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全球互聯網平臺，人設集體崩塌。

在中國，阿里爆出了臭名昭著的“破冰文化”、性侵事件，曾經引以為傲的武俠精神、花名文化被網友們罵得狗血淋頭。

在市民生活領域，巨型平臺入侵社區團購，引發了大眾對“高科技人工智能公司”偏偏熱衷于在菜場里和小商小販們爭搶三瓜兩棗的擔憂。

在教育領域，科技公司和背后的平臺投資者們打著“您來，我們培養您孩子；您不來，我們培養您孩子的競爭對手”的口號，將九年制義務教育卷入了商品化的漩渦（我知道相比老土的“九年制義務教育”，美國所謂的K-12對投資者來說是更為性感的說法，但是請讀下去，你很快會發現“義務教育”自有它的道理）。

更早一點，在金融領域，各種小貸白條催發的消費主義，刺激著尚未走出校門的年輕人；在交通領域，打車平臺的安全隱患和監管規避一直是高懸頭頂的達特摩斯之劍；在媒體社交游戲領域，上癮算法和低俗推薦的問題始終懸而未決。

與此同時，“996是福報” 將一向置身勞工關系之外的程序員和那些“困在算法里”的外賣騎手們聯合了起來，奇跡般地催生了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攻守同盟。

一時間，電子商務、線下交易、教育、金融、交通、媒體，幾乎所有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都被卷了進來。

與此同時，性別關系、城鄉關系、勞資關系、金融化、商品化、市場壟斷，社會學家們研究了一輩子的敏感問題都爆了。

互聯網研究者們灌水的黃金時代來了。

在大洋彼岸，這一波平臺崩潰的浪潮要來得更早一些：

2016年，社交平臺臉書 (Facebook) 就已經卷入了操縱總統大選的“劍橋門”（Cambridge Analytica），一時間有關隱私、虛假信息、出賣用戶資料、影響選票的指控把小扎（Mark Zuckerberg）頻頻帶入國會聽證現場。

另一頭，打車平臺優步（Uber）幾乎是從出生起就深陷勞工問題的深淵無法自拔，在到底是把司機歸類為“正式工”（并負擔其所有社會保障）還是“臨時工”的問題上負隅頑抗，頻頻引發街頭抗議。

電商平臺亞馬遜（Amazon）除了因為收購線下超市全食（Whole Foods） 引發各種關于壟斷的擔憂，還在對其倉庫工人的嚴密監控上爆出過丑聞——《紐約時報》甚至挖出了當年這位電商巨頭想為倉庫工人設計手環、搜集各種生物信息，從而進行實時監控（包括如廁時間）的專利證明。

最后，就連號稱永遠 “不作惡” 的谷歌（Google）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設計上癮”的泥潭，連自己的“設計倫理學家” 都反了水，公開指責硅谷這批互聯網大廠的用戶體驗部門熟練使用一系列“設計黑技巧” （Dark Patterns），拼命延長用戶的在線時間，使用戶對各種網絡程序上癮 。

??往前追溯二十年、十年，甚至五年，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

彼時，谷歌仍然是自由世界的守護之神，搜索的世界無遠弗屆。內容分享平臺們以一己之力穿透傳統媒體壟斷，不僅號稱能為蠅頭小民們提供24小時不間斷的私人定制信息流，順便還創造了人人可以發聲的新媒體2.0。社交平臺們則聲稱自己一手締造了“地球村”，打破社交藩籬，賦能世界各地的網友，實現實時聯動。

另一邊，新興的科技金融平臺們以推翻陳腐僵化死氣沉沉的金融巨頭為己任，致力于用“大數據”為所有沒有信用記錄的“小人物”和“小企業”們提供貸款。神奇的“共享平臺”們——單車、雨傘、充電寶 ——曾經是最火最酷最環保的新經濟方向和超級風口，誰也沒有料到之后會出現“共享單車都市墳場”的世界八大奇景。

如今這一波泥沙俱下到底是怎么發生的呢？

當年舉起寶劍要為鄉民鏟除惡龍的少年，為什么最后自己成了惡龍？

如果粗略數來，大抵有以下三個原因：

其一，當下絕大部分平臺的生存模式，仍然是在“數據商品化”的 （commodification）基礎上衍生的，這就意味著，他們會在利潤的驅使下，繼續將更多的社會領域“商品化”。

早在2006前，在整個世界仍在為“信息時代”的金色余波歡呼雀躍的時候，批判政治經濟學家丹·席勒（Dan Schiller）出版了這本名為《信息拜物教》（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的著作。書中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性梳理，就是追溯了“信息” 是如何從15世紀的英國開始，從一種資源變成一種商品，被一步步裹挾進資本主義的擴展性秩序里的；而這一信息商品化的過程本身，又是如何重構了資本主義的組織結構和生產關系，從而催生了當時名噪一時的“信息資本主義” （information capitalism）。

席勒指出，資本的生產和擴張的一大核心動力，就是要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商品化，納入到資本積累的范疇中來，從而追逐高額利潤。而那些之前因為種種原因無法被商品化的領域（譬如，個人隱私、注意力、有效互動時間，甚至情感），會因為科技的發展、資本的推動、政策的放松，以各種不可思議的新形式被商品化，納入資本運作的閉環。

