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9年1月赴陜西省延安地區的宜川縣插隊。1978年離開那里。以下是我對當時農民生活狀況的追憶。

自然及經濟概況

宜川縣位于延安地區的東南部，東面與山西省的吉縣隔黃河相望。陜北的地形分川和塬兩種。塬是山上的平地，川是山下，即兩山之間的平地。而且有一道河流順川而過。有些村莊坐落在塬上，有些在川里（其比例依地區差別而不同）。我們村是在塬上。塬上無水，草木都很少，因而水土流失十分嚴重。山野荒涼，有各種野獸出沒。

陜北當時以自然經濟為主，農民所吃的糧食、蔬菜和所用的物品等大都要靠自己生產和制作，農民世世代代面朝黃土背朝天，“土里刨食”是當時的真實寫照。我們那里完全是靠天吃飯，長期以來始終保持著“刀耕火種”的傳統。由于貧窮，無錢購買所需物品，大部分日用品是農家手工制造。傳統的家庭手工業成為生產和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對用品的土洋之分很明確，冠以“洋”字的物品如洋火（火柴）、洋布（機織布）、洋蠟（蠟燭）、洋煙（紙煙）、洋酒（非農家自制，而是工業加工的酒）等等，指的是在商店出售的商品，農民對之的消費量極少。我有一個朋友李延風在1994年回陜北延長縣時，給插隊時認的干媽送了500元錢，那位農村婦女竟不識百元的票子，不知所送為何物。待她被告知是五張百元的鈔票時，面對這從未有過的巨款，她深感惶恐不安。也難怪，農民從未見過大錢。農民掙的微薄的工分只能頂口糧。他們所有的一點點現錢主要是賣雞蛋所得的。而當時一個雞蛋頂多值一角錢。在我縣偏僻、窮困的地區，五分錢就能買到一個雞蛋。估計一戶農民每個月的平均現金收入也不過幾元錢。由于農民的需求少，縣及公社供銷社經銷的物品也十分簡單，只是最基本的物品：煤油、火柴、洋布、柿餅、核桃、農業用具如鐵锨等等。公社供銷社的商品恐怕頂多只有十來種。

1973年6月9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陪同外賓訪問延安。當地干部向周總理反映延安地區的貧困狀況，說有些地方農民連苞谷面都吃不飽，有的一家五口合蓋一床被子。周總理感到震驚：“戰爭年代都沒有這樣苦，現在為什么這樣苦？”總理難過地流下了熱淚。

宜川縣在延安地區14個縣中算是條件好的，有“白菜心”之稱。我們村——新市河公社西良村大隊又是宜川縣中條件較好的。即便如此，我們所看到的情景仍足以令人瞠目。

穿戴

大多數人穿自制的土布衣服。其制作過程如下：將棉花去籽—彈棉花—將彈松的棉花搓成捻—用棉捻紡線—用棉線織布—染布—用布縫制衣服。總共有七道工序，還不算種植棉花和制作紡線機與織布機等工作。織布的程序最復雜，先要將經線在織機上面從下到上一道一道地安好，然后婦女坐在織機前，兩手交替著將安有緯線的梭子在經線中來回地穿梭。每穿一次用安在織機上的壓板使勁壓一下——時而用左手，時而用右手，總之是要用那只不拿梭子的手——讓交叉的經線與緯線以及上下相挨的緯線都緊密結合，就織成了布。一天能織多少，視熟練程度而定，也許一兩尺。但是手工將那樣細的線一根根地織成布，的確是很不容易的。

男人的衣服顏色多為黑與白兩種，有的是藍色。一般冬天為深色，夏天為白色。婦女的衣服稍微多一點花紋，即在土布上交織一些其他顏色的條紋。衣服樣式千篇一律，上身是中式對襟衣服，婦女有的穿大襟衣服。衣服制作技術落后，沒有服裝剪裁的式樣。絕大多數人沒有毛衣和絨衣。所以陜北農村婦女一般也不會織毛衣。人們脫下棉衣就換單衣。條件好些的在冬夏之間用夾衣過渡一下。有的困難戶甚至將棉衣里的棉花掏空當夾衣。衣服上常常是補丁摞補丁。還有不少人將生產隊廢棄的化肥口袋加工成衣服穿。于是身上就有“尿素”和“日本株式會社”之類的字樣。有的老鄉制作的褲子恰好在臀部有“日本”兩字，左邊是“日”字，右邊是“本”字。坐時就把“日本”壓在屁股底下了。沒有內衣、外衣之分。冬天就貼身穿棉衣、棉褲，夏天更是直接穿單衣。晚上睡覺時脫得精光。老鄉常說：“脫得光，睡得香。”冬天沒有大衣、手套和圍巾、口罩之類的御寒物品。實在太冷的時候，人們就盡量少出門。如果不得不出門的話，多是縮著脖子，將手揣在棉衣的袖子里。有人在腰間扎一根布繩或麻繩，以抵擋寒風的侵襲。商店里賣的機織布被稱為“洋布”，很少有人能夠消費。

