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蛻園先生去世于1973年，遺稿有《劉禹錫集箋證》，定稿稍殘，整理者據其初稿補足，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我第一時間購置了該書，原書沒有自序，僅有簡單的整理說明，因此沒有特別地閱讀，對其成就也一直缺乏深入的理解。2001年為傅璇琮、蔣寅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通論?隋唐五代卷》（遼寧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撰寫《隋唐五代文學的基本文獻》，介紹此書“為劉集第一個全注本，著重于名物典章和史實人事的詮證，引征豐富，精要不煩，頗具功力”。只是浮泛的肯定。近年因全面校訂唐詩，方得緣仔細閱讀此書，很驚訝于此書達到的成就。雖然書出已經二十六年，仍感到有必要介紹此書之成就，以及瞿氏獨到的治學方法。

瞿之生平，復旦大學2012年田吉的博士論文《瞿宣穎年譜》有詳盡考定。述其大略，則可概括如下：瞿宣穎（1894-1973），初字銳之，后改兌之，晚號蛻園，湖南善化人。是清末重臣瞿鴻禨幼子。一生涉足政、學兩界，往來南北各地，交游和治學的興趣都極其廣泛。更具體些說，則他出生在甲午戰敗那年，在他少年時期，其父瞿鴻禨歷任署吏部尚書、充中日議約全權大臣，授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充核定官制大臣，地位接近宰相。欲引岑春煊與袁世凱相抗，反為袁所噬而出缺回鄉。瞿蛻園因為父親的緣故得以廣交天下名士，也深切體會官場之波譎云詭，瞬息萬變。他在清季民初有深厚的舊學積累，但進入大學則接受的是現代教育。在圣約翰大學是學生團體的骨干，轉學復旦大學后更遭逢“五四”學運席卷全國，他積極參加上海成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并充滿激情地執筆起草《學生聯合會宣言》，引一節如下：“期合全國青年學生之能力，喚起國民之愛國心，用切實方法，挽救危亡。遠近各地，請即日響應，互通聲援，以為全國學生自動的衛國之永久組合。自由與公理，為吾人同赴之目標，死生以之，誼無返顧?！钡厴I要謀職養家，他只能在父親熟悉的人事環境中謀發展，到北京政府任職，曾任國務院秘書、司法部秘書、國史編纂處處長，署印鑄局局長、國務院秘書長等。國府南遷后，他以文教活動為主。1937年后留滯北京，下水擔任諸多偽職，還曾短暫署理過偽北大校長，雖無大惡，但畢竟不甚光彩。1949年后一直沒有固定職位和生活來源，冒廣生曾欲推薦他進上海文史館而不果，只能靠為報社寫稿、為出版社寫書來謀生，后者較重要的有科學出版社約請整理清末王先謙遺著《新舊唐書合注》，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撰寫《李白集校注》（與朱金城合作）及《劉禹錫集箋證》。其間，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聘他為特約編審，每月給一百元，得使他衣食無憂，但年老多病的醫療費用仍使他難以承受。他努力希望適應新社會，但身份只是社會閑雜，要交待歷史問題還是自己努力投遞上去的，1955年得到“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決定。1968年仍因私下議論惹禍，以七十五歲高齡獲刑十年，八十歲瘐死獄中。

文史學者周劭《瞿兌之與陳寅恪》：“中國學術界自王海寧（國維）、梁新會（啟超）之后，夠稱得上‘大師’的，陳、瞿兩先生可謂當之無愧。但陳先生‘史學大師’的稱號久已著稱，瞿先生則尚未有人這樣稱呼過，其實兩位是一時瑜亮、銖兩悉稱的?！边@一說法可以從陳三立、陳寅恪父子的文字中得到印證。陳三立1936年為瞿《丙子詩存》題詞：“抒情賦物，悱惻芬芳，而雅韻蒼格，階蘇窺杜，無愧健者。”以為得窺杜甫、蘇軾之門墻。次年陳三立去世，瞿作挽詩五首，《吳宓詩話》云：“寅恪言，散原丈挽詩，以瞿兌之宣穎所作為最工，惜宓未得見?！弊阋娫u價之高。其后瞿、陳二人的交誼唱和一直維持到“文革”前夕。

從目前看到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存檔，瞿蛻園在1961年12月26日致函稱“《劉禹錫集校注》工作亦望酌量提出”，但版本及其他資料請提供利用便利。到1963年9月16日告該集箋校已畢，稱“逐細考訂，大致無遺，字數在三十萬以上”，請預支稿費。到1964年7月16日再告“現已接近最后階段。除已交之部分外，增加注文及補充箋證，約計為十萬字”。1965年1月11日，告“此稿閱時三年有余，幾經修訂，合計全稿約五十二萬言”，前交稿外又“鉤考群書，補撰《劉禹錫集傳》一卷、《劉禹錫交游錄》一卷、《永貞至開成時政記》一卷”，請求結清稿酬。同年11月8日寄去最后修改稿，總計約六十萬字。巧合的是，恰是在這前后一兩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之文發表，“文革”開演，瞿不幸遭劫，這部書稿因已交出版社而得保存。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出版后，瞿蛻園特作長慶體詩《陳六兄寅恪自廣州寄詩見懷雜述答之》相贈，詩末云：“料君養目垂簾坐，聽我翻詩轉軸成。格律香山元不似，或應偷得句中聲?！弊宰ⅲ骸熬对自姽{證》，持論精絕，故擬其格以博一笑。”在箋校劉集時，他還通過吳宓，“有二三詩史上問題請于寅恪”（《吳宓日記續編》1964年5月13日）陳寅恪同年作《贈瞿兌之四首》有云：“三世交親并幸存，海天愁思各銷魂。開元全盛誰還憶，便憶貞元滿淚痕?！北磉_關切思念，以及藉開元、貞元歷史研究寄寓家世、時代滄桑之感的共同志趣。

《劉禹錫集箋證》之學術追求

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劉禹錫集箋證》是瞿蛻園晚年賣文為生的一部書稿，在基本交稿后，他即提出“已陸續借支部分稿酬。茲值寫定成書，可否惠予結清，藉以應付個人生活所需，實深感盼”，其困頓可想知。但同時他又說：“關于劉集之資料，仍在繼續搜集研究中，今后如有所得，尚擬補入稿中，以期盡量充實。必要時仍當分批取回該稿一用，用畢即歸還?！币呀桓迦晕幢貪M意，希望不斷充實提高，絕不因賣文謀生而應付了事。

