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史記·貨殖列傳》是最早專門記敘從事“貨殖”（商業）活動的杰出人物的史書著作，司馬遷闡釋的經世濟民的經濟思想和商業智慧，被譽為“歷史思想及于經濟，是書蓋為創舉”。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塑世界經濟結構、重構全球創新版圖。在這場大變局中，所有勇于創新、敢于擔當的企業家、創業者、打工人的故事，都值得被銘記。我們推出《澎湃財經人物周刊·貨殖列傳》，講述全球化時代大潮中的商界人物故事。

他們為時代立傳，我們為他們立傳。

人腦擁有至少1000億個神經元，數量約等于銀河系中的恒星數。這些神經元又構成10^15個神經聯接，將復雜相連的神經首尾相接，總長度超過18萬公里。如此復雜的網絡性讓人類擁有了智慧，探究大腦卻成為了全世界科學家努力抵達的“終極疆域”。

把一根尖端導電、外殼絕緣的電極植入腦組織，以此近距離監聽破譯神經元的“交流信息”，更具野心的是希望外部世界和我們的大腦內部直接形成“雙向溝通”。這些想法的萌生可追溯至上世紀二十年代，一名德國醫生開始嘗試尋找腦電信號，當時看起來像是“黑科技”，如今卻已成為各國腦科學研究的重要一部分。

今年上半年，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腦認知與腦疾病研究所正高級工程師、博士生導師李驍健率領的團隊及其合作團隊完成了在獼猴腦內長期植入雙陣列(超過1400通道的柔性電極陣列)，并使用自研儀器成功地以數萬赫茲的高采樣率，同步且持續地采集了每個通道的神經信號，在國內率先打通了腦機接口全技術鏈。并且他們也在嘗試采用中國首個自主研發的超千道腦機接口系統進行獼猴雙手協同運動腦機接口實驗，這被認為有希望超越Neuralink此前用獼猴玩“意念乒乓球”（ MindPong）所展示的成果。

近日，李驍健在接受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記者專訪時表示，國內腦機接口技術從各環節來說并不落后于國際上先進的實驗團隊，但如何把各環技術有機地高質量地組合起來，也就是所謂的高性能系統集成，才是目前亟需攻克的難題。這也是硅谷“鋼鐵俠”馬斯克（Elon Musk）的腦機接口技術初創公司Neuralink的優勢所在。 

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腦認知與腦疾病研究所正高級工程師、博士生導師李驍健。采訪對象供圖

“如果在這個時間節點上大家都努力，腦機接口技術這塊就不會有明顯的科技差距出現。現在也正是神經科技開始進入市場轉化的階段，這塊如果我們也能跟上，那么我們跟Neuralink為代表的美國技術應該也不會有多大差距。”李驍健認為，這場賽跑，國內仍然有極大的并跑甚至未來領先的可能。 

李驍健留著平頭，戴著黑框眼鏡，穿著T恤，十足的工程師范兒。他將專訪的時間定在了當天下午，他坦言這基本是他每天工作的開始，最喜歡的則是深夜工作時段，夜深人靜，是一天中效率最高的時候。談起腦機接口，他就像擁有超大帶寬，專業詞匯像連珠炮一樣，滔滔不絕。

但與工程師范兒不同的是，李驍健還善于表達，能用非常淺顯的語言拉近深奧科學與普通受眾的距離。他喜歡用電影打比方，在一次演講中，他說道，“相信大家都看過《黑客帝國》這部經典的科幻片，在片中，主角們的大腦通過一個線纜與電腦連接后，就可直接憑借意識暢游虛擬世界，對于自己不會的東西，只需幾秒鐘，將相關知識輸入大腦即可學會。此外還有卡梅隆導演的《阿凡達》當中，男主角通過意識替換控制阿凡達，然后又可通過阿凡達與飛龍進行意識對接，用意識直接控制飛龍。還有《阿麗塔：戰斗天使》中的腦神經與電子裝置對接，可直接通過意識自由的控制整個機械軀體。這些確實是非常的科幻，現在隨著腦機接口技術的發展，科幻有可能變為現實嗎？”

