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傳入東亞世界，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由西域而來的景教（起源于敘利亞的聶斯脫里派），但各教派在元末后衰微，其對現代東亞的影響遠不及16世紀由歐洲經海路而來的天主教。而談到天主教與東亞的相遇，以及由此導引出的兩者間一大段恩怨情仇，都要從兩個人的相遇講起。此二人，一個是后來基督教歷史最著名的圣人之一，西班牙人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一個則是日本逃犯彌次郎（Anjiro或Yajiro）。

今天，我們對彌次郎的生平乃至生卒年代皆知之不詳。他生活在九州南端的鹿兒島，早先是薩摩藩的一名武士，文化不高，后因殺人逃亡。彼時，葡萄牙商船已經和九州有了接觸，1543年火繩槍首次由種子島傳入日本，此后九州沿岸葡萄牙商船往來頻繁。彌次郎在這里遇到一位葡萄牙船長。雖被日人視為“南蠻”，但這位船長倒是愿意幫助彌次郎逃離日本，還為他寫了一封推薦信。但是陰差陽錯，彌次郎拿著信，誤跑到另一個葡萄牙人Jorge Alvares的船上。這次搭錯船，改變了彌次郎的生命軌跡，也成就一段歷史。

我們不清楚彌次郎如何和這位Alvares（與首次抵達中國的葡萄牙探險家同名，但非同一人）溝通的。后者聽了他的經歷，就提出帶他到已經為葡萄牙占領的馬六甲，找正在當地傳教的耶穌會士沙勿略，說沙勿略是高人，更適合聽他的告解。彌次郎帶上他的隨從，興沖沖來到馬六甲，但不巧沙勿略剛好離開。

無奈之下，彌次郎只好找了條船回日本。結果碰到風暴，被吹到中國沿岸。塞翁失馬，他在那兒見到另一位葡萄牙船長，船長告訴他沙勿略已回馬六甲，并把這位一心尋道的日本人一同帶回。終于，在1547年12月，日本逃犯見到了慕名已久的歐洲傳教士。

彌次郎用他學會的一點點洋涇浜葡萄牙語，向沙勿略求教，并向后者介紹日本。大概對彌次郎而言，沙勿略向他講述的基督教相當新鮮，至少和他熟悉的日本佛教頗為不同，他決定追隨沙勿略，和他一起回到當時耶穌會在亞洲的大本營——印度果阿。在那里，彌次郎進一步學習葡萄牙語和基督教教義，并受洗成為“圣信保羅（Paul of the Holy Faith）”，成了有史料記載的日本第一位天主教徒。

而這次相遇對沙勿略的震撼，恐怕遠遠大于對彌次郎的。盡管葡萄牙商人已早他幾年接觸到日本，但這位飽讀經書、意志堅定的傳教士從來不曾聽到世界上還存在這樣一個迷人的國度。按照沙勿略記述的彌次郎的說法，日本由一個“國王”統治，秩序井然，法度森嚴，文明昌盛。人們知書達理，信奉“宗教”，定期去“教堂”和“教士”交流。日本人的“宗教”，像基督教一樣，膜拜一個創世之神。而創教者（Xaqua），和耶穌基督情況類似，也是由神托夢而生，長大成人后四處傳教，勸人拋棄舊神，改信新宗。千百年來，不但令本國（Chenguinquo）人改變信仰，而且成功讓中國人改宗，新教就是由中國傳到日本的。像羅馬一樣，直到今天，那里仍可見古代宗教偶像。另外，這位創教者還說，唯一的創世神訂立了5條戒律（不殺生，不偷盜，不奸淫，不執著于不可救贖之事，寬恕傷害）——沙勿略記載這話時，大概會覺得和摩西十誡有幾分相近。他顯然不清楚，彌次郎所說的那個神國就近在眼前，在他所在的印度。

彌次郎還對沙勿略許諾，說日本人崇尚理性、一心向化，不出6個月必能全數受洗。因為日本經書律法上早有規定，萬法歸一，而日本民眾實在太需要一部善法來替代他們現行的律法。而在他看來，沒有任何律法比基督教更完美；自己受神賜福至大，滿心歡喜，只因他本人為神選中，將基督教士引至日本。與此同時，那位幫助過彌次郎的Alvares船長也向沙勿略匯報說，日本是個文明程度很高的地方，其描述正可和彌次郎的相互印證。

就這樣，沙勿略決定，必須去日本，完成自己的使命。他花了一段時間，向耶穌會和資助耶穌會的葡萄牙國王解釋，日本要比印度更重要。得到許可后，立刻攜彌次郎、另兩位耶穌會士和兩位仆從動身，在1549年8月，登陸鹿兒島，開始了在日本的傳教。

和彌次郎的情況不同，關于沙勿略和他的日本之行，數百年來各種研究記載汗牛充棟。一般講到基督教“傳入”東亞，都以沙勿略為重點。

沙勿略1509年生于納瓦拉王國（后并入西班牙王國）一個貴族家庭，后家道中落，很小就住院修道。19歲時，被送到巴黎大學進修神學。在那里，他和另一位來自西班牙的貴族子弟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成了室友。羅耀拉行武出身，立志要當保衛天主教和教宗神圣地位的戰士。后來，這位室友創立了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受他影響，沙勿略成了該教團最初的6位創始人之一。

成立耶穌會的直接目的，是為了對抗當時歐洲如火如荼的新教改革運動。馬丁?路德宣揚“因信稱義”，他發表批評天主教會的《九十五條論綱》，被好事者翻譯成德文，借由新出現的古滕堡印刷術四處散播，德意志人心思變。就在羅耀拉和沙勿略開始求學巴黎大學時，約翰?加爾文剛剛從那里離開，數年后他的改革宗席卷西歐，更大大動搖天主教的道統。

