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正式恢復了自己的主權后，它首先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對待另一邊的德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因此在阿登納結束訪問莫斯科的行程，與蘇聯締結外交關系之后，波恩政府就很快宣布了“哈爾斯坦主義”，不與任何承認民主德國的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以此維護自己作為整個德國的唯一代表權。在聯邦德國眼中，民主德國仍然是“蘇占區”，這就自然阻斷了自己與社會主義陣營其他國家的外交關系。

然而進入1960年代，在經歷了兩次重大危機（柏林危機、加勒比海危機）之后，美蘇關系逐步緩和——1963年美、英、蘇三國簽訂部分禁止核試驗的條約。美蘇關系的升溫對歐洲大陸有著極其重大的影響，美國在柏林問題上決定與蘇聯談判，并且不再愿意與歐洲各國共享核資源，這些都引起了戴高樂和阿登納的不滿，由此促成德法兩國走到了一起，1963年1月的《愛麗舍宮條約》最終促成兩國之間的緊密合作，形成了所謂的“巴黎－波恩軸心”。

法國變得更加獨立自主了，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在1964年它頂住美國的壓力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這被認為是冷戰時期外交史上一次“核爆炸”。相較于法國人的大踏步前進，西德人則顯得舉步維艱，在國內，親美的“大西洋派”艾哈德取代親法的“戴高樂派”阿登納成為了聯邦政府總理。因此，波恩絕不會像巴黎那樣與北京建交，但是即便如此，西德還是極力希望能夠與中國在經貿方面加強合作，于是就有了1964年在瑞士伯爾尼中國大使館內的四次接觸會談。

聯邦德國與中國為何愿意進行外交接觸？

聯邦德國的經濟界人士一直以來就致力于改善對華貿易關系，德國經濟東方委員會曾經在1957年與中國貿易促進委員會簽訂過一個為期一年的民間貿易協議，但到期后未能得以續簽。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給聯邦德國的經濟界帶來巨大的沖擊，各方人士頗有緊迫之感，感覺如果聯邦德國不能在對華貿易上積極跟進，中德貿易大有下降的危險，西德在中國市場上將會遭遇法、英、日、意的競爭，因此工商界都希望能夠與中國簽訂一個貿易協定。

聯邦德國希望與中國簽訂貿易協定，也不單單出于經濟上的考慮。由于長期受到“哈爾斯坦主義”的掣肘，西德難以與東歐國家改善關系，因此艾哈德任總理后，波恩希望能在對外政策上制定一套新方針。在外交部長施羅德起草的一份“德國倡議”中，表達了聯邦德國想要與東歐國家改善關系的愿望，但其意圖是想通過與蘇聯衛星國加強聯系，從而孤立東德。

在新方針的指導下，聯邦德國很快就與波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和保加利亞簽訂了貿易協定，這些協定中都包含一個變相的“柏林條款”，將西柏林納入協定適用地區——“西德馬克區”，以此在外交上造成西德與西柏林同屬一個政治體的事實。從政治角度出發，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貿易協定中的“柏林條款”是波恩最大的政治訴求，如果能夠與中國簽訂一個同樣含有“柏林條款”的貿易協定，對聯邦德國來說，自然再好不過了。

當時，中國外交也正接受著“第二中間地帶”概念的指導。所謂“第二中間地帶”國家，在毛澤東看來具有兩重性：“這些國家的統治階級既剝削和壓迫別人，同時又受到美國的控制干涉和欺負。因此，他們力圖擺脫美國的控制。在這方面，它們同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人民有共同點。”中法能夠順利建交，很大程度上就是反美這一“共同點”的充分體現。對中國來說，西德也處在“第二中間地帶”，因此它也是可以爭取的中間力量。

中方外交人員對于西德的貿易接觸和試探是持比較積極的態度的。中國采取主動，考慮不附帶任何條件，與西德談判簽訂貿易協議，以擴大影響。艾哈德結束對法國的訪問之后，聯邦德國就開始了更加主動的接觸，東方經濟委員會主席馮?阿梅龍根和他的秘書拜訪了中國駐瑞士使館代辦。他們明確表示這次來訪是波恩政府授意的，尋求中德政府簽訂官方貿易協定的可能性。如果中國政府不拒絕，則決定正式與中方外交人員進行交涉。中方認為西德如此主動表明它在對華政策上并不消極，因此覺得不應拒絕對方，通過接觸會談，摸摸情況，做些工作。