從表層來說，《劉禹錫集箋證》是一部符合古籍整理基本規范的著作。劉集唐時凡四十卷，到北宋已缺十卷，宋敏求另采《劉白唱和集》《彭陽唱和集》《汝洛集》《名公唱和集》《吳蜀集》等書所存劉詩四百零七篇，另得雜文二十二篇，編為外集十卷，成為后世劉集的通行文本。瞿氏以日本崇蘭館藏宋蜀刻本為底本，參校紹興間董棻刻本以及明清幾種刊本。兩種宋本雖珍貴，但前者董康1913年影印，后《四部叢刊》收入，后者則1923年徐森玉曾影印，皆易見。瞿氏復參?！段脑酚⑷A》《唐文粹》《樂府詩集》《萬首唐人絕句》等書，?？闭J真，這在今日一般古籍整理者都能做到。全書沒有輯佚，是志不在此，因此缺收可靠文章如《文苑英華》存擬翰林制誥，存疑作品如《陋室銘》與“司空見慣”的那首詩，稍存遺憾。值得稱道的是涉及文本異文時，瞿氏每能追蹤經史文本加以定奪，顯示熟稔舊籍的深厚功力。如《哭王仆射相公》詩首句，諸本多作“于侯一日病”，瞿校以為崇蘭館本作“子侯”為是，蓋用《史記?封禪書》載霍去病子子侯暴病一日死之事，切王播之暴卒。再如《再經故元九相公宅池上作》，《全唐詩》所錄有句作“蛙螟衣已生”， 瞿認為宋本“螟”作“蠙”，是用《莊子?至樂》“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是宋本不誤。又如《詠古有所寄二首》之二“遺基古南陽”，一本作“南方”，瞿認為詠東漢陰麗華事，必不作南方?！督鹆晡孱}引》“逌爾生思”，朱氏結一廬本作“迺爾”， 瞿謂“逌爾”用班固《答賓戲》語，“迺爾”為誤解?！墩鬟€京師見舊番官馮叔達》，宋蜀本作“舊曹官”，瞿謂當依《文苑英華》卷二一八、《萬首唐人絕句》卷五、《全唐詩》卷三六五作“番官”是，并引《唐六典》為證，知其人為劉官屯田時的掾吏。再如《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征江湘逐客》首句，宋本作“云雨江湘起臥龍”，似乎可通，瞿認為此處用《易解卦》，當依朱氏結一廬本和《全唐詩》作“云雷”。再如劉禹錫為何字夢得，他認為取名是據《禹貢》“禹錫玄圭”，而夢得則可能據緯書《孝經鉤命訣》“命星貫昴，修紀夢接生禹”。凡此之類，非熟諳舊籍、典實、制度、地理等，難以臻此。

就全書構成來說，則主體為劉集所有詩文的校訂解讀，每篇下分諸欄，一為“校”，乃求文本之真，操作規范，已如前述；二為“箋證”，非一般之注釋文義，而是各就人事、事件、地名、制度等展開討論，部分篇章稱“注”，體例未及劃一，亦有“注”與“箋證”兼有者，則“注”明細節，“箋證”則發揮該篇寫成時間、背景及所涉寓意之討論。各篇詳略各異，詳者或至數千言，可作一篇論文看。全書之末，則有四項附錄，一為《劉禹錫集傳》，以劉氏自撰《子劉子自傳》為本，據本集勾稽事跡以成新傳，總約兩萬余言，類似年譜而將傳主一生大節揭出。二為《劉禹錫交游錄》，凡收五十五人，總約九萬言，以劉之作品解讀為依憑，稽考諸人之生平出處，重點交待與劉之交往始末及恩怨情隙，仔細閱讀，方知為全書最精彩之部分。三為《永貞至開成時政記》，首末三十八年（敘至劉卒），為劉禹錫一生與朝廷政治最密切的時期。似為他考查劉詩文人事交集與政治糾葛之長編大綱。四為《余錄》，為治劉集之隨感而各篇難以歸屬者。估計以上部分皆最后完成，是總結箋證心得而尤望加以發揮者。

劉禹錫存詩約八百首，存文約二百二十篇，頗為可觀。他學問浩博，為人強項，交游至廣，大多為特殊原因或人際交往而作，寄意深遠，解讀不易。瞿蛻園早年即成長于同光余風的氛圍內，于駢散文和古今各體詩皆稱擅場，特別善于體會微妙的人際應酬和復雜的政治角逐中的含蓄表達，何況他的先人曾深陷政爭，他本人又曾長期周旋官場，這些獨特的經歷和學養使他的解詩能有許多切膚鑿骨的揭發。

舉一首詩之解讀為例。劉禹錫《代靖安佳人怨二首》有引：“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年（815）六月，公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薨于墻下。初，公為郎，余為御史，繇是有舊故。今守于遠服，賤不可以誄，又不得為歌詩，聲于楚挽，故代作《佳人怨》，以禆于樂府云。”詩云：“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薄氨鼱T朝天遂不回，路人彈指望髙臺。墻東便是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痹娭荚谠娨ㄓ礤a父名緒，故序皆作引）已經說明，丞相武元衡因主張平叛，為方鎮遣刺客殺于上朝途中。禹錫與武有宿怨，此時恰在南赴連州的路上，得訊而作此二語，托武姬人口氣表達哀悼。前人對此詩之評論，如宋葛立方《韻語陽秋》卷三即認為“其傷之也，乃所以快之歟”，劉克莊《后村詩話續集》則比較柳宗元同時所作《古東門行》，認為二人雖皆與武有隙，柳“猶有嫉惡憫忠之意”，劉則“似傷于薄”。然則恩怨是個人間之事，武之平叛是為國家，犧牲更屬壯烈，借此泄憤，更屬不堪。瞿蛻園則認為劉之怨懟僅在詩引中“公為郎，余為御史，繇是有舊故”，謂二人名位本相埒也，“今守于遠服，賤不可以誄”，明己之貶斥由于武也。不作挽詩而托于樂府，“雖不為快意語，亦固不許其為人矣”。這樣的解讀顯然比宋人更為精當，更為劉詩之“微而婉”提供具體的注腳。附錄柳《古東門行》，認為柳“不以元衡為力主討淮西者”，詩意但“慨唐室之無能”，“與禹錫之制題隱約略同”。

