錢。等我劃成右派以后，每個月就只有三十塊生活費了，要養活妻子還有小孩。柏明還要低一點，只有二十五塊。胡先生的日子一直比較寬裕，解放后他在復旦評上了二級教授，一個月工資是三百零六塊，他老是留我吃飯。我記得他家里有個保姆叫招秀，解放初，胡先生給她十五塊錢一個月，也就是說，他的工資可以請二十個保姆。

胡先生還請顧頡剛先生來給我們講過課，講了兩節，然后帶我們到蘇州訪古。蘇州是顧先生的家鄉。我們到了蘇州的白塔中學，一人乘一輛黃包車，拉到虎丘。四十個學生，一人一輛黃包車。一起去的教授也蠻多的，除了胡、顧兩位，記得還有譚其驤與田汝康兩位老師。

澎湃新聞：您還參與了《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纂工作，和譚其驤先生還有其他工作人員應該挺熟悉的吧？

吳浩坤：1958年6月份的時候，包括柏明在內的一批青年教師都下鄉勞動去了，我記得里面還包括莊錫昌，讀大學時他是班長，后來做復旦副校長兼文博學院院長。一共勞動了兩年。我是5月份被分配到復旦圖書館編目室去工作的。工作了半年，就得了肺炎，在家里休息了半年。等我病好以后回學校，在歷史系資料室遇到了王明根。他問我怎么樣，我說病好了，準備回圖書館去工作。他說你不要回去了，到歷史系資料室來怎么樣，我就答應了。歷史資料室就他一個人。1960年5月，我又被調到歷史地理研究室（后來改名為歷史地理研究所）做資料員。

譚先生教過我們“中國通史第二段”（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他上課的風格和寫文章一樣，擅長考據分析，絲絲入扣，很受歡迎。歷史地理研究室本來1955年接到中央下達的任務，是要改編清朝學者楊守敬的《歷代輿地圖》，搞了兩年，決定拋開“楊圖”，另起爐灶，直接搞規模更大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還從歷史系抽調了十個大三學生到歷史地理研究室參與編圖工作。

我從1960年開始，就全程為編纂《中國歷史地圖集》搜集參考資料，最經常去的是復旦圖書館線裝部，此外還經常到上圖，有時候也去華師大圖書館、上海博物館借書。在歷史地理研究室我一直待到1978年右派改正，那之后我才回到古代史教研室。所以，歷史地理我搞了十八年。記得我們平時上班，不管是“文革”之前，還是“文革”當中，都是每天三班制。早晨八點鐘上班，到十一點半下班，吃好飯去工作，工作到五點鐘吃晚飯，然后再從晚上七點鐘工作到九點半。除了“文革”初期停止工作三年，一直都是這樣一天三班倒。歷史地理研究室在“文革”當中是相當“左”的一個單位，歷史系要批斗什么教師，都是拉到歷史地理研究室去的。譚先生作為領導只是掛個名而已，負責業務，沒有實權。實權掌握在趙少荃、魏嵩山和周維衍這三個學生黨員手里。

在歷史地理研究室做資料員時間久了，倒是搞出了幾本工具書：《文史工具書的源流和使用》《中國古代史論文資料索引》《中國近代史論著目錄》還有《五十二種文史資料的分類索引》，“文革”結束之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都是王明根拉我和柏明一起編寫的。說起來好玩，像《文史工具書的源流和使用》這種書，就是因為“文革”當中搞“批林批孔”、儒法斗爭，工廠工人都跑到復旦來看書、找材料，有時也會向我們提問題，我們就幫忙解答一下。次數多了，想起來要編這么一本工具書。書出來以后蠻暢銷的，好像印了五六次。書里面收錄的一些實例，其實當初都是人家提的問題，我們做了這么久資料工作，曉得應該從什么地方找到正確答案。“文革”以后我上過一學期文獻檢索的課，后來就都是傅德華上。

說到《中國歷史地圖集》，還有一個故事，蠻好玩的。有一次楊福家校長召開中層干部會議，我作為文博系主任參加。楊校長講到《中國歷史地圖集》，當場表揚了當時是史地所所長的葛劍雄，說那套歷史地圖集你搞得很好。其實《中國歷史地圖集》陸續出版的時候，葛還沒來復旦，他是1978年考進復旦的，“文革”后復旦第一屆研究生。

