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正步入春天，四處可聞鳥啼，但這本該明媚的三月時辰對于一些家庭來說無疑是凜冬。一名就讀香港理工大學的20歲女生，3月14日被發現在將軍澳康盛花園寓所墮樓身亡。短短9日內這已是第7宗、更是連續3日學生跳樓輕生事件。而由去年9月開學后計算，本學年度至今已有多達23名學生自殺，輕言自殺之風嚴峻。本地關注團體“生命熱線”公布長期運作的“24小時預防自殺熱線”服務數據，發現本月5至13日所接收到的30個青少年求助來電中，有48.1%人有自殺念頭或計劃，比率較14/15年的22%有明顯上升。

香港青少年自殺突然形成潮流，引起了教育相關部門的極大關注，而社會上的不安情緒亦愈加增加，擔憂青少年社群中產生更加嚴重的模仿行為。

自殺在香港并不是新鮮事，因為經濟壓力、情感危機而燒炭、墜樓的案例，每隔一陣就會出現在各大報紙的頭版。雖然標題經常聳人聽聞，但在以生存壓力巨大而聞名的香港，稱不上是什么“大新聞”。然而如此頻密的青少年自殺現象確實少見而駭人。

社會救助與環境壓力

3月9日，當香港大學文學院學生在家中跳樓自殺后，香港大學學生事務處第一時間給所有學生群發了名為Help is at hand！（援手就在身邊） 的郵件，向學生咨詢心理狀況，并提供了諸如學校心理測試、心理醫生咨詢以及相關材料的索取手段等等。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主任葉兆輝教授亦在多種媒體環境下呼吁關注青少年精神狀況，給出一些輔助指南、禁忌以及基本的原理講解。各界媒體也在用不少篇幅對可能的讀者進行心理疏導。教育局強調鼓勵學校采取“三層支援模式”，分別由教師、輔導人員及專業支援人員，向有不同需要的學生提供不同程度的識別及支援。第一層支援主要依賴教師及早識別較脆弱的學生，并透過其教學、輔導和活動安排，加強對這些學生的支援；第二層支援的對象為小部分有危機而被轉介給學校輔導人員的學生，主要會由輔導人員作出危機評估并提供額外支援服務，例如個別和小組輔導；至于第三層支援，如個別學生的問題持續并需要專業評估或咨詢服務，教師可轉介學生至專業的支援人員，如學校的教育心理學家、臨床心理學家、家庭社工或精神科醫生作深入評估和治療。

然而在這些基本的應對之策產生效力之前，似乎并沒有什么手段緩和人們的焦慮和對教育局的憤怒。多位自殺的在學學生在遺書和生前最后對話中強調學習壓力過大，競爭殘酷，看不到希望。其中一位男同學是體育優異的特長生，然而文化課相對稍弱，自感在社會生存沒有希望，才走上輕生之路。而朝令夕改的教育局，則成為眾矢之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于3月8日發表聲明，批評教育局“后知后覺”，呼吁當局啟動應變機制、防止更多個案發生；各大專院校檢視輔導及情緒支援服務是否足夠；從“源頭減壓”，檢視包括TSA（全港性系統評估）對學生帶來的操練壓力；檢討現時教育制度過分側重學術及學業成績的弊病等。

香港大學錄取率僅20%，升學壓力巨大。

2009年香港教育制度三三四改革（注：香港中學教育在殖民地時期跟隨英國教育的制度，采取3年初中丶2年高中丶2年預科及3年大學的制度，即是“三二二三學制”，“三三四新學制”則為與內地接軌的3年初中、3年高中、4年大學）之后，原來的兩考定生死變為一考定生死，學生壓力陡增。香港高考的高難度常令專業人士咋舌，甚至許多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會向老師抱怨為何要學一些自己中學就學過的內容。而本世紀以來的多次初高中派位擇校制度的改革，多度被指責拉大學生之間的差距，制造教育不平等。學生派位制度造成打擊傳統精英名校（多由教會主辦）的效果，逐漸逼使名校轉為直資，收費大幅度增加，清貧子弟即便是讀書尖子亦只能在門外興嘆，令香港社會更加不公平。