鞋也是自制的。制作程序是：先將一些破布頭刷上熬制的稀面糊，一層一層（大約需要五六層）地粘在一個大木板上，形成較厚的布片，專有名稱是“袼褙”。將其晾干后，揭下來，剪成鞋底和鞋幫的形狀。鞋底需要的層次要多一些，然后是納鞋底和鞋幫。鞋幫外面要加上一層新布，通常是黑色的。納鞋底需要用錐子先扎一個個小眼，才能穿針引線。直接用針扎是扎不透的。鞋底和鞋幫都納好后，將兩者縫到一起（專業術語叫“绱鞋”），于是一雙鞋就制作成了。農村人大多穿這種自制的布底鞋。由此看來，鞋就是破舊衣物的改造物。這表明廢物利用在農村達到了極致。的確，費了那樣大的勁織成的布，怎么能隨便地丟棄呢？

農民穿的襪子也是用土布縫制的。土布襪子厚厚、大大的，有的還納襪底，活像一雙靴子。因為襪子大，不貼腳，鞋子相應地也得做得大些，否則就會穿不進去。土布不僅用來縫制衣服、做鞋襪，還用來自制臉巾、汗巾等用品。農民們不戴商店里賣的帽子，大多在頭上系一塊白毛巾，稱為“白羊肚手巾”。這毛巾既可當帽子，又可當汗巾，一物多用。

下雨天擋雨的用具通常只是草帽。若雨大時則根本不管用。雨衣、雨傘是沒有的。有的農民將廢棄的化肥口袋披在身上當雨衣。草帽在雨天擋雨，在晴天遮陽，是農民不可或缺的日用品。草帽為手工制造，制作簡單：先將麥秸稈編成長長的條形狀，然后將它從里到外一圈圈地縫起來。沒有雨鞋，人們赤腳蹚水。

被褥是土布套上棉花制成，這棉花是老鄉一層層地鋪制的，不像城里人用網好的棉花套。被褥很薄，沒有城里人常用的那種大而厚的被子。有些困難戶一家人合蓋一床被子。有的人家沒有褥子，直接睡在光光的炕席上。更有人家連炕席都沒有，只得睡土炕。炕席是農民用種植的葦子編成的。家境好一點的人家在炕席上鋪一層羊毛氈，是農民用羊毛搟制而成的。枕頭是用土布裝上蕎麥皮做成。形狀是長形、圓滾滾的，而不是扁平的，較硬。結婚時要從商店買來洋布縫制幾床大紅大綠的新被子。喜事辦完后，一般就收起來。因為比較珍貴。

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館展現知青插隊生活

飲食

當時農民的主要食物是玉米，除玉米外，還有小麥、蕎麥、糜子、豆類、小米、紅薯等，平時不吃炒菜，因缺菜也少油。頂多春季割一點韭菜。韭菜也只是用鹽拌著吃，而不是像城里人那樣，用韭菜炒雞蛋或和上肉餡包餃子或包子。秋季用蘿卜、白菜腌一兩缸酸菜，可吃一年。腌菜的大缸大概齊腰深。酸菜在制作時用鹽量少于咸菜。酸菜腌的時間長了就會長白毛，這也是致癌的物質。夏天因天熱，腌菜難以保存，就把酸菜撈出，蒸熟后晾干，吃時用開水泡軟。據說直到現在，農民仍以這種酸菜佐食。我的一個插隊的朋友，不久前就收到她村老鄉捎來的一包干酸菜。山里長著各種野菜，還有野蔥、野蒜（俗稱“小蒜”）之類。這些都是農家餐中不可少的。過年才殺豬、宰羊，吃肉。因陜北高原缺水，農民們大多未吃過魚，也沒見過魚。