澎湃新聞：您和譚其驤先生接觸得多嗎？

吳浩坤：“文革”時因為我是右派，“死老虎”一只，又是“小老虎”，所以沒受什么沖擊，一直在牛棚勞動。我們歷史系的牛棚就在100號靠登輝堂樓下的一間房間，睡覺打地鋪。平時工作就是打掃廁所，到學生六號樓做衛生，綠化組還讓我們幫助種樹，要么就是看老三篇、小紅書。一開始，姜義華是我們牛棚的“牛長”，后來寫作組把他弄去做了聯絡員，就叫我當牛長，讓我匯報情況。有一次譚先生和我說，老是看小紅書要打瞌睡的，我來跟你下圍棋。我就弄來一張紙，在上面畫了十九道格子。一個人在上面畫圈圈，當白子，一個人打叉叉，當黑子，兩個人下棋解悶。我學圍棋差不多與徐連達同時，在我畢業那一年跟我小舅子學的，他是上海交大畢業的，后來到了西安交大。西安交大一個教務長喜歡下圍棋，老是拉著他下，慢慢地就會了。后來他反過來教我，開頭讓我九子或者讓我七子，后來他贏不了我，就不跟我下了。我一直跟徐連達下圍棋，保持到現在。最近幾年他有哮喘，走不動了，我們在學校每個月開一次會，他已經很少來了。朱永嘉跟他同班，也是比我小一歲，他經常來約我一起去看徐連達和葉倩云（徐夫人也是歷史系畢業生，比我高一班）。

澎湃新聞：當時其他不少老師也在牛棚吧？

吳浩坤：很多老師都在牛棚里面，按理說，我這個牛長是要向上頭匯報他們的事情的，我盡量少匯報，也少讓他們勞動，我跟柏明總是盡量多做一點事情。陳守實先生臨死前還跟家人說，要好好報答我和柏明。他戴了高帽子，掛了牌子，要到學生食堂吃飯，還要排隊。他難為情，就不去。有一段時間，都是我跟柏明去食堂，一個給他打菜，一個給他打飯，帶回來給他。我們對老師都盡量照顧，不會匯報他們什么不好的事情。紅衛兵去陳守實先生家里抄書，連長叫陳連丹，后來分配到云南去了。他讓我跟柏明一起去，實際上是給他勞動。我個子高一點，就負責把陳先生書房架上的書拿下來。陳先生站在一旁，陳連丹就坐在旁邊看著我們。我每一本書都問陳先生，因為他夫人也是搞中文，我說“是你夫人的，就丟在旁邊”。我看到他的日記本之后，就推到他夫人那堆書里去了。我想日記本里有什么東西就不得了，怕惹出什么禍來。陳先生日記后來沒有發表，不知道現在在那里。大概有二十來本。好像歷史系有人在整理，要出版他的書。徐連達出過一本他的《中國古代土地關系史稿》。

澎湃新聞：周予同先生的情況您了解嗎？

吳浩坤：周先生愛發議論，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以后，他在《文匯報》召開的座談會上，說“將來研究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只好取材外國資料了”，又說“吳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錯就認了。他是好人，是清官，但是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問題”。胡厚宣先生告訴我說，他在北京讀了《文匯報》，就知道予老闖禍了。果然，《文匯報》隨后發了一整版以“反共老手”為題的批判文章。從那時起，還有人在復興中路周先生的住宅墻上用黑漆刷上“反共老手周予同”七個大字，各路紅衛兵路過都要進去抄家和批斗他。“批林批孔”的時候，周先生被山東曲阜的造反派揪到孔廟去斗。他家里的鐘表之類的東西都給抄走了，臨走之前找我借了一塊舊羅馬表。我就給他帶去，本來沒指望他拿回來。沒想到，在曲阜被斗得半死不活的老人家竟然護住了這塊表，等他回了上海，他兒子光彬幫他把手表送到我家里來了。

這次打擊之后，周先生就此一蹶不振，不久又中風癱瘓在床，雙目失明。他夫人也去世了，沒人照顧他。我曾經到復興公寓看望過老人家幾次，胡子不刮，頭發也不理，一個人躺在床上。晚景之潦倒凄涼，讓我心酸。