李驍健有一個大膽的預測：6G時代的腦機接口，人類可用意識“群聊”。 

李驍健2001年本科畢業于西北大學化學工程系，2010年在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取得博士學位。隨后的8年，他在美國佐治亞醫學院和美國西北大學分別進行博士后訓練并擔任助理研究員。“較為戲劇性”，李驍健如是評價自己學術成長背景：從一開始的“用合成生物的方法制造蛋白質、關注創造新的生命體”轉向“從腦科學中獲得啟發，研究更高級形式的人工智能”，最后試圖“將人腦與計算機融合一體”。

2018年秋季李驍健回國，沒有選擇離家鄉天津更近的學術圈，而是南下加入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腦認知與腦疾病研究所，彼時恰逢廣東省腦與類腦重點研發計劃啟動。隨后，李驍健參與了省級的類腦智能關鍵技術及系統研究、國家級的腦機融合的腦信息認知關鍵技術研究等項目。

李驍健目前的研究領域主要在高性能腦機接口和類腦工程，團隊專注于植入式腦機接口研究，包括面向寬帶腦機接口的神經電子和神經光子技術，面向神經仿真和類腦計算的神經環路解析和解碼技術，以及面向類人機器人的神經擬態設備和系統研發。

“腦機接口實際上從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研究，隨后的很長時間里處于探索和功能驗證階段。科學家們發現，動物的動作行為可以從腦內獲取的神經電信號中解碼出來，當然這是行為的神經生理學基礎，但同樣也說明了腦機接口是可行的，它是有科學依據的。”李驍健表示。 

眼下大熱的詞匯-腦機接口，解釋不一，狹義上指的是建立不依賴于五官和肢體的，大腦與計算機等外部電子設備的直接通訊方式。而且它有兩個英文源詞，習慣上“Brain Computer Interface”主要指的是基于腦外采集腦信號的無創腦機接口技術，而“Brain Machine Interface”則主要指在腦內植入了神經活動傳感器的腦機接口技術（即植入式腦機接口技術）。科學家們希望通過這類技術，實現大腦對外部設備的操控，也希望能把信息直接輸入到大腦里，實現一個雙向閉環的信息系統。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腦計劃”，即“腦科學與類腦研究”作為“科技創新2030重大項目”將全面啟動。中國科學院上海微系統與信息技術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陶虎此前在一篇撰文中寫道，隨著該計劃的推進，腦認知原理解析、認知障礙相關重大腦疾病發病機理與干預技術研究、類腦計算與腦機智能技術及應用、兒童青少年腦智發育研究、技術平臺建設等都將取得不小的進展。其中，腦機接口作為底層核心技術，關乎中國“腦計劃”幾乎所有關鍵內容。

放眼世界，除引發最多的關注的馬斯克及其創立的Neuralink，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臉書、谷歌、亞馬遜等商業巨頭都在積極布局腦機接口領域。陶虎提醒，當前，中國腦機接口（尤其是植入式腦機接口）的關鍵器件和高端裝備嚴重依賴進口，國內缺乏原創性腦機接口核心技術，跟蹤居多，布局分散、缺乏系統性。近兩年，美國對腦機接口進行出口管制，系統級產品及核心器件供應受到不小影響，對中國腦科學研究、神經疾病患者治療等均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不過，陶虎也認為，在高端科技中，腦機接口是中國最有可能迎頭趕上甚至“直線超車”的領域之一。

4通道到幾千通道，更小型設備采集到更多神經信號 

人類現在知道，神經細胞利用電信號來相互通訊，這種電信號是短促的放電。腦神經電信號幅度非常微弱，一般為微伏（uv ）級別，并且還得經過顱骨和頭皮的衰減，需要經過千倍的放大顯示以及減少干擾的濾波器才能形成現在并不陌生的頭皮腦電圖。 

腦電活動的測量可追溯至上世紀二十年代，世界上第一次腦電記錄出自德國精神科醫生漢斯·伯格（Hans Berger）博士，其首次證明，放置在大腦頭皮的電極能夠測量反映大腦活動的電流。科學家對腦內電信號的深入理解則又繼續跨越了近半個世紀。 

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腦機接口技術才真正開始形成。而直到上個世紀末，它發展都相當緩慢。李驍健將主要原因歸結于微電子和微加工技術的落后。他以神經信號采集舉例：“早期，我們只能用一個單根的傳感器扎入動物腦內探測神經信號，基本上只能記錄一兩個神經元的活動，這完全不足以讓我們理解大腦。”

