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正式頒布了書院改學堂的諭令，要求將全國各地的書院分別改為大中小學堂。書院改制甫二十年，有識之士如蔡元培、胡適及毛澤東等都以自己的親身體驗，由現(xiàn)代學校的短處，反觀傳統(tǒng)書院的長處。

今天是書院被廢止的120年紀念日。有感于這段歷史，本文作者以《八百多年前，兩個青年學者的高峰論壇》為題，從朱張會講談書院曾經(jīng)的歷史。

（一）

從湘江東岸遠眺橘子洲和西岸的岳麓山。作者供圖

湘江自南而來，一路北上，奠定了長沙古城的地理格局：南北長，東西窄。隔江有高地，可俯瞰城池，那便是河西的岳麓山。

二十多年前，河東還是城里，典型的鬧市；河西近乎郊區(qū)，菜地魚塘密布。河東到河西，咯里到那里，古城的煙火氣，并不因為一江之隔而兩樣。最可貴的，是山水洲城之間千古氤氳的文氣，和隱伏其中清奇絕倫的文脈。

這條文脈東西縱貫，宛若潛龍，從河東的妙高峰橫穿湘江，昂首直上岳麓山。如今，江堤兩岸各樹牌坊一道，河東鐫名“文津”，河西刻書“道岸”。牌坊身后的延長線上，便是長沙文脈最重要的標志——城南書院和岳麓書院，前者近860年，后者逾1044年。這對同城輝映的“雙子座”，不僅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留下了深長的印記，更為殊絕的是，從這里走出的學子，影響了近代中國超過百年的大走向，也型塑了湖湘文化在中國的獨特氣質。

在1972年長沙第一座跨江大橋——橘子洲大橋（原名湘江大橋）尚未通航前，有古渡連接著這兩座古老的書院，名曰朱張渡，紀念的是八百多年前學術大咖朱熹與張栻的一場曠世對話。千百年間，書生士子就是由此登舟，穿梭于兩岸，扺掌切磋，如琢如磨，弦歌吟詠，瑯瑯哦哦。

岳麓書院創(chuàng)建于北宋開寶九年，迄今已1045年歷史。作者供圖

從河西“道岸”牌坊西行一公里，過自卑亭、東方紅廣場，兩三百米處的山腳下，便是千年學府岳麓書院。這里既是外地游客必看的著名五A景區(qū)，又屬湖南大學旗下的人文重鎮(zhèn)，集旅游、文博、本碩博教學、人文科研于一體，被公認為中國獨一無二的千年書院“活化石”。算起來，它比意大利最老的博洛尼亞大學還早近百年，比英國的牛津大學還年長近兩百歲。

書院依山而筑，坐西朝東，中軸線以教學齋、半學齋、講堂、藏書樓為主體建筑，北側是文廟，三進院落；南側為中國書院博物館。自前門步入，迎面第一個景點，是座高臺，名曰赫曦臺。在沒有高樓的漫長歲月，這里是欣賞長沙城第一縷晨曦的觀景勝地。“風氣綠洲吹浪去，雨從青野上山來”，江對岸的朝陽，裊裊升起的萬家煙火，可一覽無余。赫曦臺的正對面，便是岳麓書院的大門和那副著名的對聯(lián)：惟楚有材，于斯為盛。

穿過大門二門，就到了岳麓書院最核心的講學場所——大講堂。正廳檐下有巨匾一方，上書“實事求是”四字，廳中央橫梁上，高懸康熙賜匾“學達性天”和乾隆賜匾“道南正脈”。兩側廳壁與前廊墻上，嵌有“忠”“孝”“廉”“節(jié)”和“整”“齊”“嚴”“肅”八塊楷書刻碑，分別為南宋大儒朱熹和清乾隆時期岳麓書院山長歐陽正煥所書。