農忙時一天吃三頓，農閑時一天兩頓。一般早晚吃窩窩，窩窩是將玉米面發酵蒸熟制成，就是北京人說的“發糕”。因農民不會用堿或小蘇打，窩窩常常很酸。蒸窩窩時，有的人家在籠屜下面撒一把小米，在蒸的同時就熬成了粥。困難點的只能喝蒸鍋水。其實小米粥也與蒸鍋水差不多，容易致癌。中午吃面條。商店里不出售掛面，偶爾有流動的匠人走村串戶，為人加工制作掛面。因白面奇缺，很少有人問津。農家吃的面條是手工搟的。只有在節日或有親戚、貴客到來時才吃純白面的面條。平時只能吃雜面面條。或者將白面摻綠豆面，或者摻蕎麥面。白面與雜面的比例大約是對半。雜面面條既難吃，又不好搟，因為雜面比較粗糙，缺少黏性。有些人家甚至不能常吃雜面面條，但是又想吃一些稀的，就將少量的面條下到小米稀飯里，取名為“泥鰍穿沙”。小米是“沙”，面條是“泥鰍”。取這個名字倒是挺富有想象力的。農民之所以需要常吃稀的，為的是節省糧食。稀的食物可將人灌個水飽。頓頓吃干糧就太費糧食了。

農民一年四季的食品都十分單調，從早到晚不是窩窩就是雜面條。僅為糊口，根本談不上對美味佳肴的享受。如有病死和老死或摔死的牲畜，就分給各家吃肉，以改善伙食。糧食不夠吃，只得吃野菜、樹葉、紅薯藤等。青黃不接時，男人們拿上口袋，到外村親戚家借糧。農民們很想得開。他們常說：“虱多了不咬，債多了不愁。”有些貧困縣，人們外出要飯。

調味品極少。沒有醬油。鹽是大粒的粗鹽，得用搟面杖搟細才能食用。醋是農家用山里的果子（桃、杏、蘋果等）自己釀制的，也容易長白毛。公社供銷社出售一種“醋精”，似乎是化學制品，很難吃。農民還用黃豆自制大醬。糖更是稀罕物，婦女生孩子才能享用一點紅糖。農民一般將雞蛋拿到集市上賣，然后在供銷社買鹽和點燈用的煤油，所以自己舍不得吃雞和雞蛋。營養不良是普遍的。有的孩子因營養不良和缺鈣，都四五歲了還不能站立，更不會行走。

燃料主要是茅草。資源短缺，要走很遠才能打到“柴”。過度的挖草根造成水土嚴重流失。塬的面積不斷縮小，黃河的水則越來越渾濁。

逢年過節，是農民“打牙祭”的時候，村里到處飄香。幾乎家家都要炸油糕、攤米黃（一種用小米面做的食品，很好吃）、燉肉、熬稠酒、包餃子、蒸大白饃。當地人包餃子不會搟皮，是用手指一點一點地捏皮，這也許是因為農民們不常包餃子。但是捏的皮當然不如搟的皮薄，而且不能包大餡。這種皮厚而餡少的餃子實在不怎么好吃。有些人家過年要熬芝麻油和菜籽油。過年是人們放開肚子吃肉的好時節。老鄉把瘦肉稱作“黑肉”，把肥肉稱為“白肉”。他們因平時缺少油水，都喜歡吃白肉。然而，肥肉缺乏蛋白質等基本營養要素。農民對此沒有絲毫概念。

