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飛鴻恐怕是當今中國最廣為人知的廣東武術家，其形象也與醒獅緊緊勾連在一起，成為廣東武術和醒獅的代表。此外，他還保持著一項世界紀錄。自1949年到1997年的近50年間，共有100部以黃飛鴻為主人公的電影面世，被稱為世界上最長壽的電影系列，并催生了“黃飛鴻電影”這樣一個專有名詞。加上2014年上映的一部，到目前為止總數達到101部。在這些電影里，不過是“清末衰世及民初動亂時代一個尋常習武者”的黃飛鴻，“沒有早年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流離賣武，也沒有現實世界里的亡妻喪子……更多時候是以一個超脫的英雄，或是俠客的身份出現……在歷史的累積中，他已成了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化身”，既是一個真實存在過的歷史人物，同時也是一個通過大量電影作品被逐步建構起來的銀幕英雄。

與其他電影相比較，黃飛鴻電影系列有其鮮明的特點。首先，黃飛鴻不是由電影工作者憑空創造的，他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曾經培育過大量的弟子門人。他的這些弟子和再傳弟子不僅直接參與了黃飛鴻電影的制作，還給后來的香港武俠片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其次，這些投身在黃飛鴻師門之下，支撐著早期黃飛鴻電影的人，最初也并不是電影界中人。他們本是聚集在設館授徒的黃飛鴻身邊投師學藝的來自各行各業的勞動者，他們所遵循的價值觀和行動原理并不是來自電影界，而是來自當時的廣東武林。如此一來，他們的這些價值觀和行動原理，則不可能完全不在黃飛鴻電影中反映出來。

黃飛鴻與黃飛鴻電影

黃飛鴻于1850年（關于其出生年份，還有1847年、1856年等幾種說法）出生在廣東省南海縣西樵鎮官山圩祿舟村，1925年歿于廣州，70余年的生涯大部分在廣州度過，他與其父親黃麒英都是著名拳師。黃麒英是清末民初“廣東十虎”之一，而黃飛鴻是否位列其中，則有不同的說法。

根據坊間流傳的說法，黃飛鴻12歲起隨父輾轉于廣州和佛山兩地，以賣武販藥為生，很快聲名鵲起。16歲（一說20歲、22歲）時，廣州銅鐵行慕名請其出任行內教頭，并租好場地資助其開設武館。經父親應允，黃飛鴻在廣州開設了他的第一家武館務本山房。30歲左右，他又開設了主治跌打損傷的“寶芝林”醫館，在教授武術的同時，以醫術聞名一時。其后，他治好黑旗軍將領劉永福的腿傷，被聘為黑旗軍武術教頭，隨軍赴臺參加抗擊倭寇的戰斗，民國成立后又在劉永福的邀請下出任廣東民團總教練。在1924年的廣州商團之亂中，其醫館和住宅全部被焚，黃大受打擊，抑郁成疾，次年在廣州城西方便醫院去世。黃飛鴻曾歷經兩次喪妻之痛，最后一任妻子為生于武術世家的莫桂蘭。黃去世后，莫桂蘭遷往香港，也曾開設武館，并與黃的弟子一起參與黃飛鴻電影的制作。黃有子數人，最為寵愛的次子在為貨船押運時被人謀殺，其后他便禁止其余兒子習武，故其后人均未修習洪拳。

1901年成立的廣州城西方便醫院前身廣州城西方便所

廣州城西方便醫院是當時華南最大的慈善機構，圖為醫院內部

以上是坊間無數黃飛鴻故事、后人回憶等文章里比較一致的部分。實際上，我們現在已經很難確切知道黃飛鴻的武功到底如何，獅藝是否特別精湛，因為他沒有留下任何一點可信的史料。甚至連像陳盛那樣由直傳弟子所做的描述都沒有。據說他曾經開過武館的槳欄路、開過藥店的仁安街，都已經沒有一絲可以供后人憑吊的痕跡。

2007年6月，曾經有過這樣一條與黃飛鴻有關的新聞。在該年由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和廣東省地方志辦公室等共同舉辦的“廣東歷史文化名人巡回圖片展”中，黃飛鴻沒有入選，其弟子林世榮則名列其中，同時入選的還有蔡李佛拳創始人陳亨等五位武術家。黃飛鴻未能入選的原因是，評委認為關于他的故事大部分是民間傳說，有史料記載的事實很少。雖然南海區政府偶然得知黃是西樵人后，為開發文化旅游資源，曾廣泛收集資料，在1998年編撰出版了《南海黃飛鴻傳》，但該書被史學家批評為“人物真實，故事杜撰”。而黃飛鴻也最終因為缺乏能夠證明其生涯的可信史料，雖然聞名天下，卻落選廣東歷史文化名人榜。

