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通曉地球到星辰

的廣袤空間，

卻在地面到頭骨之間

迷失了方向。”

——辛波斯卡

輿論的熱點此起彼伏，人們對一個新聞事件的關注度往往也超不過一周時間。但當時間流逝、塵埃落定，總有些道理需要人們去思考和銘記。

所謂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大約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我們今天想從龍江聊到一個更大的話題：去產能。在俠客島看來，無論是回望歷史還是注視當下，這都是各級管理者應當認真思考的深刻一課。

大家知道，在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去產能被列為今年供給側改革的首要任務。

曾經有一個段子這么說：全世界鋼產量要做排名的話，第一名是中國（不包括河北），第二名是中國河北（不包括唐山），第三名是唐山（不包括瞞報產量），之后則是日本、美國、印度、俄羅斯等。

除去調侃的意味，倒是一定程度上說出了現實。2013年，中國鋼鐵產量達到7.8億噸，占世界總產量50%以上，第二名的日本1.1億噸，美國8700萬噸。當年唐山的產量，則是8000萬噸。

和鋼鐵一樣，中國包括煤炭等部分主要工業產品的產能已經接近或者超過全球總量的一半，產能嚴重過剩，占據大量的社會資源，造成社會資源整體利用效率降低。而在去產能的長長名單上，還有有色、水泥、玻璃、造紙等行業。未來，僅鋼鐵就要去產能1-1.5億噸（超過1個日本），煤炭則退出5億噸。

無比龐大的任務。

去產能，很大程度上來說是一個國企改革的問題。

因為相對于民營企業，國企往往體量較大，包袱沉重，轉身又慢。一方面，過剩產能的國企人員臃腫，這一點從龍煤就能看出：如陸昊所言，龍煤集團在職工減少3萬人的情況下，萬噸產煤用工人數仍然是48人，是全國采煤萬噸用工數的三倍以上，是相鄰省份萬噸用工數的兩倍左右；另一方面，由于歷史形成的結構問題，這些企業又大多是地方的支柱產業，是地方財政收入和稅收收入的主要來源。

方正證券的研究報告舉了兩個例子——

某傳統工業城市，鋼鐵、能源、裝備制造、化工、建材五大支柱產業占總GDP的70%，鋼鐵產業份額比較大，對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支撐作用，共有三家較大的國有鋼鐵集團，目前開工率尚可，但基本已經沒有利潤，有的甚至虧損。除了經濟形勢不佳尤其是房地產行業的萎縮導致用鋼量的大規模減少原因外，還有產品品種低、結構不合理的原因，即目前的主要產品以螺紋鋼和盤條鋼等建筑用鋼為主，無法滿足工業用鋼需求；

另一個大型國有煤炭集團，到去年底，該集團某公司共有在冊員工7.3萬人，離退員工9.6萬人。公司應收賬款已經是正常水平的2-3倍，金融機構貸款利率上浮了5個百分點；集團還要承擔159個生活小區的四供一業，年補貼費用最高達15億元，已壓縮至8－9億元；同時，集團稅費負擔沉重，27個稅費項目的年繳費總額度31億元，平均稅費負擔30%左右，是工業行業平均水平的2－3倍。

類似的例子，可能出現在很多以傳統工業為支柱產業、同時國企是支柱的地方。在這些城市或省份，即使這些企業所處的行業全產業鏈虧損，但依然貢獻著巨大的稅收，同時一旦開始去產能，政府則面臨安置下崗職工的困局，一旦處置不好就可能引發社會穩定問題。

人社部部長尹蔚民最近就表態說，在化解過剩產能的過程中，預計將有130萬煤炭系統職工和50萬鋼鐵系統職工下崗。雖然相對于上世紀的國企改革大潮中3000萬人的下崗數量來說，這個數字可能十分之一都不到，但如何處置這項工作帶來的后續反應，則是每一個決策者都必須審慎面對的問題。

到底是什么形成了今天的局面？有偶然，也有必然。

從偶然來說，搭乘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列車，煤炭、地產等行業分別屬于各自的“黃金十年”的到來，掩蓋了這些問題。站在風口上，當這些大宗商品價格上揚，躺著都能賺錢時，短期的利益驅動導致的排浪式上項目就是符合邏輯的。

