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索不達米亞文字起源的問題：蘇美爾語還是其他？

關于兩河流域先民對文字起源的設想，我們可以見到零星記載。已知的兩宗，我在此一并引用。

一宗來自那個時代的末期，可能只是個希臘傳說。貝洛索斯在公元前3世紀，向希臘國王安條克一世獻書，該書用希臘文寫就，題為《巴比倫尼亞志》。

在談及其國家之傳統時，他(貝羅索斯)說，文字是在創世之初，人首魚身的歐阿涅斯賦予人類的基本品質之一。當人類仍然像動物一樣生活時，歐阿涅斯現身于波斯灣，不為別的，專為教會人們書寫與計數的本領以及各類知識。也就是說，在這一有關文字起源的記載里，文字是神明賜予的禮物，人類自身不可能創造出來。

另一宗出自一首蘇美爾史詩，大約寫作于公元前3000年，但看起來似乎過于簡單。

蘇美爾史詩《恩美卡與阿拉塔之王》將文字書寫的發明歸功于一人，即恩美卡。烏魯克的古代國王恩美卡試圖從相隔重山的伊朗富饒之區阿拉塔獲得必要的建筑原材料，但阿拉塔的統治者以謎語的形式向國王恩美卡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國王恩美卡一一回應了這些要求，信使往來奔波于兩位國王之間，終因所要傳達口信之復雜，而力不從心：

信使的嘴過于沉重，以至于不能復述國王之言，

庫拉巴之王(即恩美卡)揉了些黏土，寫字于其上，就像寫于一塊版。

在此日之前，從未有人在黏土上寫字；

但，當那一日的太陽升起，一切已然不同！

當庫拉巴之王于(泥)版上寫下文字，一切已然不同！也就是說，文字書寫是城邦間貿易往來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其發明文字書寫的方式：“口述的語詞”被“置”于黏土上。也就是說，文字書寫就是將口頭表述固定在承載物上。

文字的誕生，一般被看成逐漸演化的過程。而在兩河流域先民看來，文字書寫的出現是一個突然而且根本的飛躍，從一開始就構成一個完整的系統。

最早的泥板文字記錄的是蘇美爾語還是其他語言？關于這一問題，學者們仍在爭論。事實是，今天沒有人能看懂最早的美索不達米亞文獻。

有一些學者認為它們記錄的是所謂的“原始幼發拉底語(proto-Euphratean)”。“原始幼發拉底語”是蘭斯伯格(B.Landsberger)的假設，借以解釋以下事實：那些最古老的城邦名稱無法用阿卡德語或蘇美爾語來解釋。所以蘭斯伯格提出，這些地名可能是更早先民語言的遺存。

另有一些學者認為這種文字是那一時期任何語種的人都能讀懂的，而不只限于蘇美爾語；也就是說，這是當時的一種通行文字，只是其密碼現在已經失落。

事實上至關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明白，在公元前四千紀末至公元前三千紀初的近東，蘇美爾文字并非獨一無二。也就是說，我們還必須考慮到其他許多語言甚至文字。比如說我們今天所稱的原始埃蘭文字(proto-Elamite)，這是另一種難以理解的文字；在楔形文字流行之前，這種文字曾在伊朗地區使用，可能記錄的既不是埃蘭語，也不是蘇美爾語。所以完全可能是蘇美爾人繼承了一個古老的文字系統，再加以改造，用以記錄他們自己的語言。

不過多數學者認為，最早的泥板文字是用一種古老的文字系統，而其背后的語言就是蘇美爾語。

楔形文字的樣子與圖畫沒有任何聯系，這是楔形文字有別于古埃及象形文字最主要的一點。接下來我們談談楔形文字的演變大概。

最早的泥板文字不僅寫在泥板上，還寫于石頭上。最早的文字符號就是圖畫。后來，這些圖形符號只刻寫于泥板上，于是在泥板上呈現為楔形。

在最初的蘇美爾文字系統中，文字純粹是概念符號，有多種含義，當然也就有多種讀音。例如，楔形文字中的“SAG”(“頭”)，當你在該符號中添加一些刻痕，就只指嘴部，意思可以是“口”(KA)，可以是“齒”(Zú)，可以是“鼻”(KIR4)，可以是“詞”(INIM)，可以是“說”(DUG4)，還可以是“哭”(Gù)。這種現象，我們今天稱之為“符號的多音性”(the polyphony of the signs)。

