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真是千奇百怪。有些人過得很有規劃，在每個年齡段都會制訂出一些具體目標，過了一段時間作一次總結；有些人則隨遇而安，過得很隨性。譚其驤先生（1911.2.25—1992.8.28）少年成名；他16歲讀大學，20歲讀研究生，22歲碩士畢業；在同齡人剛讀本科的時候，他就登上了大學講臺。他從大三開始對移民史產生興趣，碩士論文就是那篇迄今仍廣受稱道的《湖南人由來考》；1932年初登大學講壇教的是《中國沿革地理》；1934年春，又協助顧頡剛先生創辦“禹貢學會”。可以說，他很早就與歷史地理結下了不解之緣。禹貢學會提出了若干項宏偉的學術目標，諸如編繪歷史地圖、編撰地名辭典、整理歷代地理志等。譚先生這一代禹貢學會會員后來基本上沿著這些目標在分頭拓進。然而綜觀譚先生一生，實在不能說他是一個計劃性很強的人。

1980年代，報刊上發表了若干篇關于譚先生的文章，談到未來的工作，都說，他計劃寫一本《中國歷史地理概論》。當時我還在讀本科，正準備考歷史地理的研究生，看到這個消息，那叫一個引領期盼。到若干年后我跟他念書，才知道這本書他其實并沒有寫。凡對他了解較深的人應該都能想象，寫這種書，以他的才性根本就不可能。

我感覺，譚先生其實是一個性情中人。他能票戲，能喝酒。聽戲是1930年代他在舊京北平滯留期間養成的嗜好。由聽戲而與朋友一起學唱昆曲。1934年陸宗達先生的祖母80大壽，在家演戲；譚先生與朱家溍先生同臺演《長生殿》之《聞玲》，飾唐明皇一角。之后雖然再沒有粉墨登場，但在京、滬兩地都經常參加一些曲友的聚會（葛劍雄《悠悠長水：譚其驤前傳》，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3頁）。譚先生對昆曲以及其他戲曲的愛好持續終生。喝酒則主要是少壯宜努力之事。1946年9月初，在浙大復員離開遵義前，“漫卷詩書喜欲狂”的譚先生與陳樂素先生等四人喝光了四瓶茅臺，譚先生包辦了一瓶多。此事雖然空前而絕后，但由此可見譚先生的酒量。哀樂中年時，住在復旦的譚先生經常一個人跑到五角場去喝酒，多次沉醉不知歸路。

在很多方面，譚先生都表現出了相當強的藝術氣質。他的字寫得很漂亮，特別是硬筆字。風流倜儻，文質彬彬，秀雅到不可方物。毛筆字平時寫得少，用筆稍顯生澀，然而也很有味道。文人字，耐看。他的文章也很精致。不花哨，可是造意深刻，風神俊爽，措辭淵雅，幾乎找不到冗余的字句。當然更不可能有粗率的表達。據說譚先生的講演也極精彩，可惜余生已晚，只能根據以前親歷者的描述來想象其風神。不過聽他平常講話，能感覺他的語言很引人入勝。

藝術需要才情。才人做事，自不免有一些異于常人的招數。葛劍雄先生撰文比較顧頡剛先生與譚先生的個性差異，曾引述顧先生給譚先生的信，中間有告誡譚先生“千萬不可染江浙人之名士氣”之語（見所著《往事與近事》，三聯書店1996年版；其內容又見上引《譚其驤前傳》）。此信寫于1932年底（見《顧頡剛書信集》卷2，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550頁），其時顧先生與譚先生相知尚不甚深。這是一個對于理解譚先生極有助益的觀察視角。我輩作為譚先生學生，無論自我標榜如何客觀，事實上總未免有情，未免帶有一種仰視的目光。唯其如此，譚先生工作中某些不足和遺憾，我們總能自覺不自覺地比旁人多一些寬容和理解。應該承認，這從相當大的程度上限制了我們向譚先生提出商榷和質疑的可能性。以前譚先生曾撰文說，他讀研究生時可以就兩漢州制問題跟顧先生商榷，而他卻沒有培養出這樣跟他商榷的學生，由此可見顧先生是一個更好的老師云云，其實情況不完全一樣。顧先生對譚先生的上述告誡，應該可以反映在一般人眼里，譚先生多少是有一些熱愛生活的“名士氣”的。