香港教育問題由來已久，一方面社會觀念階層意識森嚴，認為“不上大學就什么都做不了”，對于金融證券等都市白領有一種優越向往；另一方面大學錄取率一貫偏低，常年維持在20%，中學生們面對很大壓力，真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在這樣的教育壓力下，大量的金錢和時間投入在教輔機構也就可以想見了，學生們幾乎需要一周七天，每天十幾小時地學習，自由支配時間大幅被扼殺。面對香港7萬多高中畢業生僅1.6萬個的大學名額的殘酷現狀，還需要每日應付高強度的學習，學生的心理壓力可想而知，甚至會有無望情緒在學生中蔓延。

即使入讀了大學，仍要面對學校名牌和專業優劣的排序，不同專業之間亦有階級意識。“在香港，只有做金融、醫生、律師、建筑師等專業人士可以慢慢往上層流動，學生覺得自己讀書不好，對前途感到無望，選擇自殺不無原因”，香港大學社會工作系畢業的淼淼如是向記者闡述。香港貧富差距逐年擴大，普通大學畢業生入職平均收入不升反降，而與之同時香港的房價卻上漲了125%。許多畢業生不得不面對畢業就失業的狀態，而生活成本亦高企，加之全球經濟疲軟，很容易產生對于現實的悲觀情緒。

在這樣的情況下，教育局很自然成了在明處的標靶，改“中五”制為“中六”制、大學三年制改四年制都成為重大口實。而教育局在自殺潮發生后宣稱半年才能出調查結果、督促心理狀態不佳者簽署不自殺協議書等等，都成為媒體和社群口誅筆伐的要點。但是，教育政策只在臺前，真正的指揮棒卻在民意背后的社會現實。中學生議會發言人黃泳其就表示，她強調大學生自殺并非不成熟，而是沒生存動力“向社會上層流動機會變少”。本月自殺的一位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在留給媒體的信件中直接表達了對香港社會現狀的不滿。

每日暫停十分鐘，聽聽少年心底夢

普通香港家長在繁重的工作后，常常擠不出十分鐘關心孩子。

在3月10日港大文學院學生輕生的事件中，事后發生的情形同樣駭人聽聞。當日該名學生當晚六點在住所跳樓，“事后，警方即刻通知其父母，但兩人工作在身，未能走開。直至晚上8時許，兩人才在幾名親友陪同下趕回”。也就是說，這位同學的父母是在已經知情的情況下，繼續工作了兩個小時。在此，似乎不能簡單推測為親子感情冷漠，巨大的工作壓力和缺乏人情味的雇傭關系也許才是主因。在這種情況下，父母尚脫不開身，那么平時里又有多少時間可以陪伴子女，紓解其心理困頓呢？

教育局高級專責教育主任（教育心理服務）劉穎賢日前透過《局中人語》提及近日學生自殺事件，她引述政府自1990年代沿用至今宣傳口號“每日暫停十分鐘，聽聽少年心底夢”，提醒家長放下工作和手機，與子女溝通。言下之意即是說，普通香港家長在繁重的工作后，常常擠不出十分鐘關心孩子，這種情況十分普遍。

有學生指出，自殺潮反映親子溝通出問題，“家長忽略子女心理健康，反而只顧出路”。教育評議會副主席何漢權也在節目指出，本港入大學率一成多，家長為升中子女選校時均關心其校畢業生入大學比率及是否英中，學校之間亦互相比較，學前教育、TSA、升中等都成為了層層關卡。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認為，現時中學太多課程，令師生沒空間和時間留白，值得反思，他呼吁家長不應只注重升學。

家長對于子女的壓力某種程度上是加諸家庭的社會壓力的間接反應。父母在香港這樣重階級重出身的資本社會中摸爬滾打，自然不希望子女受自己相同的苦，希望子女在相對簡單的校園生活中能夠力爭上游，在進入社會的長跑中搶得桿位，而他們自己拼命工作部分也是為了支持子女進一步讀書深造。“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期待放之四海而皆準，一些香港家長會幫助自己即將進入金融圈的子女置辦或者敦促其攢錢購買一塊勞力士手表，為的就是不給人看低，提升業務成功率（客戶會看業務員打扮，如較寒酸，則推斷為業績不佳）。就像香港電影《伊莎貝拉》里說的，“如果你沒一只勞力士，別人不是看不起你，是看不到你。”