但是，這個話題并沒有就此結束。4個月后，黃飛鴻終于得以躋身廣東歷史文化名人之列，并作為新聞見諸報端。報道稱，上次的廣東歷史文化名人巡禮圖片展“因黃飛鴻‘落選’而引發廣泛關注”，經過專家的努力，找到了可以證明黃飛鴻曾經赴臺抗擊倭寇的可信史料。這份“可信史料”是一張寶芝林的宣傳單，上面影印了劉永福所贈“醫藝精通”匾額。該匾額在寶芝林火災中被焚毀，印有匾額的宣傳單卻被保存了下來。然而，僅憑一張宣傳單，即使可以證明黃飛鴻治愈過劉永福的腿傷，也無法證明他曾經赴臺抗擊倭寇。把黃飛鴻送入歷史文化名人之列的，與其說是這份“可信史料”，不如說是他本身所擁有的落選便會“引起廣泛關注”的極高知名度。

佛山祖廟黃飛鴻紀念館里的“黃飛鴻像”（彭偉文攝，2010年12月6日）

在同一條新聞里還有一個有趣的細節：一直廣為流傳的黃飛鴻“遺照”并非其本人的照片。由于黃的照片在寶芝林大火中被全部焚毀，后來香港媒體向其遺孀莫桂蘭索要照片時，莫桂蘭將與父親最為相像的第十子的照片交給該媒體，其后以訛傳訛，造成了社會性的誤解。但是，即使在這一誤解曝光后，這張照片依然附上“黃飛鴻像”的解說牌懸掛在佛山黃飛鴻紀念館入口處附近，在后來的一檔電視節目中，紀念館籌建人員也明確表示這是黃飛鴻本人的照片。為什么這一錯誤沒有得到訂正，理由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這張照片也非黃飛鴻本人遺照的話，佛山黃飛鴻紀念館里就沒有一件可以稱得上黃飛鴻遺物的展品了。

聞名天下，擁有傳奇生涯的同時，幾乎沒有任何可以證明其生平事跡的史料；建有頗具規模的紀念館，陳列的展品卻沒有一件是本人遺物。圍繞著黃飛鴻的這些情況，不能不說令人頗感不可思議。但是，問題的答案其實就在這座紀念館里。紀念館樓高兩層，第二層被題為“飛鴻影院”，全部展覽內容均與黃飛鴻電影有關。此外，前文提到的《南海黃飛鴻傳》中，大部分內容也直接或間接與電影有關。可以說，提到黃飛鴻則必然要提到黃飛鴻電影。

到目前為止的101部黃飛鴻電影中，曾經飾演過黃飛鴻的演員有14人。其中，關德興從第一部起便飾演黃飛鴻，共主演黃飛鴻電影77部，有“返生黃飛鴻”之稱，直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為止，幾乎一直獨占黃飛鴻電影男主角的位置。另外13人分別主演了其余24部作品，其中不乏像成龍、李連杰這樣的巨星。

以一位主人公為主線制作電影系列，在電影史上絕非罕見，但黃飛鴻電影卻與其他電影系列存在很多不同。首先，它并不屬于一家電影公司，只要能滿足資金、演員等條件，任何公司甚至個人都可以制作黃飛鴻電影。其次，雖然主人公黃飛鴻是歷史上實際存在過的人物，但在電影里的形象極不統一。既有關德興所飾演的中年男性形象，也有李連杰所塑造的30余歲的青年俠客形象。這兩個形象雖然在外表上有很大不同，但恩威并重，為周圍的人所尊敬，為弟子所仰慕和服從的師父形象是一致的。除此以外，還有成龍所飾演的學藝未成的青年習武者，身上充滿年輕人的魯莽、輕佻甚至狡猾。而香港著名歌星譚詠麟飾演的黃飛鴻則更加顛覆了一般人心目中的黃飛鴻形象，將其塑造成一個生性懦弱，完全不會武功，全靠父親留下的弟子撐門面的滑稽人物。最后，總數達101部之多的黃飛鴻電影，并不是在50余年間持續不斷地制作出來的，其中60余部集中出現于20世紀50年代的十年間，其后數量大減，甚至一度中斷。

作為系列，黃飛鴻電影無疑給人隨意散漫的印象。但是，能夠使黃飛鴻這位沒有留下任何傳統史學意義上的可信史料的歷史人物一直活在電影系列中，并且把他推上英雄的位置，顯然不是僅靠電影的數量就可以做到的，只有在制作方意圖和觀眾需求兩者相結合的基礎上，原本只是一介市井拳師的黃飛鴻才有可能成為英雄活躍在銀幕上。