文章即便明白者，其本事如何，也很難得到確解。如劉禹錫祭柳宗元文有“近遇國士，方申眉頭”，當然是說柳在病亡之際，得到有力者之賞識，可望起用。但國士為誰呢，瞿蛻園排比元和十三、十四年之秉政者，只能舉出令狐楚、李夷簡二人，但柳與令狐無交往之跡，李居相短暫也未見推挽之事，因而竟難以究明。

劉禹錫與杜佑：府主和僚屬始歡而終隙

讀其詩需知其人，知其人需明其世，知人論世尤要辨其人之識見作為及奉公或謀私。瞿蛻園對劉禹錫進入仕途后國家大勢的認識是：“自貞元政主姑息，唐之衰亡分裂已肇其端。德宗既卒，繼事者不得不思矯其弊。王叔文輔順宗，首折韋皋、劉辟割據之謀，移宦官典兵之權。及憲宗嗣位，杜黃裳始謀伐蜀，李吉甫繼謀經畫兩河，吉甫歿而裴度繼之。（李）德裕秉其父訓，始終以富強為務，觀其會昌中措施，皆叔文、黃裳、吉甫與度一脈相承之旨趣也。至于主安靜，戒生事，汲汲以容身保位為務，因而忌功害能，黨同伐異，則又張弘靖、韋貫之、令狐楚、錢徽、蕭俛以及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閔、楊嗣復諸人夙所主張者也?！保ā秳⒂礤a交游錄?李德?！罚┻@是一段劉禹錫從入仕到去世四十多年政局總體走向的提綱挈領的大文字，一方面是在宦官、節帥和朝臣交互影響下，經歷了七位皇帝的權力更迭，另一方面是大臣與文士因為家族、科第、仕宦、婚姻、師友等原因形成各種犬牙交錯的利益集團，展開此伏彼起的政爭和糾纏。政治斗爭的原因經常并不是因為施政方針或原則有什么不同，焦點經常只是由誰來做，通過什么途徑和方式來做。這是讀這段政治史所必須了解的。劉禹錫的仕宦和文學就是在此大背景下展開。請先從他早年與府主杜佑的關系說起。

杜佑是德宗朝的名臣，從貞元五年（789）起任淮南節度使，鎮守揚州十五年，保證唐東南財賦之運達。劉禹錫從貞元十五年（799）始，入其幕府為掌書記，極受信任，且私人關系也甚密切，《上杜司徒書》曾自述：“小人自居門下，僅踰十年，未嘗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無遁逃，言行之間，足見真態?！苯翊鎰槎牌鸩莸谋碜嗌羞_二十九篇之多。貞元末杜入朝為相，直到元和七年去世，其間劉亦入為監察御史，并因卷入永貞黨人而長期被貶。用現在的話來說，劉是杜的部屬，因杜之入朝而授京職，但在劉遭遇政治挫折長期被貶過程中，杜雖高居相位但從來沒有發聲，這當然是很特殊的情況。

瞿蛻園勾稽文獻揭示，杜佑早年從事浙西，與禹錫父劉緒為同事。當杜以善理財而得擅東南財賦時，更樂于以世善財計的故人之子為掌書記。劉禹錫自敘與杜之相得無間，正因此特殊原因。當叔文用事時，杜已入朝為同平章事，充度支鹽鐵等使，禹錫以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即仍為杜之助手，且充杜與叔文之間的聯絡人。杜佑兼山陵使，禹錫亦為其判官。瞿蛻園認為：“佑與禹錫，恩誼之深應非尋常可比?！薄安灰獯藭r佑忽為流言所中，使禹錫陷于王叔文、韋執誼之獄，不加營救。”換句話說，在新政期間，劉禹錫一直仍是杜佑的助手，杜佑以位高德重，在永貞內禪以后到去世的六七年間，一直居相位而未曾改移，但劉禹錫深陷黨案，遭到長期貶黜的處分，杜佑對他沒有任何援接，幾乎一言不發。

解開二人隱情的關鍵是禹錫到朗州貶所后給杜佑所上長信，其中有“飛語一發，臚言四馳，萌芽始奮，枝葉俄茂，方謂語怪，終成禍梯”。瞿蛻園認為飛語發自何人，語為何語，皆難以究明，但絕非王、韋之獄，而應該是起于私嫌，甚至可能借王、韋之獄為報復之舉。他再參以禹錫給武元衡之啟有“本使有內嬖之吏”，直指讒謗始于杜佑之左右。瞿蛻園懷疑此人或即杜自淮南升為正室的嬖妾李氏，即閨門中人干預公事，認為杜本為“位重而務自全者”，“尤易入膚受之言”，以至劉禹錫雖百般解釋終難獲諒解。

近年由于杜佑撰李氏墓志的發現（詳《文史》一百期拙文《杜佑以妾為妻之真相》，中華書局2012年8月），瞿氏所疑仍可再檢討，一是永貞間李氏隨杜已經三十多年，禹錫既經常出入其府第，自屬舊所熟悉之人；二是其人時年已逾五十，且元和二年（807）即去世，而杜佑直到六年后致仕，方馳函于劉稍有見諒之意。雖事實仍多不明，但杜在關鍵時期對自己的薄情，是讓劉深感失望的。瞿蛻園從劉禹錫所述杜佑一段自污的佚事中，讀出劉對杜之為官，僅為容身之計的鄙夷，也是一種理解。

二王八司馬：病重皇帝身邊的新銳群體

今人所言永貞革新，是指順宗即位后，他所倚信的以王叔文、王伾為首的文人集團試圖改變德宗末年的慵墮朝風，改良政治的一系列舉措。但因德宗逝世于貞元二十一年（805）年初，順宗即位后當年未改元，待禪位憲宗后方改元永貞，故史稱永貞內禪。王叔文等用事時并無永貞年號。順宗退位后，他所信任諸人或被殺，或長期貶竄，史稱二王八司馬，劉禹錫、柳宗元皆在其內。其實二王八司馬只是一個松散的文人集團，有一很長的形成過程，彼此之間也不免有許多分歧，在失敗后各人之命運更有很大不同，唯劉、柳始終如一，友情不變。瞿蛻園對諸人關系有許多精彩揭示。

