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1日，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孔飛力教授（Philip Kuhn）與世長辭，享年83歲。作為著名漢學家費正清的高足，美國第二代漢學研究的領軍人物，孔飛力一生的學術研究與中國關系密切。而他最為國人津津樂道的著作，恐怕非《叫魂》一書莫屬。

孔飛力在《叫魂》中，以他出色的講故事的技巧，為我們講述了發生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名為“叫魂”妖術案件如何引起蔓延全國的恐慌，并將大清帝國的政治與社會生活攪得天昏地暗。以致“小民百姓為之人心惶惶，各級官員為之疲于奔命，皇帝陛下為之寢食不寧?！保ā督谢辍ぷg者后記》，三聯書店，2002，頁332，以下引用該書只標頁碼）

謠言年年有，因謠言打死人卻不多見

在這本書的第一章里，孔飛力列舉了大量的案例，顯示了當時的民眾對“叫魂”妖術的恐懼已經到了何等草木皆兵、歇斯底里的程度。極端的恐懼轉變成對外來陌生者病態的疑懼，并施以慘毒的暴力。

浙江德清縣的一個年輕人被他的叔叔打出家門，逃到杭州時，人們因他的外地口音而懷疑其是“叫魂”的妖人，他被毆打后拖到當地保正家中審問。

兩個和尚在化緣時只因問了一個孩子的名字，便被當地民眾毆打，并威脅要將他們燒死。即使后來未從他們身上搜出“叫魂”的證據，孩子的父母仍要求官方出具書面文件，保證孩子今后安然無恙。

而在蕭山縣，一個鐵匠因為身懷“叫魂”的咒文真的被活活打死了。事后發現，所謂“叫魂”咒文，其實只是向土地爺贖罪的符文。

湖州的和尚前往蘇州為廟里采買補給品，在路過胥口鎮時被懷疑是妖人而遭到毆打，連他們坐的船的船夫都受了池魚之殃。

到了當年的6月，對妖術的恐慌已經越出江南地區，蔓延至武漢，漢陽的民眾將一個可疑的“妖人”打死后，還焚燒了他的尸體。

在古代中國，普通百姓對“叫魂”這類以奪取、控制人的魂魄的妖術的恐懼和憤怒可以理解。因為“叫魂”的后果很嚴重。筆者讀到過很多關于此類的故事，畫風大多既血腥又暴力，不忍直視。

比如《湖海新聞夷堅續志》中關于采取活人靈魂制作“髑髏神”的方法：一個十歲小兒被妖人捉去后，先餓飯，再“每日灌法醋自頂至踵，關節脈絡悉被錮釘”。耶穌最多也就雙手雙腳被釘在十字架上，這孩子全身關節經脈都被釘上了，獲救時已經“時已枯朽，略無人形”，才把事情經過說明就斷氣了。

這種“叫魂”的恐怖故事在歷代志怪小說中多有記載（欒保群先生的《捫虱談鬼錄》中有專章論述這種妖術），其反映的是前現代社會民間對妖術的恐懼和相關流言的傳播。即使在現代社會，也還存在類似的謠言。

筆者小學時就流傳過所謂“吸血老太”的都市恐怖傳說，記得當年一個小伙伴還指著我家附近一扇門洞中昏暗的樓梯說，吸血老太就住在樓上。去年在全國各地還傳過一陣面包車拐小孩的謠言。但也沒聽說謠言流傳期間，有憤怒的群眾打人、燒車的過激行為。

而1768年，正當中國的“康乾盛世”之際，蔓延全國的妖術大恐慌以及隨之而來的以私刑處置疑似“妖人”的暴力行為反映了整個社會處在深深的不安全感中?？罪w力說，“公眾所得到的保障實在太少了”（頁31）。

人多錢少糧食貴：清代“盛世”下民眾的不安

是什么使生活在“盛世”下的中國百姓如此不安，以致對威脅其保持原有生活狀態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會反應如此激烈？孔飛力認為一個可能的解釋是中國人口的增長與18世紀下半葉稻米價格的持續上漲（頁43-44、50-51）。吃飯的嘴多了，糧價卻一路飆升，對普通小民自然是切身的危機。不過老百姓手里的錢也隨之增加的話，大概也不會如此焦慮不安。