為什么是黃飛鴻

清末民初，廣東有不少活躍的武術家，為什么只有黃飛鴻受到香港電影工作者的厚愛？黃飛鴻作為廣東南海人，在廣州度過了人生中的大部分時間，為什么先揚名于香港而不是內地？這既是偶然，也是必然的結果。

要探討黃飛鴻以香港為起點，以銀幕為媒介，馳名于整個中國甚至全世界華人社會的原因，必須從其弟子林世榮入手。

林世榮本在廣州以賣豬肉為生，人稱“豬肉榮”，曾拜黃飛鴻為師，后到香港開設武館，培養了眾多弟子。林世榮武藝精湛，在清末舉行的首屆廣東武術比賽中獲得第一名，1912年因在慈善活動上表演鐵線拳而獲得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頒發的銀質獎章。林對后世的最大貢獻，恐怕還是他親自演式，令弟子進行記錄并加以文字解說，先后編輯出版的《工字伏虎拳》《虎鶴雙形拳》《鐵線拳》三種拳譜。這三種拳譜的出版，打破門戶之見，改變了此前武術依賴演示和模仿直接教授的模式。新中國成立后，《虎鶴雙形拳》被收入中國高等體育院校武術教材，成為后來國際武術比賽南拳項目評分的重要參考資料，影響深遠。

佛山黃飛鴻紀念館陳列的由林世榮親自演式、弟子記錄的拳譜（彭偉文攝，2010年12月12日）

與徒弟林世榮相反，作為師父的黃飛鴻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為傳統史學所承認的史料，要了解他的經歷，“由于官史不修，無奈只好求證于私人的傳記及里巷市廛父老……的懷舊故事”。留下這些私人傳記，為黃飛鴻揚名的，正是林世榮的弟子。創造了黃飛鴻電影的基礎，進而從黃飛鴻電影出發，為香港武俠片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使黃飛鴻盛名不墜，甚至間接提高了他的地位和聲望的，也是林世榮的弟子們。

關于黃飛鴻名揚天下的原因，有人謂之曰“后繼有人”而“死后行運”，而這后繼之人，無疑指的就是林世榮的弟子、黃飛鴻的再傳弟子朱愚齋、劉湛，以及劉湛之子、香港電影首屈一指的武術指導劉家良等人。其中，朱愚齋正是黃飛鴻電影出現契機的直接制造者。

林世榮（坐者）與朱愚齋

朱愚齋出生于廣州，后移居香港，投入林世榮門下習武，據說黃飛鴻訪港時，他曾在黃面前演練拳法，并得到黃的指點。朱讀過私塾，頗通文墨，曾作為林世榮的助手參與三種拳譜的編撰。黃飛鴻去世約十年后，他開始在香港《工商晚報》上連載小說《黃飛鴻別傳》，大受歡迎。據其本人稱，小說的內容幾乎都是以從林世榮處聽來的黃飛鴻逸事為基礎，雖然作者聲明“事皆紀實”“據其生平所歷”，但明顯有不少虛構之處。其后，朱又將從其他黃飛鴻一系弟子處聽來的逸事寫成小說，連載《黃飛鴻行腳真錄》，最后編成《黃飛鴻江湖別記》，結集出版。雖然武俠小說在中國通俗小說中早已存在，但朱愚齋的作品不同于江蝶廬等人帶有大量奇情異事的武俠小說，除講述黃飛鴻及其弟子的故事外，還常常有大段的招式解說，記錄了大量當時廣州的風俗習慣，以及武林中的各種規矩和處世邏輯，描寫了一個生動的武林世界，具有超出一般文學作品的意義。正是由于這些特點，研究者黃仲鳴甚至將朱愚齋等人關于南少林門人的小說和武俠小說分列開來，稱之為“粵派技擊小說”。朱愚齋小說的這些特色，可以說形成了早期黃飛鴻電影的基調。

以黃飛鴻為主人公撰寫小說的，朱愚齋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后一個，但他的作品無疑是影響最大的。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朱愚齋的黃飛鴻小說，很可能就不會有黃飛鴻電影。根據從1949年的第一部作品起共執導59部黃飛鴻電影的香港導演胡鵬回憶，他注意到黃飛鴻這個人的存在，是因為和友人一起坐渡輪的時候偶然讀到在《工商日報》上連載的《黃飛鴻傳》，而同行的友人又恰好認識朱愚齋。這顯然是一次偶然事件。

