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的那個夏天，原子彈的威力讓全世界深感震撼。作為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東方主戰場，中國人自然也對原子彈極為關注，不僅當時的國民政府想造原子彈，學術界也躍躍欲試，試圖發展原子能科學。

“史邁斯報告”與蔣介石的原子彈計劃

1945年8月12日，也就是長崎核爆后的72小時，美國政府公開發表了“史邁斯報告”，全名為《原子能的軍事用途：美國政府發展原子彈之官方報告》，這個報告的用意有二：其一，作為美國解說原子彈發展歷程的官方說明，它輪廓性地展現了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研發原子彈的過程，當然炫耀一番也是美國人的目的；其二，提供一套參與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在公開場合介紹原子彈的標準說法，避免泄露機密。

其實，在《史邁斯報告》報告正式發表前，當時的國民政府兵工署長俞大維就已經看到了這份文件。據著名物理學家吳大猷回憶，這一報告“是一份詳述美國原子彈發展經過、在當時尚未正式公布的絕密文件，僅有一冊，系美國交給我國軍政部，由俞大維次長再交給我們的”。當時，關于原子彈的研制是非常機密的， 俞大維能夠看到《史邁斯報告》與美國人魏德邁有關。魏德邁于1944年10月接替因與蔣介石有矛盾而調回美國的史迪威，出任中國戰區美軍司令兼蔣介石的參謀長。俞大維和魏德邁因為在中美聯合參謀本部相處共事而成為推心置腹的朋友， 魏德邁不僅給俞大維看了絕密文件， 而且直截了當地問俞大維：“你們要不要派人到美國學造原子彈？”

據稱，“史邁斯報告”公布后不久，英文版就到了蔣介石的手里。蔣介石批交“軍政部次長”俞大維，請他派人譯成中文。國民黨高層對“史邁斯報告”反應強烈：

俞大維在閱過報告后向“軍政部部長”陳誠建議，中國應積極開始研制原子彈，以免再遭外國勢力欺凌。“軍統局局長”戴笠在一份密電中力陳：“查美國最初研究原子彈始于一、二外國物理學家，繼即成立一顧問委員會，由兵工軍官三人與科學家數人主持之，逐漸推進。似亦可先組一顧問委員會主持其事，暫隸兵工署辦理，以保機密而專責成。”“國防部部長”白祟禧也在一份密電中建議成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積極發展原子彈。曾為“代總統”的李宗仁在一份呈給蔣介石的文件中也認為有關原子彈“研究工作，我國尚無人主持，似應由‘中央’指派專家商討研究”。

蔣介石在綜合國民黨軍政大員的意見之后指出，中國雖然貧窮落后，但人才薈萃、地大物博，完全可以規劃一套自己的“曼哈頓計劃”。很快，他任命俞大維籌組顧問委員會，展開原子彈研究計劃。

要研制原子彈，最重要的是要有人才。“有人才有彈”，這是當時的共識。1945年底，俞大維向蔣介石提出了原子彈專家培育計劃，又稱“種子計劃”：由“軍政部”派遣青年科學家到美國學習最新的原子物理科技，學成回國再參與原子彈計劃。這一計劃得到蔣介石的批準，用美國退還中國的庚子賠款，作為青年科技人才赴美考察與學習的經費。

確定出國考察與學習的人選，俞大維讓曾昭掄、華羅庚、吳大猷從西南聯合大學的助教和學生中物色。曾昭掄負責化學方面的人選， 他推薦了唐敖慶和王瑞酰；華羅庚負責數學方面的人選，他推薦了孫本旺和先期已經在美的徐賢修；吳大猷負責物理學方面的人選，他推薦了朱光亞和李政道。

1946年6月，“原子能研究委員會”悄悄成立，在經費十分拮據的情況下，蔣介石指示撥給美金50萬元。1946年秋天，三大科學家率學生赴美。這不僅是國民黨原子彈“種子計劃”的起步，更是中國原子科學史上的重要篇章。

中國師生一行到了美國才得知，由于美國將原子彈研制列為核心機密，根本就不接納中國留學生。于是，在軍政部允許下，他們分別到美國各大學從事科學研究與學習。盡管這6位中國青年未能按預先計劃研修原子能，但他們都在美國學有所成。比如，朱光亞為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做出了巨大貢獻，1999年被授予“兩彈一星”元勛功勛獎章。李政道與楊振寧一起于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牽頭發展原子能科學的學術機構

原子彈的巨大威力、國民政府雄心勃勃的原子夢，讓國內學術界躍躍欲試，一時間發展原子能科學的熱潮在國內興起。

當時國內能開展原子能科學研究的主要力量有五家，分別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學。這幾家學術機構紛紛向國民政府請纓，希望能得到當局的支持。

