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地區最新的發展，其實都建立在傳統基礎之上，可以說，傳統為新的發展提供了社會、經濟、文化方面的豐富資源和珍貴的歷史經驗。如果一個地方的發展沒有歷史和文化，那就是沒有靈魂的。基于這一理念，我想從三個方面講一講有關松江的歷史與文化。 

第一個問題，從歷史沿革和地理位置的角度談松江的發展，以及與整個上海地區的關系。

先秦時期上海地區地圖

首先我們從古地圖上來看，先秦時期，整個上海地區先屬吳，越滅吳后屬越，楚滅越后屬楚。秦始皇統一六國后，于東南一帶設置會稽郡，在郡之下的二十多個縣中有婁縣、由拳縣、海鹽縣，而現今上海地區，大約就在上述三個縣的范圍內，西漢時也沒有發生太大變化。

東漢時期上海地圖

東漢時有所改變，中央政府劃出原會稽郡的一部分，即今蘇南、浙北的一塊地盤，另設吳郡。上海地區轉歸吳郡的管轄。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吳郡的地域范圍與后來習稱的江南地區核心區域，即環太湖流域的蘇州、松江、常州、嘉興、湖州是重合的，所以我們現今的上海地區毫無疑問屬于江南的核心區域。

唐代時期上海地圖

到了唐代，中央政府于天寶十載（751年）設華亭縣，上海地區始有獨立建制的行政區域，唐玄宗時華亭縣歸吳郡管理，郡縣制改州縣制后，吳郡改名蘇州，上海地區又歸蘇州管轄。五代及兩宋時期，上海地區轉歸秀州管轄，秀州南宋時升為嘉興府，即今浙江嘉興，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變化。

元代上海地區地圖

下一個重要時期為元朝。1277年華亭縣升級為華亭府，次年改名松江府，后來又分出兩個縣：華亭縣、上海縣，由此確立了上海最早的一府兩縣行政區劃格局。明代，劃出華亭縣和上海縣的一部分區域，設立青浦縣，變為一府三縣。清代，又先后設置南匯、奉賢、金山、川沙諸縣，華亭當中則劃出了婁縣，形成一府八縣的格局。到了民國時期，松江府的行政區劃被撤銷，原先的各個縣都歸江蘇省管轄，婁縣并入華亭縣，華亭縣改名為松江縣，而松江區的前身就是松江縣。

新中國成立之后，上海直轄市除了管轄原先松江府屬下的幾個縣，還加上在清代屬于太倉州的三個縣：嘉定、寶山和崇明，所以到了1958年的時候，整個上海直轄市就成為一市十縣的格局。后來上海市屬下的所有縣都改成區，而市區又作了調整，所以2016年以來，形成今天上海一市十六區的格局。

松江無疑是今天整個上海區域歷史最悠久、文化資源最豐富的一個區域。西晉時，出生于松江老城一帶的著名文學家陸機、陸云，即以“云間二陸”聞名遐邇，而“云間”作為富有歷史文化內涵的地望為人熟知，迄今至少已有1700多年。而以唐代設立華亭縣的751年起算，至今也將近1300年。如果以上海開埠為界，也就是說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從華亭設縣之后的1100多年中，松江老城一帶作為整個上海區域性的政治、文化中心，始終沒有發生過變化，沒有發生過位移。

另一方面，松江地處吳越、江浙之間，松江既屬江南的核心區域，又是溝通吳越的非常重要的交通樞紐。就后來所說的江南文化而言，基本上是大同小異的，但現今研究江南文化的學者又多承認，同屬江南的古代吳越、后世江浙之間，文化上確實還存在一些差別。大體而言，吳地文化受中原影響多一些，蘇州一帶更顯精致、典雅，相對內斂一些。生成于浙江的越地文化，可能因為靠山近海，文化上似乎多幾分勇悍，多幾分務實，相對外向一些。而我們上海恰恰處在吳、越、江、浙之間，歷史上行政區劃的歸屬也在兩地間擺動，所以能夠兼取吳越的長處，歷史上的松江人可能比蘇州人多幾分冒險精神，但可能比浙江人更含蓄一點。顯然，兼容并包、海納百川的文化精神在松江一帶是很有歷史淵源的，所以我認為在上海灘上能夠發展出成為中國近代文化標志的海派文化，與松江的歷史文化資源是很有關系的。