中堂為一座一米左右高的大講臺，上設兩把座椅。正壁有一塊長方白底大雕屏，顏體楷書，刻著南宋大儒張栻于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撰寫的《岳麓書院記》，題寫者為現(xiàn)代傳奇女性、書法大家周昭怡。這兩把座椅，紀念的正是南宋大儒朱熹與張栻同臺講學的佳話，后世稱為“朱張會講”。

歷史總是伏脈千里。誰曾想到，當年這兩個三十來歲的異鄉(xiāng)人，竟為湖湘大地種下如此遒勁的種子，生生蕃息，拔地參天，終成震古爍今之勢。

岳麓書院的大講堂上設有兩把木椅，紀念800多年的朱張會講。作者供圖

（二）

南宋孝宗乾道三年，也就是公元1167年，九月八日這天，一個福建人從湘江碼頭登岸。他的到來，很快就成了潭州城（即長沙）的大新聞。

此人便是三十八歲的朱熹。

隨從他千里迢迢而來的，還有兩個門生，一個叫范伯崇，另一個叫林擇之。此番專程前來，是為了拜訪前右相張浚的大公子，三十五歲的岳麓書院主教張栻。

接下來兩個多月，朱張二人的聚會，將把岳麓書院推向高光時刻。

張栻，字勁夫，號南軒，漢州綿竹人，抗金名相張浚的長子。宋高宗紹興八年（1138年），張浚被罷免右相之職，時年六歲的張栻，隨父遷居謫所永州。此后數(shù)年，父親的仕途大起大落。十四歲時，張栻隨父親謫居連州，十八至二十八歲時又遷回永州。

南渡之后念念不忘光復中原的父親，從政生涯如過山車般跌宕，命運總是與宋金兩國的局勢以及朝廷戰(zhàn)和兩派的權斗緊緊連在一起。所幸的是，跟隨他四處輾轉的張栻，卻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自發(fā)蒙起，張栻一直跟著父親修習儒學、易理，求學之路迥別于傳統(tǒng)科途。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二十九歲的張栻慕名趕到衡山，拜入理學大儒胡宏胡五峰先生的門下，研修二程之學。可惜時間很短，五峰先生就去世了。

也正是這一年，父親張浚被朝廷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即長沙）。當時長沙城南門外有妙高峰，與岳麓山隔江而望，景色宜人。張氏父子在此建亭臺，修水榭，筑起一座蔚然可觀的私家園林，作為讀書治學之所，匾額“城南書院”系張浚手書。四年后，這里成了張栻正式授徒講學之所。

應該說，城南書院一開始只是個私家書院。考諸張栻及其友朋酬和詩文，不難發(fā)現(xiàn)，這里是張栻講學會友、傳道濟民的起點。張栻為城南書院寫過很多詩，如《題城南書院三十四詠》、《城南雜詠二十首》等，頗似今人發(fā)朋友圈，他“曬”過麗澤堂、書樓、蒙軒、卷云亭、月榭、聽雨舫、納湖、琮琤谷、采菱舟、南阜等“城南十景”，還有很多聽名字就特別風雅的景致，比如船齋、東渚、蘭澗、柳堤、梅堤、山齋、石瀨、西嶼、詠歸橋、濯清亭等等，足見當日園林之勝。

而湘江對岸的岳麓書院，彼時又是何等光景呢？

據(jù)張栻所撰《岳麓書院記》： “自紹興辛亥更兵革灰燼，什一僅存，間有留意，則不過襲陋仍弊，而又重以撤廢，鞠為荒榛，過者嘆息。”也就是說，張栻創(chuàng)建城南書院之時，曾經(jīng)聞名天下的岳麓書院卻因慘遭破壞，三十年猶未恢復。

宋高宗紹興元年是辛亥年，即公元1131年，監(jiān)察御史韓璜在奏折中這樣描述湖南的慘狀及其原因：

“自江西至湖南，無問郡縣與村落，極目灰燼，所至殘破，十室九空。詢其所以，皆緣金人未到而潰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襲逐之師繼至。官兵盜賊，劫掠一同，城市鄉(xiāng)村，搜索殆遍。盜賊既退，瘡痍未蘇，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刻剝；兵將所過縱暴而唯事誅求，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絕如系。”