但是，導演知道黃飛鴻是一個偶然事件，將他的故事拍成電影并且獲得成功，則不可能僅僅是出于偶然。電影制作和發行是一種商業行為，除需要資金外，如果沒有預期收益，根本不可能實施。也就是說，當時胡鵬確信，以黃飛鴻為主人公拍攝“某種”電影，將會為市場所接受。

首先，香港有武俠片的基礎，有很多武俠片影迷。粵語武俠片誕生于1938年，早期作品中的武打動作大多脫胎于戲曲舞臺，即所謂“批頭撇腳”，先以刀橫削對手頭部，對手屈身低頭避過以后，又以刀橫削對手雙腿，對手跳起避開，如此往來反復，既缺乏真實感，又非常簡陋。到20世紀40年代末，香港觀眾已經厭倦了這種武俠片，用胡鵬的話來說，“武俠片敲響了喪鐘”，必須尋求新的突破。

其次，還有一個條件也已經具備，那就是資金。抗戰勝利后，當時的執政者為推廣國語，禁止制作和上映方言影片。雖然香港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不受這一禁令約束，但粵語電影的票房大半仰賴于以廣州為中心的粵語方言區，內地市場一失，頓時陷入幾乎停滯的境地。1947年，粵語片《郎歸晚》在東南亞大受歡迎，香港電影獲得了新市場，其中武俠片尤其受歡迎。港產粵語電影的景氣，使投資電影業的東南亞僑商急劇增加，只要看到劇本和演員表，便馬上付款買下東南亞放映權的片花制度大為盛行，直接投資參與電影制作的僑商也越來越多。

在這種情況下，黃飛鴻電影可謂應時而生。偶然看到黃飛鴻的傳奇故事，同時面對粵語武俠片衰退現狀的胡鵬“突然靈機一觸”，決定制作黃飛鴻電影。關于電影的具體構思，他這樣寫道：

要是把這位廣東拳師“黃飛鴻”的生平事跡，改編擺上銀幕，不但可以提倡中國固有的尚武精神，更可以宣揚廣東武林的珍貴資料，這正是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為。

不過，一定要摒棄過去那些舞臺功架，而著實于硬橋硬馬的中國國術招式，真刀真槍……這樣我深信，必定可以令觀眾，耳目一新的。

在東南亞投資商溫伯陵的資金支持下，胡鵬制作了第一部黃飛鴻電影，獲得了巨大成功，購買片花的預約隨即涌來。在早期黃飛鴻電影中專門飾演反派、綽號“奸人堅”的石堅曾經說過，黃飛鴻電影是電影公司的“救命靈藥”。制片人每逢資金周轉不靈，只要開拍黃飛鴻電影，就可以向東南亞投資商出售片花，獲取資金應急。

“真功夫武俠片”的誕生可以說是必然的，而黃飛鴻成為主人公并獲得成功卻似乎是偶然的。然而，果真如此嗎？其時，以方世玉、洪熙官等廣東武術家為主人公的小說也在坊間流行。那么，以其他武術家為主人公，是否也能獲得同樣的成功并持續50余年之久呢？要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還是要回到朱愚齋身上。

朱愚齋雖然因為撰寫黃飛鴻小說而廣為人知，但他并不是專業作家。胡鵬開始構思以黃飛鴻為主人公的電影，打算拜訪朱愚齋的時候，從友人那里拿到的朱愚齋的地址，是名為“安和堂藥局”的中藥店。讓我們看看這幾個例子。黃飛鴻開設有寶芝林醫館；廣東十虎之一蘇乞兒與黃飛鴻并列當時廣東跌打名家“四大門檻”；此外，佛山詠春拳的開山之祖梁贊也留下了記載跌打藥方和處置手法的手書藥譜數冊。顯然，朱愚齋在撰寫小說的同時，和許多武林中人一樣是一名中醫藥從業者，但只讀過幾年私塾的朱愚齋并無學醫經歷。由此可以推斷，至少在第一部黃飛鴻電影開拍之時，朱愚齋仍然身處武林之中。

這里所說的武林，并非武俠小說中那個充滿傳奇色彩、神秘超脫的俠客世界。相反，它是一個世俗的、必須時刻面對現實的世界。實際上，我們在第一章已經用黃飛鴻和梁寬的故事，分析過以他們作為代表的不安定階層是如何維持宏觀社會平衡的。也就是說，在黃飛鴻以及他的弟子們活躍的廣東，武館不僅僅是修習武術的地方。在這些武館背后，是清代以來由廣東發達的工商業所孕育的不安定階層的組織西家行。同時，武館扮演著由這種不安定階層構建的互助網絡的角色。

