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路透社的報道，斯里蘭卡總理在4月上旬的訪華過程中，請求中國政府取消其80億美元的債務，并將這些債務轉換為中國對斯里蘭卡公司的持股。此外，中國企業在斯里蘭卡的投資，去年也經歷了重大的政策風險。

斯里蘭卡總理也表示，受到全球經濟形勢的困擾，斯里蘭卡經濟正面臨困境。按這個理由，中國似乎應該對斯里蘭卡實施債轉股。不過實際上，當前全球經濟陷入長期停滯、國際金融市場波云詭譎，受困的遠不止斯里蘭卡。在此背景下，目測將有更多的斯里蘭卡們會帶來類似的難題。

發展中國家的巨大融資需要

基于Marianne Fay等四位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的估算方法，Amar Bhattacharya, Mattia Romani, Nicholas Stern這三位經濟學家，在2012年做了一個重要估算：對161個發展中國家而言，2008年總體基礎設施投資規模約在0.8萬億到0.9萬億美元之間；2020年，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投資將上升到1.8萬億至2.3萬億美元。即使考慮到現有的各種融資來源，到2020年這一融資需要仍有近1萬億美元的缺口難以得到滿足。

這項研究對GDP增速、新投資占GDP比重、已有資本的維持費用（或者說考慮折舊因素），以及氣候變化融資等情況做出了假定，然后估算得到總體融資需要。另一方面，則對政府公共支出、官方開發援助、以及公私合營等融資渠道做出假設，從而得到總體投資規模的估計。在此基礎上，作者得到了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缺口。

該估算數據一直被廣為引用，以佐證發展中國家具有巨大的融資需要。

巨大融資需要背后的風險

但是需要并不等于有效需求。很多發展中國家政治環境不穩，社會矛盾和制度問題根深蒂固，財政和貨幣紀律失控。這類國家和經濟體，對基礎設施融資也可能會有較大的融資需要，但卻未必對融資需要有充足的償付能力。

在前述估算方法的基礎上，2015年，徐奇淵、高蓓和劉東民重新估算了國家層面的融資需要，并將其與國家主權信用評級數據庫進行對接、并剔除中國自己，從而得到了中國之外、發展中國家總體融資需求的信用分布情況。

研究結果顯示：如果發展中國家的主權信用評級沒有大的變化，那么2020年的基建投資總體融資需要當中，有16%來自于無評級國家，35%來自于投機級國家，只有50%來自于投資級國家。同時，2020年的基建投資總體融資缺口當中，投資級國家占比更低，只有39%，剩下的六成都來自于投機級國家（44%）或者是無評級國家（18%）。

像斯里蘭卡這樣，中國資金在大規模走出去的過程中，肯定會遇到越來越多類似的問題。應對的辦法很多，預防是最好的治療，我們可以做好事前的項目評估、盡職調查，也可以通過多邊組織平臺投資減少違約風險。

西方國家在國際游戲規則中幾個世紀的長袖善舞，也給我們很多啟發。雖然“一帶一路”倡議絕非“中國版馬歇爾計劃”，但這并不妨礙我們在方法論的層面汲取一些經驗。

首先，馬歇爾計劃著力于維護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為受援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制度條件。西歐長期的戰時管制影響深遠，在戰后艱難復蘇的過程各種管制中并未自然減少，相反，甚至出現了更多的管制和利益集團之間的內耗。“馬歇爾計劃”則要求受援國做出更加市場化的承諾，這些承諾包括：放松價格管制、平衡政府預算、保持金融穩定、保持匯率在合理水平、降低和消除配額和各種貿易管制。這就從外部約束的角度，打破了西歐國家走向管制和計劃經濟的慣性，為西歐經濟起飛創造了良好基礎。

當然，馬歇爾計劃的弦外之音，只是要讓西歐國家重返到戰前的市場競爭體系——從這個角度而言，如果要對現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體系進行重塑，難度肯定更大，這方面要有心理準備或者有其他的超越思路。

其次，馬歇爾計劃也包含了可置信的懲罰機制。當時，美國要求受援國每接受1美元的援助，就要在對應賬戶中存入相應規模的本幣，而這個賬戶的資金，用途就由美國政府說了算。這意味著，美國政府每1美元的援助，都有可供支配的2美元真實資源。這種干預真實存在。例如，1948年美國拒絕法國動用這個對應賬戶，直到法國新任政府承諾預算平衡措施。又如，西德政府的賬戶資金也曾面臨延期使用的情況，直到其重新回到遵守財政紀律的正軌上。

參考文獻：

Amar Bhattacharya, Mattia Romani, Nicholas Stern (2012), “Infrastructure for Development: Meeting the Challeng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G-24 Policy Paper, June 2012.

J. Bradford De Long and Barry Eichengreen (1991), “The Marshall Plan: History’s Most Successful 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 NBER Working Paper No. 3899.

Marianne Fay, Michael Toman, Daniel Benitez, Stefan Csordas (2011). “Infrastructur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Fardoust S, Yongbeom Kim, and Claudia Paz Sepúlveda (eds.) Postcrisi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 Development Agenda for the G20, Washington, D.C : World Bank, pp.339-82.

Qiyuan Xu, Bei Gao and Dongming Liu (2016) “What AIIB Means for the Development Finance System? A View from China-US Relations”, in Zhiyue Bo (eds.) China-US Relations in Global Perspective,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Wellington, pp.136-54.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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