可以說，這是岳麓書院正式建院150多年來的第一場大劫。

現(xiàn)存文獻記載，岳麓書院最早可追溯至唐末五代的戰(zhàn)亂之際，創(chuàng)始者系兩位僧人，其一為長沙麓山寺景岑禪師的弟子智璇，另一位名號不詳，他們因推崇儒者之道，割地建屋，購書辦學，以供士人讀書修習。岳麓書院的正式誕生，是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主持，在僧人辦學的基礎上擴建為書院。二十六年后，又經(jīng)潭州太守李允則擴建并增設學田，岳麓書院形成了集講學、藏書、祭祀于一體的基本規(guī)制，這在當時全國書院中都屬比較早的。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岳麓書院史志記載的第一位山長——湘陰人周式掌教書院，辦學規(guī)模迅速擴展。短短三年，學子多達數(shù)百人。周式也因辦學成績卓著而風聞天下，得到宋真宗的召見和嘉獎。除了內府書籍，真宗還賜以手書“岳麓書院”匾額一方（今天岳麓書院所用書體，即真宗之手跡）。

當時的長沙有“三學”，從低到高依次為潭州州學、湘西書院、岳麓書院，學子通過考試依次升遷，也就是說，岳麓書院是當時湖南一帶的最高學府。在蓬勃興起的北宋書院中，號稱天下“四大書院”的版本眾多，比如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睢陽（應天府）書院、茅山書院、徂徠書院、石鼓書院等等，盡管眾說不一，唯有岳麓為諸家共推，足見其影響之巨。

歷史留給張栻一個殊勝機緣。

乾道元年（1165年），也就是他創(chuàng)建城南書院后的第四個年頭，湖南安撫使劉珙主政潭州，響應湘人請愿，動工重修岳麓書院，不到一年，工程即告大成。隨后，劉珙禮請張栻主持書院教事。

今天，游客在岳麓書院講堂最醒目之處看到的《岳麓書院記》，就是張栻于書院修復之后寫的。他不僅記錄了書院的前世今生，還從求學目標到治學心法，為書院學子設計了一套“基本大綱”。張栻說，書院既不是讀書人群居扯淡之地，也不是為了栽培科舉利祿之徒，更不是為了學習言語文辭之華巧（豈特使子群居佚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亦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辭之工而已乎？），最最重要的是，“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濟斯民也”。

這句話，不論在亂世還是平承年代，都如雷霆震耳，對何謂學校、何謂教育、何以成為真正的知識人，無疑是一記棒喝。八百多年后回想起來，從這座書院走出的湖湘豪杰俊士，哪個沒受過斯人斯語的影響呢？

朱熹張栻會講的塑像。作者供圖

（三）

讓我們把鏡頭再拉回到乾道三年（1167年）的九月。

從福建崇安千里趕來的朱熹，比張栻大三歲，此時的名氣已經(jīng)很大。從理學的衣缽傳承來看，湖湘張栻與福建朱熹，均為“二程”（程顥、程頤）四傳弟子中的翹楚，張的老師是五峰先生胡宏，朱的老師是延平先生李侗，皆為一代名儒。兩大高手要當面切磋，自然是頭條刷屏的大新聞。消息傳開，遠近學子聞風而動。

事實上這并非兩人頭一回見面。早在四年前，即宋孝宗隆興元年的冬天，他們就已在都城臨安相識定交。當時張栻的父親還是堂堂的魏國公、右相兼樞密使，張栻本人也很受孝宗器重；而朱熹，還只是個被特招入朝應對的泉州同安縣主簿。 有意思的是，這次見面談得十分投機，他們更關心的，是北伐抗金的國家大事。