耶穌會雖堅持羅馬教會正統性，但羅耀拉等人也看到教廷內部的腐敗，主張在體制內改革。他們一方面全力捍衛教皇的神圣權威，另一方面則吸納人文主義運動的成果，讓天主教煥發出新的面貌。羅耀拉以軍隊方式管理耶穌會，紀律嚴明。會員不但要經過極為嚴格的神學訓練，還要通過其他科學及人文學的訓練，凡入會者要宣誓安貧、守貞、服從。最后成為正式的神父還要宣誓效忠教皇。耶穌會士注重行動，他們廣設學校，并且積極向海外宣教，開辟天主教新的版圖，以抗衡新教在歐洲日益擴大的影響力。

此時，大航海時代已經開啟。歐洲各國為繞開奧斯曼帝國，尋找通往東方的商道，大量投資探險事業。哥倫布本想開辟印度航路，卻誤打誤撞“發現”美洲，刺激得當時兩大海上強國：西班牙和葡萄牙，對海外殖民地的爭奪日趨激烈。受伊斯蘭世界崛起影響，中世紀歐洲一直傳說，在奧斯曼東方，存在著一個由祭祀王約翰（Prester John）統治的基督教神國，如能找到該國，定可東西聯手，阻擊奧斯曼。總之，種種現實利益和意識形態糾纏下，羅馬教廷和兩大海上強國建立親密同盟，共同拓殖歐洲之外的世界。

經教皇調解，1479年和1529年，西葡簽署《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和《薩拉戈薩條約》，差不多把地球東西對半瓜分，西班牙負責開拓美洲和太平洋西部（包括菲律賓），葡萄牙則擁有從巴西東部以東，包括非洲和亞洲大部直到印尼群島的地域。

于是，耶穌會的亞洲事業，在教會方面有羅馬教廷支持，在世俗方面就由葡萄牙資助。1510年，葡萄牙侵占了印度西岸的果阿，建成葡在印度洋最重要的殖民據點。翌年又攻下馬六甲，作為在東印度群島的戰略基地。很快，葡萄牙商船便游弋在中國南部沿海，并在16世紀中期進取澳門和日本九州。以后歐洲耶穌會士前往東亞，都是先在葡萄牙停留，然后經果阿、澳門或馬六甲，前往中國內陸和日本。

沙勿略是耶穌會第一位海外傳教士。他的任務，是前往果阿，為殖民當局提供宗教服務。但沙勿略厭惡殖民者在當地的墮落行徑，他的理想始終是開辟新的天主教國度，因此在1542年抵達后，便熱衷于向當地民眾、特別是下層民眾傳教。盡管他獲得底層歡迎，但在種姓等級森嚴的印度，他始終無法成功勸服統治階層。在印度，他也從來沒有想過要用當地語言傳教。接受基督教，就意味著全盤接受歐洲文明（包括語言）。這更令當地精英層對他缺乏興趣。

帶著遺憾，1545年，他離開印度，前往馬六甲和摩鹿加群島傳教兩年。正是在這個期間，他遇見了彌次郎。可以想象，當聽說存在日本這樣一個高度發達、又極具宗教精神的國家，沙勿略內心熾烈的宗教熱情和對于東方基督國度的幻想立刻點燃，他寧可放棄在印度的地位，也要去日本。

那么，一個完全不懂當地語言，連基本情況都沒搞清的人，如何在這個陌生的國度傳教呢？毫無疑問，在初期，他必須全力依靠彌次郎。鹿兒島是彌次郎的故鄉，沙勿略受到當地人的熱情接待。經彌次郎翻譯后的教義，民眾似乎也很買賬。而彌次郎對本土宗教的不滿也很確實：長期以來，日本佛教宗派與政治集團相互介入，沆瀣一氣，爭權奪利。老百姓期待、也歡迎能帶來真正精神慰藉的新信仰。

直到對當地情況和日語略有了解后，沙勿略才發現其中的問題：彌次郎就像在馬六甲和印度時那樣，基本把基督教用佛教概念來理解了。比如最為關鍵的“神”（主）、拉丁文Deus一詞，被彌次郎翻譯成Dainichi（日語“大日”）。而“大日”對日本民眾而言太好理解了：這不就是真言宗常說的“大日如來”，佛祖的化身嘛？再加上沙勿略從印度來，日本人直接把他當成是天竺高僧，來傳播一個新的佛教宗派。

沙勿略再度陷入困惑：日本太復雜了，跟他想象的完全不同。時值戰國，沙勿略曾想去京都面見“國王”，卻發現“國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盡管經過一段時間，沙勿略的傳教獲得成功，但這時他又產生了新的想法。他知道日本的文章制度多取法中國，如果能成功將中國變成天主教國家，那么源正則流清，日本的基督教化不是順理成章嗎？于是，停留兩年后，沙勿略重新整裝出發。在前往中國途中，船到廣東上川島，他一病不起，于1552年去世。

所有人談到基督教傳入東亞，沙勿略都是絕對主角。但問題是——基督教真算是沙勿略“傳給”日本和中國嗎？換個角度看，難道不是彌次郎千辛萬苦，主動“拿來”以救治家鄉的嗎？可是，說到彌次郎，似乎他一生最有意義的事情，就是作為逃犯，巧遇了沙勿略。沙勿略死后，尸身不腐，至今仍存放在果阿，供人瞻仰。他的事跡也很快神化，1662年被封圣。至于彌次郎的結局，我們知之甚少，有人說他在沙勿略離開日本兩年多后，因宗教迫害再次出逃，當了海盜，后在中國死于倭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