首先看北京大學：

1947年6月， 北京大學校長胡適鄭重其事給國防部長白崇禧和參謀總長陳誠寫信，詳陳北大開展原子能科學研究之計劃：

我今天要向你們兩位談一件關系國家大計的事，還要請你們兩位把這個意思轉給主席 ，請他考慮這件事。簡單說來，我要提議在北京大學集中全國研究原子能的第一流物理學者，專心研究最新的物理學理論與實驗，并訓練青年學者，以為國家將來國防工業之用。

現在中國專治這種學問的人才，尚多在國外，其總數不過七、八人，切不可使其分散各地，必須集中研究，始可收最大的成效。

……

我們仔細考慮，決定把北大獻給國家， 作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人才羅致， 由北大負全責。

我們想請兩位先生于國防科學研究經費項下指撥美金五十萬元，分兩年支付，作為北大物理研究所之設備費。第一年之二十五萬美金，由北大指定吳大猷、吳健雄在美國負責購備，并指定錢三強、何澤慧在歐洲與英國負責購備，其第二年之二十五萬美金，則于明年度另指定專人負責購備。其購置細帳，均由北大負全責隨時報告國防部審核 。

我知道此數甚巨，責任甚大，故甚盼兩位先生便中報告主席，請指示裁定。

再看清華大學：

1946年9月，周培源到法國參加國際應用力學大會，他是錢三強在清華時的老師，二人相聚巴黎。周培源告訴他，吳有訓、趙忠堯離清華去了中央大學，清華實驗物理現乏人負責，因此勸錢三強回母校服務，并說要發電報給理學院院長葉企孫，轉請梅貽琦校長發邀聘函。

11月11日，葉企孫致函梅貽琦校長，提議邀聘錢三強為物理系教授。梅貽琦旋即于11月21日發電報給錢三強：“清華大學聘任您為物理系教授，可否于1947年3月回國。請電復。”11月25日，錢三強復電梅貽琦接受其邀請。1947年2月1日錢三強致信梅貽琦，闡述自己關于“樹立一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的設想：

對于教學樹人，生素感興趣，在祖國目前情況下，尤覺重要，但生甚望教學工作外，尚能樹立一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此等意見，周師亦極贊成。先生等對此等設備不知有無計劃？據生在歐之經驗，一小規模原子核物理實驗室，設備費約需五萬美金，詳細情形，如蒙垂詢，當即奉告。

5月19日，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給錢三強復信，并就建立原子核物理研究之事，詳細談了自己的看法和打算：

尊處二月一日來函所提，為供給原子核物理研究須有一小規模實驗設備，校中企孫、重衡、培源諸先生均極贊成。蓋原子核之研究，實今日科學上最重要之工作，而國內尚少推進。最近，中央研究院有在南京舉辦之計劃，建筑新研所，費用頗巨，設備尚在籌劃中。但即中央院計劃成功，北平區域亦宜更有一研究中心，故清華在籌得美金五十萬（除清華基金積存利息）作補充圖書設備專款時，即決以五萬元作原子核研究設備之用，此即前日電所言之數。至于如何支用，即希詳為籌劃。此種設備，在美國規模有甚大者，吾等初著手，又因經濟不寬裕，故宜先從小規模做起。

再看北平研究院：

1948年8月2日，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葉企孫應邀與北平研究院副院長李書華 （ 字潤章） 商討關于開展原子核物理合作 。他在向梅貽琦匯報此事的信中寫道 ：

“此次之談系潤章兄所約，可見彼現已認清合作之必要。結論為宜由三機關向政府合請外匯（ 以三年為期 ，每年美金九萬元）。潤章兄并未約樹人（ 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 兄參加，但受業表示意見，謂宜邀請北大參加，倘北大對此合作計劃不起勁，只由清華與北研院定一合作計劃，亦無不可。吾師有便時 ，請再與潤章兄一談 。”

1948年8月，北平研究院決議聘請錢三強為該院雷學研究所專任研究員，定月薪600元。8月，北平研究院向政府上報鈾礦和專門人才資料，報告中寫道：“鐳所錢三強先生在法國研究原子能學不久可返。”

還有南京的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大學。中央研究院也于1946年決定，盡速致函尚在國外的幾位物理學家邀聘為中研院物理研究所專任研究員。錢三強于當年收到中研院總干事薩本棟發出的邀聘函。薩本棟的信中還提及，準備購置設備，充實物理實驗條件。1948年3月7日，錢三強歸國前給梅貽琦的信中，也談到了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大學發展原子能的事情。

