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與挫折

日本差不多是除了歐美國家之外，世界上近代產業起步最早且發展較為迅速的國家，特別是政府主導的鋼鐵廠、造船廠以及后來繅絲、紡織業的快速崛起，由此造成了現代產業工人的登場。以在10人以上的工廠內勞動的工人來計算，1900年時，全日本已達到了40萬人以上。他們基本上來自鄉村，在都市社會中處于底層，勞作和生活狀況頗為悲慘。

19世紀末期開始，一批社會活動家和媒體對產業工人窮困的處境寄予了較高的關切和同情，一些知識人受歐美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思想的啟示，對日本漸趨形成的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了批判和抨擊，因此，日本也是除歐美之外社會主義思想傳播最早的國家。在他們的影響下，工人們開始慢慢覺醒，與企業主之間的勞動紛爭也逐漸增多，1897年7月，“勞動組合期成會”成立，工人們嘗試著用罷工的形式來爭取自己的權利。

日本早期的社會主義領袖主要有兩個人，一個是片山潛（1859-1933），另一個是幸德秋水（1871-1911）。

片山1884年去了美國，通過苦學從耶魯大學畢業，1895年回國后立即投身到剛剛興起的勞工運動中，是“勞動組合期成會”的骨干人物。1904年，在阿姆斯特丹舉行的第二屆國家社會主義者大會上片山當選副主席，他主張通過議會選舉來改善政治，提高勞工階級的生產和生活待遇，1907年他創辦了《社會新聞》，倡導普選，使勞工階級通過選舉權來發出他們自己的聲音。

幸德秋水早年師從留法歸來的盧梭的信徒中江兆民，并在其影響下學習唯物論，后來在東京擔當了多家報紙的記者，廣泛接觸到了各種社會問題。1901年，幸德秋水與堺利彥（1871-1933）、片山潛等組成了日本社會民主黨，倡導社會主義運動，但成立當天即遭到了當局的禁止。他在1901年撰寫了《廿世紀之帝國主義怪物》、1903年出版了《社會主義神髓》，這是除歐美之外最早的批判帝國主義、宣傳社會主義的著作。日俄戰爭時期，幸德秋水創辦《平民新聞》，發出了當時日本國內極為罕見的反戰聲音；他還與堺利彥一起，在這份報紙上首次譯介了《共產黨宣言》（1904年），但遭到了當局的查禁，不久被逮捕入獄。

出獄后幸德秋水去了美國，思想上更多地傾向于無政府主義，回國以后他與主張議會道路的片山潛形成了對立，主張以直接的行動來改變日本的政治。1910年5月，當局借口一批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策劃對天皇的暗殺行動，進行了全國范圍的大搜捕，幸德秋水也被卷入其中。翌年1月，包括幸德秋水在內的24名被告被秘密處以死刑（日本歷史上稱為“大逆事件”），社會主義運動也由此被嚴厲禁止，片山潛等紛紛逃往國外，剛剛興起的左翼運動被當局的鐵拳徹底擊潰。

明治末年，在產業工人漸趨形成的基礎上，社會主義的思想和運動已經達到了相當的氣候，但這一思想和運動從根本上來說是反體制的，因此也被當局以謀殺天皇的“大虐罪”的名目遭到了極其殘酷的鎮壓。雖然此后在嚴厲壓制的情況下，左翼的聲音沉寂了較長的一個時期，但明治時代的這一準備期，畢竟為大正時代的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思想的高揚和組織運動的高漲奠定了基礎。

勞農運動的崛起和日本共產黨的誕生

“大逆事件”后，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了一個寒冬期。不過一些活動家依然堅持著隱蔽的工作。到了1915年，高壓氣氛稍得舒緩，活動家們又開始醞釀著掀起一個新的高潮。堺利彥在當年的9月發行了一種新的雜志《新社會》，嘗試一個新的起步。事實上，這一時期民眾的生活并未因第一次大戰時期日本經濟的虛假繁榮而得到任何的實惠，1918年時，實際的經濟收入只有戰前的70%，到了7月，因政府調節政策的失敗和商人的囤積投機，米價比半年前猛漲一倍以上，于是爆發了一場全國性的騷動（史稱“米騷動”），民眾沖擊投機商人、高利貸者和地主，范圍波及全國1道3府32個縣，直接參加者估計達到了70萬人，真可謂聲勢浩大，政府出動了警察和軍隊進行鎮壓。在這場危機中，寺內內閣因此垮臺，誕生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黨內閣（以政友會為基礎的原敬內閣）。

