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本書題目叫做“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我沒看過這本書，但最近卻總是想起這句話。也許是因為“9·11”事件二十周年的紀念日就要到了。

2002年9月8日，我在紐約市立博物館參加一個紀念“9·11”一周年的兒童繪畫展。

我記得8歲的克文·費古羅拉站在自己的畫作前，注視著畫中裹在黑煙中的世貿雙子塔和旁邊的一個小球場。他的眼神中有一種那個年齡的孩子不該有的悲傷。

“記得是一年多前，媽媽帶我走過那兩幢高樓。我忽然發現旁邊不遠處有個小足球場。從那以后，我和朋友們便常常坐地鐵去那里踢球。我們不會迷失方向，只要看到那兩座高樓，就能找到球場?？珊鋈挥幸惶欤莾勺邩窍Я?。如果我們看不見它們，又怎么能找得到我們的球場呢？”費古羅拉用這段話記述了自己畫畫時的心情。

“9·11”一周年，紐約舉辦題為“改變我們世界的那一天”的兒童畫展。圖為一位兒童的畫作。

那個展覽的主題就叫“改變我們世界的那一天”。

“9·11”后，紐約人將那兩幢摩天大樓的所在地形容為“Ground Zero”。這個詞的原意是指原子彈爆炸時投影至地面的中心點，也可用來泛指任何大規模爆炸的中心點。

此前，這里是“紐約的地標”。世貿雙子塔建于1966年，完工于1973年，是當時全球最高的建筑。許多美國媒體評價說，當這兩幢高樓在哈德遜河畔挺立而起，美國城市風景線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當“地標”成為原爆點，美國人眼中的世界也就發生了變化?！度A盛頓郵報》當時的調查表明，超過六成的美國人認為，“9·11”永遠改變了他們的個人生活。一位流行歌星這樣唱道，“告訴我，帶著那顆破碎的心你將如何生活？”

有人將“9·11”與珍珠港事件比較，說這是二戰以來，美國本土首次遭遇外敵襲擊。但“9·11”對美國人的心理沖擊顯然更大。

二十年前，世界已進入電視和互聯網時代，驚惶的美國人親眼目睹了這個民族地標的倒塌，至少有2,996人喪生。而珍珠港事件中的死亡人數是2,403人。

更重要的是，“9·11”是對平民的襲擊，日本對珍珠港的襲擊則是對美國軍事目標的打擊。

“9·11”前，曼哈頓遠眺。圖中左側可見世貿雙子塔。

“9·11”之前，美國人普遍相信美國是世界上是最開放的國家，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紐約是美國的紐約，也是世界的紐約。

“9·11”在紐約遇難的2801人中，非美國籍的有500多人，他們來自全球91個國家和地區。由于這些人的姓名拼讀方法不同，音調不同，紐約市在2002年的一周年紀念活動中，從各社區和族裔中挑選了代表，在集會時用遇難者的語言讀出他們的姓名。

我采訪了一位代表，他說他們為此訓練了整整三天，為的是對每一位遇難者負責，對紐約負責，對美國負責。

“他們為什么這么恨我們？” 許多美國人這樣問，除了悲傷和震驚，他們感到憤怒，一種難以被人理解的憤怒。

34歲的電影導演薩琳娜目睹了兩架飛機撞向世貿中心大廈。她說，“當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對美國發出抱怨時，我們自己卻仍然沉浸在夢中，就像個孩子一樣?！?/p>

9·11事件“原爆點”——雙子塔所在地俯瞰。

美國人普遍認為，這是一場針對美國文明、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國民主模式的戰爭。

白宮的決策者們很快做出反應。“9·11”當天晚8點半，小布什總統發表全國講話，誓言“捍衛自由，以及我們世界所有的良善與公義”。

“團結在一起，我們將贏得這場反恐戰爭?！睆拇?，“悠悠萬事，反恐為大”就成為美國總統最重要的執政目標。

從阿富汗到伊拉克，兩場戰爭，一條主線，從反恐到改造中東，對恐怖主義的復仇轉變成為一個巨大的、史無前例的民主推廣和構建工程。

小布什政府認為，只有建立民主制度才能徹底消除恐怖主義。為達目標，即使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也在所不惜。

這個由新保守主義策劃并推動的戰略，與美國主流信仰基督教的天命觀有天然聯系。堅持美國霸權與“將上帝的陽光帶到全世界”成為一個統一體，最終使得潛在的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沖突表面化。