澎湃新聞：歷史系好像有位蘇乾英老師，能談談他的情況嗎？

吳浩坤：蘇乾英協助周予同先生一起教歷史文選，等于輔助，但他不是助教，他是講師，后來也是升副教授，但他就是愿意協助周予同先生一起上課。上了課之后，學生做的作業他也愿意批改，一直輔助周先生。比周先生年紀小一點。歷史文選也是他一起參與，他好像跟黃賓虹也有來往，有書信，也喜歡黃賓虹的畫。他一直在馬來西亞，從東南亞回來，是華僑。他那個時候也窮，老是跟我們講，他的夫人是馬路上撿來的。后來他調到中文系，參加五代史的標點工作，評上了教授。

歷史地理有一個姓張的人，從地理系分過來的。這人很壞，“文革”當中專門欺負蘇乾英和吳杰。吳杰很可憐，汪偽時期做過駐日本使館的參贊。汪精衛死了之后，他跟陳璧君一起坐飛機從日本回來。這是個歷史問題，但是他交代清楚了。這個張某人一看到吳杰就罵“狗漢奸”，打他嘴巴，看到蘇乾英就罵“蘇老狗”，拳打腳踢。在他升副教授評職稱的時候，我是歷史系學術委員會的，幾個老先生找我，要我不同意他晉級。田汝康先生是復旦學術委員會的成員，他也對我說，這個人品德太壞了，不能讓他升上去，系里就算升上去了，我在校一級還是要把他拉下來的。我在歷史系學術委員會上反映了這些情況，這個人沒能評上副教授。但后來系里又給他升了副教授，并且不是教授都評上了博士生導師，又因為評上博導，自然升了教授，真是咄咄怪事！

澎湃新聞：關于汪偽時期的情況，吳杰老師的交代材料還在嗎？如果保留下來，應該是很有意義的歷史文獻。

吳浩坤：吳杰是日本史比較早的博士生導師。他的材料估計不在了。汪偽的材料，余子道、黃美真他們都到過監獄里采訪汪偽政府的工作人員的，搞了好幾本書。

澎湃新聞：您什么時候摘掉的右派帽子？

吳浩坤：1970年工宣隊掌握學校的時候，看看我也沒有什么大的問題，材料上就這么一點點，就給我摘帽了。我們系里當時有一個“鄒吳李反革命集團”。鄒就是鄒萬春，他是老共產黨員，吳維國也是黨員，還有李華興。我摘帽和他們被打成反革命集團是同一天，叫做寬嚴大會。一個寬，一個嚴，搞成全校性的一個大會。當場宣布“鄒吳李反革命集團”受批判的同時，我和柏明的右派帽子就摘掉了。戴了十幾年右派帽子，摘掉帽子還是右派，叫“摘帽右派”。到1978年“文革”結束，一風吹，才算是徹底把帽子摘掉。

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我一直不能當老師，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一直搞圖書資料工作，和書本打交道，多了一點知識積累，未來倒也有了用處。我當初的想法是，勞動多了也是好事，增強了體質，有機會可以多做點事情。這樣一想，也就心平氣和了。我是這么想，也是這么做的。我下鄉勞動的時候，挑擔要挑兩三百斤。最重的一次擔，我是跟姜義華一起挑的。我們勞動的生產隊在羅涇，伙房要我們去羅店買兩百五十斤煤。兩只新籮筐重二十斤，扁擔吃不消，要用粗的門栓挑，門栓有三十斤，合起來正好三百斤。用船運，但河水淺，開不到我們生產隊，還有兩三里路，我們兩人一人挑一段路。我比較注重技巧，挑在肩膀上，經常換換肩。姜義華力氣大，但是沒竅門，吃力又難看。我當時每頓要吃一斤半糧食，工宣隊連長特別關照伙房，給我打飯打菜時多打一點。也有些好心的女同學私下常送我一些糧票。

