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選自《走向“最后關頭”：日本侵略下的中國（1931—1937）》，作者：[美]柯博文，譯者：馬俊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

1935年12月9日，清華學生游行隊伍在西直門外進行抗日救亡宣傳，演講者為清華大學學生陸璀。（資料圖）

當我開始寫作《走向“最后關頭”》時，我研究民國時代的中國已經好幾年了。通過解讀20世紀30年代發表的無數報刊文章，以及后來寫成的回憶錄，我深信中國人在這十年所面臨的關鍵問題之一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甚至在1937年7月戰爭全面爆發以前，日本問題也似乎主宰了中國的新聞報道。在我看來，西方學界對這段時期的研究，沒有充分地討論日本問題對中國國內政治的影響。許多學術著作陷入明顯的框框中。西方的政治史偏重于像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這些政治團體的組織和活動。社會和經濟史學家注重農村社會、農民、工業化和貿易。外交史學家考察南京、東京、倫敦、華盛頓和日內瓦這些政府層面問題的主要相互關系。現在西方學者似乎很少在這些領域之間進行相互交叉研究。自1991年《走向“最后關頭”》首次出版以來，形勢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改變。

特別是在美國，許多研究民國時期中國的外交史著作已關注與美國外交政策或國聯的作用相關的問題。美國外交史學家似乎比研究中國知識分子、社會、經濟和政治史的學者更少使用中文資料。我漸漸認識到這種隔膜已經導致西方學者無法把握大部分中國政治史中日本問題的重大意義。

當然，對于生活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人而言，日本帝國主義實際上不是一個外交問題——它是一個國內問題。日本侵略中國，占領了其大量領土；日本（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列強）的戰艦在中國的內河航行；像上海和天津這些城市的中國居民則生活在日本軍隊的影子之下。

為了全面理解這個問題的政治意義，我決定撰寫一部主要是按年代排列的著作。我極為細致地考察了1931年至盧溝橋事變之間的入侵、事件和沖突。這項研究是非常細致的，但我認為這是理解主題的關鍵。一個又一個事件的無情壓力不停地煽動著中國民族主義的火焰，它形成了20世紀30年代的歷史。盡管這項研究的時段相對較短（僅有六七年），但我相信中國政治和民族主義的思想被這些事件極大地改變了。到1937年夏，政治上活躍的中國人在準備抵抗。蔣介石無法繼續實行妥協政策。

《走向“最后關頭”》是為西方學術界的讀者而寫。盡管我知道許多中國學者已經讀了這部著作，不少人還提出了極為中肯的評論，但我估計絕大多數的讀者仍是西方學者。本研究所用的大部分資料——報紙、期刊和回憶錄——是在中國出版的，并在中國可以看到。但我仍然非常高興，本書能有機會譯成中文。我此前的一部著作《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80年）出了兩個中文版本。每次到中國，我都很享受與那里的同行討論這部著作的樂趣。

不過，一部由西方學者所寫的著作能給中國讀者提供些什么呢？當然，答案是由讀者決定的，但我可以提供一種可能性。

盡管中日戰爭已在70多年前結束了，但那場戰爭造成的問題在東亞仍然沒有平息。戰爭反省問題、對南京大屠殺的爭論以及對慰安婦和強擄的勞工的賠償，仍然沒有解決。作為一名既非中國人也非日本人的西方學者，我大概可以提供一個局外的觀點。

在本書中，我并不準備著重強調日本帝國主義的這些罪行，無論如何，不去譴責或縮小它。我想做的是去解釋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政治發展所產生的影響。也許本書有時似乎忽略了中國人民的苦難，但這不是我的本意。在尋求理解這場戰爭的影響方面，也許一個局外人比一名中國的或日本的學者更能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無論如何，我非常高興本書能與中國讀者見面，我期待著您的評論。

《走向“最后關頭”：日本侵略下的中國（1931—1937）》，作者：[美]柯博文，譯者：馬俊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