在這樣的背景下，社會主義者重新從潛伏的狀態回到了政治舞臺上。堺利彥1919年在《新社會》里打出了“馬克思主義旗號”。他在第二年把雜志名改為《新社會評論》，最終在9月改為《社會主義》。1919年1月，畢業于東京帝大政治學科、后來擔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的河上肇（1879-1946）出版個人志《社會問題研究》。4月時，堺利彥和后來的日本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山川均（1880-1958）發行《社會主義研究》。10月，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同時又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大杉榮（1885-1923）創辦了《勞工運動》。

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成立，是社會主義運動復活的一個指標。同盟的“宣言”稱，“要從根本上破壞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以“階級斗爭”為手段，祈求自由、平等、和平、正義、友愛的“新社會”、“新組織”、“新文明”（據成田龍一《大正民主》，巖波書店2012年）。日本社會主義同盟的主要成員包含了堺利彥、山川均等馬克思主義者，以及大杉榮等無政府主義者，另外還有文學家、律師和社會活動家等。當時在文壇上確實也出現了若干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作家和刊物，比較有代表性的是畢業于巴黎大學、1919年歸國的小牧近江（1894-1978）。他受法國反戰作家巴比塞的影響較大，首次將《國際歌》譯成了日文，并于1921年創辦了《播種人》，這是日本第一份具有無產階級文學性質的雜志，雖然活動時間不久，但卻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日本的社會主義者一直與歐洲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運動保持著聯系，1919年在莫斯科創建的第三國際，非常重視亞洲的共產主義運動。1922年7月15日，以大杉榮為委員長的日本共產黨秘密成立，11月，被第三國際認可為日本支部。但是日本共產黨卻未能將全日本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統合起來，也難以出現一位非常具有權威的領袖，持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傾向的人們，在如何聯系工農、是以議會的形式還是直接行動的手段改造日本社會等問題上，意見紛呈。1925年12月，農民勞動黨成立。次年3月，又成立了以大山郁夫為委員長的勞動農民黨（簡稱“勞農黨”），不久，黨內一批意見偏右的人又脫離了勞農黨，成立了社會民眾黨。文壇上也出現了不同的無產階級文學的派別，1924年創刊的《文藝戰線》開始時具有相當的影響力，它沿承了小牧近江的《播種人》的路線，但幾年之后，“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的機關雜志《戰旗》，取代了《文藝戰線》在左翼文壇上的領導地位。

總之，在大正時代的后期，各種左翼政黨紛紛登場，甚至在議會上取得了一定的席位，一時間，在整個日本社會上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文壇上的“普羅文學”也成了人們不敢小覷的新生力量，事實上也涌現出了諸如小林多喜二、葉山嘉樹等一批成就斐然的作家。然而，卻始終無法凝成一股巨大的革命力量，左翼陣營內各種派別林立，在實際的運動中，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果。

“治安維持法”和法西斯主義的抬頭

盡管明治時代制定了憲法、建立了國會，形式上日本似乎已成了一個立憲國家，但在此前后，藩閥政府有意炮制了一個“國家神道”，將天皇抬到了至高無上的人格神的地位，并通過了《軍人敕諭》（1882年）和《教育敕語》（1890年）的制定，對軍人和民眾反復灌輸忠君愛國思想，樹立天皇的絕對權威，以各種手段壓制民眾對當局的非議和反抗。