澎湃新聞：您和您的同學是新中國最早培養出的研究生，后來也都成為各自專業領域內的骨干，不知道您當年的同學、同事，現在還有哪幾位健在？

吳浩坤：我同班的莊錫昌、黃瑞章、王文楚、裘錫圭、邱其彬、徐佩珍、朱新素等都還健在，上下班級如徐連達、朱永嘉、陳匡時、李春元、胡菊新等也都健在。賀卓君走了。我老伴潘悠是我同班同學，如今也不在了。朱維錚、金重遠、楊立強、沈渭濱都去世了。生肺癌的好像特別多，楊立強是肺癌，周源和是肺癌，賀卓君也是肺癌。她不抽煙，又在澳大利亞，這讓我感到莫名其妙。

我們那個時候，看書是成問題的。知識分子都是老老實實，沒有誰講究過報酬，幾十年不加工資。我倒霉變成右派不說，不是右派的，工作了好多年，工資一直是六十元——我們戲稱“六〇炮一打幾十年”。不過，與現在相比，那個時候的確不那么急功近利。我們的老師書讀得都很多，有的文章多著作也多，但也有兩樣都不多的。像陳守實先生，文章沒有多少，二三十篇最多了，著作一本也沒有，卻是相當有名氣的教授。他的一篇文章被清華國學院包括王國維在內的教授看到了，都說不錯，有見地，名氣一下子響了。田汝康先生也和我們說過，荷蘭有一個專家搞航海研究，寫帆船史，反復調查研究，十七年才寫出一篇文章來。

澎湃新聞：“文革”后您參與創辦了復旦文博系并擔任系主任，能談談經過嗎？

吳浩坤：復旦要籌建文博專業、文博學院，最早是1981年，國家文物局、上海博物館有關領導和當時的復旦歷史系主任余子道商談的，后來確定在1984年初先招收第一屆文博干部專修班。1983年10月，汪瑞祥、莊錫昌這些系里的領導找到我，讓我和張鳴環、袁樾方、王慶余一起成立文博教研室，由我擔任室主任。張、袁兩位都是北大考古專業畢業生，當時在歷史地理研究所工作。到了1989年，已有五屆干部專修班的學生畢業和一屆四年制的本科生畢業，國家文物局和復旦商定成立文博學院，得到了教委批準；學院下設歷史系、文博系、歷史地理研究所三個單位。院長由副校長莊錫昌兼任，副院長由湯綱擔任，我由主管行政和人事的副校長宗有恒任命擔任文博系系主任。當時文博系的教師已經由最初的四人增加到將近二十人，其中包括從物理系、化學系調來的五位教師，專門從事文物保護專業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另外，還從國家文物局、上博、南博等單位聘請了十多名專家擔任兼職教授。當時在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的胡厚宣先生、上海圖書館的顧廷龍先生也是我們的兼職教授。我們還從美國請來了考古專家倫杰爾、日本的博物館專家鶴田總一郎，他們常來做學術報告或講課。

文博學院正式成立的那一年，上海文管會辦公室主任金階平先生曾經陪我一一拜訪上海知名的書畫家征求作品，共征求到了七十余幅，這些作品現在都擺在復旦大學博物館的一個展室里面，成為一筆寶貴的財富。另外有一個展室，專門陳列由上海博物館無償調撥給學院的一整套中國古代錢幣；還有一個展室陳列由復旦生命科學院借調來的三百多件臺灣高山族文物。這些文物連臺灣都很少見了，大陸只有復旦和廈門大學人類學系有收藏。還有一個展室展出的是復旦舊藏青銅、陶瓷等古器物，其中有三百多片甲骨，最初是束世澂先生的藏品。束先生解放前在暨南大學任教，把這批甲骨賣給了暨大，1950年暨大停辦，文科教授包括周予同先生和在暨大兼職的譚其驤、胡厚宣先生都調到了復旦，甲骨也被暨大轉給了復旦。這些甲骨成為復旦珍貴的藏品。

從1989年開始，我做了八年系主任，1991年又兼任副院長。這個時間段，開會忙，和教委、國家文物局和各地博物館打交道也忙。我前前后后招了十幾個碩士研究生和八個博士研究生，另外還要上文博專修班的課、給歷史系和文博系的本科生上課。寫書寫文章只能放在晚上，常常要到一兩點鐘，早上七點又必須起來上課。到1998年退休，二十年時間，論文發表了二十多篇，專著出版了十多種，像《古史探索與古籍研究》《中國甲骨學史》《戰國會要》等。現在想想，這一點抓緊“文革”之后的時光得出的成績，多虧了當年各位老師的指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