黃飛鴻最初開設武館是因銅鐵行的邀請成事，這便是武館與西家行關系的一個典型例子。這些在武館投師學藝，身處武林，出身于同一門派的人之間，往往有著強大的凝聚力。他們通過師徒或師兄弟的關系，形成了一個巨大的人際網絡。或者可以說，這樣的廣域互助網絡，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以擬血緣關系維系的“家”。在黃飛鴻的例子中，這種類似于家的凝聚力直到他本人去世后依然沒有消失。黃辭世之時已經窮困潦倒，全仗女弟子湊錢購買墓地才得以安葬。其遺孀莫桂蘭則是在林世榮等人的幫助下，偕兩名幼子移居香港，開設醫館和“黃飛鴻國術團”，一直扮演著黃飛鴻一系中心人物的角色，并曾參與黃飛鴻電影的制作。完全可以認為，正因為這種擬血緣關系的強大凝聚力，當時身在武林的朱愚齋并不像專業作家那樣，為了創作作品而選擇某一個人為主人公，而是從師父林世榮處聽到很多關于黃飛鴻的故事，且曾經在黃飛鴻生前有幸得到過指點，為了彰顯這位既令其仰慕又使其自豪的師祖而提筆寫作的。

這個“家”，在很多黃飛鴻電影的臺前幕后都顯示出強烈的存在感，支撐著黃飛鴻電影成功延續50年之久，同時也是黃飛鴻電影形象建立的關鍵因素。

理想的武術家形象

最早出現在銀幕上的黃飛鴻，正如胡鵬構想的那樣，展示了“真功夫”。在第一部作品《黃飛鴻傳》的宣傳小冊子上，這也作為主要賣點被加以強調。據胡鵬回憶，由于朱愚齋的人脈，很多黃飛鴻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從第一部起就參與了武打場景的拍攝。因此，與當時的很多電影不同，在電影中跑龍套的并非被稱為“武師”的舞臺和電影特技演員，而是黃飛鴻一系的武館弟子。同時，胡鵬邀請了黃飛鴻的弟子梁永亨為武術顧問，盡量使演員的招式接近真正的武術動作，并在故事的中途加入介紹南拳的片段。第一部中介紹的是黃飛鴻最為得意的虎鶴雙形拳和五郎八卦棍。

《黃飛鴻傳》演職人員合影（第二排左四即黃飛鴻的三傳弟子梁永亨，前排皆是其徒弟，也就是黃飛鴻的四傳弟子）

在電影中表演虎鶴雙形拳的黃飛鴻遺孀莫桂蘭

選擇關德興飾演主角黃飛鴻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為了展現“真功夫”。關德興原是粵劇演員，專工小武，除了在舞臺上多年積累的功架以外，雖然與黃飛鴻流派有異，但也懂一點武術。《黃飛鴻傳》并非關德興的第一部電影作品，但此前他僅在粵劇界享有盛名，電影成就并不突出。當時，除關德興外還有一位人選，即粵語電影中演技和票房號召力都上佳的吳楚帆，但吳不會武術，而當時的電影技術還不允許使用替身，只得棄用。

《黃飛鴻傳》宣傳冊

當然，關德興在東南亞市場的票房號召力也是以其作為主演的重要原因。此外，關曾在抗日戰爭中連同其他粵劇名伶舉行募捐公演，以募得款項購買一架戰斗機捐給祖國，有“愛國藝人”之稱，擁有令人敬慕的公眾形象，被認為是飾演黃飛鴻的適當人選。這些理由，胡鵬都在他的回憶錄中寫到過。但是，還有一個胡鵬沒有言及的理由，那就是，關德興當時是40余歲的中年人。實際上，宣傳冊封面列舉的主要演員中，名字最為醒目的并非主演關德興，而是飾演黃飛鴻愛徒梁寬的曹達華。當時，曹作為武俠片的大明星，以“銀壇鐵漢”之稱紅極一時，在東南亞等海外市場被視為票房保證。盡管如此，在斟酌飾演黃飛鴻的演員時，曹并沒有被考慮在內。理由就是，胡鵬從一開始打算塑造的就是朱愚齋筆下那位作為師父的黃飛鴻，必須尋找一位中年、具有威嚴感的演員，曹達華太年輕了。

就這樣，關德興這位會武術、在東南亞享負盛名、有良好公眾形象的中年演員確定下來，讓作為師父的黃飛鴻在銀幕上重生的序幕拉開了。1949年10月8日，第一部作品《黃飛鴻傳·上》上映，4天后，《黃飛鴻傳·下》隨之面世。此后數年，黃飛鴻電影一直以每年2～3部的節奏生產，1956年達到高潮，共出品25部。其后，數量雖然有所減少，但是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每一年都有新的黃飛鴻電影制作和上映。60年代初，隨著東南亞民族運動的興起，片花潮消退，香港電影進入了歷史性的低潮，黃飛鴻電影也大受影響。至1970年為止，香港共制作和上映黃飛鴻電影76部，其中74部的黃飛鴻一角均由關德興飾演，幾乎都由胡鵬執導。