王叔文集團之形成，瞿蛻園所考雖承舊說，但精細過之。他指出叔文侍太子即唐順宗逾十八年，柳宗元與叔文相交亦逾十年，禹錫因宗元而得識叔文，相識雖晚而相知甚切，故雖叔文敗亡，仍在《自傳》中給王以積極評價。瞿蛻園認為順宗之立，宦官間已存異議，而其得權之方式，則因順宗即位時已得風疾不能視事，由牛美人侍病，美人受旨于帝，復宣于親信宦官李忠言，李授王，王與親信文士圖議后再下中書，交韋執誼施行。所恃為病入膏肓之順宗，且又采取如此特殊之方式，雖施行之策頗有特見，一時權傾天下，內外則不免樹敵太多。至其欲謀奪宦官兵權，必召致宦官群起反對。瞿蛻園云：“永貞之變，肇于宦官之分黨，而成于藩鎮之固位?！闭\為卓識。臺灣學者王怡辰認為，在順宗繼位前，宦官中已有擁立舒王李誼之一派在。而德宗后期怠于政事，方鎮節帥或至二十年未遷改者。在新皇布新之際，各有利益必須維持，王叔文等峻急行新政，不遑顧及各方實力和利益，其覆亡自是不旋踵即可逆料者。瞿蛻園的這些分析，很好地解釋了何以憲宗朝之舉為與順宗朝并無大的不同，而于王、韋諸人則嚴譴如此，蓋歷來政治之是非重點不是做什么，而是由誰及采取何種次序來做。

韋執誼為叔文集團外朝宰相，地位重要，但在劉、柳文集中皆很少提到，其人面貌頗顯模糊。瞿蛻園據各種點滴記載力圖追蹤其人之真相，知道他出身世家，進士登科，人物俊美，但其早年官微時即因緣得在德宗前論朝士之是非，二十多歲即任翰林學士而得寵任。瞿認為德宗性本猜忌，他的這些所為必然遭致朝士之“妒寵播讒”，無端斂怨，為后來的永貞事變埋下禍根。再者在順宗居位時，執誼“既為叔文引用，不敢負情，然迫于公議，時時立異”，導致與叔文漸成仇怨。特別在永貞內禪之重大分歧點上，執誼首鼠兩端，直接導致叔文之敗。瞿蛻園分析說：“蓋叔文孤寒新進，故專倚順宗，自謂能行其志。執誼甲族進士出身，熟于宮府黨援之習，不肯為直情徑行之舉?！笔菑某錾肀尘芭袛鄡扇诵惺嘛L格之差異。執誼不反對太子繼位，但憲宗掌政后，則仍不能諒其所為，雖最晚貶出，但所至也最荒僻之地。瞿推測“劉、柳亦惡執誼之持兩端而有以致叔文之敗”，雖還難斷言，但執誼子韋絢則長期得到劉禹錫、李德裕的如子弟般的關照，劉之“篤念故交蓋未嘗稍懈”，尤屬可貴。韋絢記錄二人所談為《劉賓客嘉話錄》和《戎幕閑談》二書存世，為古代較少見的私談記錄。

柳宗元為劉摯友，放在后文敘述。

二王集團其他人，王伾則劉幾未提及，原因不明。韓曄為舊相韓滉族子，雖參與較深，以累葉卿相，及禍稍輕。凌準在貶后三年即去世，最為不幸。瞿蛻園認為就所見文獻考察，其人決非祿祿者，特別是在貞元末為翰林學士，與聞德宗遺詔之草定，并進而分析同時諸人皆出生南方，“南人聯袂而居禁密之地，宜為當時士論所駭”，“愈足見南北地域之見亦有以召永貞之變也”。韓泰，瞿蛻園認為是八司馬中最具干才之人物，最善籌畫，能決陰事，故叔文派其為神策行營節度司馬，是二王謀奪宦官軍權的關鍵人物。其雖被貶，但從韓愈元和末在袁州敢舉其自代，似被謗不及劉、柳為深。其與劉交誼保持到大和間身故，更屬難得。程異是八司馬中最早起復者，大約在元和四年即因李吉甫保薦而起為揚子留后，當時給劉、柳看到重出的希望。更特別的是他在元和十三年（818）意外入相，是八司馬中歷官最高者，但僅半年多即卒于任。瞿蛻園分析他雖居高位，但因本屬黨籍，畏禍謹慎而不敢援引朋儕，大約其人之所長在輸納理財，得有力者推挽而得大用。陳諫之名不見于劉集，瞿蛻園認為其人為八司馬中最少表見者?？梢匝a充的是，他早年為劉晏屬吏，著《彭城公故事》推許劉為管仲、蕭何一類人物，永貞間以倉部郎中領度支，蓋亦善財稅者。

劉禹錫與元和諸相：摸不準脈的權力中樞

劉禹錫因永貞政敗而貶朗州司馬，元和十年（815）曾短暫歸京，旋再出守連州。從表面看，他遠離京城，閑居外郡，無所事事，其實他一直在觀察人事變化，尋找機會，希望得到有力者的汲引，雖沒有大的突破，但一直在努力。瞿蛻園通過大量具體作品的解讀，揭示了他的種種作為，以及最終未能成功的深層原因。

權德輿于元和五年（810）至八年（813）間為相，時禹錫貶朗州，無一語相交。瞿蛻園考出權早年曾為揚子鹽官，與禹錫父劉緒同官，禹錫當視其為父執。禹錫初登第，權作《送劉秀才登科后侍從赴東京覲省序》，禹錫亦有詩贈權。禹錫晚年與德輿子權璩唱和，璩詩已佚，從劉和詩分析，有念舊之意，而劉和詩僅述與璩之交集，不涉先世舊誼。瞿蛻園引《舊唐書》德輿傳“循默罷相”之評價，認為他“庸謹而已”，“庸庸自保”，“非能深知禹錫”，更難為其爭一頭地。

李吉甫，元和前期曾兩度入相，且其進入中樞在憲宗即位以后，與永貞黨爭無涉。雖然八司馬被貶時有“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嚴厲處分，但當八司馬之一的程異被李吉甫召為揚子留后時，柳宗元、劉禹錫都看到了希望，分別致書啟于李吉甫，請其代為緩頰進言。瞿蛻園從文本中讀出以上史實，更進一步探究為何都難以實現。他從點滴記載中讀出劉早年或曾識李，李首唱討叛看其政治主張與王叔文等并不捍格，又從李之為人與行事作風判讀，他未必不肯援手，但最后辦不成，瞿的判斷是“非得解于（武）元衡不可”，即要為劉、柳解套仍要當年關鍵人物武元衡表態。