從必然來講，“資源依賴”、“體制依賴”，則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不變法則。當慣性形成，轉身就變成尾大不掉的艱難動作。

如果說稅收、財政、社會穩定是地方政府在化解過剩產能方面的動力阻礙的話，反過來說，財力的困境也會導致客觀的阻礙。比如，黑龍江全省的財力不過300億，而龍煤的工資一年就要100億；一旦發生資金鏈的斷裂，省里就是想救也有心無力。這就形成了一個典型的悖論和困境閉環：政府需要這些企業來維持財稅，而企業要上繳財稅，也必須依賴政府補貼和銀行貸款生存下去。政府和“僵尸企業”的互相依賴，仿佛是一個無底洞，也就形成了久拖不決的“歷史遺留問題”。

更深層次的危機在于，在這種循環之下，局部的社會活力可能會失去。島叔的家鄉就是這樣一座傳統工業城市，其大型的企業，除了資源性的國企和銀行等金融機構之外，就是大型商場零售、以及休閑娛樂等，幾乎與代表時代方向的高精尖、新科技完全絕緣。市場化主體的缺失，一方面使得高質量人才大量外流（因為家鄉要么沒有適合的工作，要么憑關系），另一方面也導致政府思路的閉塞、官員思維的傳統甚至僵化。

21世紀，最重要的真的是人才。市場經濟需要人才，政府管理也需要真正的人才。

東邊日出西邊雨，幾家歡樂幾家愁。當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成為一些地方的難題之時，另一些地方則由于提前布局、或者是對于形勢的預判而早已輕裝上陣。

比如，在東部沿海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省市，結構轉型早已上路。而在重慶，十年前和十年后的鋼鐵煤炭產量基本持平，所以也基本沒有產能過剩的問題；而對于電子、汽車、高科技、渝新歐的提早布局，也讓其在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雙創成為國家戰略的今天成為了機遇的交匯點。

“不審時則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你當然可以說這是“馬后炮”。處于歷史的河流之中，人們畢竟很難看清水流的走向，也很難判斷哪里是拐彎哪里是漩渦。

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的難題和陣痛，的確給各級管理者上了一課，那就是“重短期還是重規劃”、“謀眼下還是謀長遠”的選擇問題。畢竟，總不能事事都期待“留給后人解決”。

更深刻的一課是，在這道題面前，有多少人會不及格，又有多少人會答高分。而這一次，一定不能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比如，究竟該怎樣界定一個企業是否是“僵尸企業”？它的長期虧損，是因為形勢波動帶來的價格下跌引發債務危機，還是因為其本身的技術、管理、人員等不過關要被淘汰？是因為它生產的是利潤薄低的民生產品，還是因為其生產的是已經不符合市場需求的產品？是企業本身的問題，還是行業的問題，抑或是地區產業結構的問題？不同的答案，需要的是不同的解決方案。

又比如，應該如何安置在這一過程中下崗的職工？是一次性買斷或者安置之后置之不理，還是創造培訓和再就業的機會使之產業轉移？在比如，該如何應對這一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兼并、收購、重組、破產事宜，使國有資產不至于再一次流失、成為少數人的狂歡和盛宴？

學者潘毅指出了兩種不同的應對方案。

第一種是“國家主義”或學院馬克思主義派，即在堅持國有制的前提下，借鑒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的運作經驗，主張企業改革應實行財產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建立現代化企業制度，即采取資本主義的管理模式來提高生產效率，進一步壓低生產成本，加強市場競爭力，同時減少工人對福利的負擔；后者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旗幟，主張強化國家對國有資產的絕對所有權、支配權和管理權。

第二種則是自由市場主義，認為國企的主要問題是產權不清晰，因而滋生貪污腐敗和資源壟斷，使得生產低效、成本激增，企業失去市場競爭力；認為只要厘清國有資產，逐步讓位給市場，讓有能力的個人逐步分割壟斷資源，獨立管理就能激發技術改革，提高生產效率。

兩種方案各自的問題在于，前者可能在強調國家的同時造成資源的不合理配置，形成兩極分化和貪腐，無法保障職工的利益；后者可能將產權和社會資源轉移至資本方。其共同問題，則在于對普通勞動者權益的忽視。

一策生而眾運改，政策選擇往往就是這樣的困難。

但機遇期和窗口期，往往也時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