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朱者赤，還是人以群分？——基于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的視角 原創 李毅 定量群學

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社會學里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但是在實證研究中要研究社會資本很難，因為人們通常愿意和與自己有共同特點的人交往（homophily）。比如我們發現一群人都經常運動，我們很難搞清楚到底是因為他們相互受了影響而去開始鍛煉的，還是因為這些人是因為本身就喜歡運動而在一起成為朋友的。換句話說，就是很難搞清楚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還是人以群分物以類聚。

一

這篇文章向大家介紹兩個用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視角來研究同輩群體的研究。第一個是2015年發表在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的Peer influence, genetic propensity, and binge drinking: A natural experiment and a replication。這個研究的優勢是通過使用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的數據來研究同輩群體對飲酒的影響。這個自然實驗數據是來在大學里隨機分配的室友。由于室友是隨機分配的而不是自己主動選的，那么就消除了homophily的可能。如果發現室友有作用，那么就支持了近朱者赤的說法。

自然實驗數據的使用也消除了一個在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研究中難以解決的問題，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是指基因和環境之間相關聯，進而造成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有可能并不是真正存在。舉個例子，上篇文章提到了Caspi等人2002年在Science上發表的文章，發現有特定MAOA變量的孩子即便有被虐待的經歷，其做出越軌行為的可能要低于那些沒有這個特定MAOA變量的被虐待的孩子。在這里基因變量是MAOA，環境變量是被虐待經歷。假設MAOA與被虐待經歷有相關性，比如這個特定MAOA變量是遺傳自父母的，父母也是有這個特定MAOA變量，而父母的這個特定MAOA變量會造成他們在教育孩子上即便很糟糕（虐待孩子），但是他們的教育方法還是要好于那些沒有這個特定MAOA變量的父母。如果這個情況是真的，那么Caspi等人的發現的就不是interaction，而是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而隨機分配的室友是一個隨機的社會環境，它并不與個人的基因相關。所以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的問題就不存在了。

理論方面，社會學習理論對同輩群體影響的解釋就是與同輩的互動使得個人有機會觀察模仿某種行為，而且個人會對學習某種行為的后果進行判斷。如果會帶來好的后果，那么他就可能會去做。相反，如果會帶來不好的后果，那他可能就不去做。

這個研究豐富了以往的社會學習理論，提出了同輩群體影響的搖擺理論（swing theory）。飲酒的基因傾向會改變同輩群體的影響。一個有著高基因傾向的人，會高估飲酒帶來的好處，而低估壞處（比如“天生”就喜歡喝酒的感覺）。一個有著低基因傾向的人，會低估飲酒帶來的好處，而高估壞處（“天生”就厭惡酒）。如果是這樣的話，同輩群體的影響在這兩者身上就會微乎其微。而那些基因傾向中等的人，也許最容易受同輩的影響。如果用美國的選舉來比喻，基因傾向中等的人就好像搖擺州，而高或低基因傾向的人類似民主黨或共和黨的“大本營”州。

數據支持了搖擺理論。室友飲酒的影響在飲酒基因傾向中等組里顯著，而在高或者低組不顯著。因為篇幅的關系，數據和分析的細節就不展開說了。

這個研究還使用了一個觀測研究（observational study）的數據復制了（replicate）自然實驗的發現。觀測研究的數據來自美國青少年健康的數據（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Health）。注意在這個數據中，同輩群體不是隨機分配的，而是自己選擇的。這個結果意味著，至少在飲酒這個問題上，homophily（喝酒的人喜歡和喝酒的人交朋友）對同輩群體估計的影響（bias）并不是那么嚴重。因為自然實驗和觀測研究的結果是一致的。

二

《新英格蘭醫學雜志》2007年發表了一篇有爭議的研究。該研究的主要發現是如果一個人的朋友肥胖，那么這個人也會容易變肥胖。它使用的數據是來自觀測研究。也就是說，數據里朋友是自己選的。它的主要結論是肥胖具有“傳染性”，會在社會網絡里傳播。這篇文章發表之后有不少研究者質疑它的結論。原因是homophily（體重類似的人更容易互相交朋友）可能才是造成肥胖在朋友間相關的真正原因。肥胖并不具有“傳染性”。但是因為質疑者（比如Cohen-Cole and Fletcher 2008）使用的也是觀測研究的數據，他們的質疑也會被質疑。

我們介紹的第二個研究是在2021年Social Science Research發表的Peer Influence on Obesity: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of a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這個研究使用了與第一個研究同樣的自然實驗數據，大學里隨機分配的室友，來研究同輩群體對肥胖的影響。因為是自然實驗數據，所以就不存在homophily和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的問題。

