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上海是一個謀生難、發達易的傳奇地方。聞人達士流行各種“三個半”傳說，老中醫陳存仁《銀元時代生活史》曾寫過三個半滑頭，“上海早年有一種很普遍的傳說，說上海的滑頭，也有三個半，第一個是錢庠元，第二個是施十滴，第三個是黃磋玖，還有半個是吳鑒光。”不過這些說法不同人有不同看法，也有金融界人士認為銀行家陳光甫應該在列，因為他以不足10萬元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居然生涯鼎盛，所以一般評價，他要算作半個滑頭”。

以金融巨子身份，蓋過無數政商黑白人物，占據“滑頭”一角，陳光甫何許人也？他出生于1881年，通常根據他的字稱他為陳光甫，不過他的名字是輝德。他不僅白手起家創辦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堪稱民營銀行的典范，而且創辦了中國第一家近代旅行社，也曾經幾次赴美，妥善協調中美“桐油”借款以及主持外匯平均基金等事宜，在海內外都享有頗高聲譽。

漢口郵政走出的銀行家

陳光甫為人經歷政權幾次更迭，浮浮沉沉之間尤能力爭上游，這與他的曲折成長經歷有關。他是鎮江人，陳家有子女八人，陳光甫排行第四，從小并沒有表現過人天賦，甚至說話也比平常人晚，據說七八歲才能說話。家里原本經商，陳光甫父親經商失敗進入報關行，這段生涯讓他認識了英語的重要性，陳光甫也進入報關行當學徒，不僅熟悉人情業務，更要緊的是學習英文。陳光甫一邊學業務，一邊學語言，其間艱辛自不待言，他多年后曾經如此回憶，“鄙人年幼時，亦為學徒，凡添飯斟茶，以及早晚上卸排門之役，皆歸鄙人任之。為煤棧學徒時，且須任打包之事，夜間臥于地板之上，熱天則露宿曬臺，飯時常不得飽，茍不與廚役聯絡，則枵腹之時，欲向廚役求一飯而不可得。”

最終，憑借語言優勢，陳光甫在17歲那年進入漢口郵政。郵政與海關是中國當時最為現代化的機構，郵政其實也屬于海關系統，這些經歷讓陳光甫開始接觸了現代企業，給予他最早的啟蒙和教育，他也曾經回憶，“這段郵政服務的經歷就像進入了一所學校，使我近距離地看到外國人和他們的做事方式，使我對新企業有了更大的興趣。因此，這段經歷為日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創立打下了基礎。”

1904年，陳光甫得到岳父幫助引薦，以中國代表團的工作人員身份，得以參加美國圣路易斯博覽會。圣路易斯世界博覽會是美國歷史的新紀元，一百年前美國剛剛從從法國購買了路易斯安娜，使得美國土地擴大了一倍；一百年周年后，美國人決定舉行一場盛會來紀念這一歷史變化，這對于世界來說，也是20世紀的新開篇，更多新技術以及新機會的想象使得世博會成為全球關注焦點。同在美國的孫中山也側身這一盛會，他評價為“此會為新球開辟以來的一大會”。

如此盛會，對于開化國家的人等來說尚且充滿驚喜，何況對于第一次從清國出來的少年陳光甫，震撼可想而知。他感嘆展品之豐富，“殊足炫耀游人之耳目”，與此同時，中國的展品卻令人失望，“雜置于雜藝院偏厄陰暗之一隅，顛倒錯亂，不列細表”。兩相對比，猶如云泥，他來了就不愿意回去了，于是他決定留下。

通過當時中國駐美大使的幫助，陳光甫以官派身份進入圣路易商業學校，最后從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畢業。陳光甫所學為財經，畢業之后曾在美國銀行實習，1909年回國。回國不久，“海歸”陳光甫以留學生身份得到禮遇，進入南洋勸業會。時隔不久，剛好遇到江蘇省內部為一筆庫存白銀爭執不下，江北希望作為導淮經費，江南希望作為教育基金。雙方正在相持不下的時刻，陳光甫看準時機，向江蘇都督程德全建議用這筆錢開設一家銀行，這既兩邊不得罪，又為陳本人謀求了一個職位。于是，江蘇銀行就此成立，程作為總辦，陳光甫成為幫辦。

創辦自己的新式銀行

江蘇銀行成立，使得陳光甫躋身銀行家行列，但是他并不滿足于此，他期待辦屬于自己的銀行。陳光甫為何會誕生自己做銀行的想法呢？這也是因為官辦銀行辦不下去的結果。北洋時代軍人主政，城頭旗幟變化，銀行也往往以結交軍閥為榮，而軍閥又把銀行當做軍費來源，這與陳光甫所受教育以及理念全不相符，甚至差點為他惹來殺身之禍，因此他不得不辭職，離開江蘇銀行。