但其實聯邦德國在這件事上還需要應付來自美國的壓力，“大西洋派”的艾哈德政府不得不照顧美國的感受，因此雖然外交部準備同中國就貿易協定進行談判，但他們決定在通知中國人之前，首先把這一打算先告知美國政府。在5月13日決定正式同中方進行接觸的前一天，聯邦德國國務秘書卡斯滕斯在海牙把這個決定告訴了美、英、法三國代表。美國代表對此表示了遺憾。但波恩是鐵了心要與北京就簽訂貿易協定進行談判了。

其實他們并不知道，在未來可能的中德貿易協定當中，他們最為看重的“柏林條款”根本就不在中國外交部的考慮之列，駐瑞士使館方面認為，西柏林屬于西德馬克區這一問題，在波蘭、匈牙利那里都得到了默認，當時中蘇交惡，這被認為是一種“修正主義”的表現，為了不與“現修”為伍，中方覺得對于“柏林條款”應該堅決不予考慮。

中德第一次接觸，卻有來自美國的壓力

與中國的這次接觸，聯邦德國定下的目標是：就一項政府級別的易貨協定進行談判，這項協定中必須包含有“柏林條款”。于是1964年5月25日，中德雙方的接觸性會談在伯爾尼正式開始，雙方主要圍繞協定的性質以及有關“柏林條款”的立場表述問題。德方始終將中方所謂的“貿易協定”稱為“易貨協定”，對此，中方外交人員似乎還沒有意識到這其中差別。在“柏林條款”問題上，德方進行了試探，但中方代表堅持不接受西柏林條款。是否可能將西柏林改寫為“西德馬克貨幣區”？德方代表則認為，東歐國家與中國存在明顯區別，東歐國家因為要顧及莫斯科所以要改寫“柏林”一詞，而他們認為中國在外交政策上是自由的而且不受拘束的，就不需要做這樣的考慮了。

這樣的試探，在中方代表看來，是德方在利用中蘇關系的緊張來暗示中國應該在柏林問題上改變立場。駐瑞士使館的外交人員立刻表示：中國政府是根據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來考慮問題，沒有什么力量能夠改變中國政府的立場。

聯邦德國原本是想將西柏林包含在協定的使用范圍之內，而不再改稱其為“西德馬克區”，以此更為明確提出西柏林屬于聯邦德國。但在伯爾尼第一次會談時，中國外交部就確定了在接觸過程中所要堅持的原則——首先，堅持不同意把西柏林包括在協定范圍內。中方認為經過一番斗爭，有可能迫使西德讓步。中國堅持不接受“柏林條款”，這讓波恩倍感失望，不過此時聯邦德國還要承受來自美國的壓力。

中德在伯爾尼接觸之前，美國就已經表達了自己的不滿和擔憂。在第一次會談結束后，聯邦德國就把接觸情況告訴美國人，想要表達兩個意思：僅僅簽訂一項易貨協定，不會起到提高中國地位的作用；而將西柏林包括在協定內，對聯邦德國來說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勝利。

可是無論聯邦德國與中國將會達成怎樣的一種協議，從美國的角度出發，明顯對其都將是不利的，美國自然要努力勸止聯邦德國實現這一步。6月12日，艾哈德訪問美國，首先與國務卿臘斯克進行了會談，對于中國問題艾哈德表示，德國目前的利益僅是加深同中國在最小限度上的貿易，關于這項協議的時間表和內容，愿意緊密地同美國保持步調一致。在和約翰遜私人會談中，艾哈德再次表示，和中國的貿易是極其有限的，而且一定會和美國就貿易的規模和時間進行協商。

美國對聯邦德國提出的要求是，和中國的易貨協定最好能在美國總統大選結束之后，再來推動具體協定的簽署。華盛頓的這一要求在波恩看來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因為根據以往的經驗，這類會談往往都要持續好幾個月，與中國的會談肯定不會進行得很快。同時西德也以積極主動的姿態來看待這個問題。在美德兩國外長會談中，施羅德就強調，與中國締結某種協定，真正吸引德國人地方就在于其中的“柏林條款”，德方將考慮試著在1964年內達成此事。但他也向臘斯克保證德國不會做任何讓美國為難的事。

