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文是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及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與澎湃新聞國際部合作推出的“同觀·德國”專欄的第56篇。一度“看不到未來”的德國社民黨民調支持率進一步上升，似乎有望在該黨總理候選人肖爾茨的帶領下“咸魚翻身”，但即便社民黨在本次大選中獲勝，依然有兩大棘手難題在等著它。

根據德國《星期日圖片報》9月12日公布的民調結果，德國社會民主黨（下文簡稱社民黨）的民調支持率上升至26%，分別領先聯盟黨（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組成）和綠黨6和11個百分點，民調優勢進一步拉大，這也是社民黨自2017年6月以來最高的民調支持率。

9月12日第二場德國總理候選人電視辯論中，社民黨總理候選人肖爾茨延續了首場辯論中的強勢表現，根據辯論后的即時民調，41%的民眾認為肖爾茨的表現更加令人信服，分別僅有27%和25%的民眾支持聯盟黨候選人拉舍特和綠黨候選人貝爾博克。由此可見，在距離大選不足兩周之時，社民黨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選情優勢。然而在短短三個月之前，社民黨依然在民調低谷中苦苦掙扎，肖爾茨為何能夠奇跡般地將趨向式微的社民黨從“死亡線”上拉回？社民黨若能最終勝選，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之路是否一片坦途？

曾經“看不到未來”的社民黨

在2017年德國大選中，社民黨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擊，得票率創二戰后歷史新低。此后，社民黨選情似有一蹶不振之勢，從大選后一直到2021年7月前，其民調支持率長期徘徊在15%左右止步不前，傳統大黨地位岌岌可危。社民黨此前頹勢盡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首先，社民黨長期作為執政大聯盟中次要伙伴的地位使其處于尷尬境地：支持政府中間派路線的選民將功勞全部記在德國總理默克爾身上。聯盟黨在之前兩次大選中“榮譽歸我，錯誤歸社民黨”的競選策略進一步加深了選民的固有認知，默克爾也因此在選舉中收割了足夠的執政紅利；而那些對建制派政策不滿的左翼選民也不會去選擇一個與右翼黨派政策趨同的左翼執政黨，反而轉投具有更大替代性價值的綠黨、左翼黨甚至是德國選擇黨。

其次，社民黨在施羅德和大聯盟時期所堅持的中間路線雖然吸引了部分中產階級選民，但終因背離社會民主主義價值觀而遭反噬：一方面，其傳統票倉左翼選民迅速流失，在工人階層選民中的支持率從1998年大選的接近半數驟降至2017年的不足三成；另一方面，社民黨也丟掉了賴以生存的核心議題優勢。2017年大選后的民調數據顯示，80%的德國民眾認為社民黨在社會正義問題的立場上不明晰，74%認為社民黨缺乏動員民眾的核心議題，多達半數以上的民眾指出社民黨沒有為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提供足夠幫助。在《明鏡》周刊（Der Spiegel）的一項民調中，僅有2%的德國民眾認為社民黨“擁有解決未來德國問題”的答案。

鑒于社民黨黨派形象和政策框架缺乏辨識度，未來構想持續缺位，選民結構嚴重撕裂，地方選舉萎靡不振，民調支持率一落千丈，多數政治評論家都將已經從主流到徹底邊緣化的法國社會黨看成是社民黨的未來。在這種背景下，肖爾茨如何帶領社民黨迅速實現民調逆轉？

肖爾茨在“默克爾模仿戰”中占上風

在十六年執政生涯中，默克爾以穩重的政治風格和實用主義政治路線，進一步鞏固了德國建立在跨黨派精英共識之上的政治穩定基石，這使得默克爾仍然是德國最受歡迎的政治家。從目前的民調走勢看，很多德國選民只是忠于默克爾，而非其所在的聯盟黨，他們將與默克爾政治路線和領導方式的貼合度作為選擇總理候選人的衡量標準，這部分“默克爾選民”就成為能夠左右德國大選結果的重要搖擺者和各黨派競相爭奪的對象。

因此，肖爾茨是社民黨最寶貴的選舉資產。作為德國副總理和財政部長，肖爾茨不僅擁有過硬的從政經驗，也熟稔默克爾的中間路線和經濟政策主張。在新冠疫情和洪災危機中，肖爾茨持續體現出果斷、干練的政治風格，危機應對得當，這進一步鞏固了其“默克爾接班人”的政治聲譽。

社民黨也趁勢把選戰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塑造肖爾茨“默克爾式”的個性與領導方式上，努力將他勾勒成一個比其他兩位競爭對手更可靠的“延續性總理候選人”人物畫像。在競選活動進程中，肖爾茨的手勢、政治話語乃至行事風格都在刻意或不經意間體現出鮮明的默克爾痕跡。

相比之下，選情曾一片大好的聯盟黨和綠黨則因自身競選失誤連連，將優勢拱手讓給了社民黨。事實上，從一開始，聯盟黨似乎就沒有為大選做好充足的準備，在黨內權力斗爭內耗下，總理候選人遲遲難產。此后，聯盟黨的競選團隊并未像社民黨那樣圍繞遲來的總理候選人拉舍特進行政治包裝，其競選策略也缺乏連續性和抓人眼球的政策主張，這也導致與默克爾同屬聯盟黨中間派的拉舍特反而在“默克爾模仿戰”中落入絕對下風。