左右作品數量變化的當然是市場。市場需求越大，作品自然越多。據胡鵬回憶，在高峰期，數名投資者同時在同一座攝影棚內搭景拍攝各自投資的黃飛鴻電影，劇組只好同時周旋于幾部戲的拍攝中。

這種制作方式，無論如何都顯得相當粗糙。但是，這一時期的黃飛鴻電影不僅獲得了商業上的成功，由關德興塑造的黃飛鴻形象也得到了很高的評價，他本人對這項工作也非常認真和投入。關于黃飛鴻的形象塑造，關德興曾經這樣說過：

黃飛鴻是一個有份量的人，他一言一動，坐言起行，不會違背志向……黃飛鴻講的一定都是實實在在的，因為他的個性是這樣。我不是簡單的，每套黃飛鴻的片中，我尊尊敬敬，穿著長衫馬褂，拜師父，拜天拜地，問好天地，黃師父開眼，我會做好戲。

關德興出生于1906年，13歲學藝，19歲成名，恰好是黃飛鴻去世之年，沒有資料顯示他與黃飛鴻有任何來往。他對黃飛鴻的印象，無疑全部來自朱愚齋的小說等黃飛鴻一系弟子的描述。又或者，他在這里所說的，是他想象中的黃飛鴻應有的形象。

關德興飾演的黃飛鴻，作為武林高手有著強大的實力，只要一交手，必然使對手一敗涂地。但是，盡管在片中有很多激烈的打斗場面，銀幕上的黃飛鴻卻并不好戰，反而相當的謙恭平和。關于這一點，余慕云曾經這樣指出過：

一貫宣揚中國傳統美德，特別是儒家美德，有如禮（謙恭有禮）、義（行俠仗義）、忍（克己忍讓）、恕（勸壞人改惡從善）、仁愛（敬老扶貧）、和平（力主和平解決問題）等。

黃飛鴻在電影中被塑造成了儒俠典范。其中，忍，也就是首先考慮的不是自己的面子，而是竭盡所能避免紛爭，在很多黃飛鴻電影中被一再強調。無論反派如何挑釁甚至侮辱，他也絕不反擊，但是一旦需要幫助弱小或懲罰奸惡之徒，他便堅決出手將其打敗。除一個時期外，類似的模式幾乎見于迄今為止的所有黃飛鴻電影中。這種模式正形成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關德興主演的作品。

竭盡所能表現黃飛鴻的堅忍

不得不說，這正是武術家理想形象的一種投射。如前文所述，武館不僅是修習武術的地方，同時還起著由在城市中謀生的勞動者結成的互助網絡的作用。因此，一群身懷武藝的人集結在一起，形成更加強大的力量，以此自我保護或者爭取更多利益，無疑都是題中之義，但盡可能抑止和避免紛爭也同樣重要。像黃飛鴻這樣從農耕社會被析出，以開設武館為生，手下帶領著一群徒弟的人，通常會被期待扮演在不安定階層的世界里維持秩序、抑止紛爭的角色。因為，盡管規模有所不同，他們手下都帶領著足以形成一個武裝團體的眾多弟子，而他們的態度往往左右弟子的行動。在很多黃飛鴻電影中，都能看到他叱責耀武揚威或稍受挑撥便欲還以顏色的弟子的場景。此外，在懲罰惡人以后，必定有黃飛鴻向眾人宣講道理，勸大家通力合作、和氣生財的場景，所表現的也是作為理想武術家的黃飛鴻所應盡的義務。

實際上，黃飛鴻本人據說確實相當溫和。據莫桂蘭所言，黃飛鴻總是笑臉迎人，人緣極佳，雖有盛名卻常常自謙“豆腐教頭”，不好生事。但是，無論是在莫桂蘭的話中，還是在朱愚齋等弟子的記述中，都幾乎找不到黃飛鴻即使受到侮辱也不還擊的例子。確實，黃飛鴻不像弟子梁寬和其他一些武林中人那樣性急，往往謀定而后動，但在受到挑戰時，他并不會過度謙讓，而是堅決出手打敗挑戰者。對黃飛鴻這樣開館授徒的人來說，面對從比試到踢館等各種挑戰完全是題中之義。毋寧說，在朱愚齋的小說中，不停地以過人的武藝使挑戰者降伏，正是黃飛鴻英雄氣概的表現。在最初的黃飛鴻電影里，他也并不是一個特別謙遜忍讓的人，甚至為替愛徒梁寬報仇，曾執意將仇人掘墓鞭尸。

