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國人的生活中，存在大量求人的事，生老病死都要求人。生得好要求人；病了，治得好要求人；死了，燒得好、埋得好要求人；上好學要求人；找工作要求人，調動工作要求人；異地遷徙取得戶籍要求人；參軍要求人；職務職稱晉升要求人，不一而足。”全國政協委員周新生曾經在全國“兩會”上發言，描摹出一幅“求人者求人，被求者也求人，求人者也是被求者”的“中國式求人圖卷”。

一旦身陷變了味的“人情”困局之中，人人都是參與者，人人也都是受害者，就像在進行一場看不到終點的接力賽，或是一局沒有贏家的博弈。而這一切的幕后導演，就是傳染力、滲透力極強的“腐敗亞文化”。如何驅散“腐敗亞文化”的霧霾，關乎國家前途命運，關乎世道人心。

道私者亂，道法者治。“腐敗亞文化”之所以野蠻生長，與法治“營養不良”的狀況有著密切的關系。長期以來，我國法規制度對“腐敗亞文化”中的一些潛規則僅僅停留在“不準、禁止”層面上，具體定性定量的處罰措施有待完善；一些規章制度的彈性比較大，可操作性差，缺少明確的程序性規定，執行或監督的職能部門多頭或缺失。

制度存在漏洞、對權力的監督不到位，“腐敗亞文化”就會乘虛而入。有的公職人員認為“吃點、喝點、收點、拿點”不算腐敗，習以為常；有的領導干部潛心研究法規制度，只為在以權謀私時規避風險、順利過關；還有的人習慣于“不走前門走后門”，整天就想怎么鉆制度的空子撈點好處。

在當前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大背景下，黨紀國法日益完善，“腐敗亞文化”的生存空間不斷受到擠壓。但制度的完備只是完善法治的一個方面，增強制度執行力尤為重要。只有令行禁止、勿縱小惡，方能讓心存僥幸者望而卻步，讓“腐敗亞文化”的信徒意冷心灰。這方面，香港就有成功的經驗。40年前，香港民眾在醫院看病，要向醫生塞紅包；小販被警察追，要給警察塞紅包；就連房子著火了，都要按規矩給消防隊員“開喉費”，公眾反映很大。面對這種狀況，香港廉政公署通過嚴辦送郵件找收件方要10塊錢小費的郵差，使得其他公共服務領域的人引以為戒，在全社會由此形成一種“伸手必被捉”的廉潔氛圍。

三年來，我們以雷霆萬鈞的手段懲治腐敗，“老虎”“蒼蠅”一起打，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使不敢腐的震懾作用充分發揮，不能腐、不想腐的效應初步顯現，反腐敗斗爭壓倒性態勢正在形成。正風反腐同樣也是一場文化和價值觀的較量。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正需要清正廉明的社會風氣提供助力，需要大力弘揚新時期的優秀文化，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凝聚人心。

治理“腐敗亞文化”這樣的社會痼疾，必須發動全社會的力量。在社會這個大染缸里，是做一匹易受浸染的白布，還是做一塊能夠凈化水質的明礬，是每個人都要面臨的選擇，而每個人的選擇匯聚到一起，往往就能形成決定社會風氣清濁的強大力量。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浙商總會首任會長馬云曾在第三屆世界浙商大會上倡言“浙商永遠不參與任何行賄”，他給出了自己的選擇。不參與只是第一步，只有每個人都瞪起眼來、挽起袖子，對腐敗行為絕不姑息，才能讓“腐敗亞文化”無處容身。

移風易俗、再造文化并非一日之功。驅散“腐敗亞文化”的霧霾，需要明察秋毫的法治之力，也需要春風化雨的文化引導，一點一滴地積聚向善向上的正能量，喚醒人心深處的公義良知，重塑廉榮貪恥的公序良俗。在這條漫漫長路上，我們期待更多的同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