可偏偏在妖術恐慌發生的時間節點上，作為貨幣而流入中國的白銀數量還未能緩和老百姓因糧價上漲而日漸迫促的生計。尤其是在明清時代高度商業化的江南地區，當地的糧食不足供給，需要從外地購買。無怪妖術恐慌最先從江南爆發?？罪w力說，當妖術恐慌發生時，“在長江下游人口過于密集的地區，稻米的價格對普通平民百姓仍然是一個沉重的負擔。”而白銀流入的急劇增加發生在進入18世紀60年代以后?！霸?768年，外部世界還只是剛剛開始在為中國人口的巨大增長支付賬單?！保?4、47）

1681~1833年流入中國的白銀，括號中的數字意味著隨著鴉片走私開始出現了白銀輸入的負增長。表見《叫魂》，三聯書店2002年版頁45

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

孔飛力推測“18世紀的中國人之所以害怕妖術，是因為他們感到自己的生活受到了周圍種種看不見的趨勢的威脅?！彪m然他也指出“這樣的說法盡管迷人，卻永遠無法得到證明”。（頁62）但他確實揭出了中國與前現代世界體系的關聯——來自外部世界的白銀影響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可能性。

盡管在“叫魂”事件中，我們應該如孔飛力所言，謹慎對待這種關聯性，但在其他的歷史場景中，我們可以明白看到幾百年前的中國和世界是如何通過白銀這一媒介互相影響的。

另一部曾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的著作，《白銀資本》“對1500年以來世界各地之間的經濟聯系作了一個氣勢恢宏的論述”（王國斌為該書所作序言）。作者貢德·弗蘭克在書中展現了明清時期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生產的終極“秘窖”的畫卷。

弗蘭克在綜合各家學者的研究和統計后得出結論：在1800年前的兩個半世紀里，中國獲得了大約6萬噸白銀，大概占世界有記錄的白銀產量的一半。即使保守估計，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的100年里，中國也占有了世界白銀產量的1/4到1/3（貢德·弗蘭克著，劉北成譯：《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頁134-140）

“中國憑借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制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進行貿易都是順差。”這使得中國在明清時代具備了強大無匹的“吸銀”能力而成為世界白銀的“秘窖”。弗蘭克認為，在當時的全球經濟體系的若干個中心里，中國是支配著其他中心的中心（《白銀資本》，頁108-109）

墨西哥城的中國人社區：身處全球經濟體系中的明清中國

品質優良、工藝精美、品種繁多的中國絲綢和瓷器一直是歐洲市場上的走俏貨，然而他們卻拿不出多少中國需要的貨物來作為交換，只能用貨幣來購買。

1460-1530年間，歐洲的薩克森、波西米亞、匈牙利和提洛爾的白銀產量急劇增長，上升了約500%，大大刺激了歐洲上流社會對“東方奢侈品”的渴求（崔瑞德、牟復禮編，楊品泉等譯：《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頁368）。

差不多與此同時而來的大航海時代使歐洲人發現了擁有巨大白銀礦藏的美洲“新大陸”。

歐洲殖民者憑借手中的槍炮、鋼鐵、馬匹往往只靠少數人馬就能打敗成千上萬只裝備了石頭、青銅棍或木棍、短柄斧和護身軟墊的印第安軍隊。而歐洲人帶去的天花、麻疹、流感、傷寒、鼠疫，則使體內對這些疾病毫無抗體的印第安人大量死亡。據估計有95%的美洲土著死于這些疾病的傳播（賈雷德·戴蒙德著，謝延光譯：《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頁51、55）。

在征服美洲后，歐洲人大量開采白銀，從1500-1800年，世界白銀存量增長了4倍。除了部分留在美洲和運回歐洲外，其余幾乎都運往亞洲主要用來購買中國的商品。即使運到歐洲的白銀最終也有很大部分仍然流向亞洲，尤其是中國。1545-1800年美洲出產的白銀約有10萬噸輸出到歐洲，這當中的32%又經歐洲輸出到了亞洲（《白銀資本》，頁135）。