李驍健早期做實驗采用的傳感器還是玻璃包被的鎢絲電極，“一根針下去，前面尖端觸點能采集神經電信號，針桿部分都是絕緣體。一次實驗在腦袋里植入不了幾根電極，也采集不到多少神經電信號”。“當然二零零幾年那會我們分析數據的臺式機的算力可能還不如現在的智能手機，采的數據多也分析不過來。”

正因如此，李驍健在博士畢業后加入了“腦破譯計劃”倡導者、美國佐治亞醫科大學錢卓教授的實驗室。錢卓被稱為“聰明鼠之父”，他的實驗室當時擁有全世界采集神經信號通量最高的裝置——一套由 Plexon 公司研制生產的具有1024通道的神經電生理信號采集系統。“那個時候的電生理信號采集系統也是相當的龐大，基本是一個柜子的大小。全負荷工作時，需要八臺臺式電腦同時運行。”

“類似于電子計算機的發展史，開始時體系龐大，且電路集成度不高。”李驍健談到“我研究生時做實驗，用的信號采集儀器有臺式電腦大小，卻只能支持4個信號通道，現在我們巴掌大的設備支持幾千通道都沒什么問題了。”他強調，微電子和電子工程技術的發展，大幅提高了功能集成度，讓我們能夠以更小型的設備采集到更多的神經信號。 

現如今風頭最勁的Neuralink在這方面即做出了很多創新。2019年7月，Neuralink首次對外宣布其成果——一種可擴展的高帶寬腦機接口系統。該系統由一組電子芯片和一些厚度只有4至6微米、寬度比人類頭發絲還細的絲線組成。整個系統包含3072個傳感器，分布在大約100根柔性絲線上。

總體而言，按照獲取腦內信息的技術方式來分，現階段腦機接口技術主要包括傳統非侵入式頭皮腦電圖（EEG，也是目前最成熟的技術）、非侵入式的成像技術，以及侵入式的腦內植入電極記錄電信號技術。從時空精準度而言，侵入式有著不可比擬的優勢，因此即使面臨較多的安全性及倫理風險，這種方式也毫無疑問成為全球腦機接口頂尖研究團隊的首選。

而就植入式腦機接口技術而言，眼下還存在哪些挑戰和難點？全球領先的測試測量廠商、同時已在腦科學或生命科學行業深耕多年的NI（National Instruments）公司對此有一番觀察。 

NI亞太區高級技術市場經理郭翹此前對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記者表示，從信號采集鏈路來說，關鍵技術環節及其難點有以下幾點：電極方面有微型化、特殊材料選擇、生物相容性、排異反應等進一步優化需求；前端信號調理和放大（濾波，降噪等）；多通道同步信號采集，即上百至上千通道同步采集，高動態范圍，16 bit/24 bit ADC位寬，采樣率達每秒數萬采樣點；多通道信號實時處理，超高通道采集后的數字信號需通過軟件定義硬件的方式（如FPGA），方便科研人員快速實現神經信號濾波，去噪，解碼，分析等創新算法原型實現與驗證；閉環的反饋系統。

郭翹提到，前三個環節中國國內主要腦機技術相關院校、科研機構和公司都有在進行攻關，“NI平臺的側重是后兩環節，與自研或現成的采集系統搭配使用構建一個完整的閉環實時系統。”

對腦科學認識不足，是否是腦機接口的障礙？

Neuralink的縫紉機能植入的3000多個電極顯然不是終點。大腦活動時經常有幾十億神經細胞同時參與，上萬根電極對科學家們來說可能都不夠用。 

“有人提出要做百萬道的腦機接口系統，當然也有人提可能需要上億通道，這樣的想法提歸提，但是從技術層面來說并不是幾年內就能實現的，當然也有人認為，這種想法是否過于粗暴？”李驍健提到，在植入更多電極之前，需要探索的是：哪些信息我們最需要？這些重要信息又采集自何處？ 

他認為，現階段更可行的是針對特定任務進行研究。以非侵入式的功能核磁共振成像技術(fMRI) 為例，它可以采集到全腦的總體概況，但是無論在空間和時間上都無法給出細節信息。換做神經電子信號，其時空分辨率要高出千倍以上，“但這里存在一個問題，我們現在的腦機接口技術無法實現全腦覆蓋，只能植入在少數特定位置上，而且對植入腦區的傳感器數量也有一定的限制。”植入電極數量的增加，也意味著手術風險和倫理爭議的加劇。