第二年，朱張再次會面，卻在悲戚之際。由于北伐失利，張浚被免職，遷謫途中在江西余干去世。張栻護送靈柩回潭州，舟行至豫章（今南昌）時，朱熹千里趕到，登船哭祭，并與張栻同舟長談了三日。這次交談，張栻向朱熹介紹了老師胡宏的學術，并將老師的著作《知言》送給朱熹。朱熹后來在給朋友的信中描述這次見面：“九月廿日至豫章，及魏公之舟而哭之。云亡之嘆，豈特吾人共之，海內有識之所同也。自豫章送之豐城，舟中與欽夫得三日之款。其名質甚敏，學問甚正，若充養(yǎng)不置，何可量也。”

如今在長沙的第三次見面，更加純粹，更加成熟，也更盡興。一場響徹千古的高峰對話，中國儒學史上著名的“朱張會講”，徐徐拉開了大幕。

在接下來的兩個月里，朱張二人往來于湘江兩岸，講學于岳麓書院與城南書院。面對擠得水泄不通的學生，他們聯(lián)袂登臺，輪番主講，彼此辯難。可是，他們的講課形式與如今的公共講座有什么區(qū)別？觀眾太多講課聲音如何照顧全場？擁擠的學子如何做筆記？這些細節(jié)場景我們不得而知，但史料從一個側面記錄了當時的盛況：“學徒千余，輿馬之眾至飲池水立涸，一時有瀟湘洙泗之目焉。”也就是說，從四方趕來聽講的學子上千人，他們的馬兒竟將岳麓書院門前池塘的水都喝光了。

學術對話，是朱張會講最重要的部分。作為閩學與湖湘學的兩大代表，他們相與辨析的，既有心、性、理、氣等理學重要概念，還包括太極、仁、《論語》、《中庸》、《孟子》以及胡宏的《知言》。比如理學開山鼻祖周敦頤的太極理論，“太極”與“性”到底是什么關系？又比如孔孟論“仁”究竟如何詮釋？還比如《中庸》開頭到“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張栻的老師胡宏在《知言》中說“性為未發(fā)，心為已發(fā)”，到底如何理解？諸如此類，在很多問題上朱熹與張栻既有意見相合的，也有分歧很大的，需要通過這次會友講學來討論。爭論有時非常之劇烈，據(jù)同行的朱熹門生范崇伯記錄：“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

但是，朱熹仍然自感收獲很大，對深得胡宏真?zhèn)鞯膹垨虼蠹淤澷p。在來長沙半月后寫給友人曹晉叔的信里，朱熹這樣評價張栻：“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嘆服。”

這種惺惺相惜的欽佩，并非一時的客套話。此后很長時間，二人一直保持著書信與詩文交流，朱熹很懷念這次酣暢的切磋，曾有詩這樣寫道：“憶昔秋風里，尋盟湘水傍。勝游朝挽袂，妙語夜連床。別去多遺恨,歸來識大方。惟應微密處,猶欲細商量。” 他還不吝這樣贊揚張栻的學問精進：“敬夫所見超詣卓然，非所可及”。如果比較八年后朱熹與陸九淵兄弟在“鵝湖之會”上的不歡而散，我們就不難理解他對張栻的這種親近了。

朱張會講，為書院自由講學開創(chuàng)了全新的風氣，也加強了湘閩學派之間的交流互鑒，促進了理學的發(fā)展，不僅是岳麓書院歷史上的一大盛事，也成就了中國思想史上的不朽佳話。

這兩個多月里，兩位哲人的友情也在切磋問難之間愈加深厚。他們泛舟湘水之上，同陟岳麓之巔，冒雪登臨南岳。“茅檐舉杯酒，旅榻誦新詩”，他們一路吟哦，擊節(jié)砥礪，留下許多格致高遠的詩篇。