然而子女畢竟不是成功學的機器人，在期待與理解之間總之有個微妙的平衡需要掌握。“成功”自然不只一種，在香港這個資本社會中，“成功”價值觀的單一也是親子溝通中一個重要的障礙，子女對于藝術和體育的興趣常常只能讓位于對學業的幫助。在香港，青少年學習西洋樂器是不變的潮流，然而這并不等同于對于藝術成就的追求，常常是中產階級家庭對于自我身份確認以及模仿的工具而已。

歷史終結處的青少年

香港老一輩的知識分子認為，這一代年輕人是菲傭帶大的一代。從小滿世界游玩，父母為他們做了相當多的積累，在香港歷史與國際地位最高點上認知自己的身份。他們面對香港經濟地位的滑坡，以及現實經濟狀況的動蕩時，心理上的落差可想而知。而這也容易形成對家庭，學校乃至社會的不滿，會有一些過激情緒與行為出現。而當這種情緒逐漸指向自身時，可能就會形成自殺的導火索。

香港人對于這一代年輕人態度是頗為尖刻的，常有言論認為他們是“廢青”，不思上進，玩物喪志。而香港年輕人對于這種指摘自然是委屈又不甘。在經濟繁榮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人對于自我價值的理解和追求與上一輩大異其趣，更傾向于生活體驗而非財富積累，電影、極限運動、攝影、cosplay等成為他們多元取向的表征。不同價值觀的沖突似乎難以彌合，“歷史終結”意識下對趣味的追尋，常被長輩視為不上進的表現。不獨香港，臺灣亦如此，企業家郭臺銘和作家李昂就曾抱怨過，現在臺灣的年輕人就只有開一家咖啡店和開一間面包房這樣的夢想。

誠然存在價值觀不被理解的委屈，但這些學生自身是否也有原因呢？在香港小學從事社工工作的Marrianne就坦言，現在的孩子受保護太過，心理承受能力較差。一旦被老師嚴厲批評，只要回家喊爸媽來學校投訴老師就可以了。而香港的學校性質又偏向服務業，一旦收到投訴，老師很可能卷鋪蓋走人。在這種情況下，老師也不敢對學生有什么批評，只能推行鼓勵教育。而挫折教育和自我調節能力培養的缺失，亦可能是這些學生在面對升學、就業等現實壓力時心理防線奔潰的原因之一。

此外，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表達了對有關的手機游戲鼓吹歪風帶出錯誤訊息的擔憂。葉教授所指該款跳樓手機游戲由一間阿根廷公司開發，于2011年初上架，被評為中度暴力，只適合12歲或以上人士使用，至今有100萬次下載，并先后推出多個版本。這款以跳樓為題材的手機游戲，模擬玩家從高處墮下，儼如一場死亡體驗。玩家輸掉后，畫面會出現一篇模擬的新聞報道，列出游戲主角從多少米的高處墮下、身體哪些部位受傷、輸血量及醫療費等；主角則全身綁上繃帶臥在病床。玩家只需按下Play Again（再玩），主角便會「復活」又再跳多次。有低年級學生更把相關的手機游戲內容，包括鼓吹自殺口號等元素，套落現實中，玩一種名為跳樓自殺的游戲，用一些手勢或動作來模擬跳樓。有小學校方擔心App誤導學童自殺只是游戲，甚至錯覺跳樓只流血不會死，近日下令禁玩，并提醒家長切勿掉以輕心，忽視嚴重后果。

在同伴影響巨大和充滿模仿行為的青少年社群中，扎堆自殺現象還極有可能是因為受到媒體的誤導。在2010年，也出現過模仿自殺的情況，4個月內，同一個地區，有6名14到25歲的青少年自殺。聳人聽聞的自殺報道可能會誤導脆弱的人。研究顯示，隨著自殺個案的增加，網上搜尋自殺方式的數量也會增加。香港記者協會針對上述情況在上周四發布的“記協對處理自殺新聞的指引”中，會議提出要約束同業不要做過多自殺細節描述或煽情報道，避免產生模仿效應。

研究表明，春天是抑郁癥與自殺高發的季節，溫差大，陰雨較多都是導致人們情緒波動的原因，莫讓一時沖動影響一生的選擇。而時值人生春天的青少年，但愿即將來到的夏日艷陽能夠驅散你們心靈上的陰翳。雖然不一定有人煮面給你吃，但是還是那句老話：“人生最重要就是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