由于考察的是肥胖問題，性別這個變量就很重要了。肥胖和體重問題通常都是給女性帶來更多的社會壓力。研究發現，體重高的女性在工資，教育等方面會受到歧視，而體重高的男性在這方面的歧視要少。另一方面，研究發現年輕女性的目標往往是變瘦，而年輕男性的目標往往是練出肌肉。這樣不同的目標很有可能是因為理想身體（ideal body image）是高度性別化的。在媒體中，瘦成為了女性的理想身體的重要特征，而發達的肌肉是男性理想身體的重要特征。這就會導致男女在鍛煉和管理身材上的明顯區別。

在這個研究當中，FTO基因被用來測量肥胖的基因傾向。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2007的研究里，以前的（lagged）肥胖情況被當做一個測量肥胖基因傾向的替代。但是以前的肥胖情況包含了數不清的社會的，生物的，可測量的，不可測量的因素和雜訊。而FTO基因是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GWAS）發現的一個與肥胖相關的重要基因。而且，FTO基因的生物機制也較為明確。基因在卵子受精的時候就決定了，終生不會變（除了極低可能的變異）。很明顯，用FTO來測量肥胖基因傾向要優于用以前的肥胖情況來測量。

這個研究主要發現是在男性當中，室友的鍛煉對體重沒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在女性當中，如果室友經常鍛煉，那么她的體重會小于那些室友不怎么鍛煉的女性。這可能是因為年輕女性面臨的有關體重的社會壓力大于男性。重要的發現是，這個室友的作用只是存在于肥胖基因傾向高的女性當中。如果她的肥胖基因傾向不高，那么室友對體重也沒有顯著的影響。因為如果一個女性她本身容易發胖，她可能會更關注自己的體重，所以對外界的影響（比如室友）更敏感。這個研究還做了機制上的考察，發現在肥胖基因傾向高的男性和女性中，如果室友經常鍛煉，他們也會經常鍛煉。但是這個鍛煉導致的后果是不一樣的，只有女性的體重會減少。這有可能是因為女性的鍛煉目的就是減重，但是男性鍛煉是主要練肌肉的。而肌肉鍛煉是不太會減少體重的。

《新英格蘭醫學雜志》2007年的文章結論是肥胖具有“傳染性”。而我們介紹的這個研究用自然實驗的數據發現了肥胖的“傳染性”是取決于性別和基因傾向的。

三

最后，做一個小結。這兩個研究利用自然實驗數據，消除了homophily和gene-environment correlation的影響（bias），豐富了有關同輩群體的理論。同輩群體的影響并不是無差別的，它是取決于很多因素的。其中重要的一點是何種行為被同輩群體影響。在美國的年輕人中，尤其是大學里飲酒文化比較流行，飲酒常是一種社交手段和行為，并不分男女。但是在肥胖體重問題上，男女的差別很明顯。女性控制體重，男性練肌肉。不同行為的社會意義不同，同輩群體的影響也可能因此有差異，需要分開考察。

通過納入基因因素到社會學的分析中，我們對社會環境的影響的理解也更清晰了。同樣的環境對某種基因傾向的人的作用可能是正向的，對某種基因傾向的人可能是沒有作用的，還有可能對其他基因傾向的人的作用是負的。如果看平均的影響，那么就會看不到這些異質性作用。在第二個研究里如果我們不考慮FTO基因，那么室友的作用在模型中就是不顯著的，那么結論就是同輩群體對體重沒有影響。另外，有人可能會覺得直接用體重來區分人也可以，體重高的女性也可能對室友的影響敏感。但是如果我們用體重替代FTO 基因來區分，結果顯示室友的作用在模型中不顯著的。那么結論也是同輩群體對體重沒有影響。

參照文獻

Christakis, Nicholas A., Fowler, James H., 2007. The spread of obesity in a large social network over 32 years.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70–379.

Cohen-Cole, Ethan, Fletcher, Jason M., 2008. Is obesity contagious? Social networks vs.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obesity epidemic.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7 (5):1382–1387.

Guang Guo, Yi Li, Tianji Cai, Hongyu Wang, and Greg Duncan. 2015. “Peer influence, genetic propensity, and binge drinking: A natural experiment and a repl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Yi Li and Guang Guo. 2021. “Peer Influence on Obesity: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of a 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93:102483.

作者 | 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李毅

原標題：《近朱者赤，還是人以群分？——基于Gene-Environment Interaction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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