顧先生是個異數。他作為蘇州人，卻不喜歡江浙名士的做派。他對譚先生提出上述諄諄告誡，實在是擔心他不能“以堅忍習苦自勵”，只是“以生活之舒適為目標”，故而痛切地教導譚先生：“我們除了對于所業鞠躬盡瘁之外更有何道可走”。時過兩年，他倆發起禹貢學會，編輯《禹貢》半月刊，顧先生才慢慢地發現，譚先生更讓他受不了的，不是不能“以堅忍習苦自勵”、“對于所業鞠躬盡瘁”，而是另一個問題，做事情太拖拉。譚先生總是以一種對待藝術的態度來對待學術，追求完美，以致完全沒有“工程”概念。

1935年3月中下旬，顧先生給譚先生寫過兩封長信，長度都超過三千字（《顧頡剛書信集》卷2，第551—560頁）。中間談到許多事情，核心是兩件：編輯《禹貢》半月刊，編撰一部《中國地理沿革史》。葛劍雄先生已經在上述文中對此作了詳盡說明，其中還包含了譚先生本人的闡釋。在我看來，顧先生和譚先生之間的差異其實就是一位工程師與一位藝術家的差異。顧先生把這些事當工程做，刻日計功。既然如此，那就這樣也可以，那樣也可以，先干起來再說。而譚先生把這些事當藝術，這樣，不可以，那樣，也不可以。既然不可以，那么急干什么，不如拖著慢慢做——在他人看來，可不就是不做？為此雙方都感到很苦惱。

顧先生確實是個難得的好老師。他認識到譚先生的個性以后，一方面是推心置腹地與譚先生長談，從學術理想到現實處境。讀顧先生寫給譚先生的那幾封信，我想很多人都會理解為何傳統中國人要將“師”與“天地君親”一起敬在神龕上。另一方面，他對譚先生也給予了極大的尊重和寬容。編《禹貢》譚先生不能“任此繁劇”，顧先生自己披掛上陣；《沿革史》的編撰，顧先生后來找史念海先生合作。令人感慨的是，譚先生這種做事的態度，到后來竟一直沒有變。非但沒有變，而且有每下愈況之勢。

最典型的就是編那部學界簡稱“譚圖”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了。此事開張時，主事者希望盡快完工，以為只要將楊守敬《中國歷代輿地圖》（簡稱“楊圖”）上的歷史數據移植到現代中國底圖上，一年時間就差不多了。因此將譚先生從復旦借調到北京，住在招待所里。一年時間過去，只是摸了摸底。配助手，搭班子，以為三五年可以蕆功。各方面施壓，譚先生各種堅持，到最后徹底鋪開，調動全國各相關單位的力量，開展大協作。待到內部本出版，已經是1974年。再后來修訂公開發行，又是各方面壓力重重，譚先生堅持得愈發固執，硬是拖到1987年才最終按照他的意見全部出齊。

應該說，譚先生是幸運的，在那樣一個萬馬齊喑的時代，憑著尚方寶劍，要人有人，要錢有錢。先后調動上百人的力量，一個項目延續了二十多年。基本上屬于慢工出細活。放到現時代，那樣的工效、那樣的工期，完全不可想象。只可憐毛潤之老先生，他老人家就想讀一部比楊圖更好的歷史地圖集，等了那么久，居然到死都沒有看到。

盡管編圖的過程拖了那么久，《中國歷史地圖集》出版后譚先生對它仍有諸多不滿意。他一再對我講，那套圖是特殊時期的產物，只能當參考，不能作依據。1991年春他要我做個作業，摸一摸兩湖的政區沿革。我給他交了一篇一萬多字的稿子。開始他批閱得很認真；到了第二部分，他發現我的論述與譚圖線索基本上一致，以為我沒讀原始資料，只是看了看譚圖。他大不高興，就此停住批閱。見面時很嚴肅地批評我說，做政區沿革，一定要認真讀歷代正史地理志。我覺得他誤會了，連忙聲辯：那些正史地理志我確實是讀過的，只是寫作水平還不夠。誰知他愈發生氣，聲色俱厲地說：“不要狡辯，我老頭子沒有那么好騙的！”

我一直自居為一個好學生，那天的事確實存在誤會；但譚先生的心情，我當時就充分理解，無比感激。走出他家門時，我拭去熱淚。先生的為人為學，讓我又有了新的體驗和感悟。

譚先生曾不無自得地對我講，他從來沒有被催過稿子。這句話我當然知道不能光從字面理解。據我所知，他很多文章其實都是在編輯的一再催促下催出來的。甚至曾有過編輯在他家坐等的情事。此話的真實含義是，他從沒有為貪多圖快而寫過自己不以為然的稿子。這樣來理解，才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學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際遇。我常想，如果譚先生生活在現在，會是怎么一個樣子？實在是不好說。只能肯定一點：八冊《中國歷史地圖集》肯定是不可能編出來的。

2016/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