除了春節，農民最重視的是清明節。清明節前一兩天家家都蒸白面饅頭，即使再窮的人家也得蒸上幾個。這種饅頭與平時做的完全不同，就像是一種藝術品。它們形態各異，有的為魚形，有的像小動物，有的像花朵。女人們還用各種顏料，甚至紅、藍墨水將饃饃染得花花綠綠。這種在清明時節蒸的，富有特色的饃稱為“子推”（在我們那里發音為“茲吹”），名字來自先秦時一位名叫“介子推”的名士。這位介子推因拒絕為權貴效力，躲避于深山。權貴為逼他出山，竟然放火燒山。介子推寧死不屈，被山火活活地燒死。所以人們在清明這一天不點火做飯，以紀念這位有氣節的名士，清明節也被稱為“寒食節”。不做飯并不是讓人餓肚子，因此需要提前蒸一大堆饃饃以備那天食用。對于其他的國家法定節日，如“五一”、“十一”等等，農民們都不太重視。他們只慶賀傳統的節日。“中秋節”農民自己制作月餅。元宵節卻并不吃元宵，所以當地農民并不把正月十五稱為“元宵節”。端午節我們村農民也包粽子，是用葦子葉包上一種黏的黃小米（叫“軟糜子”）和紅棗。因為當地沒有江米，也沒有竹子。可是我的朋友姜利平所在的村的村民就從未包過粽子。原因是她們那里既無軟糜子，也無葦子葉。可見各村的情況有所不同。

農民男子多抽旱煙，是用自己種植的煙草加工而成的。每人身上掛一個煙荷包和一個煙袋鍋。閑下來時，從煙荷包里用手指拈出一小撮煙葉，填到煙袋鍋里，點燃，用嘴吸。吸時能發出“吧嗒吧嗒”的聲音。不像抽紙煙那樣悄然無聲。待煙葉燃透后，就將殘渣在鞋底磕掉，重新填裝煙葉。抽一回煙得重復多次這種動作，不像抽紙煙（煙卷）那樣方便，估計味道也不如紙煙好。通常干部才抽紙煙。當地人稱之為“洋煙”。

當時的農民從未見過飲料之類的東西。一般在吃飯時喝蒸鍋水，平時就喝生水。農民自造米酒，用自己制作的酒引子將小米面或糜子面發酵制成，顏色黃黃的，當地人稱之為“稠酒”，因為它的確很稠。許多人家的屋檐下都掛著一兩串晾干了的酒引（北京人稱為“酒娘”，當地人則稱為“酵子”）。做得好的米酒又香又甜，令人百喝不厭。但是，制作米酒耗費糧食，在口糧短缺的陜北農村是不可能經常造米酒的。再加上米酒的制作過程復雜，就更不可能經常喝了。如果遇到辦紅白喜事，就要到供銷社買一種零打的（裝在酒壇子里）廉價白酒（稱為“洋酒”），以招待客人。農村人基本上不喝茶。他們既無那閑錢，也無閑情雅致。更無時間品茶。只有一兩個老者，將一種茶磚掰碎，放到缸子里，在灶火上熬成濃濃的茶，慢慢地品著。城里的干部都喝茶，而且以手捧茶杯為干部形象的特征。似乎喝茶只是少數農村老人和城里干部的特權。

居住

陜北農民幾乎都住窯洞。區別在于，窮人住挖的窯洞（在山坡上掏一個洞穴，頗像穴居野人）。富裕點的在塬上平地用土坯建窯洞，叫“箍窯”。窯洞都很深長，由于沒有玻璃窗，用紙糊窗，而且只有一面窗戶，白天窯洞內缺少光線。晚上點小煤油燈，所以無論晝夜都昏暗無比。窯洞里一般沒有什么家具，境況好些的有一兩個木柜。家家進門就是一條大炕，它占據了窯洞的幾乎一半地方。炕是窯洞里最重要的部分。它集中了床、桌椅、取暖設備及會客室、起居室等多種功能。人們晚上在炕上睡覺，白天把被褥卷起來，在炕上盤腿吃飯和休息。客人來了就讓他們上炕，與主人共坐，聊天。省去制作桌椅。炕頭支一口大鍋，做飯時煙順著炕道走過，就把炕順便燒熱。因此可連做飯帶取暖。夏天則得在戶外做飯。箍的窯洞頂部用石板弄成一條流水道，下雨天讓雨水順著它流到一口大缸里，積水使用。因為下雨不能下山去馱水。窯是黃土建成的，炕也是用黃土盤制而成，只是炕沿是木的或石板的。陜北農民生活的一切都離不開黃土。農民在黃土上種植，在黃土中生活。窯洞和土炕就是黃土地的縮影。

農家的院里有的有碾子，有的有石磨，用來加工糧食。因為從地里收回的原糧需磨成面、去掉麩皮才能食用。不像城里人可直接在糧店購買各種加工好的米或面。而且農村人吃的面大多麩皮很多，為爭取數量而犧牲了質量，使細糧也成了粗糧。