到了1915年，陳光甫著手創辦自己的銀行。一百年后的今天辦民營銀行尚且艱難，一百年前年要辦銀行的艱險也自不待言。首先就是資本的問題。之前的江蘇銀行依賴官方背景和江蘇藩庫50萬兩紋銀起家，一般銀行開設資金也差不多要這個數目。問題在于，出身寒微的陳光甫自己并沒有多少錢。金融業關鍵是信用，陳光甫雖然身家不厚，但他最好的資產就是他本人，他的人就是銀行業的金子招牌，因此銀行資金也就此解決，而且合伙人中不少大名鼎鼎，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董事長就是著名買辦莊得之。莊得之不僅出資較多，還幫助陳光甫出了他那部分錢，也拉來了自己的遠親盛宣懷家的存款。更為重要的是，從同業角度，陳光甫得到了當時江浙財閥代表張公權以及李銘的幫助。

1915年，陳光甫初識張公權。日后的金融大家張公權當時擔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從北京剛來上海一年不到，還在上海灘積累人脈和經驗之中。受過日本教育的張公權，側身在各類外資銀行買辦以及錢莊經歷應酬之中，自覺“頗感孤寂”，見到陳光甫之后一見投機，自認“彼此傾倒”，不僅聘請陳光甫擔任中行顧問，也全力協助陳開設銀行。在同一年，張公權也認識了留學日本的銀行家李銘，這三人不僅日后交往深厚，而且也成為中國銀行界的中流砥柱。李銘先是接手官商合辦的浙江銀行，后來更是擔任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董事長。日后浙江實業銀行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再加上浙江興業銀行，也被稱為中國的“南三行”；這三家銀行都立足上海，堪稱中國新式銀行現代化的先驅。

張公權的幫助之所以重要，也在于當時的中國銀行地位特殊，某種程度上相當于中國的中央銀行，而其上海分行更是財大氣粗，無論歷史還是實力在各大分行中首屈一指，當時更多叫做滬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對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支持分外給力，不僅一開始就給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五萬的長期同業往來存款，而且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931年遭遇擠兌之災時也幸虧中國銀行出手幫助。

當年因為長江水災，上海銀行漢口分行的押款食鹽被淹，傳言上海銀行損失嚴重即將倒閉，于是各類擠兌蜂擁而至，據說陳光甫著急得甚至不得不求助于上海灘黑道人物杜月笙。危機時刻，中國銀行的特別“出倉”重新提振了儲戶信心，中國銀行的儲存現洋源源不斷地送到上海儲蓄銀行，有目睹者如此形容現場，“這一天運送現洋的獨輪手推車，從三馬路銜接到寧波路，擺成一字長蛇陣。”三馬路就是現在的上海漢口路，而寧波路也就是上海儲蓄銀行的新大樓所在。

上海銀行是苦出身

得到張公權與李銘的幫助，陳光甫辦銀行的想法逐步落地結果。起步之初，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資本僅僅為65000元時候就開門營業。對比各家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規模則堪稱迷你，額定資本10萬元，實收不到7萬元，員工只有7名，得力搭檔也是漢口郵政局的老友楊敦甫等人。也正因此，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一開始被叫做“小小銀行”，陳光甫發家之后也多次表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是苦出身。

回看當時中國銀行業格局，基本被外資銀行以及傳統錢莊把持，二者各有分工，中國新式銀行作為第三股勢力，起家之初多數地位不高。即使陳光甫本人，也曾飽受慢待，他曾回憶起剛剛起步時候的苦澀，這或許無意也讓他回想起在武漢遭受西人欺壓的少年記憶，“吾人至匯豐匯款，必從后門進內，欲見買辦固不能，即欲見帳房亦不可得。”

然而，伴隨著張公權、李銘、陳光甫等新式銀行家崛起，中國金融業的格局開始變化，隨著他們推動中國廢兩改元以及法幣等金融改革，新式銀行也獲得更大發展空間，崛起于上海，各家也各有側重。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憑借“服務社會”的理念，看重儲蓄，開展出“一元開戶”、“女性行員”等各類創新舉措，不僅在上海銀行業中站穩了腳跟，而且業務有后來居上之態勢。三十年代是中國民營經濟的黃金時代，上海銀行也在1937年獲得巨大成就，存款總額近2億元，機構超過百家，員工2775人。