說阿卡德語的人在所有這些不同的發音中做了一個選擇，他們決定，在他們的文字系統中，這個特殊符號(“SAG”加上指示刻痕)的音值為“KA”；當然，用作表意字時除外。

開始的時候，字符被寫在方框里，方框依字符串的形狀而定。字符在方框里的位置，并不是依照語音讀寫的順序。因此，第一個改進，是依據語音讀寫的順序書寫。接著，楔形文字符號便發生了90度的旋轉。但在慣于擬古的碑文刻石中，古老的文字書寫方式(即，未發生旋轉的寫法)仍然存在了很長時間，例如著名的《漢謨拉比法典》(公元前18世紀早期)。

一個有意思的問題是，楔形文字符號曾發生90度的旋轉。

隨著時間的流逝，在方框內書寫的方式漸趨消失，楔形文字開始“沿著一條線”書寫。這一轉變大約發生于公元前三千紀中期。

結果就是，楔形文字中早期圖形符號的消失。楔形文字的樣子與圖畫就沒有任何聯系了。這是楔形文字有別于古埃及象形文字最主要的一點。

當然，如果你知道某個楔形文字歷史，你就可以知道它的演變過程。但是你卻無法懸揣某個楔形文字的原始形式。比如字符HA：KU5：魚(FISH orPES)：魚卵(FISH -EGGS)：懷孕(PREGNANCY)。

楔形文字的載體是黏土。在兩河流域文明中，正是黏土作為書寫材料的特殊性，造成了將符號契刻在柔軟泥板上的楔形文字書寫的獨特外觀。與紙草和皮革不同，黏土是一種廉價的原生材料，不過在其制作過程中也經過了一些特殊的處理，以免干裂。在拜利赫河流域(Balih Valley或Balikh Valley)的哈馬姆—圖克曼(Hammam et -Turkman)曾發掘出一間制作泥板的作坊。該作坊是一個環形的凹地，約有20英寸(50厘米)深，汲井以供水。有一個長方形的空間與之相鄰，人們在那里發現了經過澄清的黏土，其上的指紋和揉捏痕跡仍清晰可見。

使用黏土作為書寫載體有好處也有諸多局限。第一個局限便是板面，書寫者必須提前估算出所需板面的大小。有理由推測，在所有情況下，很可能書寫者本人摶制泥板，然后刻寫，當然事實上也可能需要助手幫忙。另一個根本性的局限在于黏土自身的特性。一旦開始刻寫，黏土便會迅速變干，之后幾乎沒有任何修改的可能。也就是說，泥板文書都是一次寫成的。在那些較大的泥板文書上，結尾部分的字跡會有所不同。有時候在泥板開始變干的時候會添加文字。它們非常容易被辨認出來，因為這些部分往往被刻得較淺。

泥板必須有一定的厚度，以免碎裂，而且隨著板面的增大，其厚度也得同比例加厚。泥板的形狀存在較大差異。如泥板的邊角有些是相對平滑的圓角，有些則是較為鋒利的尖角。一般來說，泥板文書的正面是近乎平整的，而反面則有一定的弧度。

圓形泥板通常用于學校練習；正方形泥板十分罕見。相比之下，長方形泥板則要常見得多：上面的字行通常與較短的邊平行。從正面寫至反面時，通常是將底部翻到頂部(不是像人們翻紙葉那樣從右向左)。結果就是，書寫者可以利用泥板的頂部、底部或者左邊。當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根據文本種類的不同，人們刻寫泥板時也會有種種不同的慣例。

正常情況下，泥板文書不會被烤制?？局频墓ば蚨鄶蛋l生于需要保存圖書館資料庫中的某些特定的副本時。我們今天所見的多數泥板文書都是被烤過的，這是因為貯存它們的建筑物被火焚毀了，并非有意烤制。

由于正常情況下的泥板未被烤制過，過時的泥板可以弄濕重新使用。這樣的情況主要發生于學校及政府檔案館。書寫者們積累起一定數量的泥板文書后，可以每天循環利用刻寫過的小泥板的黏土。所以檔案泥板總是不斷“自毀”，直到定格于其存在的最后面貌。