顯然，強調“忍”的儒俠形象，在早期黃飛鴻電影中并非從一開始就存在，而是武林所追求的武術家理想形象在電影中不斷加工累積的結果，同時也體現了導演胡鵬和其他電影制作參與者的價值觀。胡鵬曾經因為認為廣東民間的“搶炮”習俗過于野蠻，而讓黃飛鴻在電影中對其加以批評和糾正，制作了一部“有教育性”的電影。此外，主演關德興的價值觀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關是粵劇名伶，對黃飛鴻所生活的武林并沒有多少直觀認識。在黃飛鴻直系弟子的認識中，關也被認為是演員而不是武術家。關于長期飾演黃飛鴻的理由，關德興曾經說過：“我拍黃飛鴻是崇拜他的人格，所以一直拍下去……勝在好看，不會教壞人，沒有剝衫，沒有三級，沒有粗口；如果有打傷人，又會救番人，對于害他的壞人，仍讓他活下去，所以才得人敬愛。”可以說，他并不是以武林中人的身份，而是作為演員，或者說是作為普通人，以自己的理解和愿望將黃飛鴻加以理想化，并通過電影表現出來。

此外，幾乎在所有這一時期制作的、由關德興主演的黃飛鴻電影中，都有幾個不變的角色和演員配置，其中僅次于黃飛鴻的重要角色，便是前文提到過的由曹達華飾演的梁寬。

黃飛鴻有很多弟子，他最為得意的就是梁寬。梁寬在本書第一章里已經出現過。梁寬從故鄉梅縣到廣州做傭工，原是打鐵鋪學徒，由于喜歡武術，每天放工后都到黃飛鴻的武館前，聽黃飛鴻與街坊談論武林典故，引起了黃飛鴻的注意，遂投入黃飛鴻門下開始習武。和大多數武館弟子一樣，梁寬入門后繼續在打鐵鋪工作，直到藝業有成才受師命辭職，在黃的武館任助教。不久，梁寬也聲名日盛，被果欄、菜欄、鮮魚欄聯合聘請為武術教頭，稱為“三欄教頭”。但是，梁寬雖然既有天賦又勤奮不懈，被視為黃飛鴻的接班人，卻非常性急，容易被激怒，經常與人爭斗，20余歲便因打斗而喪命。

與其師黃飛鴻一樣，梁寬也沒有留下任何遺物。此外，與本人年紀輕輕便在打斗中被殺的經歷相應，銀幕上的梁寬也在1950年上映的第四部黃飛鴻電影《梁寬歸天》中死去。此片以后，梁寬有一段時間從銀幕上消失了，但在1955年底的第12部中，他又再次出現。此后直至20世紀60年代初期為止，曹達華的名字和關德興一樣，幾乎出現在每一部黃飛鴻電影的演員表中。沒有任何資料對梁寬在銀幕上的死而復生做出過解釋，也許原因很簡單，僅僅是因為曹達華的票房號召力。但是，梁寬在黃飛鴻電影中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不僅電影，即使是在朱愚齋的小說中，其授業恩師林世榮的登場機會也少之又少，從未謀面的梁寬反而頻頻亮相，地位僅次于主人公黃飛鴻。

被稱為“豬肉榮”的林世榮也是固定角色之一。飾演林世榮的不是專業演員，而是林世榮的徒弟，當時已經設館授徒的武術家劉湛。劉湛的經歷與梁寬有幾分相似之處。劉原是香港一家打金鋪的學徒，喜歡武術，工余經常到林世榮的武館門前向里面張望，引起了林世榮的注意被收為弟子。但是，他與梁寬之間有著決定性的不同。劉善于處世，廣交人脈，在廣州和香港開有武館十數家。由劉湛飾演的林世榮沉默寡言，略有一些優柔寡斷，雖然不太起眼，但是與吵吵鬧鬧的梁寬相反，起到了穩定氣氛的作用。

牙擦蘇是一個虛構的人物，與其說是徒弟，不如說是打雜。他雖然不懂武術，卻好管閑事，喜好吹噓，常常因此招來麻煩。雖然他經常被師兄弟取笑，但是一旦碰上麻煩，總能獲得師兄弟出手相助，是片中喜劇性的角色。

除上述三人外，還有反派石堅及其弟子數人，既是戲劇沖突的制造者，也是作為黃飛鴻及其弟子人格襯托的重要存在。香港電影研究者羅卡指出，這種幾乎不變的角色和演員配置，構成了一個以黃飛鴻為中心的“家”，而這正是以父權為中心、以仁愛為本的儒家倫理的典型表現。

