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法狗與李世石的首場大戰，恰好是在三八婦女節的第二日。好奇的人們不禁會問：在圍棋的歷史上，女性具有怎樣的位置？中國古代 “女子無才便是德”，而圍棋則是考驗才智的游戲，甚至被稱為“人類智力最后的堡壘”。那么，中國古代出得了女棋手嗎？社會對于女棋手又是怎樣認識的呢？

河洛吳圖，此中巾幗知多少？

其實在中國古代，會下圍棋的女性極多。她們主要集中在社會中上階層和能夠接受到文化熏陶的群體中，有宮廷貴婦，有文人妻女，也有青樓名妓。

《西京雜記》中就有漢高祖寵妃戚夫人下棋的記載，五代十國時期后蜀的花蕊夫人曾以宮廷佳麗學圍棋的場景入詩，南唐后主的大小周皇后，皆雅擅此道。擅長弈道的文人妻女也不在少數，如宋代詩人胡元功的女兒胡與可（同時也是狀元黃由的妻子），清代進士石為崧的女兒石學仙、進士王光燮的女兒王采薇等。

與圍棋有緣的青樓名妓則更數不勝數，李師師、嚴蕊、柳如是皆有擅長圍棋的記載，北宋營妓宋瑤甚至被稱為“弈妓”，清代蔡韻卿、陳玉卿、張若濤皆工弈道，被叫做“青樓三姝”。另外，女性下圍棋不分年齡，優秀的女棋童也曾見諸記載，如《夷堅志》載“宋劉鎮有八歲女，善棋”。

非但如此，女性的圍棋水平甚至完全可以蓋過家中的男性親人，如乾隆朝進士孫星衍根本不懂圍棋，而妻子與他完婚不久便來約棋，他只能回答不約，并“頗心愧之”。（《香艷叢書》）清代蔣坦自負圍棋高手，“平生此技未肯讓人”，但與年未及笄的妻妹珮琪對弈，卻三戰三北，不由不感慨：“（珮琪）所造如此，殆天授耶！”（蔣坦《秋燈瑣憶》）像珮琪這樣的棋技，估計已經達到準專業水準了。《香艷叢書》還記載過一個更為專業的女棋手——金陵繡琴，她曾在清代知名國手施襄夏那里學棋，并在師父讓子的情況下與之大戰，二人大戰的實錄，以兩局棋譜的形式留在了《海昌二妙集》中。

當然，上述種種記載并非都出自信史，個別說法或有虛構之嫌。但至少可以說明：從社會心理的角度，人們是樂于傳播和接受“女子擅長圍棋”這一信息的。那么問題來了，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古代，社會為何樂于接受女性喜歡一項智性游戲呢？

作為“道”的圍棋：淳風化俗、養性樂道

這種現象與古代社會對圍棋的文化定位有關。中國古代對圍棋的理解，一直存在兩種傳統，一種側重于圍棋競技性的一面，將之視為爭勝負、謀輸贏、鼓勵機詐的“術”。發揚一種過分強調“術”的游戲，自然會敗壞禮教與德性。所以，漢代賈誼說：“失禮迷風，圍棋是也。”（白居易《白孔六帖》）三國時期東吳重臣韋曜甚至寫下《博弈論》，提出要取締圍棋。他認為圍棋所包含的技藝無益于世道人心，而且易使人沉迷其中，妨礙正業：“（圍棋）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直到晚唐，皮日休還有類似的論調。皮日休反對堯發明圍棋的說法，他認為堯乃仁義之君，不會發明這種害詐爭偽的游戲：“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弈之必然也。……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纖謀小智，以著其術，用爭勝負哉？”（皮日休《原弈》）

在這種傳統的理解里，不僅女性不應該下圍棋，而是應該全面取締圍棋。幸而，另一種傳統的力量更為強大，而且漸漸成為社會的主流聲音。另一種傳統看重的是圍棋背后所蘊含的哲學與義理，將之視為敦風化俗、修身養性的一種“道”。在這種理解下，學習圍棋不僅無礙正業，而且本身就是正業的一種——陶冶心性。當然這種傳統也是在歷史中建構起來的。