武元衡，可能是與劉禹錫中年經歷最具關系，而事實真相最不顯朗的一位。瞿蛻園在《交游錄》中未列其專節，但各詩文釋讀時則議論較多，只是仍多難解處。武年長于劉十四歲，但貞元十九年（803），武為左司郎中，劉為監察御史，地位相當，但次年武任御史中丞，則為劉之主官。史云德宗死后，杜佑為山陵使，武為其副即儀仗使，劉求為儀仗判官，以助王叔文等拉攏武，為武拒絕，因此挾嫌罷武為右庶子。

對此瞿蛻園有所質疑，即劉于杜佑人事為親，且山陵使地位為高，何以棄親重而求疏輕，認為史載不足信。瞿蛻園另注意到李吉甫指點劉仍須有求于武，并親自抄示與武唱和詩，由劉繼和。劉于是再走武的門路，有《上門下武相公啟》，瞿蛻園特別注意到啟中有“山園事繁，孱懦力竭，本使有內嬖之吏，供司有恃寵之臣”，本使必指杜佑，其時已死，劉為自明，不惜揭其短以自解。劉柳諸人元和九年（814）得召至京，瞿認為非經武同意不辦，但入京后二月，關系則再度惡化，以至宰相票擬新任地方，要讓劉去最偏遠的播州。

原因何在，瞿以為難有確解，肯定其間有不可解之事發生。舊傳劉此年春初游玄都觀看桃花賦詩“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為人誣其有怨憤，白于執政，因致嫌隙。瞿蛻園認為此詩本只是一般詠懷，因一時傳誦，“惡之者從而加謗，諒亦事實”，但真相必不如此簡單。

還要說到裴度。執政既要劉禹錫去播州，母老難于行，柳宗元提議以自己的柳州對換，自是朋友相助的無奈之舉。出來仗義執言者為裴度，乃至沖撞憲宗亦在所不惜，終為劉改至連州。

瞿蛻園詳考二人行跡，有同時在朝之經歷，但不見交往之記錄，若然則尤見裴度秉公處事之可貴。其后裴度入相后出征，平定淮西，建不朽之殊勛，功績震于朝野，劉禹錫既賀其功業，亦申述舊恩，希望得到他的提攜。柳宗元作《平淮西雅》等，亦懷同樣目的，但都沒有盼到，兩年后柳捐館柳州，劉丁憂去職。

瞿蛻園對此分析朝中權力變化，認為裴度在中書職主軍事，未必有余暇顧及人事，而與同時諸相各不相得，終于難有作為。他還分析禹錫在南方所得傳聞是裴度得到憲宗的倚重，但沒有可能理解裴立朝期間的阢隉不安。此類分析，誠非老于官場者不辦。

瞿對文宗時裴度因迎立之功而得掌朝事，對劉的幾次照拂也都有揭示。對二人退居洛陽時雖唱和頻繁，鮮及時事，認為“經甘露之變，亦必相戒以多言賈禍”而致然。

最后要說李絳。他進士比禹錫早一年，貞元末任監察御史與禹錫同官，前此則先后任渭南尉，頗存交誼。元和間為憲宗信任，以直言敢諫著名，自翰林學士入相，前后多歷年所。禹錫對他寄予厚望，曾上書敘及李在私下說到對自己的哀憫，但李也始終沒有給以援手。晚年彼此有唱和，但似已頗生分。后李絳因興元兵變遇害，可說以身殉國，禹錫既為祭文述哀慟之情，又為其文集作《集紀》，即序，盡到自己的責任。

瞿蛻園從祭文歷述二人之交際始末，讀出離合始終之感喟，更從“雖翔泳勢異，而不以名數革初心”，讀出“不足之意”。

劉禹錫與韓柳元白：道義與朋友，張幟各擅場

中唐文學，韓愈、柳宗元、元稹、白居易最稱大家，諸人間卓然自立而可與抗衡者，亦僅禹錫一人，即稱并世五家亦可。劉與四人均有極密切之交往，雖早晚、親疏、事功及文學建樹各有不同，要為中唐最可稱道的文學風景。瞿蛻園對此解讀至為精彩，不能不為之分疏一二。

柳宗元為禹錫一生最心會之朋友，其為人心氣極高，亦最為耿介重義。瞿蛻園特別注意到柳在長期流貶中，對王叔文始終推重，未嘗有異辭，并認為其《寄許京兆孟容書》稱與王叔文等“共立仁義，裨教化”，“勤勤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這是共同的目標和理想，但失敗則在于：“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盡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毕嘈胚@是他外貶多年冷靜思考后的總結，瞿蛻園認為“此數十語于永貞政變內幕揭發無遺”，可以揭示許多隱情。至于柳與韓、劉之關系，瞿蛻園認為“韓非真知柳者”，“柳于韓殆亦非心服”，對劉在柳去世后一系列文章中，不道其性行，評價文章亦僅借他人之言，瞿認為“蓋禹錫知宗元深，決其志事必不湮沒，故不為贅詞，且哀之極亦不暇文也”。

韓愈與劉柳關系的解讀，大約是瞿著中最精彩的文字。眾所周知，韓與劉、柳在貞元后期已有深交，但因言得罪而貶陽山，于路有“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仇。二子不宜爾，將疑斷還不”的猜疑。

永貞黨敗，韓則作《永貞行》丑詆之，今論者或謂韓與劉、柳政治立場迥異，并進而斥其人品。瞿蛻園則認為貞元末同官中，劉所最親者即為柳、韓，待其結交王叔文、韋執誼時，則韓已南貶，因此而廓清韓之貶因得罪王之曲解。并梳理韓遇貶之緣由，一為言天旱人饑而指斥京兆尹李實，二或為言宮市，皆與永貞諸人所見相同，王叔文等無論成黨與否，皆不至排韓。

至永貞敗后韓所作諸詩，瞿認為確有許多“無以自解”處，如比王、韋為共工、驩兜，瞿認為是因頌圣而“運用故實不無過甚”。對《永貞行》則認為一為“宦官之擁兵者張目”，二則述“求官不得者忿嫉之詞”，三則將王、韋等比為董賢、侯景，有“天位未許庸夫奸”，“謂王、韋將謀篡，其誰信之”。這些過分甚至誣枉之詞，瞿的解讀是韓既要頌圣以讓“君、相見此詩必深許其忠”，又要盡量撇清關系，“汲汲以不與劉、柳同黨自明”，同時也留與劉、柳今后相見之余地。對韓之諸詩，劉、柳皆未曾以為忤，也無怨韓之辭，瞿認為乃二人與韓在政治取徑上雖不同調，“乃更望愈之仕途亨遂，早據要津，始有彈冠相慶之可冀”。