矛盾重重，中德最終失之交臂

艾哈德結束訪美之后，聯邦德國就基本確定要等到美國大選結束之后才真正開始與中國就易貨協定做實質性的談判。當時中國外交部認為西德不會中斷與中國的接觸，所以決定根據對方的態度來決定繼續還是結束會談，并且在第二次伯爾尼會談之前就指示駐瑞士使館，如果對方提及西柏林問題，應該明確表態拒絕，打消西德的幻想。

1964年7月21日，雙方在伯爾尼進行了第二次接觸。由于在協定時間上要遷就美國，所以會談一開始，德方代表遵循波恩的拖延戰術，提出為了今后的談判能避開新聞界，建議更換談判地點。中方代表則表示：看來德方已經為一項“貿易協定”做好了“談判”準備，中國對擴大雙方的貿易很有興趣。而這馬上遭到了德方的糾正，表示只準備就一項易貨協定進行實質性會談。直到此時，中方似乎才意識到，原來波恩只能就一項易貨協定與北京進行談判。

這使得中國方面十分不滿，認為聯邦德國首先提出貿易協定，現又改提易貨協定，這種做法使人不能理解。中國外交部建議駐瑞士大使館仍應繼續對西德保持冷淡，對西德提出的兩項建議暫不予置理。如對方再次求見，可以接見，但要求對西德政府對華的不友好態度繼續表示不滿；同時要明確表示中國對易貨協定不感興趣。

在之后第三、第四次的接觸過程中，中方的態度沒有任何的變化。這期間美聯社對于中德接觸進行報道，說中國表示愿意簽訂一個包括“柏林條款”的貿易協定，中方以為這是西德通過媒體進行要挾，為此周恩來特別強調，談判中決不能接受“柏林條款”。而聯邦德國基社盟主席施特勞斯訪問臺灣地區也讓中國政府極為不滿。因此在最后一次，也就是第四次接觸中，中方就徹底表明絕不會接受任何形式的“柏林條款”，甚至要求，若和聯邦德國締結任何貿易協定，都必須明白規定不包括西柏林。

到1965年初，由于聯邦德國與以色列的建交，導致中東外交格局發生了一些改變。中國決定支持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烏布利希訪問埃及，因此對于與聯邦德國的貿易協定談判就更提不起興趣了。就這樣聯邦德國錯過了在1964年與中國簽訂一個貿易協定的機會。

中德為何失之交臂？

對聯邦德國來說，1964年與中國在伯爾尼會談最終失敗的原因在于它不得不遷就美國的態度，拖延談判的進程。也可能就像毛澤東當時所說的那樣，西德就是聽美國話太多啦。其次是波恩對于中蘇分裂的誤判，他們認為導致中蘇分裂的原因是由于中共已經不再認可蘇共對共產主義世界的領導，蘇聯與中國各自處于不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階段，而中國政府的政策越來越多地是從民族利益的角度來確定的。

但是從國家利益這一角度出發，似乎又很難理解。聯邦德國從未在外交上承認過臺灣，卻難以與中國簽訂一項帶有“柏林條款”的官方易貨協定，而接受“柏林條款”事實上并不會損害中國的國家主權利益。這說明當時的中國外交在對于“什么才是其至關重要的利益”判斷上是十分微妙的。

法國與中國在談判建交的過程中，戴高樂表現出撇開美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姿態，這是毛澤東所愿意看到的，有利于其分化帝國主義思想的實施；而聯邦德國雖然也想同中國改善貿易關系，但接觸會談過程中，艾哈德表現出來的是盡力與美國保持步調一致，這種依附態度自然不能令中國感到滿意，故而毛澤東要批評他聽美國話太多了。

而對于中國為何堅持不愿接受“柏林條款”，更大程度上考慮的是自己當時的“反修”要求，在這里，中國更多地考慮是要在德國問題上表現的比蘇聯和東歐那些國家更堅持原則，甚至希望通過斗爭，迫使西德接受一個不帶“柏林條款”的貿易協定。因此在這樣情況下，對于“第二中間地帶”策略其實應該有更加豐富的理解，而不是簡單地要與西歐國家改善關系那么簡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