基辛格博士看到了問題所在，他在最近發表于《經濟學人》的一篇文章中說，造成在阿富汗失敗的原因是“軍事目標過于絕對、高不可攀，政治目標過于抽象、難以捉摸?！?/p>

但是，這樣的分析還略嫌淺薄。更需要問的是，為什么白宮會選擇這樣一個戰略，設定如此“絕對、高不可攀”的目標？

或許，從自“9·1”1以來美國對華戰略目標轉變的邏輯中，我們可以窺見答案。

二

對于關心中美關系的人來說，“9·11”的故事應當從那一年春天講起。

小布什入主白宮之后，很快就將其對外戰略的矛頭指向了中國。他在尋找一個可以替代或者至少接近于蘇聯的對手。

1991年蘇聯解體，美國得以確立全球霸權。1996年，威廉·克里斯托爾和羅伯特·卡根兩位著名學者就在一篇題為“走向新里根主義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把 “適當的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確立為，“在未來盡可能長久地維持美國的霸權”。

而要維系霸權，美國需要一個敵人，一個能夠使美國人免于內耗的外敵。正如著名政治學者羅斯托所說：“一個國家要強化自我認同或回歸正軌，沒有什么是比指認一個敵人更有效的了——一個僅僅是在政治價值觀和社會安排上令人不悅的鄰居就足夠了?！?/p>

中國很快出現在小布什總統的對手選項里。

即便曾與美國結成冷戰中的戰略同盟，中國始終保持著與美國不同的政治體制、意識形態和社會文化。在后冷戰時代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下，這無疑是“令人不悅的”，因而也是美國——至少在新保守主義者看來——需要去影響并最終改變的。這與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直接相關。

不過，那時的中國不比今天，是緊跟美國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他剛剛加入WTO，正準備通過“接軌”來提升加速自己的經濟發展。

要讓美國人普遍“同意”中國是蘇聯那樣的對手，需要更多的“題材”，最重要的就是軍事上的題材。

2001年4月，一架美國Ep-3偵察機闖入南海，在中國海南島東南海域上空活動，引發撞機事件。中國飛行員王偉犧牲。

這二十年來，盡管沒有什么證據表明這是美軍的預謀，但事件發生的地點和時間，的確與當時白宮呼之欲出的戰略調整相契合。

美國輿論對中國的態度急速轉向。

一位華裔朋友告訴我，有人將雞蛋甩向他家的窗戶。還有專家在電視中斷言，中國崛起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占領美國。

亞特蘭大的一家報紙登出一封讀者來信，說美國必須立即采取以下步驟：凍結中國在美資產，拘留所有在美中國公民，停止對華貿易，派航母去中國沿海。

隨后，小布什總統又正式決定對臺灣出售大批武器。似乎覺得還不過癮，他接著在美國廣播公司的《早安美國》節目中稱，如果中國大陸進攻臺灣，美國“有義務幫助臺灣自衛”，并會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達到目的。

《華盛頓郵報》當時的評論稱，布什此言已經“抹去了”22年來美國是否會插手保衛臺灣的模糊政策。

不少學者據此預測，中美關系即將進入一個衰退期。

就在這時，“9·11”事件發生了。恐怖主義和恐怖分子作為美國的頭號敵人，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現在美國人面前，與冷戰時期的蘇聯、二戰中的德日全然不同。

這一事件，迫使布什政府迅速調整了全球戰略，將反恐作為第一要務。之后形成的三大任務支撐了其反恐戰略：其一，采取先發制人的行動；其二，加強與盟國和大國的合作反恐；其三在全球推廣美國倡導的民主。這三點都與霸權相關。

“9·11”時在美國科蓋特大學任職的郝雨凡教授告訴我，追求美國霸權的永久化并不是“9·11”之后才形成的政治思潮。長期以來，美國保守派，特別是共和黨的鷹派就一直在追求這個目標，要確保美國的絕對霸權、絕對安全。

一些美國學者認為，因為反恐，美國錯失了針對中國崛起采取遏制手段的最佳時機。

美國國防部前副部長埃里克·埃德爾曼最近就表示：“我認為，對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關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人們對中國及其所代表的威脅的關注。” 

“9·11”或許改變了華盛頓對外戰略的軌道，但并不曾改變他捍衛霸權的心，因而也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他對中國的看法——那個令人不悅異類。他只是不得不暫時將這種不悅擱置了。

三

從2002年開始，中美關系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和順利的發展時期。

當年，雙方有三次高層會晤，經貿往來十分繁忙。一個中國人的名字走進了美國的千家萬戶。姚明，這個身高2.26米來自上海的中國籃球運動員成為冉冉升起的NBA新星。美國體育媒體將2003年稱為“姚明年”。

2003年初，美國參議員井上健秘密訪臺，他提醒陳水扁，上年訪問臺灣的美國國會議員只有9人，創歷年新低，而訪問大陸的卻有25人。

在美國沉迷改造中東的同時，中國經濟繼續快速發展。

2002年至2020年，中國GDP占美國GDP的比例從13.46%升至70.46%。2019年，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達 5409億美元，較 2001 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時增長了5倍多。