廁所是用莊稼稈圍建而成，不那么嚴實，也不挖糞坑。因為我們那里只用牲畜糞和化學肥料，不積人糞。人糞是豬狗的食物。豬和狗常常在窯里閑逛，在人腳邊亂蹭。小孩子常在炕上“方便”，于是女主人就喚狗來“打掃”衛生。那狗一聽主人叫，便迅速進窯，一躍上炕，把糞便舔干凈。即使是在人吃飯時，甚至有客人在場時，也常有這種情況。都習以為常，毫不顧忌。所以狗與人經常共同用餐，只不過是各占炕的一頭，互不相擾。

用具

分日用和農用兩種。先說日用。與城里人相比，農村人的日用品極為簡陋和簡單，只限于基本生活用品：照明、飲食工具等。而且它們基本上是自制的。一些農民用不起火柴，只得用一種土方法取火。即用兩塊打火石（稱“火鐮”）相互碰撞，擦出火星，點燃棉絨，再用嘴鼓足了氣將陰燃的棉絨吹出火花，即明火，用來點燃煙草或柴草。由于取火艱難，男人們吸煙時常常互相借火。如果一個人吸煙，就只打一次火。等一鍋煙抽完后，將其小心地磕倒在地上或者鞋底上，然后將裝上新煙葉的煙袋鍋湊到上面吸，即可點燃。晚上點煤油燈，用一個小瓶子或者一個用鐵皮焊接的小鐵罐盛上煤油，插一根棉線捻點燃即可照明。點煤油燈冒黑煙，把人和窯洞都熏黑了。沒有桌椅，因有炕代替。吃飯碗是極粗的大海碗。喝水也用它，所以不另購置水杯。平時農民常直接用水瓢舀水缸里的生水喝，很少有人家用暖水瓶。因為基本上不吃炒菜，也就不用購置盛菜的盤子。掃炕笤帚是將糜子穗去籽后捆扎而成，掃地笤帚是用一種掃帚草編制的。屈指數來，農家的物品大多只是這幾樣——飲食用的碗筷、量糧食的升或斗、晾曬糧食的畚箕和笸籮、篩面用的篩子等等，基本上與糊口有關。其中只有碗是買的，其他基本是自制的。正因為碗是花錢買的，使用時就得十分小心。即使是破了口，裂了邊，也得繼續使用。農村有專門鋦碗的工匠，走村串戶為人補碗。有人家修補的碗上有一排密集的鐵釘，頗為壯觀。

農村普遍沒有鐘表，看太陽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農村描述時間的用語與城市人不同，不說幾點幾分，而說“前晌”、“晌午”、“后晌”或“早起”（即早上）、“夜里”。沒有十分確切的時間概念。

農用物品是農民專用的和不可或缺的。城里人不需要這些。鐵制的農具如鐵锨、镢頭或是在供銷社購買，或是由農村中的鐵匠打制。農具的木把是農民自己用樹枝制作的。陜北的柳樹不像城市里的垂柳，枝條細細，隨風飄蕩，婀娜多姿，而是粗粗的枝條，直挺挺地指向天空，沒有絲毫的美感，但是實用。農民把它砍下來，刨的光光的，安在鐵制的農具上，就可使用。細一點的柳枝可用來編制盛糧食的笸籮和畚箕。

勞動用人力和畜力兩種。耕平地時，用牛拉犁。大鐵犁的效用據說與漢代的水平相似。

種坡地則需用人挖地，當地人叫“掏地”。推碾子、拉磨多用驢子和騾子，驢騾不足時只好用人力。北京市政府支援陜北一批農用機械，給有知青的生產隊分，我們村就有了手扶拖拉機。收割基本上是用人力。

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館展現知青插隊生活用具

少年兒童的管理和教育

陜北的幼兒普遍缺乏必需的管理和教育，不僅是農村，而且縣城里都既無托兒所，也無幼兒園。農家孩子多，大孩可看小孩。老人也可照看小孩。有些人家實在沒有老人或大孩，要出工就把小孩用繩子拴在炕頭。有的孩子自己亂爬，竟掙脫了繩子，掉到挨近炕頭的大鍋里被活活地燙死。還有偏僻的小山村，孩子在外玩耍時被野獸吞食或傷害。亦有家養之豬狗咬死咬傷小孩之事。