然而，歷史沒有給民國發展原子能科學的機會。

民國末的“原子夢”為何沒能實現

原因之一：學界的各自為政，難求合作

在民國末年，因師承關系、學術出身等緣故，中國學界的門戶觀念很重，大牌學者之間沿襲了“文人相輕”的傳統痼疾，導致合作困難。據葉企孫日記載，1947年6月7日，葉企孫“偕培源、重衡（霍秉權）進城訪樹人（饒毓泰），談北大、清華及北研（院）關于設備原子核物理實驗之合作可能，發現樹人與慕光（嚴濟慈）、潤章（李書華）頗有暌隔，三機關合作恐不易也。”

1948年8月2日，葉企孫在給梅貽琦的信中寫道：“此次之談系潤章（李書華，北平研究院副院長）兄所約，可見彼現已認清合作之必要。結論為宜由三機關向政府合請外匯（以三年為期，每年美金九萬元）。潤章兄并未約樹人（北京大學物理系主任饒毓泰）兄參加，但受業表示意見，謂宜邀請北大參加，倘北大對此合作計劃不起勁，只由清華與北研院定一合作計劃，亦無不可。吾師有便時，請再與潤章兄一談。”由此可知，北大因學者之間的隔閡而游離于清華、北研之合作計劃之外。

其實就在1948年9月，錢三強在清華大學的一次演講中，也公開表達了他對中國學界之藩籬的不滿：“這次，我回到祖國，看到國內科學界的情形與若干年前沒有多大區別。各大學門戶之見甚至各系之間的相互摩擦依然存在。諸位是未來科技界之后備軍，我希望你們將來進入社會要根絕這種毛病，要打破為清華，甚至為清華物理系努力的觀念，你們要努力的是為整個中國物理界！”

原因之二：美國的干涉

1948年6月10日，錢三強回國抵上海。因行李被扣，在等待行李的日子里，錢三強在上海、南京、蘇州的活動很豐富。然而，就在錢三強頻繁在東南活動的時候，他的行跡與建議也引起了美國駐中國大使館的警覺，并向中國方面質詢。

7月19日，美國駐中國大使館一等秘書卡爾·H·勃林格致函中央研究院總干事薩本棟：“有報告說，北方一組科學家要求中國政府允許在北平建立原子能研究中心。根據美國大使館得到的情報，一位姓錢的先生將領導所提議的這個研究中心。據報告，錢先生是法國約里奧-居里夫婦以前的學生，他發現了一種產生原子能的方法。我將十分感激您對這一報告所提供的任何情況。如蒙允許，你對這一事件發展為我提供的真實情況和您對任何相關進展的可能性所做出的評論，將受到重視。”

薩本棟感到事情重大，立即給清華校長梅貽琦和北大校長胡適發密電：“美大使館函詢北方科學家擬請政府準在平創立原子能研究室，并稱已定由錢三強主辦，查此事果系在平設置亦不應于此時即事宣傳，因所需儀器待美方供給者尚多，隨時均有凍結可能。為政不在多言，務請轉告負責宣傳者注意，以免事未成先遭忌而失敗。”

第二天，薩本棟再次致電函梅貽琦：“昨得美國大使來函，詢問北方科學家擬請政府在北平創立原子能研究室，并云已定由錢三強主辦一節，竊以此項宣傳，似非其時，曾電請轉促注意，茲敬將原電文附呈，至懇。”

7月29日，薩本棟第三次致函梅貽琦和胡適，且附寄了美方的原查詢函復制件，并在英文函件上親筆寫了兩處中文提示：“來函者對于國內原子研究已多次來院詢問究竟，此為第一次之書面詢問。外此，尚有其他為外交秘密不便奉告。” 這表明，一方面梅貽琦應是寫信問過薩本棟此事原委；另一方面，美國大使館確實對此事盯得很緊，故而薩本棟極為重視，多次給梅、胡發函。

1948年8月底，錢三強抵達北平后，發覺各方對原定的籌建計劃都不再談起，困惑不解。可以認為，正是美國大使館的介入，使在北平建立一原子能研究中心的計劃“遭忌”而落敗，而此事又涉及機密致使錢三強被蒙在鼓里。

原因之三：國民政府的危局

尚處于萌芽狀態的原子彈研制計劃夭折的另一原因，是國民黨岌岌可危的局勢以及由于國共內戰龐大的軍費支出。

1947年4月21日，“國防部部長”白祟禧建議設立“中央原子物理研究所”，同時增加“國立物理科學所”的相關研究設備，要求撥給經費140余萬美元，外加第一年補充設備費100萬美元，共為240余萬美元。蔣介石親筆批復白祟禧的簽呈：“目前國庫支應浩繁，外匯亦須節用，所請設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一案，似應緩辦。”爾后，戰局愈來愈不利于國民黨，“緩辦”兩字也為蔣介石的原子彈大夢譜下了休止符。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