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東人”：地方認同的形成

自明初以來，身份不同、來源各異的遼東人在衛所體制下的地方社會中，逐漸形成了以地方認同為紐帶的群體認同意識。成化、弘治年間，遼東著名的理學家賀欽用“東人”指代遼東人，云“往年東人，屢欲展遼東省，奪三岔河之北，老虎林”等地。他在給遼東副總兵韓斌撰寫的墓志銘中寫道：“矧我東人，德公靡忘，尸祝我公，厥維久長。”韓斌之孫，曾任遼東總兵的韓璽在臨終前聽聞“家人求取南杉木于他州”時，說道：“吾東人，以松木為棺，從俗可也。”可見以松木為棺是遼東人共享的喪葬習俗，韓璽堅持以松木為棺也是地方認同的體現。

由上述例證可知，東人是明代遼東人的自稱。謫戍遼東的原監察御史程啟充所寫的《勘定三城敘》表明，在明代中期的遼東人中東人是比遼人更為常用的自稱。《勘定三城敘》寫于嘉靖軍變平定之后，程啟充在描寫遼東人對巡按御史曾銑的感激之情時寫道：“遼人呼曰：‘微公，吾為大同矣。定傾保大，我東人曷報公？’”據此，程啟充稱遼東人為遼人，而遼東人自稱“我東人”。

所謂“我東人”之“東”即遼東之東，“我東人”的表述顯示，至遲至明代中葉，來源不同、身份各異的遼東人，已經形成了比較普遍的群體認同意識。然而，這種以地方認同為紐帶的群體認同并不是在明代中葉突然出現的，而是在明初遼東的社會整合中長期醞釀、逐漸形成的。

在遼東地方認同的形塑過程中衛所體制的推行是十分重要的因素。衛所體制不但將落籍遼東的內地官軍、地方豪強武裝、抽垛新軍、新編幫丁與歸附的少數族群組合成一個相對穩固的社會群體，而且將這個社會群體與作為地理單元的遼東都司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遼東人地方認同的形成也與明廷在推行衛所體制的過程中，對歸順的地方豪強與少數族群首領采取了比較公平的政策有關。無論是張良佐、房暠、高家奴等地方豪強，還是歸順的少數族群首領達禮遲、鐵相伊，都可以像從內地遷來的征遼將領那樣，成為遼東社會中的官籍戶族。與此同時，來自內地的征遼軍士同豪強部眾、抽垛新軍等遼東原住民一樣，只能成為被支配的軍籍戶族。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初遼東社會官籍戶族與軍籍戶族的區分淡化了新移民與原住民、華夏族群與北方族群之間的差異。這無疑是形成地方認同的有利因素。

從明初至明代中葉，遼東人在衛所體制的整合下逐漸形成了獨特鮮明的邊疆軍事社會。與周邊的少數族群相比，以華夏族群及漢化的少數族群為主體的遼東人在生活方式、行為規范、文化風俗等方面具有鮮明的華夏之風。關于內地移民與華夏原住民，此處無需贅述，需要討論的是遼東漢化的北方族群。

正如在元代遼陽行省的不少漢人具有胡化傾向一樣，明代遼東的少數族群采取了漢化的策略。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改用漢名。如，洪武年間歸附的女真人達禮赤在三萬衛任職，其子孫很快改用漢名。其子名佟敬、其孫名佟昱、其重孫名佟瑛。又如，永樂十年（1412）歸附的女真人□亦能哥在東寧衛任職，其子孫很快開始使用漢名。其子名王武、其孫名王輔，其重孫名王言。其二，遵守儒家規范。如，女真人劉志貞。她是三萬衛鎮撫劉忽魯禿之女，自幼在其父為她聘請的儒師指導下讀誦《孝經》《列女傳》。出嫁后，她對公婆十分孝敬。其夫裴貴病危時，她曾暗自“刲股內和縻以奉”，但未見成效。裴貴自知不久于人世，勸她改嫁。她聞言不悅，遂以死明志。

此外，遼東人與周邊少數族群的差異還表現在，遼東人是衛所體制下的編戶齊民，而周邊的北方族群只是與明廷保持羈縻關系的部落民。

與毗鄰的北直隸人和隔海相望的山東人相比，遼東人又顯現出華夷雜糅的一面。《全遼志》云：

至我朝始徙江淮、齊魯之民居之。而高麗、女直等夷之土著者不易其處。故今之浸淫于衣冠文物之化者七，而侏離左衽之遺猶二三焉。（中略）士大夫家以禮義廉節自閑，彬彬若鄒魯城郭之民，庶幾近之。若窮鄉僻壤，每征召飲食，男女輒聚會，無別坐，情竇之恣，蕩無防檢。往往觸禁傷理，而恬不知怪。此所謂侏離左衽之所遺也。