時至今日，長三角一體化的聯動發展規劃中，中央提出是以上海為龍頭的，而經上海去溝通江浙以及安徽一部分地區，松江正好也處在一個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上，依然可以起到地理上的樞紐作用。 

第二個問題，我們來回顧一下松江的產業結構，以及手工業上的一些特點。 

松江歷史上最重要的產業結構變化，就是在傳統農業糧食種植基礎上發展出了棉花種植和棉布紡織。我們從歷史記載可以發現，棉花種植大約在南宋晚期，就已經從海南、福建、廣東一帶傳到江南地區，而最早落地就在松江。江南一帶最重要的植棉地區，包括今天常熟、太倉一帶，棉種最早都從松江引進，松江可以說是棉花引進最重要的一個地方，而且對整個江南的棉花種植和棉布紡織起了擴展和推進作用。到了明代，松江已經成為當時全國的棉紡織業中心，松江所產的棉布，不僅產量高，而且質量非常好，行銷全國各地，所以當時就有“吾松以棉布衣被天下”的說法。在18世紀到19世紀前20年，松江的棉布還遠銷海外，一直運送到英國、美國以及南美的一些國家，很受當地的歡迎，可見松江棉布的盛況。 

徐光啟《農政全書》中的棉紡織工具——線架 

其中特別要講到松江棉布的質量問題。棉布不僅產量高，行銷全國，一定程度上替代了糧食生產，而且松江布之精美也是遐邇聞名的。松江棉布輕、美、精、軟，深受人們的喜愛，一些著名的品種還成為貢品。松江布主要有云布、綾布等品種，李紹文的《云間雜識》記載：“近來云布有極精者，花樣既新，色亦嬌媚，每匹價至三金，四方爭購。”當時的棉布什么價格？一般的白棉布一匹就是一錢五分到兩錢，而松江云布最精美的一匹可以賣到三兩銀子，是普通棉布近20倍的價格。還有貢品三綾布，據陸容的《菽園雜記》記載：“嘗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棱布所制。本朝家法如此。”所謂“本朝家法如此”，就是說從明初太祖以來一直如此。當時進貢給皇帝的松江所產三綾布價格甚至可以達到一匹一百兩銀子，所以到了明中期以后，皇帝也覺得太奢侈了，就下令不讓進貢了。

松江棉紡織業的迅速發展和高度繁榮，給我們兩個非常重要的啟示。第一個，松江怎么會發展棉布產業？明初以來，松江被迫繳納非常沉重的賦稅，僅靠糧食生產難以完稅，再加上松江有一些地區不適合種水稻，怎么辦？面臨這樣的不利局面，松江人善于變化，以開放的心態，果斷引入了外來的棉花，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對原本單一化的糧食生產的產業結構進行了調整，大力推進棉花種植和棉布紡織，成功扭轉了不利局面，使松江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這和松江人勇于變化，而且以開放的心態來接受外來的東西很有關系。松江和江南其他地方一樣，都屬于“往來紛繁，五方雜處”的地區，外來人口很多，因而江南文化中的一些文化精神或者文化性格，諸如包容開放、勇于革新、與時俱進、順勢而變等等，在松江的歷史進展、社會生產的方方面面也都有非常典型的體現。

第二個啟示，松江棉布行銷全國，靠的不僅產量高，關鍵還在于質量很好。松江人能夠洞悉市場，順應市場，勇于改革，勇于變化，不斷推陳出新，創造出新的花色品種，更由于松江人在手工藝制作過程當中體現出了一貫的精益求精的精神，所以深受人們的喜愛與歡迎，經久不衰。松江人在手工工藝上的精益求精，不僅表現在棉布的織造上，包括衣冠服飾、日用器皿等手工藝品制作，都展現出松江能工巧匠的巧妙構思和精湛技藝。他們的產品除了實用性，還具有一定的藝術欣賞價值。明清時期，大家都喜愛一個地方產品，稱之為“蘇樣”，或者“吳樣”，就是蘇州做的產品，又實用又時髦，而且構思非常精巧，被人們看作是手工藝產品最高水平的代表作。但實際上，蘇松是連稱的，松江地區手工藝制品的精美程度不亞于蘇州。明代宣德年間，任江南巡撫的周忱就曾講過：“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其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蘇松奇技工巧者多，所至之處，屠沽販賣，莫不能之。”可見，松江手工藝制品的精美以及松江人精益求精的精神，是有歷史傳統的。 