泛舟長沙渚，振策湘山岑。

煙云渺變化，宇宙窮高深。

懷古壯士志，憂時君子心。

寄言塵中客，莽蒼誰能尋。

八百多年后，岳麓書院的赫曦臺上，朱張靈魂對話的聯(lián)句，依然向游客訴說著得一知己的快慰酣暢。

御書樓前的連廊上，同游南岳后朱熹贈別張栻的兩首長詩，依然鼓蕩著萋萋別情與浩然真氣：

我行二千里，訪子南山陰。

不憂天風寒，況憚湘水深。

辭家仲秋旦，稅駕九月初。

問此為何時？嚴冬歲云徂。

勞君步玉趾，送我登南山。

南山高不極，雪深路漫漫。

泥行復幾程，今夕宿櫧洲。

明當分背去，惆悵不得留。

誦君贈我詩，三嘆增綢繆。

厚意不敢忘，為君商聲謳。

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

始知太極蘊，要渺難名論。

謂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

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

萬化自此流，千圣同茲源。

曠然遠莫御，惕若初不煩。

云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

涓涓始欲達，已被橫流吞。

豈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

勉哉共無斁，此語期相敦。

朱張會講兩年后，朱熹的母親去世，他開始了長達六載的著述。而張栻也因劉珙薦舉，先后主政撫州、嚴州，進而入朝擔任侍講和部司員外郎，被孝宗多次召見。乾道七年（1171年），三十九歲的張栻被權臣排斥，出知袁州（今江西宜春），當年冬天退居長沙。次年岳麓書院在劉珙主持下再次整修，張栻又重啟舊業(yè)，往來于湘江兩岸，主持岳麓和城南書院的教務。直到三年后奉詔再度出仕，先后主政靜江府（今廣西桂林）和江陵府（今湖北江陵）。

淳熙七年（1180）二月，四十八歲的張栻英年早逝，歸葬于寧鄉(xiāng)溈山之下，與父親張浚相伴。

朱熹得到消息后慟哭不已，在寫給呂祖謙的信中，他說：“欽夫竟不起疾，極可痛傷。荊州之訃，前書想已奉閱。兩月來，每一念及之，輒為之泫然。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酸噎。”對他來說，世間還有如此同調的知音嗎？

“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后來，張栻的弟弟張杓請朱熹為兄寫碑銘時這樣說。

朱熹的仕途，也一直與書院交織不斷，甚至，他的政績遠不及辦書院的功績顯赫。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赴江西知南康軍，主要任務是抗旱救荒。而他最大的貢獻，卻是在一片廢墟上重建了白鹿洞書院。他不僅親自掌教，延請名師，充實書籍，置辦學田，還請孝宗皇帝賜額賜書。著名的《白鹿洞書院教規(guī)》，就是他親自訂立，成為此后七百年中國書院的辦學圭臬。

張栻去世十四年后，也就是宋光宗紹熙五年（1194年），湖南瑤民起義。六十四歲的朱熹受命主政潭州，兼荊湖南路安撫使。戢亂之余，他大興文教，對岳麓書院進行再次改擴建，添置學田，請賜御書，整頓院務，還親自講學。而影響最大的，是他將白鹿洞書院的規(guī)程移植過來，為岳麓書院設計了第一份正式學規(guī)，制度體系涵蓋了教育方針、教學方法、修身治學準則、作息行為規(guī)范等等。他力矯聲名利祿之弊，強調修身處世接物之要，務求講明義理，注重自學，獨立思考，問難論辯，學思并重，知行統(tǒng)一。這就是中國教育史上著名的 “朱子書院教條”。

城南書院圖，出自清·余正煥《城南書院志》卷二

（四）

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岳麓書院因為張栻與朱熹的靈魂澆注，從辦學規(guī)模、學術高度到士子成就、社會影響，步入了全盛時期，與白鹿洞書院，象山書院，麗澤書院，比肩而稱南宋“四大書院”，以學術高地享譽于天下。湖湘一脈的文運，也因為朱張二人的合璧而氣象廓開。