腦機接口如何實現熟練執行多任務，而非目前展示的執行單一任務？這個對腦控提出的高性能要求，使腦機接口研究同時面對增大采集信息量和對腦科學進一步深入認知的挑戰。“它涉及幾個腦區？從這些腦區采集多少信息？現在的技術能否支持得住？這也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李驍健預計，總體上或需要5000-10000道的采集通量，才有可能基本實現多任務功能。

在李驍健看來，腦科學和腦機接口之間也存在著“雙向困難”的問題。“腦科學基礎研究還不是很清楚，這限制了腦機接口應用場景的快速擴展；而腦機接口技術本身也是腦科學研究的重要工具，急需技術升級來加快推動腦科學的深入研究。”他認為，腦機接口技術既可以推它在醫療領域的應用場景，同時也要推它作為探索大腦運行機制、啟發類腦智能系統設計的高性能工具方面的價值。

海量的腦神經電信息采集后，如何快速處理？這又是另一個問題。“腦機接口需要實時解碼，它需要速度很快地采集，很快地處理，這是一個基本前提，應該幾十毫秒內就需要完成。”

郭翹也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超高通道加上每通道每秒數萬采樣點的16bit/24bit數據，對系統帶寬的要求非常高，上G帶寬的數據需要進入到FPGA板卡中進行實時處理。“進入FPGA板卡中，神經信號濾波、去噪、解碼，甚至AI深度學習的算法，都需要大量的定點數運算，包括通道間的信號運算，實時處理通常要求運算在毫秒甚至微妙內完成。” 

在腦神經信息處理上，李驍健認為眼下更適合從兩個路線分別看待。一條路線指的是神經信號采集后需要繼續進行深入研究，“我們對大腦的認識不是特別清楚，采的信號必然有科研用途，這方面用途當然希望神經信號采集得越細致越好，然后把它儲存下來，后面可以通過超級計算機進行更細致的分析。”

另一條路線就是用在腦機接口的實際應用場景中，“我們需要以最快的速度輸出解碼結果，這就需要進行有意義的數據壓縮，獲取我們真正要用且用得到的神經信息，對它進行準實時的處理，并輸出解碼結果。”

根據上述兩條路徑，相應技術人員會有不同的策略。李驍健再次以Neuralink此前的成果展示舉例，“他們在2019年用大鼠展示的有線腦機接口系統，有3000多通道，但是最近兩次展示的無線腦機接口系統的通道數低了很多，實際上還做了很大的數據壓縮，無線傳出來的數據非常少。由于對應的任務簡單，這一點點信息已經足夠讓猴子用意念控制屏幕上的光斑運動。”

而對另外關鍵的一環腦神經電信息解碼來說，科學家們也仍在求解真正的解碼方法。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腦計劃”的領軍人物蒲慕明在2021浦江創新論壇上即指出，腦機接口領域往前走仍存在著很大的障礙，一些重大的科學問題需要解決。第一大問題就是如何解碼大腦信息？他認為，現有的收集腦波信息、在用人工智能算法和機器學習算法把大腦的腦波所代表的信息解碼，“這是表面上的解碼，并不是真正理解大腦活動。”

蒲慕明對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記者解釋道，現在主要是靠大數據，且數據還不夠精確，“不知道它什么意思，要去對應。”他認為未來腦電應該更精細，數據也更多，“但是假如你知道環路是什么樣的，那就更好了。你知道這個環路代表的是這個指頭動，那個環路代表那個指頭動，你在上面記錄到了，你就知道得很清楚，現在還沒有這個能力。”

談及這一問題，李驍健認為，大腦被劃分為多個腦區，因為其功能不一，它們處理信息的方式也不同。“在處理連續動態信息的初級皮層區域，或者產生離散的某種抽象信息結構的腦區，可以有各自對應的解碼方式。但是在很多中間的、聯合功能的腦區，信息還是處于混合態中，我們現在還沒有太好的辦法把這里的信息都有效地提取出來。哪些才是跟我們的認知任務對應的信息？另外怎么把它解碼出來？還是存在很大的挑戰。”