這樣解讀雖似有些俗見，但可能正是元和間三人升沉各異，始終沒有“損及私交”的合理解答。柳宗元歿于貶所，韓愈為其撰墓志、祭文及《羅池廟碑》，盡了朋友之責任。劉禹錫先后有祭文悼念柳、韓，都反復述及三人之交誼。在政治風潮中人生命運會有起伏榮黜，三人雖曾稍有齟齬，而最終能友道始終，誠為不易。瞿之設身處地為古人著想，不掩惡，不苛求，極具學人之識見。

元稹為中唐大家，無論其出身、仕歷及交往，當時與后世皆有較多爭議，瞿蛻園則廣征文獻，為其辯白。

一是《舊唐書》本傳云元和初元稹針對王叔文等故事，奏請東宮官宜選正人，瞿則引元稹原奏，所針對者為以沉滯僻老及疏棄斥逐之人，并非針對二王而發。

二是他的進用因得宦官崔潭峻推薦之力，朝論鄙之，因此而為武孺衡于朝官聚食時侮之。瞿以為雖然元諂事潭峻為事實，不必曲護，但其時顯宦而得交宦官者并非僅此特例，個人之間的交往有和有不和，任何時代都一樣。崔奏進元詩，瞿認為元之新艷詩體為當時廣傳，“中官進以為娛”，皇帝也未必理解其中諫諍之意。他認為朝官對元之不屑，并非因緣宦官，而是出身明經，進身太速所致。并舉出元和十年劉、柳等被召入京，元亦被召者之一，認為事出李吉甫，不能以召永貞黨人為名，故一并召及，但諸人到京而吉甫已亡，秉政者武元衡不贊成諸人起復，因而有再貶遠州之處置，元亦再貶通州司馬。武儒衡為元衡從父弟，有仇隙借機發揮也很正常。

三是裴度對元的極度反感，瞿分析說：“至于稹與度似已至不可調和之程度。蓋度騰章詆稹，非有深憾不至于此。以常理而論，度在平淮西以后，被推為元老重臣，似不應有輕率忿激之章奏，殆必有交扇其間者也。”原因難以究竟。瞿的這些分析，對理解中唐政事也很重要。至于元、劉間的交往，瞿認為二人在貞元末即可能結識，對順宗時變政的舉措，元亦應可贊成。其后元之貶官，劉頗表同情，元貶江陵，與朗州不遠，來往更顯密切。到長慶間元稹與李紳、李德裕同在翰林，因各自友人之關系，交往更深，劉除夔州，也可能得三人之助。其后十年，劉與元稹、李德裕關系密切的程度，幾近無話不談，且多有心曲之交流與時政之感慨，可另詳下節。唯元死得突然，殊為可惜。此外，元、白齊名且交誼密切數十年，但劉與元、李走近以后，元似無意牽扯白入局，也是有趣的事情。

白居易與禹錫同年出生，但登進士第則晚了七年，但貞元、元和間文學聲名鵲起，他亦勇于言事，但大多泛言時政得失，偶及中貴，因不似禹錫之結黨抱團，多數情況下并無大礙。至元和十年（815）因越職言事得罪宰執，貶居江州，用世之心發生根本轉折。

瞿蛻園追蹤劉、白二人之家世淵源與早年軌跡，認為結交于弱冠應屬可能。元和、長慶間二人詩名各得擅場，有文字交往之痕跡，但絕無彼此私誼可言，是甚為可怪者。白居易云二人初逢在寶歷二年秋，時白自蘇州因病去職，劉則和州任滿，不期而遇于揚州，時二人皆已五十四歲。瞿蛻園雖認為“初見”、“初逢”都是泛言，但也找不出二人前此同游之確證。不可思議的是，此后十六年，二人似乎一下子都認可了對方的價值，成為最好的詩友。特別是大和五年（831）元稹去世以后，與劉唱和更頻繁。《淳熙秘閣續帖》在白與劉書云：“微（元稹）既往矣，知音兼勍敵者非夢（禹錫字夢得）而誰。”

瞿蛻園認為，白、劉二人志趣頗有不同，禹錫始終未忘用世，而居易中年后斂盡鋒芒；在人事上，居易因婚楊氏，與楊汝士兄弟親好，而諸楊則屬李宗閔、牛僧孺一黨，禹錫則與李德裕為莫逆之交。

雖然有這些不同，但瞿蛻園認為元、白、劉三人同為開元和新派之人物，為詩各成壁壘，居易尤能知人，能服善，特別稱賞劉禹錫“雪里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二聯，得其神妙。挽劉詩“杯酒英雄君與操，文章微婉我知丘”二句，“概括劉禹錫一生遭際，與二人之契合，其旨甚深”。也就是說二人唱和詩雖很少涉及時政，但“感往傷今，驚心觸目，殆只相遇于無言”。二人之友誼，與劉、柳之深交，雖在不同的層面，但有特別的境界?？梢哉f是脫盡鉛華，勘破事功，在風花雪月中悟出人生的真諦，在心照不宣間彼此惺惺相惜。

劉禹錫牛李諸人：周旋皆優裕，分寸各不同

長慶以后，牛李黨爭激烈，此升彼降，勢如水火，士人各有取舍，趨避為難。如白居易即因此自稱朝隱，盡量規避。劉禹錫個性強烈，好惡分明，此時既與李黨之李德裕、李紳、元稹等交往密切，曾編與德裕唱和詩為《吳蜀集》一卷，與牛黨之牛僧孺、令狐楚交誼亦密，與令狐唱和十九年，往返七十九次，有《彭陽唱和集》三卷，此外與李逢吉、楊嗣復、楊虞卿等也有過往。怎么解釋這一獨特的文學現象呢？瞿蛻園各有很具體的解說。