他們的朋友圈里，有楊萬里、范成大、張孝祥、呂祖謙、陸九淵、胡寅等名士賢儒的身影；他們的繼踵者中，更有真德秀、吳澄、李東陽、王陽明、王夫之、王文清、歐陽正煥、羅典、陶澍、歐陽厚均、賀長齡、賀熙齡、魏源、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胡林翼、劉坤一、唐才常、熊希齡、黃興、楊昌濟、范源濂等等。

湖湘，這方曾讓屈原、賈誼、王昌齡、杜甫、劉禹錫、柳宗元傷心失意的清絕之地，經(jīng)書院千年之弦歌陶冶，禮門義路，浩然巍然。八百多年來，文脈深廣，文氣縱橫，文運昌明，傳道濟民、經(jīng)世致用的思想，深深植于湖湘學派乃至后世湖湘學子的氣質當中。晚清中國，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湖湘士子如井噴潮涌，代不乏人，在近代舞臺上大放異彩。他們中的多數(shù)精英，都是從岳麓與城南兩大書院走出來的。

而今人們談起湖湘文脈，總會首先想到岳麓書院。是的，無論從辦學時間、辦學成就與社會影響，還是從它在歷朝的教育、學術、文化、政治地位上看，岳麓書院當仁不讓是這條文脈的龍頭。但也不要忘了，一江之隔的對岸，還有一座古老的書院叫城南，盡管它的命運更為多舛。

雖然在誕生之初，城南書院因創(chuàng)始人張栻而一鳴驚人，但也隨著張栻的早殞而很快荒廢，元代淪為僧寺，明嘉靖萬歷朝偶修而旋廢。清軍入關近百年，城南書院才重煥生機。雍正年間，城南書院與岳麓書院一道，被列為官方重點扶植的兩大省會書院。不過，其地址也一度變化，乾隆十年（1745年）重建于天心閣下的都正街，道光二年（1822年）才遷回妙高峰。

站在妙高峰一帶的鋼筋水泥叢林里，我們今天根本無法想象，這里曾是山巒連綿，重湖疊巘，出門撐一篙就可順流入湘江。我們更難以想象，八百多年前張栻天天寓目沉醉的到底是何等風景？甚至，連一百年前的風景都已難想象。據(jù)清道光年間《城南書院志》所載，當時的城南書院，有“山麓環(huán)拱，帶水縈回”，自東北向西南，山勢迤邐蜿蜒約五六里，山下有“老龍?zhí)端慌赏粞螅S龍由峰后灣環(huán)纏互繞大椿橋出大河”，“合襟山回水聚，堂局寬舒秀麗，信非全省書院不足以當之也”。

山龍水脈，九宮八門，終須以人合德，人才是最重要的風水。人可以平山填湖，翻江倒海；人也可以拯時濟世，立地頂天。回望長沙兩大古書院的悠悠往事，遙想朱張意氣，船山燭火，曾左烈業(yè)，毛蔡風神，哪一道風景不是人？上世紀初，在學制改革和歐風美雨交互作用下，岳麓書院與城南書院脫胎轉型，一個整合而成湖南大學，另一個再造而生湖南省立第一師范。

如今，兩邊的校園里，各立有一尊宋儒衣冠的漢白玉石像，紀念的是同一個人——張栻。他的樣子，仿佛還在低吟當年的詩：層層叢綠間，愛彼松柏姿。青青初不改，似與幽人期。

靜立于書院一隅的張栻，若有所思，欲有所言。作者供圖

作者簡介：柳理，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國學研究與傳播中心客座研究員，深圳大學中國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造轉化研究所兼職研究員，鳳凰網(wǎng)國學頻道創(chuàng)始人。

【注】本文脫稿于2020年5月10日，主要參考鄧洪波《中國書院史》，朱漢民《岳麓書院》、《書院精神與儒家教育》，陳代湘《湖湘學案》、《朱熹與張栻的學術交往與相互影響》，湖湘文庫《城南書院志校經(jīng)書院志略》等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