今年5月，頂級學術期刊《自然》（Nature）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刊發了由美國斯坦福大學、布朗大學、哈佛醫學院等團隊的研究人員聯合完成的一項里程碑式研究，他們將人工智能軟件與一款腦機接口設備結合起來，讓一名大腦中植入腦機接口設備的癱瘓患者想象拿著一支筆，在一張橫線紙上“嘗試”寫字，就像他的手沒有癱瘓一樣，并將該男子手寫意圖快速轉換為電腦屏幕上的文本。

該項研究的通訊作者、斯坦福大學神經修復轉化實驗室的研究科學家Francis R. Willett博士在接受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記者專訪時就提到，“當你只能記錄傳感器采集到的少量神經元時，有非常不同的神經模式是有幫助的，意外混淆它們的幾率就會很低。這就是為什么復雜的運動，比如寫不同的字母，可能更容易解碼，復雜性使它們更獨特，彼此不同。”Willett進一步解釋道，相比之下，之前最先進的打字方式，“沿著直線移動到不同的鍵上，會喚起非常相似的神經活動模式，因為所涉及的只是一個有著不同角度或不同距離的直線運動。”

Willett提到，這也意味著，也許與我們直覺的認為相反，解碼復雜的行為比簡單的行為更有利，特別是在分類任務中。

全技術鏈集成是關鍵，商業化已來？

回國至今，李驍健率領的團隊在腦機接口領域已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團隊研發的千通道神經電生理信號解析系統體積小巧且具有實時并行神經解算功能，是和Neuralink系統同級別的寬帶腦機接口電子裝置。他們與中科院兄弟所合作，在家兔和食蟹猴腦內成功植入了雙陣列256道柔性神經電極陣列。數月前更是成功完成了雙陣列超過1400通道柔性電極陣列在獼猴腦內的長期植入，并且使用自研儀器實現了對所有通道神經電信號的高速同步采集，在國內率先打通了腦機接口全技術鏈。

超兩千通道腦神經信號采集器原型機。

同時，李驍健等人還在加速實現中國首個采用自主研發的超千道腦機接口技術設備進行的獼猴雙手協同腦機接口實驗。該項研究將為中國自主研發供癱瘓病人使用的植入式腦機接口系統奠定基礎。癱瘓患者將通過腦控機械肢體恢復行動自由。 

現在團隊在腦機接口領域的水平如何？針對這一問題，李驍健謙虛地自我評價：“若單論每個技術環節，其實也就一般般。”他認為其過往工作的意義主要在于，“我們已經對腦科學和神經解碼有過多年的系統研究，現在通過自研加暫時進口零配件的方式，把整個我們認為比較理想的系統搭建起來，讓它能比較高效地運轉，實現全技術鏈的貫通。這樣我們就有了基于自己思想、自己技術、自己系統，獨立自主地發展有自己特色的腦機接口技術及應用的完備基礎了。”目前，團隊的腦信號采集器已經可以做到只有巴掌大小，實現超過2000道的采集和處理通量，帶寬超過每秒100兆字節。

獼猴上肢運動腦機接口模型和實驗演示。

李驍健反復提及的對標就是Neuralink。“從我們的角度來看，他們所有的東西都不是什么逆天科技，馬斯克招募了各領域的專家，而這些專家們帶來的技術，此前在各個領域的頂尖期刊或者會議上都有報道，并不稀奇。”其關鍵的優勢則在于能同時對全技術鏈進行優化集成。

“腦機接口技術橫跨多門學科，怎么進行學科大交叉研究和研發，怎么把多學科的人才集中在一起，并貫通一體，這其實是目前腦機接口真正前沿的困難所在。”李驍健進一步強調，國內在大系統集成方面的經驗不夠充分，“現在相當于每一個技術環節都有東西，也都做得不錯，但是把這若干個技術點有機的組合起來，發揮最強效能，這是一種能力和過程。”

郭翹也談及類似痛點：傳統的腦機接口科研團隊并不具備或精通所有方面，如何快速將科研成果轉化并落地，是這一領域的挑戰。而頗為不便的是，目前商用或現成的系統都比較封閉，科研人員難以做定制修改，或將自己的創新算法集成到系統中進行迭代開發。“NI致力于構成一個完整的開放的生態系統，無論是對接第三方的硬件，還是軟件算法IP，都能極大減少科研人員的開發時間，讓科研人員專注在自己所擅長的領域，加速其對大腦機制的基礎研究的進程。”