7月，拉舍特在洪災現場不合時宜的肆然大笑幾乎成為壓倒聯盟黨民調優勢的最后一根稻草。近日，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選情，聯盟黨先是針對有可能出現的左翼聯盟政府展開“紅色恐懼”策略，不斷向民眾警告德國政治的左傾風險，拉舍特又在電視辯論中對肖爾茨任上的財務造假等丑聞大加攻訐，并在9月13日緊急推出了“即刻競選綱領”，進一步闡釋本黨在氣候、稅收等關鍵議題領域的主張。在大選最后沖刺階段，如夢方醒的聯盟黨的這一套組合拳能否奏效猶未可知。

綠黨總理候選人貝爾博克則深陷書稿剽竊、簡歷造假、未及時申報津貼等丑聞。此外，她和她的綠黨也未能抓住在德國西部洪災這一天降的政治機會，圍繞不斷升溫的氣候議題進行有效的政治動員，這都將這位年輕的女總理候選人欠缺執政經驗的缺點暴露無遺，其政治可信度也跌入谷底。

因此，在其他總理候選人的襯托之下，在選戰中幾乎沒有犯任何錯誤的肖爾茨就成為“默克爾選民”心目中最為穩妥的安全牌，這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轉了德國大選素來“選黨不選人”和“政策高于個性”的固化認知。

肖爾茨以實用主義路線彌合黨內分歧

在社民黨內部，主張代表工人階層利益的左翼派與更加關注個人主義議題的中間派之間的政治路線斗爭由來已久，這導致社民黨領袖頻繁更迭，核心政策定位圍繞著左與中搖擺不定、模糊不清。在2019年社民黨黨代會中，兩名左翼派代表人物薩斯基婭·艾斯肯和諾貝特·瓦爾特-博爾揚斯戰勝肖爾茨成功當選雙主席，這也預示著堅決與中間路線劃清界限的左翼派在黨內競爭中占據上風。

與左翼派的雙主席不同，作為施羅德改革的堅定支持者，肖爾茨一直以來都是社民黨內自由主義中間派的代表人物。而社民黨主席之所以能夠擱置路線爭議，堅定支持肖爾茨作為候選人參選，除了肖爾茨“默克爾式”的個人魅力之外，還在于他切實的實用主義策略。

在此次大選中，借新冠疫情重新將社會公平問題重新推向政治議程中心之機，肖爾茨更加突出了左翼色彩的經濟社會政策，例如，要將德國最低時薪提高至12歐元，為超過1000萬低收入民眾提高生計；加大公共支出；引入1%的財產稅；每年新建40萬所房屋等。肖爾茨用“中間派領袖結合左翼政策”的實用主義路線同時兼顧了黨內兩大陣營的政治需求，使得社民黨內部凝聚力空前。

同時，肖爾茨與社民黨在此次選戰中強調了建立一個“尊重的社會”的必要性。通過反思英國脫歐和特朗普勝選等事件，肖爾茨認為，民眾的社會不安全感不僅僅來自于物質層面的貧困，更源于他們難以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不僅如此，當下的社會民主主義過于強調社會流動性，即鼓勵底層民眾通過教育和自我奮斗實現階層跨越，這顯然脫離了德國社會階層愈加固化、向上流動渠道趨向狹窄的現實。因此，肖爾茨指出，社民黨要讓那些很難向上流動的底層民眾也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體力勞動者理應享有與知識分子同樣的社會尊重。有媒體分析指出，這種以“社會尊重”為導向的競選策略有助于彌合社民黨政治立場嚴重異化的選民群體之間的分歧。

大選會成為社民黨走向復興的起點嗎？

社民黨最近的強勢表現無疑給陰郁已久的歐洲左翼政治家和選民注入了一針強心劑，他們憧憬著德國社民黨的表現會成為社會民主主義“起死回生”的起點。然而，社民黨目前的選情優勢基礎并不牢固。肖爾茨雖然看似暫時掌握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但偶然性事件依然是社民黨實現民調逆轉的根本原因——在拉舍特“微笑事件”發生之前，聯盟黨依然保持著對社民黨超過兩位數的民調優勢。

從歷史維度看，對于德國主流政黨而言，25%左右的民調支持率難言是一張及格的答卷。倘若社民黨以低得票率最終贏得大選，在聯邦層面則很可能首次出現三黨聯合執政的情況，這意味著社民黨或將缺乏足夠的政治空間和力量把雄心勃勃的選舉承諾轉變為切實政策。“既左又中”的美好愿景有可能會再次滑入“不左也不中”的尷尬境地，選民群體撕裂、核心選民流失的趨勢恐難以實現根本性逆轉。

同時，第三黨執政伙伴的選擇也是令社民黨頭疼的難題。自由民主黨意圖給富人減稅的右翼自由化經濟主張與社民黨完全南轅北轍，自民黨黨魁林德納多次表示自己加入執政聯盟的前提是成為新一屆政府的財政部長，一旦自民黨在新聯合政府擁有經濟領域的話語權，或許會在左派力量逐漸走強的社民黨內部引發新一輪的黨內路線沖突。而左翼黨雖然在經濟立場上與社民黨貼近，但該黨對于北約的排斥態度及其鮮明的民主德國色彩也使之成為在聯邦層面僅次于德國選擇黨的“政治禁忌”。

目前來看，社民黨和肖爾茨正逐漸拉開與競爭對手的民調差距，雖然德國大選選情依舊撲朔迷離，聯盟黨仍存在逆轉翻盤的可能，但由于今年大選德國郵寄選票數量激增，很多民眾早已做出了選舉決定，留給聯盟黨和綠黨的轉圜空間正在逐漸壓縮。即便社民黨最終勝選，如何處理組閣談判以及如何通過革新政策框架團結黨內不同陣營的力量，仍然是擺在社民黨面前的兩大棘手難題。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之路依然任重而道遠。

（玄理，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