農村孩子不知道城里孩子享受的那些美味的食品和擁有的豐富的玩具。孩子餓了，一哭，母親就拿出一塊窩窩塞給他。孩子啃著酸了吧唧的涼窩窩，馬上就止住了哭。沒有玩具，小孩子就只是在窯里窯外閑待著，或在野地里瘋跑。不僅如此，孩子們過早地承擔起勞動的重任，如進山挖野菜、藥材，打柴等。

我們到農村時，村里沒有小學校。可能是因為缺少師資，許多村莊不設小學。知青的到來，帶來了文化，我們生產隊便讓一位女知青擔任小學教師，在一間破舊的小屋里建起一所小學。只有十來個學生，年齡不一。我的朋友姜利平則在她們隊主動要求當教師，由此建立了小學。由于教師少，一、二年級的學生混在一起上課。語文、數學都由一人教。當時也有些村是由當地人當教師的。但當地出身的小學教師水平普遍低，幾乎都只是小學的文化水平。由小學畢業生教小學生，豈不是開玩笑。這些教師根本不知道如何教課。在語文課上只是讓學生背課文，既不教學生認生字，也不教語法，更不講解課文的內容。即使偶爾解釋一些詞語，也是錯誤百出。例如有教師竟然將“四面八方”一詞解釋為“祖國以外的地方”，把“雪中送炭”解釋為“黑白分明”。有的教師不僅誤人子弟，還經常支使學生干這干那。農村孩子本來就因入學少而造成高文盲率，再加上這種低劣的教育，更降低了農村的文化素質。村莊小學僅有低年級，三年級以上學生就得上公社的小學。一些孩子嫌路遠而輟學。

我們公社沒有中學，臨近的云巖公社有一所中學。縣城也有一所中學。無論上公社中學還是縣中學，學生都得自帶一周的干糧。吃時用開水一泡，就著學校食堂賣的缺油少鹽的水煮蘿卜或白菜吃。天熱時，干糧常常變質長毛。有時學校讓學生自帶玉米面或糜子面，交到學校的食堂（稱為“灶上”），由食堂加工后食用。糧食水分大，容易發霉。但即使發霉也得吃。學生居住的屋子或窯洞，與農村的農家窯洞差不多，一條大炕，鋪一張葦席。上面堆著學生自帶的被褥。此外沒有任何桌椅等用具。

醫藥與衛生

此地普遍缺乏講衛生的觀念。一塊黑乎乎的抹布既擦炕桌、鍋臺、鍋蓋，又擦碗筷。

塬上無水，要趕著毛驢到五里以外的山下去馱水。垂直高度為200米左右。因馱水的人多，攪得水渾濁，甚至將牲口糞弄到水里。水中還有小蟲漂浮。水馱回家后，倒進水缸里。有時還需加明礬，使渾水變清。水雖清了，但是污物都沉到缸底。不幾天就積了厚厚的淤泥。所以水缸需要定期清洗、清底。

因為水少，只能食用，不能夠用它洗衣、洗澡。村頭挖一個大坑，積滿雨水，稱為“澇池”。里面常漚著麻，池水渾濁不堪，還漂浮著小蟲和綠毛等污物。平常婦女就用此污水洗衣服。夏天男子在“澇池”里洗澡、涼快。農民說，臟水不臟人，臟水不臟衣服。據說農村婦女一生只洗一次澡，即結婚時。曾有一篇小說描寫此情況。農村婦女洗衣服通常沒有肥皂，用木棒敲打。肥皂被稱為“洋堿”，條件好的人家用來洗臉。如廁沒有手紙，用土塊或鞋底蹭去糞便，其去污效果必然不佳，而且鞋又會把糞便等臟物帶到各處。婦女經期用品是將不潔的破布縫成一個長條的小袋，里面填上灶灰，即草木灰，然后封口使用，這就是自制的“衛生巾”。它既不衛生（草木灰盡管是衛生的，但破布極不衛生），又很麻煩。所以農村婦女患婦科疾病，即各種炎癥者極多，腰痛、腹痛、不斷流血，卻很少得到醫治。知青從北京帶去的潔白而又柔軟的手紙引起農民們的驚奇和羨慕。后來，公社及縣里的供銷社也引進了手紙，但是農民因缺錢仍無法普遍使用。