國民政府正如一家銀行

陳光甫行走于中外政商之間，一生成就不少，但最為人所知的貢獻就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這也是他的安身立命所在。其余業務，無論旅行社還是政商經營，多數都是為了使得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得以維持發展。陳光甫一生所求，都是為了讓銀行生意能夠繼續做下去，但是時局艱難之下，政商道路并不平勝，即使如何長袖善舞，心中也難免有苦悶之時。

上海儲蓄銀行的宗旨之一就是“服務社會，顧客至上”，陳光甫的個人哲學則是“敬遠官僚，親交商人”。即使到后期，他不得不借助來自美國人的力量來對抗蔣介石、孔祥熙等政治勢力的擠壓，勉力周旋于政治與商業之間，不過他對于政治的態度始終是負面的，不愿意全身投入，外界關于他要擔任財經部長等職務傳言曾經很多，但是他始終以顧問身份為政府服務，不離開銀行本業。甚至，他對于好友張公權在法幣崩潰中接任中央銀行總裁一職的評價也是“跳入火坑”。

如此看來，“滑頭”很多時候只是為了避免出頭，這是商人本色。陳光甫為人算是正派，對于政治他往往不肯明確加入官方職位，始終保持無黨派人士身份，多次成為不同政治勢力角力爭取的對象，無論是1947年的國民政府改組還是1949年的和平談判抑或1950年代在香港，陳光甫都是各方爭取的對象。

1947年，國民政府在各方壓力之下表示結束訓政進入憲政，1948年也被定為行憲年。陳光甫擔任了國府委員，這大概是陳光甫側身政治最近的一次。他當時覺得政治還有可為，即使如此，他并不認為自己是做官，甚至多年來沒有和政府這班人攪合在一起，只是在蔣介石和朋友的督促下介入，盡一份責任，大部分身體還是“在外”。對于當時行憲國大的實質，他也看得清楚，用銀行作形象比喻，“國民政府正如一家銀行，國民黨辦了20年沒有辦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兌現，或是怎樣，這家銀行岌岌可危，于是總經理蔣先生不得不去拉些新股東來，或者比傳的更確實些，請幾位新董事而總經理不變，希望因為這些新分子而銀行可暫渡難關，依然維持下去。”盡管如此，他心存希望，從此國民黨的獨裁能夠少一些。

“我不像他們想象的那樣‘滑頭’”

回看“滑頭”這一說法，其實在上海話里面，滑頭有審時度勢、見風使舵的意思，讓人又愛又恨。在政商關系復雜的民國，陳光甫滑頭如此，也不得不在其中攪拌應對。

到了1949年，格局急轉直下。面對代總統李宗仁等人親自邀請北上和談，陳光甫沒有如同上次那樣勉為其難，而是在猶豫之后決定不加入。如此表現，自然與形勢變化有關，也透露了他的觀望態度，外界也有一些議論，再次說他“滑頭”，而他則在日記中自我辯解，“對于那些不了解我的人來說，通常的意思是，在接受去北平的提議上，我太‘滑頭’了。是的，‘滑頭’，在上海方言中不是一個褒義詞，它的意思是見風使舵，利用形勢以達到自私的目的。我要在日記中澄清這一點，我不像他們想象的那樣‘滑頭’，如果不是因為我的朋友們，我可能完全不了解形勢的錯綜復雜和后果，接受去北平的提議。”

事實上，早在1948年陳光甫已經看出時局大亂之下，國民政府政治重心開始轉向南方，陳旗下業務重點也開始轉向香港。1949年3月陳光甫去了香港，他的老部下資耀華則留在內地，隨后組織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公私合營，甚至多次邀請他回來。陳光甫猶豫之下，最終選擇留在香港，以接近七旬的高齡重新創業，1950年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香港分行易名為上海商業銀行，在香港注冊。隨后陳光甫定居臺灣，1965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臺北復業。陳光甫于1976年卒于臺北，享年96歲，他近百歲的人生，不僅見證了中國歷史三峽的波濤洶涌，也見證了中國金融業的劇烈變遷。

知道陳光甫去世的消息，遠在海外的老友張公權無比哀傷，以挽聯表示哀思：“論交六十年前，往復籌謀，以裕國厚民相期，得君偉業垂范，堪償宿愿；聞兇數千里外，生死相隔，往異域殊鄉為客，假我余年著述，以證心期。”至于他們的老朋友李銘，也早在1966年在香港去世。一個世紀前的雄圖與壯舉，也隨著時代更迭而逐漸淹沒了。只有一二文字，散落著這些昔日的繁華。

（本文寫作參考陳光甫日記以及相關傳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