李黨的幾位關鍵人物，如李德裕、李紳、元稹等，與劉禹錫都堪稱摯友。

李德裕是晚唐最有作為，也最多爭議之政治家，其一身亦關涉唐后期之諸多重大事件。瞿蛻園特別關注德裕二事，一為以門蔭出身，為進士出身之清流所不喜，二是欲成就事業而不能不籠絡宦官，甚至平定澤潞后追戮甘露蒙難諸人之遺族，以求歡于宦者。但引拔寒素，平定叛藩，經略邊事，振刷有為，也確無他人可比。劉禹錫與他結交大約始于長慶至大和初，結識雖晚，很快就結為莫逆，頗為知遇。瞿蛻園讀出，李德裕初鎮浙西，有《霜夜對月聽小童薛陽陶吹觱篥歌》，述聽樂后之淪落之感，時白居易、劉禹錫、元稹皆在東南，各和此詩，元詩已佚，白詩專就聽樂鋪寫，不涉德裕之心事，禹錫和詩則直接德裕心境，乃至為唐末羅隱所激賞。李德裕隨即作《述夢四十韻》，敘述擔任翰林學士承旨，接近權力中心的感受，并及外守后的凄涼抑塞，僅寄翰林同官元稹，元稹唱和后，李再示禹錫，禹錫雖未曾入翰林，但被二人視為知己，亦步韻相和。李德裕后來將此組詩收入其本人文集。此組詩顯示三人間親密無間的友誼，且因涉及翰林院景致與制度，四十韻皆次韻，也在史實與文學層面上有重要價值。接著李再作《晚下北固山喜徑松成陰悵然懷古偶題臨江亭》長詩分寄二人應和，但三人詩僅劉詩完整保存，李、元詩皆僅存殘句。僅就劉詩看，李因憑吊六朝故地而述強烈的用世之心，劉則感同身受，以“用材當構廈，知道寧窺牖？誰為青云髙，鵬飛終背負”為結，對李寄托希望。那年李三十六歲，比劉年輕十五歲。其后二人唱和不絕，李改鎮滑州，作《吐綬鳥詞》示劉，劉和詩借鳥之遭遇喻李之屢為異黨排斥。李入鎮四川，游房琯故地，詩再示劉，劉和詩有“目極想前事，神交如共游”， 瞿蛻園認為劉“洞悉其心事”，即感慨李與房命運相似，難展長才。大和七年（833）李德裕入相，賦《秋聲賦》以結好令狐楚，劉和此賦，瞿蛻園認為他雖不肯作衰瑟語，但亦自知難有機會行其志。果然僅一年有余，李即為李訓、鄭注等所擠，罷相再度出鎮浙西。劉禹錫方守汝州，乃出州境為其送行。李雖再度蹉跌，但因此躲過甘露之難，乃不幸中之大幸。李、劉后來的命運是大家熟悉的。瞿蛻園說：禹錫雖一直“望德裕之相汲引，不謂德裕得勢于會昌初，禹錫已老病且死矣”。

李紳早年與元白因首倡新樂府詩而得名，長慶初與李德裕、元稹同為翰林學士，因聲氣相類，結為黨援，此后其歷官大起大落，皆與黨爭有關。他與劉禹錫年歲相同，會昌二年（842）入相，即德裕所引，若禹錫時方健朗，未始沒有機會。禹錫與紳元和中相識，大和末一鎮越州，一守蘇州，因有唱和。瞿蛻園推測“必常有書問往來”，惜并無明證。

李逢吉登第較禹錫晚一年，但元和后期入相，與裴度為敵，長慶間再入相，則與李德裕等為敵。瞿蛻園認為禹錫周旋其間，因身不與政局，得虛與委蛇，交情不深。從唐末開始，有逢吉奪禹錫家妓之說，始則《本事詩》載之，繼則《南楚新聞》演之，瞿蛻園認為二人其間僅一度相見，逢吉雖兇暴，必不致如此無禮。我贊同其說，且以為瞿考尚未盡言，當別文詳辨之。

牛黨另一要人楊嗣復，其父楊於陵與禹錫元和間頗多往還，故與嗣復亦有唱和。瞿蛻園認為所作“語皆諛頌，非有深意”，并進而認為“禹錫此時年老，怵于朝端南北司及黨禍之烈，必亦無意于進取”，故與黨爭諸人“無不虛與委蛇”。是較妥當的解釋。類似的情況在李玨、楊虞卿等人身上亦復如此。其中楊虞卿與白居易為姻親，與劉也為舊識，大和間因有私人來往，比較奇特的是楊之小姬英英亡故，劉、白乃至從未謀面的姚合一起唱和哀傷，展示其時士人私生活的情景。

但牛黨中令狐楚、牛僧孺二人，劉禹錫是真心相交的，情況比較特殊。

令狐楚今人多視為牛黨人物，瞿蛻園從科第和宦跡分析，他因河東兵變后助嚴綬繼任而得揄揚，與李宗閔、李逢吉、楊嗣復相交尤彰，奇特的是他之所敵皆禹錫所厚者，他與禹錫雖訂交甚晚，但交誼甚篤，至死不改。瞿蛻園分析，他與劉禹錫初見并訂交在元和十五年（820），時楚遭遇重大挫折，自宣歙觀察使再貶衡州，與劉經歷相似，故有同病相憐之感。對二人之交誼，瞿認為二人“似止于文章，而不及政事”，令狐對劉的前途雖頗關切，也曾數度相約歡聚，但并沒有實質的援借。結論是：“楚之為人，小有文名，而務營黨結私，所昵近多非端士，即與禹錫氣類不同有明征。而私交顧始終無間?！彪m感對令狐貶斥稍過，但氣類不同自亦可成為篤友，人之交往本可以有多種類型。

牛僧孺于劉、白皆為后輩，元和初急切言事雖起波瀾，但仕途則頗亨暢，方過四十即入相，為牛黨魁首人物。據《云溪友議》卷中《中山誨》所載，牛登第前投卷于劉，劉率性褒貶，因此有隙。直到大和、開成間得緣相見，彼此贈詩述及往事，時牛已兩度入相，劉則以幕府署郎職，至此居然相隔近四十年，仍為郎官，彼此地位相差懸殊，牛贈詩有“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后塵”句，雖略憾于往節，但對先進仍存禮數，劉則以“追思往事咨嗟久”表達歉意，以“待公三入拂埃塵”請牛見諒，終能盡釋前嫌。瞿蛻園對牛之為人為政皆頗多批評，但也認為待諸人退居洛陽時，皆以年高無復宦情，牛亦不忌二人，“聊為游伴，只談風月”而已。且在唱和中，白因曾為牛座主，有恃舊之意，“劉則詞句多含諛頌，自處亦極謙抑，足征其懲前車之覆，力求解釋舊嫌也”。