值得一提的是，李驍健所在中科院深圳先進院在跨學科合作方面頗有優勢，其定位也是成為新型國際一流的工業研究院。李驍健表示，“腦機接口既有基礎研究又有應用研究，需要一個包括基礎腦科學、神經工程、機械和自動化、電子和計算機等研究人員共同組成的多學科交叉的綜合團隊。在這方面深圳先進院有天然優勢，項目合作甚至不用出大院。”例如，有負責非人靈長類實驗平臺的戴輯副研究員、從事傳感器設計和評估的鄧春山高級工程師、從事神經解碼器算法的張單可副研究員、從事生物相容性增強的都展宏副研究員，以及電子芯片設計的王怡珊高級工程師等。

當然，在實際的研究中，李驍健等人也會“走出大院”。“其他研究機構，包括我們的兄弟所，他們在自己的研究領域有著多年的深耕和儲備，我們也在和在某項技術上有較大優勢的團隊進行緊密的合作。”

團隊成員

相比其對標的Neuralink，李驍健也談到一些差距，例如，推進更高通量的傳感器，并擁有更好的組織相容性和使用壽命，推進神經電子芯片的自研自產，系統更加集成化實現完全體內植入等。“畢竟我們現在還處于原型機階段，雖然說有巴掌這么大，但還是比Neuralink裝置要大不少的，我們希望進一步實現微型化。” 

實際上，拓展至后期應用，微型化是極關鍵的一步。設備的微型化以及通訊無線化，將直接影響植入者的活動自由度，決定著該技術未來的普及度。在李驍健等人的設想中，未來進入實際應用的腦機接口應具備“四化”特征，即微創化、微型化、無線化、類腦智能化。

技術最終如何落地？馬斯克在成立Neuralink之初時提到，其短期目標是治療老年癡呆癥、帕金森病等腦部疾病，其長遠計劃，則是通過植入一些“芯片和電纜”將人腦與AI融合來增強人類大腦的功能。 

“人腦到跟人工智能融合這些都是遠景，需要幾十年時間，最樂觀估計也得要20年，但實際上幾年內能夠做的，其實主要還是醫療用途，針對各種腦部疾病的患者。”這也正是李驍健本人目前想推動的。

Neuralink的大熱是否也意味著腦機接口商業化的“引爆點”已至？李驍健談到，植入式腦機接口屬于有創型，哪怕是微創，對應產品也屬于三類醫療器械。所謂的三類醫療器械，即指植入人體，用于支持、維持生命，對人體具有潛在危險，對其安全性、有效性必須嚴格控制的醫療器械。“這意味著審批比較繁瑣。”

2020年8月，馬斯克宣布Neuralink的腦機接口設備在當年7月獲得了FDA 的“Breakthrough Devices Program（突破性設備計劃）”認證，即將在人類身上進行植入實驗，公司也正計劃進行更多的實驗批準申報。而另一家競爭對手、成立于2017年的Synchron公司在今年7月獲FDA 批準，率先對其產品進行人體臨床試驗，驗證其旗艦產品Stentrode運動神經假體在嚴重癱瘓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需要區分的是，Synchron公司采用的是類似腦血管支架的方式，以微創的方式將網狀的Stentrode傳感器通過血管輸送到大腦。“這種方式比較容易通過臨床試驗審批，但是電極只能停放在較粗大的血管中。可用位點少，且離神經元距離遠，不能清晰地獲得大量的腦神經信息，所以這仍舊是兩碼事。”李驍健始終認為，Neuralink腦機接口未來的臨床試驗獲批，才能最終帶動這一領域的“開閘”。

在真正“開閘”之前，國內的團隊應該保持什么樣的步伐？“如果這個節點上大家都在努力，腦機接口技術這塊就不會有明顯的科技差距出現。現在也正是神經科技開始進入市場轉化的階段，如果在腦機接口這塊也能跟上，那么我們跟Neuralink為代表的美國技術應該不會形成多大差距。”李驍健表示。

而此前蒲慕明則對澎湃新聞（www.6773257.com）記者強調，中國團隊的目標并不僅限于追趕馬斯克的技術，“方向不一樣，我們的愿景更大，要花很多功夫做閉環的腦機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