農民沒有刷牙的習慣。著名作家路遙在長篇小說《人生》中描寫陜北青年高加林學城里人的樣兒，蹲在家門口刷牙，引起村民們的非議和譏諷。

在地頭吃飯時，因地里沒有洗手的水，我們即使手抓過糞（有一種活，叫作“拿糞”，就是跟在撒種子者的后面，向種子坑里撒糞），也只能用臟手吃飯。

農村最擾人的害蟲是跳蚤和虱子。農民在閑時最主要的活動就是消滅虱子。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將虱子抓住后，用牙咬。農民認為虱子吃了他的血，所以他們要“討還血債”，把自己的血贏回來。另一種方法是將虱子置于兩手的大拇指的指甲蓋間使勁一擠，可發出“嘎巴”的響聲，頓時就冒出一小股血。在村頭，常可見一些農民男子靠著土墻，解開衣服或褲帶，頗有耐心地搜尋虱子。虱子及虱子的卵遍布衣服和頭發，以致人們頭發上常掛有一串串亮晶晶、白花花的“裝飾物”。所以陜北農村有一種日用品，是城里人所少見的，就是“篦子”，這是一種梳子齒密集的小梳子，專門用來清除頭發上的虱子和虱子卵，即蟣子。虱子因活動遲緩，比較好對付。跳蚤則因行動迅速而難以制服。知青不得不遍地撒藥，甚至將藥撒在褥子上。那時人們普遍缺乏基本的醫藥常識，不知道這樣做會引起白血病。宜川縣衛生局的一位局長下鄉，因不堪跳蚤的侵擾，竟然將劇毒的農藥直接抹在自己的皮膚上，雖然他暫時躲過了跳蚤的襲擊，卻因患上白血病而撒手人寰。家家的被褥及衣物上都有密密麻麻的小黑點，那是跳蚤的糞便留下的痕跡。這些污垢很難洗干凈。

我村有一個“赤腳醫生”，管點頭痛腦熱的病。公社衛生院的醫生時常下鄉。然而，醫生少，村莊多，醫生要走遍全公社的各個村莊需要花很長時間。因此，大多數患病的農民不可能及時得到醫治。老鄉常自己挖一些藥材，有的拿去賣，有的自己用。山里有各種土藥材，柴胡、遠志、甘草、五加皮等。農民們如有不適，常自己忍耐。有的用拔“火罐”或刮痧等土辦法減輕疼痛。所以有人的身上或額上常有一些紅紅的印記。但是若患重病、大病，就難以自我抵擋了。農村得癌癥者頗多。因為致癌的因素多。結核病患者也不少。因為營養不良，就難以抗拒結核菌的侵襲。治療癌癥當然是很費錢的，得結核也不少花錢。不能享受公費醫療待遇的農民若得了這些病，后果如何，也是不言而喻的。

婦女生孩子就在村里，由接生婆接生。所以嬰兒死亡率很高。專業術語叫“產后破傷風”。在70年代前，農村孩子不接種疫苗，有一些孩子不幸得了“小兒麻痹”，造成肢體殘廢。這種病可以通過手術解決。但是農民沒錢做手術，所以這些孩子就只得終身殘疾。由于致癌因素多、衛生條件差，農村人的死亡率高，死亡年齡低。有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就糊里糊涂地死了。農村五十歲者就算是老人了。很少有七八十歲的人。我們就不曾在本村見到如此高齡者。而且五十歲的“老人”的確呈現出老態龍鐘的樣子，這當然是營養不良造成的。

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館展現知青插隊的衛生所

社交、娛樂及對外界的了解

最主要的社交形式是出村走親戚。本村人之間的主動社交幾乎沒有。也就是說，人們很少串門，很少交流。大多數人沒有到過縣界以外的地方。老鄉對外界缺少了解。有人甚至稱政府為“朝廷”。我們聽后大驚，說他“反動”。他卻毫不在乎。農民們普遍將干部稱為“吃皇糧”的。這種說法與將政府視為“朝廷”有關。農民還不分黑白，管毛澤東叫“老毛”，稱閻錫山為“老閻”，對之一視同仁。閻錫山的隊伍曾在我縣的秋林地區駐扎，據說并不擾民，頗得民眾的好感。