劉禹錫的其他交往：說清每個人都不容易

永貞至會昌初三十八年，曾居相位者約四十六人，與劉有個人交往者多達二十五人，實在很可觀。其他仆尚丞郎、方鎮大員、文臣名士來往者更不可勝數。瞿蛻園的解讀，頗關切劉禹錫與諸人之交往始末，及其人之為政大節及人品末行。略舉數人如下。

王播，中唐時長期鎮淮南，領鹽鐵，長于理財，但為政名聲不佳。禹錫與他談不上私交，但在他去世后有三篇哀挽隨感之詩文。瞿蛻園認為祭文為代諸郎中作，照顧場面時偶存調侃。而挽詩則自抒己意，既以霍子侯為比，以及“歌堂忽暮哭，賀雀盡驚飛”句，見其平日聲勢之烜赫，以及暴卒后之門庭冷落。另認為《有感》：“死且不自覺，其余安可論？昨宵鳳池客，今日雀羅門。騎吏塵未息，銘旌風巳翻。平生紅粉愛，惟解哭黃昏?！睘楦型醪ケ┳渥?，譏其“不存士行，奸邪并進”，僅知留連紅粉，“不務薦達士類”。

王彥威，為中唐后很少不以進士出身而致身通顯者之一。瞿蛻園分析其為元和相李鄘之內姻，或因此致身通顯。又分析其政治立場，為依附李宗閔一黨者。禹錫既為其父撰碑，又與其有詩歌唱和，瞿蛻園認為：“禹錫于宗閔之黨方得勢時，不顯與立異，亦不絕往還，要之胸中非不辨涇渭者?！?/p>

甘露四相中王涯年輩最長，歷官亦久，與禹錫亦最為舊交。甘露之禍無辜蒙難，如白居易早已淡忘世情，所作《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用潘岳事，哀王涯之不幸。但禹錫全無述及。瞿蛻園認為：“及涯被禍，禹錫甫到同州刺史人，于甘露事變之始末，僅能得之官報，故默無一言矣?！庇终f：“要之禹錫與涯相交歲久，甘露之禍，人所同憤，雖無一言，亦不能不隱為之悲也。”稍有些強作解釋。

李程，宗室，貞元末任監察御史時與禹錫有過一段同事經歷，二人友誼似乎一直保持始終。柳宗元亡于柳州，韓、劉各在南方，李程適為鄂岳觀察使，居南北通衢，故劉托其料理柳之后事。李程成名早，歷居要職，敬宗時短暫為相。劉禹錫可能有兩次到他任所探訪。瞿蛻園對此都有具體的解讀，比較有趣的是還在韓愈詩中讀出一段露骨地對李程表達不滿的話：“我昔實愚憃，不能降色辭?！薄肮鋭召B我，過亦請改事。”（《除官赴闕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雖寄了詩仍繞過武昌，取道安陸歸京。雖事實不明，但韓之為人木強，于此可知。

瞿蛻園也承認，有些人事解讀由于文獻欠缺，仍多不可解處。如劉禹錫貞元末任屯田員外郎時舉柳公綽自代，這雖是貞元初確定的官場慣例，但推薦者必須對被推薦者有為人為政方面的認可，誤舉將遭連坐。瞿推測可能是因柳宗元的緣故，但公綽與宗元并非同一房支，而其后公綽致位顯達，與禹錫并無過從。瞿蛻園認為“不可解”，是合適的。

知人論世的文本闡釋，脫盡鉛華的人生感悟

《孟子?萬章》云：“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知人論世成為后世評論文學的重要原則。唐宋以后，詩文在人際交往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唐時期的風氣轉變越來越明顯，詩文寫到的內容越來越廣闊，涉及的人事越來越具體，制題、加注等方面所作交待也越來越詳密，而詩歌本身在語詞方面的凝練、雅潔，特別是古典和今典的大量運用，要表達的意見除當事人以外，越來越不易為一般讀者所理解。一個人一生要結交無數特定的人物，詩人與各種人等因家族、科第、仕宦、師友、恩怨情仇等各種原因，形成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網。梳理人事，解讀作品中滲透出來的或顯或隱交際維度，是準確而深入解讀作品的關鍵。要臻于此，則要學者對詩文不僅要讀通讀懂，更要讀穿讀透，即以嫻熟的古典詩歌駕馭能力，深厚的人生閱歷特別是官場體悟，體會作品表達的表層意思和深層蘊含，并廣參史籍，在準確定時定地定人的基礎上，還原歷史原貌，給作品以深度闡釋。瞿蛻園大約是古典詩歌最后的嫻熟掌握者，加上他的家世淵源、仕宦經歷，以及歷盡滄桑后的人生參悟，發為學術，因而能大大超越前人的研究。他的好友陳寅恪治元白詩而得享譽學林，瞿蛻園治劉禹錫，是不是有與好友一較高下的想法呢，目前看不到具體的記錄。但可以判斷的是，他在六十六歲高齡，且生計窘迫，只能賣文為生的情況下，堅持數年，完成如此高水平的學術專著，實在應該令我們肅然生敬。

與瞿蛻園同時，卞孝萱著《劉禹錫年譜》，1963年出版，瞿應能得見，但未見引用。八十年代后則蔣維崧等有《劉禹錫詩集編年箋注》（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陶敏、陶紅雨有《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岳麓書社2003年），細節比瞿書肯定有所超過。瞿為當時條件所限，文本未及校，辨訂未精密，不免仍有，但瞿當年達到的深度和高度，似也很難為后人超越。無愧經典，令人景仰。

瞿蛻園出身名門，熟諳文史，擅各體詩詞，兼習水墨丹青。其治學博洽多通，長于治史，于秦漢史料、歷代掌故、社會風俗、職官制度、方志編纂及唐詩文箋證，均造詣獨到，各有專著。才情學養，為近代所罕見。其親歷近現代諸多歷史事件，交游者亦皆一時賢杰。然以文人從政，不免蹉跌，回歸學術，又遭逢坎坷，晚年賣文為生，不能盡展平生所學，這是他個人之不幸，也是一個時代的不幸。即便如此，他仍留下了極其豐厚的學術遺著，值得作全面系統的整理研究。

2015年11月17日于復旦大學光華樓

（本文有關瞿生平的敘述，主要參考田吉博士未刊稿《瞿宣穎年譜》，并承閱正，謹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