難怪1621年的一個葡萄牙商人如此寫道：“（白銀）在全世界到處流蕩，直至流到中國。它留在那里，好像到了它天然的中心?！保ㄍ?，頁124）

美洲的銀礦

歐洲人靠搶來的錢闊起來之后，大把撒錢買中國貨，既求最貴，也求最好。明代中國輸出到歐洲的瓷器數量雖然僅占總量的16%，但卻都是優質瓷器，因此其價值高達中國出口瓷器的50%（《白銀資本》，頁105）。

明朝末年，每年大約有4~6萬件中國瓷器運到里斯本，而里斯本的上層人物都已身穿中國絲綢、抿著中國茶，吩咐人向中國訂購他們要求的葡萄牙風格的瓷器。而在阿姆斯特丹，明代青花瓷已進入尋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了（《劍橋中國明代史》，頁375、377-378）。

世界在享受中國產品的同時，也感受到了中國制造帶來的沖擊和影響。清朝初期，墨西哥的絲綢生產者遭受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因為從菲律賓運來了大量的中國衣服和紗，墨西哥就沒有必要在本國生產絲綢了?！?/p>

來自中國的絲綢雖然沖擊了墨西哥的產絲業，卻促進了當地絲產品制造業的明顯增長。而在墨西哥的織工中有相當部分是中國人，他們在1630年代的墨西哥城中形成了一個相當可觀的社區（同上，頁384-385）。

與此同時，中國也因白銀的大量輸入發生著改變。明代張居正改革的“一條鞭法”，即將大部分土地稅、勞役和超額征收都折合白銀支付，只可能在這一背景下實現。因為中國“地下礦藏白銀獨少，非但銀礦點稀量少，礦藏品味也很差，采煉為難”（朱維錚：《壺里春秋》，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頁220）。中國因大量美洲白銀輸入確立的貨幣銀本位制，一直延續到1935年國民政府禁止白銀流通，發行法幣為止。

明代在盛產絲茶的南方征收的代替實物稅的“金花銀”銀錠。這塊銀子可能當年就是出自美洲的銀礦，又由“馬尼拉商帆”千里迢迢運來中國的。

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中國人也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這一變化帶來的影響。一些官員上奏皇帝開放海禁，鼓勵海外貿易。

明末的傅元初在《請開洋禁疏》中指出：中國絲綢賣到東南亞，價錢比在國內翻一番。磁器和果品等其他商品也在海外備受歡迎，開放海禁還能解決就業問題，“我人百工技藝有挾一器以往者，雖徒手無不得食”。

他建議，與其閉關，讓民間走私大獲其利，不如開禁。萬歷年間僅海澄縣一隅之地，一年的貿易稅就有2萬多兩白銀（此疏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96《福建六》）。

清初康熙年間的江蘇巡撫慕天顏則回憶順治六七年間尚未實行海禁時，“見市井貿易，咸有外國貨物，民間行使多以外國銀錢。因而各省流行，所在皆有。”由于海禁，“所坐棄之金錢，不可以億萬計?！?/p>

現在白銀短缺，解決之法要么開礦，要么“惟番舶之往來”。開礦“事繁而難成”，“所取有限，所傷必多”（中國也沒多少銀可開采），而允許外國的“番舶”前來貿易則“以吾歲出之貨，而易其歲入之財”，不僅能刺激生產，還可解決缺錢的問題（慕天顏：《請開海禁疏》，見賀長齡編：《皇朝經世文編》，26編）。

《鹿鼎記》中的慕天顏，他機智又聰明地保住了險些被韋小寶挖去喂馬的芍藥“金帶圍”

當1630-1640年代美洲白銀產量下降時，使得已飽受天災、瘟疫、外患、內亂困擾的明朝的統治更加危如累卵。盡管這是否造成了明朝的滅亡還有很大爭議，但16世紀17世紀，中國國內對進口白銀的需求，國外對中國絲綢、瓷器等商品的需求，無疑促使中國比以往更深地卷入了世界經濟事務（《劍橋中國明代史》，頁390-391、400）。

雖然明清兩代的統治者屢屢關閉國門，實行海禁，但仍擋不住中國與歐洲參與進同一個全球經濟的同一發展。

將發生在中國的歷史事件置于全球背景下觀察時，往往能讓我們對之做出更精彩的解釋。幾百年前以國際視野來思考中國問題的先輩已不乏其人，相信今天能這樣做的中國人會更多，通過這樣宏大的角度來觀察長時段的歷史，相信能對中國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有更深入的理解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