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界的通常認識中，“滿洲”是明末女真人在實現統一后為自己重新選定的族名，這一名稱1912年后被簡稱為“滿族”。最近有學者對這一說法提出了質疑，認為滿洲是“國號”而非族名，事實又是怎樣的呢？筆者不揣冒昧，就此話題試論一二。

改號之事發生在天聰九年（1635）十月十三，滿文史料《滿文原檔》和成書略晚的漢文史料《清太宗實錄》對此都有記載。其滿文本拉丁字轉寫如下：

musei gurun i gebu daci manju, hada, ula, yehe, hoifa kai. tere be ulhirakv niyalma juxen sembi. 

juxen serengge sibei coo mergen i hvncihin kai. tere muse de ai dalji. 

ereci julesi yaya niyalma muse gurun i da manju sere gebu be hvla. juxen seme hvlaha de weile.

成書稍晚的漢文本《清太宗實錄》中則記稱：“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輝發等名。向者無知之人，往往稱為諸申。夫諸申之號乃席北超墨爾根之裔，實與我國無涉。我國建號滿洲，統緒綿遠，相傳奕世。自今之后，一切人等，只稱我滿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稱。”

對照兩種文字的記載，“我國建號滿洲，統緒綿遠，相傳奕世”一句在滿文本中是沒有的，當是后世修史時的刻意雕琢。而整篇上諭的關鍵詞無疑是juxen（諸申）和manju（滿洲），二者一為改號前的舊稱，一為改號后的新名。

“諸申”本為舊有族名

上諭中出現的“諸申”，實際上同漢文史籍中的“朱里真”、“女真”，蒙古文背景下的“主兒扯惕”一樣，是對滿語juxen一詞的音譯。而這個詞至少在努爾哈赤建立后金政權（aisin gurun）前，一直都是這一族群的統稱，在與相鄰的蒙古、明、朝鮮的往來文書中，“諸申”或其它譯詞共同扮演著自稱和他稱的角色。并且這一族稱所覆蓋的范圍至少遠至黑龍江中游，有學者發現俄文史料中對明代后期活動在這一地區的部族也稱為“jucher”。

據滕紹箴先生在《“滿洲”名稱考述》一文中的統計，《滿文老檔》檔冊中“諸申”的提法出現了200余次，其中3/4是指代部族或政權，1/4則具有屬人、臣民的意義。譬如努爾哈赤自己曾經在回復朝鮮國王的信中自稱“女真國建州管束夷人之主”，而稱帝前的皇太極也在給蒙古臺吉的信中自稱過“朱爾齊特汗”，可見“諸申”確系皇太極改號前的部族名稱。

“超墨爾根之裔”與“諸申”詞意的遷變

皇太極在上諭中將“諸申”定義為對“席北超墨爾根之裔”的稱呼，這又是為何呢？

“席北”是部落名（即今錫伯），“墨爾根”（mergen）有神射手、善射之人的意思，在北部滿語語境中常作為一種稱呼出現，與“巴圖魯”（baturu，英雄、勇士）寓意相似，著名的清初將領多爾袞在1636年以前的賜號便是“墨爾根代青（mergen daicing）”。都興智先生曾通過對《八旗滿洲氏族通譜》、《滿洲蘇完瓜爾佳全族宗譜》、《開原大灣屯錫伯族關氏世譜》、《超墨爾根后裔錫伯族關氏譜書》等資料的比較研究，認定“超墨爾根之裔”是滿洲瓜爾佳氏北遷至今黑龍江省嫩江下游西綽爾河流域的一支。

從血緣上講，他們與被康熙皇帝智擒的權臣鰲拜同祖同宗，自然也屬于曾經的“諸申”。但在女真民族走向統一過程中，這支北遷的部落因長期受制于科爾沁蒙古，未能融入日后的滿洲族群之中。

與此同時，“諸申”表達的意思也已經發生了某種變化。1616年后金政權的建立使得國號（金國，aisin gurun）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族稱的使用，“諸申”則被更多地用在對內臣仆的稱謂上。劉小萌先生曾借《五體清文鑒》中juxen一詞對應的蒙古語albatu來推測其含義，即“負擔賦稅義務的人”或“納貢的人”。正在這種情形下，皇太極才用表示“臣仆、屬人”之意的“諸申”來稱呼科爾沁的屬部席北超墨爾根之裔。

為什么說“滿洲”是族稱？

皇太極的上諭中明明說的是“我國”原有滿洲、哈達、烏喇、輝發等名，我們為什么始終強調是將“族稱”由諸申改為滿洲呢？漢文的記述源于由滿文書寫的檔冊，我們不妨先從滿語gurun一詞的意義說起，而就此問題友人hasuran曾有過精辟的闡述，現將其整理轉述于下：

gurun雖然一直被譯為“國”，但其與現代漢語中“國”的概念并不相同，它的本意為“一群人”。《滿文原檔》里曾記錄了努爾哈赤指責弟弟舒爾哈齊時的一段話：“deo sini banjire doro gurun gucu be musei amai salibuha gurun gucu waka kai. ahvn mini buhe gurun gucu kai.（弟弟，你仰仗生活之道的國人、僚友并非是從咱們父親那里繼承的啊，是哥哥我給你的國人、僚友啊！）”

這里的gurun與gucu（朋友、僚友）并列，顯然不是政權國家的意思，而應理解為“所統轄的部眾”，并且在當下的滿語（錫伯語）語境中，gurun仍然保留著“一群人”的意思。如《錫英會話》一書中的一段對話中即有“sini booi gurun ni baita akv nio?（你全家人都好么？）”的說法，可見滿語gurun的含義在滿語語境下確實是更偏重于“人”的。因此，滿文本上諭中提到的“musei gurun i gebu ”，是可以被翻譯為“咱們這群人的名字”的。

上述觀點在歷史上也能找到一些印證，比如努爾哈赤父子在對“諸申語言之諸國”的征討過程中始終是以招徠人口為主要方針的，并沒有表現出對疆域的占有或在其地設置常設行政機構。這可能與處在游獵生產為主、農耕生產為輔的經濟模式下人們對政權的認識有關，也可能是在特定的生存條件下，人們對人口所代表的生產力和戰斗力更為重視的一種表現。

至于后世將gurun譯為“國”，應該是出于滿、漢兩種語言交流的需要。隨著女真社會的發展，gurun的含義也會發生變化，后世人以變化后的詞義去譯注前代的記錄，遣詞擇字難免會有些出入，而且也不能排除史官以“國”字來彰顯前世“尊貴”的用意。

其次，這份上諭中所提及的是“諸申”這一特定族群舊有的族名，而非1616年由努爾哈赤正式選定的國號“大金”，如果將“滿洲”作國號講，即意味著是用政權的國號去替換部族的名稱，顯然不甚合情理。

此外，如果“滿洲”真的是1635年十月才選定的國號，為什么在幾個月后（1636年四月）皇太極正式稱帝時是將國號由“金”（aisin gurun）改為“大清”（daicing gurun），而非由“滿洲”改為“大清”呢？

以是觀之，可見清乾隆年間官修《滿洲源流考》中“滿洲本部族名”的說法實非妄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