孔子曾對圍棋做過很有限的提倡。《論語?陽貨》中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邢昺疏：“夫子為其飽食之之，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取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戲乎？若其為之，猶勝乎止也。欲令據此為樂則不生淫欲也。”吃飽了沒事干，難免胡思亂想，走上邪路。不如下下棋，圖一個樂，打發一下時間，總比去搞歪門邪道要好。這種觀點頗為當時社會所接受。按照這種說法，讓女性學圍棋，也似乎別有用意：能夠打消衛道士與善妒丈夫們內心難以啟齒的隱憂。

到漢代班固時，他已將圍棋視為合乎天地至理的哲學載體：“上有天地之像，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班固《弈旨》）圍棋逐漸被納入儒、道體系之中，被賦予了更多形而上學的含義。到唐代，與琴、書、畫并列，成為文人四友。元代胡助的《圍棋賦》描述圍棋為“子圓局方，法乎天地”，清代梁章鉅在《觀弈軒雜錄》中稱圍棋為“養性樂道之具也”，明代孫作更是駁斥了僅將下棋視為玩物喪志的看法，認為圍棋的發明者“率意茍為，必歸于道”（孫作《邯鄲枕序》）。

美術史的研究者多認為，宋、元乃是中國傳統繪畫的一個關鍵轉折，此前，匠師畫占據畫壇的主流；此后，文人畫興起，漸漸取代了匠師畫。其實，圍棋也經歷了這么一個歷程，整個古代歷史發展的趨勢就是：將圍棋視為哲學與義理的“道”的傳統漸漸壓倒了將圍棋視為技藝的“術”的傳統，棋手之棋，也漸漸成為文人之棋。盡管研究者很難說出明確的轉折時代。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就不難理解傳統社會為何允許甚至鼓勵女性學習圍棋了：既能陶冶情操，又能教化人心，還能打發閑暇無聊的時光，何樂而不為呢？

古風妻似友，不妨弈一局

其實，“為何古代多女性棋手”這個問題，除了與古代社會對圍棋的定位有關，還與社會對女性形象的理解有關。我們對于“女子無才便是德”這句話想當然的解讀以及試圖用某種解讀以偏概全地解釋整個古代社會是有問題的。美國學者高彥頤曾在《閨塾師》一書中指出，在明末清初的江南一帶，部分階層的女性，在文學、知識的世界里，取得了與男性的平等地位。這也就能夠解釋為何當時有些女性甚至在琴棋書畫等傳統才藝方面勝過男性。

研究者趙園曾以歸莊的詩句“古風妻似友”為出發點闡釋明清之際社會文化對于妻子角色的想象和理解。其實，以妻為友，即是以五倫中朋友之倫來比喻夫婦之倫，那么，朋友之間的平等、親切關系就會對“夫婦有別”做某種程度的改寫。按照趙園的說法，以妻為友者，在明清之際不乏其人。這既包含了夫妻之間某種意義上的平等關系，同時也對女性——尤其是文人婦提出了某種期許：期望品味風雅相稱、教養才智相當。

從這個角度來看古代女性學圍棋，就會更加容易理解：在才藝方面，女性獲得了與男性相對平等的地位，她們有權利去學習圍棋，社會也允許鼓勵她們這樣做。另一方面，這種平等也使得學圍棋（以及其他風雅才藝）不僅僅是一種自由自愿打發時間的行為，更是社會對某個階層女性的品味要求。她們只有如此，才能匹配作為文人的妻子；只有如此，才能在這些方面為自己贏得一個相對平等的空間。

然而，研究者們都注意到明清之際男女之間的這點平等是極為有限的，是在有限的地域（江南）有限的階層（文人妻女以及名妓）發生在有限領域（文學才藝領域）內的相對平等。同樣，我們反觀圍棋領域也近乎如此，古代女棋手也多出自文化繁盛地區的社會中上層以及易受文化熏陶的階層。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古代擅長下圍棋的女性，既是多的，又是少的。

參考文獻：

陳伉編著：《圍棋文化史料大全》，書海出版社2015年版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美]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何云波：《圍棋思想史：意義生成與棋論話語》，載于《體育學刊》201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