但是，如前文所述，對儒家倫理的追求，更多的是來自非武林中人關德興和胡鵬等人。對于朱愚齋、劉湛等黃飛鴻的直系弟子來說，這個“家”的概念，盡管未必沒有受到儒家倫理觀念的影響，但將其理解為以黃飛鴻為首的武林同門所構成的擬血緣關系互助網絡，恐怕會更為恰當。在世時間不長的梁寬，在黃飛鴻小說和電影中的重要性都遠大于弟子眾多、功績彪炳的林世榮，也說明了這一點。其原因是，梁寬作為身兼師父和家長雙重身份的黃飛鴻最為得意的弟子，若非意外早逝，將是繼承黃飛鴻衣缽的不二人選。換言之，他扮演著一家長子的角色。實際上，雖然梁寬在電影中和現實中的性格及表現都遠不能說符合儒家道德規范，但是黃飛鴻不在場的時候，他往往起著領導者的作用，管理和指揮其他弟子，具有很高的威望。顯然，僅以儒家觀念去解釋黃飛鴻電影中這種類似于“家”的構造是遠遠不夠的，其根本仍然是不安定階層組織擬血緣關系的體現。

除了銀幕上的“家”，在銀幕后面支撐著早期黃飛鴻電影的，也是其弟子和再傳弟子所構成的擬血緣關系互助網絡。劉湛飾演自己的師父林世榮，便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胡鵬在其回憶錄中提到，由于朱愚齋的人脈，第一部作品中有7位黃飛鴻的再傳弟子參加了拍攝工作。但是，與其說這是朱愚齋個人的人脈，不如說是黃飛鴻門人之間的人際網絡。此外，在影片故事中間插入的介紹南派武術的片段，也是由黃飛鴻的弟子進行演示的。其后，不僅弟子，莫桂蘭和不懂武術的黃飛鴻第十子黃漢熙也以顧問的身份參與了影片的拍攝，莫桂蘭還在第三部中以黃飛鴻未亡人的身份表演了從黃飛鴻處習得的子母刀。在以歷史人物為題材的電影拍攝過程中，受制作方邀請，該歷史人物的子孫提出意見和建議的情況并不少見。但是，遺屬和弟子如此深入地參與制作，恐怕除黃飛鴻電影外很難找到其他例子。

黃飛鴻右后方半蹲在地上的年輕人——劉家良

此外，在黃飛鴻電影的打斗場面中，跑龍套的也都是在黃飛鴻一系的武館中習武的弟子。劉湛之子劉家良也是其中之一。劉家良以黃飛鴻電影為起點進入電影界，因其為香港武俠片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在2010年香港國際電影節中獲得了終身成就獎。他在回憶香港武俠片打法轉變過程時，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

由“黃飛鴻”開始，好少用龍虎武師，因為那時是集資拍電影，每間武館出十元八塊，拍一套黃飛鴻。每間武館找些徒弟去拍……

顯然，除在武館弟子的直接參與下，根本性地改變了香港武俠片的打法以外，眾武館還直接投資拍攝黃飛鴻電影，其參與程度之深，是其他電影所難以比擬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們的價值觀和行動邏輯不可能不投射在電影中。劉家良在接受采訪時說過，“我學洪拳，我那家是黃飛鴻傳下來的”，并曾經強調關德興是一名演員，其洪拳是跟自己學的，在武學上關德興是自己的徒弟。顯然，對朱愚齋、劉家良這樣非常執著于自己的武學出身的黃飛鴻直系弟子來說，黃飛鴻首先不會是一個以仁義道德為標桿的儒家衛道士，而是一個武藝高超，既有除暴安良的俠肝義膽，又能在不安定階層的世界里維持秩序、抑止紛爭的理想武術家。

可見，黃飛鴻從一個普通的市井拳師被塑造成銀幕上的理想武術家形象，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結果。他從眾多的廣東武術家中被挑選出來成為傳奇性的電影人物，背后有著歷史的、社會的背景。正如前文說過的那樣，無論是在出身還是在經歷和人格方面，能證明黃飛鴻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偉大武術家的史料，目前都尚未發現，因此我們現在已經無法確知黃飛鴻的武功到底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和陳盛一樣，黃飛鴻在以他為中心所構成的不安定階層互助網絡中，占據著不可替代的核心位置。而電影中的黃飛鴻并不是單一的個體，而是作為置身于武林之中設館授徒者的代表，由他的弟子以及再傳弟子們塑造出來的理想形象。

（本文摘自彭偉文著《關于廣東醒獅傳承的社會史考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8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