早在1891年5月，政府就公布實施了第46號緊急敕令，其內容是要對報紙雜志、文書圖書實行事先審查，違者將處以短期禁錮、罰款等刑事處罰。但按照憲法，還必須得到議會事后的批準，由于部分議員的反對，最后遭到了廢除，不過在實際操作上，政府對媒體和書刊的出版一直嚴加控制。1900年山縣有朋內閣制定了《治安警察法》，要求組織政治團體或舉行政治性集會時，必須向當局提出申請，并禁止軍人、警察、女性、教員、學生和未成年者等加入政治社團，“在需要保持安寧秩序的情況下”，警察可對戶外集會進行限制、禁止和解散，內務大臣可下令禁止結社。1909年4月，政府在以前的《新聞紙條例》的基礎上，頒布了《新聞紙法》，旨在壓制言論和報道的自由，抹殺民眾對政府的批評。

大正時代被認為是民主運動高漲和政黨內閣實現的時期，但明治以來對以知識階層為主體的民眾輿論壓制的態勢，在大正時代不僅沒有細弱，反而隨著左翼力量的崛起，逐漸呈現出法西斯主義的色彩。眾所周知，法西斯主義興起于一戰結束不久的意大利，其主體傾向是否定議會民主制并壓制勞動階級的革命運動，它同時排斥了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高唱政治獨裁、軍國主義和極端國家主義，在1930年代的德國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一思潮也在1920年前后傳到了日本，這與主張絕對君權的所謂日本的“國體”是相吻合的，明里暗里獲得了許多人的共鳴，因此，大正時期的1920年代，也是日本法西斯主義萌芽和抬頭的時期。

大正后期的1925年4月，加藤高明（對華二十一條的炮制者）內閣頒布了《治安維持法》。第一條規定：“以變革國體以及否定私有財產制度為目的的結社者，以及知情后還加入此種組織者，處以十年以下徒刑以及監禁。”其實施范圍，包括了當時日本的殖民地臺灣、朝鮮和樺太（薩哈林島），順便說及，這些殖民地的當地居民，卻并不享有憲法或普選法所規定的政治權利。該法案在草擬時期，就遭了輿論的強烈反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兩方面都對此展開了激烈的批評。《東京朝日新聞》1925年1月17日的社論稱此法案實際上是“蹂躪人權、壓制人權”，它把國民的思想生活當成了警察取締的對象，集會結社的自由也變得蕩然無存。21個勞動團體的代表者聚集起來組成了惡法案反對同盟，強烈反對這一法案。但是，眾議院還是在當年的3月以246人贊成、18人反對的表決通過了這項法案（據成田龍一《大正民主》，巖波書店2009年）。到了昭和時期，這項法律又被多次修改，內容越來越嚴厲，不僅涉及實際的反政府運動，連思想學術上的所謂“異端”也遭到嚴厲鎮壓。在1945年10月這項法律廢止之前，據此法被逮捕而遭到判刑的思想犯達到了數萬人（據《日本近現代史辭典》，第408頁，東洋經濟新報社1989年）。

此外，為了壓制“異端思想”，1911年在警視廳內設立了所謂思想警察的特別高等課（簡稱“特高”），到了1923年在許多地方上的都道府縣也設立了特高警察，1928年則擴展到了全國所有的地區。1923年5月，特高警察根據獲得的共產黨的文件，對建立不久、尚處于地下狀態的日共進行了第一次大搜捕，逮捕了堺利彥、山川均等80名共產黨人。1928年3月15日，當局對日本共產黨展開了第二次全國范圍的大搜捕，逮捕了1500人。1929年4月16日，又展開了第三次大搜捕，逮捕了800人，幾乎將日本共產黨的領袖一網打盡，日本共產黨由此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一些原來的日共黨員或骨干分子在獄中紛紛表示懺悔和轉向（包括黨的領袖佐野學和鍋山貞觀以及原來的左翼作家林房雄等），而堅貞不屈的小林多喜二則被拷打致死。

到了昭和初期，在法西斯統治的高壓之下，不僅日本的左翼力量被徹底撲滅，自由主義者也遭到了集體噤聲，整個思想界一片肅殺之氣。隨著后來對外侵略戰爭的推進，整個日本社會完全被法西斯主義所籠罩，直至戰后，《治安維持法》和特高警察等才遭到了廢除，日本迎來了一個相對真正民主的時代。

（作者系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