書信則自成一格，因為它們本來就是可長可短的文本。在公元前1000年的亞述，根據所載信息的不同，有兩種不同格式的書信并存于世。真正的書信是平行于泥板的短邊書寫，收件人、發件人的姓名以及依照慣例的稱呼問候都被置于泥板的頂部。相反，記錄報告類的文書-u’iltu則平行于泥板的長邊書寫，而且沒有致敬稱呼，其作者的名字僅僅出現在文章末尾。

已經被證實的是，當時的書信是有信封的。一旦泥板文書完全干燥，書寫者就會用一層薄薄的粘土將其覆蓋(其厚度約為1/8英寸或0.2厘米)。信封用于兩類不同的文本：書信和契約。當被用于書信時，信封的作用顯然是為了保證其內容的私密性。信封上只會出現收件人的名字，當收件人獲悉后即予拆毀。信封也可加蓋發信人的印章以便核實。其他時代的契約文書，也可見覆以信封者。信封上有時只出現契約文書的概要，但通常書寫者會在上面重抄整篇文書。其后，如果信封受損或者有人懷疑文書內容已被篡改，審判者只須敲碎外層的包裹物便能獲得其內部的原始文本。信封的表面積比泥板文書大，從而可以在左邊留下空白處以加蓋印章。

泥板文書的外觀亦值得一說。大的泥板有時分欄刻寫。正面，自左欄向右欄；反面，自右欄向左欄。一般不會跨行連寫：書吏不僅在一行結束前寫完一個詞，而且還努力留足欄間距。如果一個句子過長，書吏會用到縮進。當然，書信一類的泥板文書就會寫得隨意一些。

楔形文字書寫體式的變革一般都是在當局的推動下進行的。例如，在納拉姆辛 (Naram-Sin)統治下的阿卡德帝國(公元前24世紀至公元前23世紀)，中央政府便發布了通行全國的統一書寫規范。因此，地方檔案顯示出同時并存的兩種簿記泥板：內部使用的文書仍遵循舊例刻寫，而那些上呈帝國督查的則符合新標準。

第二次變革發生在公元前19世紀末的馬里王國，原先被稱為“shakkanakku”(“總督”)體式的泥板文書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更為“現代”的體式，來自鄰國埃什努那(Eshnunna)的書寫習慣。我們擁有楔形文字史上極為罕見的一件公文——按照舊體式寫完之后，又按照新體式抄了一遍。通過比較可以發現，變化同時表現在泥板的形制、符號的排列組合方式、音節符號以及對日期的標識等方面。

楔形文字的書寫，最重要的不是寫什么，而是要讓他人能夠看懂寫的是什么。因此，書寫者的任務不是照錄某人的言詞，而是要寫作出易讀的文本。這就是為什么兩河流域的書吏常被比作今天的代寫書信者，在書寫前要將其組織成簡短而又富有意義的書信。所以，所寫的文本大多是一些套話，并且按常規方式加以編纂，以便讀解。若非如此，有時候文本就會很難理解。

我們對書寫者的地位仍然知之甚少。一般說來，書寫者被認為是一種工匠。但有一些人物，比如某些國王的記室，他們閱讀寫給朝廷的信，并且起草國王發出的函件。

提及書寫者的，大多是在契約文書中：契約最后的見證人往往由編纂文本的書寫員擔任。但我們仍無法獲知這些書寫者被支付薪酬的具體方式。我們只能推斷，那些需要持有泥板文書以證明其權益的人向書寫者支付了報酬。

相比于這些“牙行經濟”(notaries)，傳統在學校教師的心目中要重得多得多。結果就形成了這樣一種吊詭的局面：公元前一千紀時，學徒寫工仍在按照公元前兩千紀前半葉尼普爾城使用的書寫體式抄寫，而這些早已不見于同時期的契約文書。

［讓-馬里·杜朗(Jean Marie Durand)教授是法蘭西學院院士、法蘭西公學院教授、法國亞洲學會副主席、《亞洲學刊》主編，也是國際著名的亞述學家，本文是他在復旦大學所作連續講座“兩河流域古文獻學四講”的第三講。該連續講座由復旦大學外事處、《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主辦，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承辦。本文原載《文匯學人》2016年3月25日，原題《楔形文字：從圖畫到楔形》，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