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隴其（1630－1692）在《三魚堂日記》里比較明清士人優劣，說：“明季士大夫相聚，上者言道德，次者論文章，最下寧可涉聲色，無有及于貨利者，視今日真天淵矣。”

《三魚堂日記》

看到這則與友人的閑談，筆者倒是驚訝了一下，清初士人，尤其是由明入清的士人，對明代士風不是都鄙薄有加的嗎？不是該罵他們敗壞了學術風氣、無父無君，乃至亡國易姓了嗎？這里說士人品行明優于清，評判標準是什么呢？

標準根據的是私下聚會時的言談。喝著酒閑聊天，甚至酒酣耳熱，無所不談時，你們會說些什么？這確實是一個人最真實的時候，最能反映他一貫的品性與愛好。翻開明人文集，如果此人風流自賞的話，一般都有些贈妓詩，文人雅好，倒并不足怪。平凡或低俗的內容本身，通過詩歌的典雅形式表達，甚至可追溯至《古詩十九首》中的一些經典情感，俗也成了雅了。但明人有一點不同于前人，他們寫男女情事，不單單限于寫詩，也在日記、書信、記傳等體裁中寫。

我們曾經被內容主導說騙過一陣子，覺得內容主導一切。但回到中國古典文學中一看，形式高于內容才是王道。一句“君子好逑”，脫離了詩歌含蓄、典雅的形式，不是成了土得掉渣的“安紅，餓（我）愛你”，便是俗得要死的“春風十里不如你”了。

明人談聲色，以現在的眼光看，大多是物化與賞玩的把戲，很難看出美感。以清人的眼光看，“佻達”、“放縱”、“淫佚”都是他們曾用過的批評字眼，從內心來說，肯定也不曾看出里面的好來。所謂“最下寧可涉聲色，無有及于貨利者”，是因為有了特定的環境與參照，才會覺得聲色好于貨利。

賈寶玉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覺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其實寶玉討厭的是那些專講經濟仕途“混帳話”的男子，如果是脫離了這種“低俗趣味”的男子，如柳湘蓮、秦鐘等，他還是喜歡得不行。看來不管是從祀孔廟的陸隴其，還是窮困潦倒的曹雪芹，都覺得專講貨利好low，還不如談談聲色。

87版電視劇《紅樓夢》中的柳湘蓮

其實生活在清初的明遺民是絕口不談貨利的。全祖望（1705－1755）在《鮚埼亭集》里的碑銘志傳，好多都是傳寫明遺民的忠貞氣節的。當時文字獄工作抓得很緊，他能寫這些志傳，有人猜想可能是他續娶了滿洲學士春臺的女兒，岳家為他提供了政治上的護符（謝國楨語）。筆者覺得另一個原因是，由于政權穩定后，清廷出于表彰忠臣孝子的心理，而默許為明遺民立傳了，所謂“周之頑民，商之義士”是也。該入《貳臣傳》的，就算再有功，皇上也絕不會心軟，早就擬好了單子等著他呢。

話題扯得有點遠，全祖望在集子里記了好多明遺民的事跡，豈止不談貨利，簡直就要“餓死首陽”了。比如李中孚（顒），“有饋遺者，雖十反亦不受”。別人勸他道，孟子說以禮相接，也可以接受饋贈。他回答說，孟子可學的多了，別的沒學會，單學了這一樣，可不好。話說到這兒，也只好任他窮餓去了。杭州仁和縣人應撝謙，薦舉當然是不去的，請他從事文化事業——修地方志，也不去。以致連件換洗的衣服都沒有，大夏天仍穿著木棉夾衣走在路上。曬得憔悴不堪時，卻被同鄉一位任御史的姜姓官員遇到，姜御史忙回家取了兩匹越葛送他，說這也不是盜跖之物，就不要拒絕了。趙先生回信說十分感動，但還是拒絕了。他說：我箱板子里還壓著夏衣呢，只不過感了風寒，穿厚衣服蒸曬一下。不是不領情，而是我確實不需要。平湖人李天植也是一樣性子，飯都吃不上了，朋友中有一位曹侍郎商量著大家接濟一下，另一位朋友說：“李先生不食人食，聽其餓死可矣。”筆者心想，這朋友雖說直道，卻也夠狠心的。

陸隴其該則日記寫于康熙十六年十二月。早在順治年間，抗清組織最多的鄞縣，遺民就商議著今后該如何。武裝抗清失敗，大家意識到接下來應該妥協著過日子了。他們一般利用詩社活動討論一些事情，到后來，大家一致同意，他們這一輩人，如果出仕，或者有頌圣的言行，對不起，我們不能好好做朋友了，開除出詩社。至于各人的下一輩，只要還有科舉，則該怎樣還怎樣，還是要走仕途。到時，大家對各自兒子的出仕，不再聲討，也不作名譽污點處理（李鄴嗣《杲堂集》）。

除了開國之初的幾朝，明代文人既愛談道德文章，又愛談聲色，就像中二病的少年，終歸還是處于一種較寬松的氛圍內。嘉靖帝不可謂無權謀，但為了生父興獻王尊號廟祀等問題，大禮議幾至君臣水火。萬歷帝想以己意立儲，君臣拉鋸戰多年，最后也還是群臣說了算。所以明代士人的參與感滿血，對皇帝，對同工，都熱情地無時不加以批評指正。這種滿溢的熱情難免也要化為荷爾蒙，時時體現出來。

明遺民的后代終于不免要出仕了，妥協注定是要背棄先烈遺志的。皇帝終于不那么昏庸了，不像嘉靖似的想升仙，天天在西內禱祝齋醮。也沒有萬歷那樣的，幾十年不上朝。但強大的帝王似乎一下子讓中二少年長成了猥瑣大叔，他們中規中矩，潛心學問的莫談國是，醉心官場的就只有談如何貨利了。皇帝是批評不得了，未免少了很多樂趣。陸隴其也在日記中羨慕唐人寫詩不用避忌，說：“唐人歌詩，其于先世及當時事直辭詠寄，略無避隱。至宮禁嬖昵非外間所應知者，皆反復極言，而上之人亦不以為罪。”

清代士人的不談聲色，也許是強大的皇帝壓抑得他們荷爾蒙也分泌少了，以致沒興趣說那些少年輕狂的事。但也有另一種可能，那便是大叔們只敢做偽君子，卻不敢做真小人了。雖然談聲色也算不上小人，最近連陳老師都出來喊冤說：好虛偽啊，我只不過把荷爾蒙上色做了點標記而已，你們卻非得說關在門內的荷爾蒙好。張愛玲比喻人生是華麗的袍子上爬滿虱子，那么清代的猥瑣大叔們，可能是怕他們的荷爾蒙成了純潔神圣帝國這面毯子上的污點，而被圣明的君主抓了現行，所以只好閉口不談。

在熱銷的《權力的毛細管作用》一書中，王汎森先生借用福柯的權力理論，說明權力無所不在的滲透。書里主要舉著作書寫與刻書、刊行等環節里，士人們自我規訓的心理與表現。而陸隴其日記中所記的這一則，則為我們提供了權力滲透下私生活的樣態。

（本文載于4月3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文章原題《聲色優于貨利》，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