1984年我回村。一踏上黃土高原，就感覺時間像是倒流。一切都與當時的情形相似，沒有太大的變化。晚上我去一個老鄉家，在院子里與一個人說笑。屋里的婆姨驚喜地說：“黃敏蘭回來了！”馬上跑出來迎接我。我真感驚訝，時隔十來年了，她怎么就能一下子分辨出來呢？也許是因為他們平時接觸的人太少，所以很容易保留對往事的記憶。

每戶的屋檐下安一個小喇叭，可聽縣里的廣播：新聞、天氣預報等。村里有事，也通過它宣布。對廣播中的事，農民們往往不甚了了。報紙、書籍都很少。每天收工后，人都很疲勞。吃過晚飯后，不多會兒就睡覺了，同時也是為了節省燈油。有時縣文化館送電影和戲劇下鄉。當然不是每村都去，一般是在公社。所以農民往往要步行幾十里路去看一場戲。戲都是地方戲：秦腔、眉戶、河南豫劇等。電影則都是革命電影，《地雷戰》、《地道戰》、《列寧在十月》、《列寧在1918》反復地播映，看了無數遍。因沒有電，放電影時就用人力發電機。由兩個人輪流蹬，就像蹬自行車一樣。但是人力不均，一慢下來，畫面和聲音就改變。年輕人喜歡賭博，常在夜里偷偷地聚賭。

人們在地里勞動，休息時一般是抓緊時間睡覺，或躺倒在地，頭枕農具把，或坐著，頭枕在腿上。因為都太缺覺了。不睡覺的人則想辦法尋開心，或是開一些粗俗的玩笑，互相打趣。或是“擱方”，它是一種類似棋類的游戲活動。方法是，在地上畫幾個橫豎交叉的道道當“棋盤”，再揀幾塊土塊，掰幾條樹枝當“棋子”，一方用土塊，另一方用樹枝，兩人對下。或是在地頭摔跤。通常是男人之間較量，也有男女之間的對摔。

后記

1984年我回陜北，得知陜北農村已有一定的變化：一些村，包括我們村已引水上塬，再不用艱難地馱水了。農民可以頓頓吃白饃，同時勞動量大大減少，不用像以前那樣“下苦”了。因為分田到戶，自然提高了生產效率。農民享受更多的閑暇。他們常常上縣城看電影、看戲，而且走親戚，逛集市。不過還不能達到富裕的程度。

本文的寫作，是受侯建新教授的啟發。筆者在閱讀其著作《社會轉型時期的西歐與中國》時，意外地發現，第十一章“近代農民生活與消費水平比較”中的“民國年間冀中農民的生活與消費”這一節所述的情形竟然與我在陜北插隊時的情況極其相似。更令人驚訝的是，這既是不同地區的相似，也是不同時代的相似：兩者不僅相差幾十年，而且分屬新舊兩種社會階段。出于興趣，我就衣、食、住、行各方面寫了三千字的小文，寄與侯建新先生，得到了他的贊許。侯建新先生建議我增加內容，認為這篇文章可以描述一種生動、真實的農民日常生活史。這對更新史學方法有著重要的意義。受到鼓勵，我打開記憶的閘門，將多年前的往事追蹤、記錄下來。若不是由于侯建新先生的啟發和鼓勵，這些珍貴的史實恐怕會永遠塵封。盡管多年來，已有不少知青寫了大量的回憶錄，但那些基本上是描述個人體驗和感受，難以從中把握歷史的真相。本文是以一個歷史學者的眼光，較全面和客觀地描寫當時當地的農村生活狀況，既有充分的細節，也探尋歷史和時代的意義。其中還有對陜北民俗、民風、民情的關注。

通過這一追憶，我發現，侯建新教授書中所說的中國冀中農民“超常的忍受力”，在陜北農民身上也有充分的體現。這說明它是中國農民的普遍特性。這種特性有著悠久的歷史。因為現實社會是由過去的社會發展而來的。現代及當代的中國史無疑要受到古代史的影響。所以本文不僅對于認識當代中國農村社會有一定意義，而且對充分認識中國古代社會歷史及其發展規律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本文的寫作，還得到了另外兩位朋友的幫助。他們是首鋼總醫院的姜利平女士和北京社會科學院的徐丹俍先生。這兩位朋友都曾是與我一同插隊的知青。他們為我提供了一些生動的事例，并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特在此表示感謝。

（本文摘自左玉河主編《黃敏蘭史學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8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