當然，即便在這一時期，中美之間并非全是鮮花。

政治上的裂痕越來越明顯。對于美國的反恐戰略及其三大任務，尤其是借反恐對阿富汗、伊拉克和所謂“無賴國家”進行政權更迭的做法，中國從一開始就持保留意見，乃至公開反對。

那時我是常駐聯合國的記者，目睹過雙方激烈交鋒的場面。

2003年3月，聯合國安理會就伊拉克的核查問題召開第三次外長級會議，有12個國家派出正副外長參加。6日，時任外長唐家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招待會，闡述了中方堅持爭取政治解決的立場。隨后，他直接趕到機場，坐了十幾個小時的飛機到紐約——在30多天的時間里，唐外長三赴紐約。在一個半月中，他五次會見美國國務卿鮑威爾。

當時，與中方持有相同立場的國家不少，甚至還有一些美國的盟友。

那不是美國第一次攻打伊拉克，不同的是，在1991年那場海灣戰爭中，美國身邊還有其他30多個國家，許多阿拉伯國家主動派兵或提供幫助，到了2003年，這30多個國家只留下了3個：英國、澳大利亞和波蘭。

美國國防部的重要“謀士”之一、國防顧問理事會主席波萊當時放話說，不僅伊拉克，伊朗、利比亞和敘利亞這三個國家的政權也要更迭——不一定非得美軍介入，也可以由美國扶持的內部“民主”力量來達成。

對此，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明確表態，“我知道華盛頓國會山有些人對如何處理伊拉克問題有不同看法，但這不是我要關心的。聯合國不能去給某個國家換個總統。在我們這個機構中，這是不合法的”。

于是，美國在沒有取得聯合國授權的情況下，派聯軍攻占了伊拉克。反恐戰爭也由此變了味。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在2006年出版的《新保守主義之后：美國處在十字路口》一書中說，“我相信經濟和社會現代化有一個普遍的進程……你只能在社會的邊緣引導和加速事物的發展”。

福山認為，新保守主義犯了自相矛盾的錯誤——他們不信任蘇聯式的社會改造工程，卻又認為像伊拉克這樣一個復雜的國家社會可以自上而下地被改造成一個民主國家。

或許不僅僅是自相矛盾。在這種思維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美國例外論”，亦即美國不僅優于任何其他國家，并且可以不受一般規則的約束。

“9·11”事件后出版的暢銷書《為什么美國會招人恨？》

“9·11”十年之后，美國從伊拉克全面撤軍，二十年之后，又從阿富汗撤出。

伴隨塔利班的“二次建國”，小布什發動的“全球反恐戰爭”告一段落。

拜登在電視講話中聲稱，美國在阿富汗的目標不包括“國家建構”（nation-building）；小布什卻在回憶錄中白紙黑字地寫道，“（我們的）阿富汗使命最終是國家建構”。

是的，美國變了。但支撐這些變化的，似乎還是那些東西。

拜登這樣解釋從阿富汗撤離的必要，“世界在變化。我們與中國正在進行激烈競爭。我們在應對俄羅斯在多個領域的挑戰，我們面臨著網絡攻擊與核擴散的威脅。我們必須提高美國的競爭力，來應對21世紀的競爭中新的威脅”。

美國與中國競爭什么？是要確保美國“有能力戰勝中國，有能力證明美國仍然是最強大的國家”。

當記者將臺灣與阿富汗相比較，拜登反駁道，兩者“沒有可比性”，如果臺灣遭到攻擊，美國不會坐視不管，這是美國對臺灣的“神圣義務”。

這些話聽起來是否似曾相識？拜登為反制中國而積極打造的“盟伴體系”，也很容易讓人想起“9·11”之后小布什那句名言：“Either you’re with US, or against US”（要么跟我們/美國站一邊，要么是我們/美國的敵人）。

根據聯合國的一份報告，2020年美國國內針對亞裔，尤其是華裔的犯罪已上升至警戒水平。如果說在“9·11”之前，中國還只是美國的“對手候選人”，那么經過二十年的發展，他已經成為美國指認的“最嚴峻的對手”。

從很多角度看，2001年9月11日都是“改變我們世界的一天”。但在華盛頓，這二十年來，政治精英們的霸權主義沖動又有多少改變呢？從“接觸”到“脫鉤”，美國這二十年的對華政策，又可曾有一天擺脫了“美國例外論”的底色么？

美國有許多高水平的智庫和專家，他們深諳歷史、熟知現實，但即便是他們，也“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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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丁剛，原為《人民日報》國際部副主任，曾駐歐洲、美國、拉美以及東南亞。有《脫美國化——尋找中國現代化的定位》、《中國方向》等著作?，F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