據此可知，至明代中葉遼東人猶有華夷雜糅之風，明初的情況可以想見。

遼東人與北直隸人、山東人的差異還體現在，前者是衛所體制下的編戶齊民，后者是州縣體制下的編戶齊民。

從明初至明代中葉，遼東人在衛所體制的整合下逐漸形成了獨特鮮明的邊疆軍事社會與尚武剛毅的社會文化。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各族歷史行動者通過血緣、婚姻、同鄉、上下級、袍澤、同學、朋友、鄰里等關系結成彼此交錯的社交網絡。這些不同的社交網絡之間又通過締結婚姻、崇拜共同的神靈、共享地方性知識與地方社會的歷史記憶等方式彼此關聯在一起。隨著時間的流逝，生活在遼東都司的人們又在與內地社會的漢人，東北羈縻衛所的蒙古人、女真人，鴨綠江以東的朝鮮人交往的過程中，逐漸意識到遼東人與周邊人群的差異，從而形成了以共同生活的地域為紐帶的社會認同。

認同變遷與明清易代

明代遼東人的界定是一個涉及社會認同與政治認同的重要問題。目前學界對“遼東人”的界定主要有兩種觀點：一種認為指生活在遼東地區的漢人，另一種認為不限于漢人。其中司徒琳的概念最值得借鑒，她認為遼東人指共享遼東區域文化且相互認同程度較高的社會群體。上述概念表明，明代遼東人之間存在一種以地方認同為紐帶的社會認同。那么這種社會認同是在什么時間形成的，又是如何形成的，在明清交替的歷史語境中遼東人的含義又發生了哪些變化呢？

從明初至明代中葉，遼東人在衛所體制的整合下逐漸形成了特色鮮明的邊疆軍事社會與尚武剛毅的社會文化。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各族歷史行動者通過血緣、婚姻、同鄉、上下級、袍澤、同學、朋友、鄰里等關系結成彼此交錯的社交網絡。這些不同的社交網絡之間又通過彼此聯姻、崇拜共同的神靈、共享地方性知識與地方社會的歷史記憶等方式彼此關聯在一起。隨著時間的流逝，生活在遼東都司的人們又在與內地社會的漢人，東北羈縻衛所的蒙古人、女真人，鴨綠江以東的朝鮮人交往的過程中，逐漸強化了遼東人與周邊人群的差異，從而形成了以共同生活的地域為紐帶的社會認同。

程啟充《勘定三城敘》中“我東人”的表述顯示，至遲至明代中葉，遼東人之間已經形成了比較普遍的群體認同意識。值得注意的是，遼東人自稱東人而不是遼人，含有避免與契丹人建立的遼聯系在一起的意味。

明清交替時期，大批逃避戰亂的遼東人流亡內地。在傳統社會中，對外來陌生人的戒備與敵意是常有的社會情緒。大批善于騎射、強悍剛毅的遼東人突然到來，自然對內地社會造成了強烈的沖擊與潛在的威脅。雙方的任何利益沖突或過激行為都會增加彼此的仇恨與矛盾。于是，遼東難民遭到了內地社會的強烈排斥。

在雙方矛盾沖突的過程中，遼東人的部分胡化風俗被內地社會有意放大。于是，遼東人“幾于夷虜”，“性與虜同”，“天下視遼人不異真滿洲”等成為內地社會的主流觀點。同時，佟養性、李永芳、孫得功等遼東人先后投降后金，也使內地社會的疑遼、排遼情緒越來越強烈。吳橋兵變后，登州城的大屠殺就是遼東人與內地社會十年積怨的總爆發。

內地社會對遼東人的排斥、仇恨，最終演化為將遼東人視為非我族類的異己。就連倡導“以遼守遼”的孫承宗也呼吁提防“遼將、遼兵，便結成族類，漸成極重之勢”。時人陳仁錫還發表了類似西晉江統《徙戎論》的觀點“凡遼人潛住省直者，盡數出關”，“以清內地”。

與此相應，部分降清后被編入漢軍八旗的遼東人主動采取了滿洲化的策略。鮑承先、祖澤潤等人歸附后都在盛京另行娶妻生子。在襲職時他們優先選擇在盛京出生的兒子，并以此建構新的旗人譜系。同時，被編入正紅旗的吳氏家族重構了自己祖先譜系。例如，其四世祖吳大圭本為明代遼東的清河守備，卻被建構成滿洲正紅旗包衣，他的名字也被改成了富有滿洲色彩的達奎。

總之，遼東人的群體認同在明清之際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即從與遼東都司聯系在一起的地方認同，變成了一種介于滿漢之間的群體認同。這種認同變遷又與大量遼東人降清的政治選擇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明清時期遼東人的認同變遷揭示了邊疆地區社會群體認同的復雜性，也為反思王明珂提出的“華夏邊緣”理論提供了鮮活的例證。

本文摘編自《戍鼓烽煙：明代遼東的衛所體制與軍事社會》，杜洪濤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