最后一個問題，講一講松江地區藝術文化的成就與特點。 

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的中心最初在中原地區，經歷了晉、唐、宋三次“衣冠南渡”，到了南宋，中國傳統文化中心已經完全轉移到江南。故南宋以來，和蘇州并稱的松江，同樣也是人文薈萃的文化高地。現僅以繪畫藝術為例，略作說明。中國繪畫藝術中的文人畫，自元、明以來，實際上已經成為集詩、書、畫、印于一體的綜合性的藝術樣式，被人視為文人應當具有的各項才藝，往往在文人畫中集中地體現出來，所以世人也常常以此作為一個標志，來評判某人是不是稱得上是位高雅的文人。

文人畫的起源并不是很早。我們中國傳統的繪畫，從新石器時代的彩繪陶器和先秦時期墓室帛畫、壁畫就看到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文人畫，興起于宋代，而且與當時占主導地位的院體畫不能抗衡，不能相提并論。到了元代，經過“元四家”的倡導，文人畫的影響有所擴大，但主要還是流行于江南一帶，這個狀況一直到明代中期吳門畫派的崛起，才出現了一些改觀，以沈周、文徵明等人為首的蘇州畫家，他們所創造的文人畫樣式，以及所倡導的理論，不僅在江南地區有很大的影響，甚至一定程度上擴展到全國了。而到了明代晚期，吳門派衰落了，文人畫的創作中心轉移到了松江。 

陳繼儒的書法墨跡

董其昌書畫冊

松江最著名的文人畫代表畫家，就是董其昌、陳繼儒這些人物，他們不僅是松江畫派的中堅人物，而且成為全國文人畫的領袖性人物。他們在理論上提出的所謂“南北宗論”，盡管我們今天是有爭議的，但在當時影響是非常大的。大家都非常推崇并接受這個理論，形成全國范圍的影響；而且他們身體力行，創作了大量的具有楷模意義的文人畫作品。自董其昌之后，文人畫終于成為一統天下、獨領風騷的繪畫形式。這個和松江地區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是有密切關系的。當時受董其昌的影響，松江地區還形成了一些繪畫支派，比如以趙左為首的蘇松畫派，以沈士充為首的云間畫派，以顧正誼為首的華亭畫派，都在松江這一帶，形成了非常大的影響。

清代一直到近現代，整個畫壇都受到文人畫的影響，所繼承、發揚的傳統，主要源于元四家、吳門畫派、松江畫派這一條發展線索。清初康熙皇帝遠在北京城，一手字也學董其昌，可見董在書畫界、文化界之影響。董其昌、陳繼儒的理論和實踐在整個清代都有極大的影響，一脈相承，一直傳到今天。進入近代以后，活躍于上海的一批畫家，在繼承傳統文人畫的基礎上，融入了西方繪畫的優點，并且切合了近代工商市民的藝術品味和審美情趣，在物象描繪、筆墨表現和色彩運用上，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海上畫派。海上畫派為中國繪畫的發展樹立了新的里程碑，也體現了海派文化的形成。我們經常講到近代中國的文化發展進程，從傳統文化向近現代文化發展轉型的過程中，海派文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典型文化類型。“海派”這個名稱最早就起源于藝術門類，有兩種說法，其中一說就是來源于海上畫派，后來逐漸擴展為整個文化類型或者文化特征的一個代名詞，即所謂的“海派文化”。

今天我們總結海派文化的一些基本特點，諸如兼容并蓄，融匯中西，順時而變，勇于創新，貫通古今，超越傳統等。如果我們將江南文化和松江地區文化的特點與之做個比較，可以發現，其中有不少是相通、相接的。海派文化的幾位最重要的代表性畫家，如吳昌碩，在色彩的運用、物象的勾勒上，就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融入了近現代的元素，從而創出令人矚目的新成就。從大文化的觀念上來看，從松江畫派發展出海上畫派，正折射出古代的江南文化、“松郡文化”向近現代的海派文化演進的歷史路徑和歷史軌跡。由此可見，總結松江的歷史經驗，吸取歷史上的文化資源，對今天的松江新城和整個上海地區的建設，以及促進長三角地區的一體化聯動，都具有非常深刻的啟示。 

（本文系陳江8月28日在上海博物館與澎湃新聞聯合打造的文化項目“魔都與新城：共啟尋根之旅”系列講座第三場“如何認識上海之根？松江——市鎮的繁榮：上海市鎮古今考”上的發言。本文根據演講實錄整理，經陳江本人審訂。文本整理：澎湃新聞記者 王琳杰 實習生 王俊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