二十年前，這種商品化的新形式也許叫“信息”；平臺時代，這種新形式可以叫做“數據”。

大部分平臺的生存模式，在今天，仍然深深地依賴于“數據商品化”。譬如，支撐打車平臺高額估值的，并非其年利潤，而是它所掌握的壟斷性的數據資源。事實上，如果觀察大部分的平臺年度財報，你會驚訝有多少其實是在嚴重虧損中強行上市的。

又譬如，對內容分發和社交媒體平臺來說，免費服務的背后，是用戶私人數據的商品化——也就是說，平臺會將你的隱私、注意力、網友互動，點贊，甚至情感波動抽象成數據分析，進而整合打包，和更多用戶的數據結合，形成用戶畫像，以求更精準的廣告定位。

這就是所謂的： 當一個線上服務是免費時，你就不再是顧客，而是商品。

其二，今日很大一部分平臺的崛起模式，背后是一種“短視”的風險資本邏輯，平臺們會在資本的驅使下，規避真正的萬米賽道的科技創新，選擇進入“瘋狂補貼—瘋狂壟斷”的50米快跑道。也就是說，平臺們在風險資本的推波助瀾下，不考慮未來的可持續發展，不考慮目前的創新問題，甚至也不考慮當下的盈利問題，“先做大”再說 (get big first)。

這種神奇的資本邏輯，不是互聯網平臺獨有，卻因為種種歷史機緣，在互聯網平臺的時代發揚光大。如果我們觀察各大平臺發家史，很明確的一點是，他們在有大批風險資本投入之后，就會拼命用補貼的方式占領市場，擠跑競爭者，以求形成壟斷。中國打車平臺、外賣平臺、社區團購平臺的崛起，就是一部“巨額資本—瘋狂補貼— 尋求壟斷”的三部曲。

傳播學者邁特·克雷恩（Matt Crain）在研究了美國互聯網廣告業和金融資本相愛相生的歷史之后，總結出了“先做大” (get big first) 的商業規律。他指出，風險資本具有非常明顯的“短視性”（short-sighted）——也就是說，這一類型的資本在進入平臺之后，很少會長期持有，大部分會期望在最短的時間內套利退出，尋找新的投資熱點，這會導致互聯網企業無節制、無理性的擴張。克雷恩認為，這種“短視性”直接導致了2000年前后的網絡泡沫破滅。同樣的，類似的資本性質也決定了今日的平臺企業必須在瘋狂補貼-瘋狂壟斷的兩極往返跑 。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平臺本身的崛起模式，受限于背后資本的結構。

其三，一小部分的巨型平臺，在最近的十年里實現了所謂的“基礎設施化” （infrastructuralization)；而隨之引發的，就是基礎設施的公共性和私有平臺的逐利性之間的矛盾。

所謂的“基礎設施化”，是指平臺們在“做大”的過程中，依靠巨額資本的加持，滲透進了當代社會的方方面面，成為社會運作的底層結構。譬如，曾經的電商公司，不再局限于電商，變成了物流、金融、云計算、線下……層層覆蓋的巨無霸。早在2015年，阿里就曾經在一封致股東的公開信里說過： “我們認為未來阿里巴巴提供的服務會是企業繼水、電、土地以外的第四種不可缺失的商務基礎設施資源。”

像之前我們討論過的那樣【link：平臺拒止：該用戶不在服務區http://www.6773257.com/newsDetail_forward_8809025】，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助理教授讓―克里斯托夫·普蘭汀（Jean-Christophe Plantin）曾經用谷歌和臉書的例子闡明了在大洋彼岸，私有平臺企業是如何逐步成為當代生活的基礎設施的——對西方的公眾來說，谷歌和臉書變成了像水、電、煤一樣的日常所需，不可或缺。2021年中國互聯網巨型平臺全面崩塌，其影響力涉及公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幾乎無所不包， 正是平臺“基礎設施化” 在此時此地的顯現。

然而，正如在第一點里我們所討論的那樣，大部分平臺的當前生存模式，仍然是商品化；一旦平臺變成“基礎設施”，其逐利模式會試圖將之前排除在市場體系之外社會領域卷入商品化的浪潮。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例子就是最近的教育平臺治理。回到本文開頭：這就是為什么在中國語境下，“九年制義務教育” 有其非常重要的政治含義——平臺把“義務教育”替換為舶來的“K-12”，遮蔽的這是這一階段基礎教育的公共性。

而將公共教育作為“基礎設施”保護起來，屏蔽在風險資本，市場邏輯，和商品化的浪潮之外，是教育平臺治理的第一步。

每一年秋天，在一間以科技聞名的大學，教一門批判性的社會學課程，我一直戰戰兢兢不敢過于“批判”——總想著平衡一點，間歇性地也指出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優點一二三四五。

直到去年的一節課上，一名曾經的微軟員工公開發問：這門課名叫“AI社會學”，為什么我們不能多談談資本肆虐、勞工剝削、性別種族階級歧視、地緣政治、虛假信息、隱私監控和平臺審查？開發各種超級算法真的有助于解決這些問題嗎？還是它以另外一種所謂的“高科技”的形式加深了這些問題？

一個時代過去了。

1944年，奧地利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寫下了一代名著《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其中有一段經典的關于“雙向運動”（double movement）的論述，在今日的平臺時代讀來也毫不過時。

波蘭尼說： 在19世紀以前的西歐，市場是嵌入在社會之中的，受到社會的約束。之后，由于種種原因，市場脫離了社會的約束，向外不斷衍生，這一運動開始破壞原有的社會-市場之間的平衡關系，造成市場逐漸主宰社會各個層面的局面。然而，這一運動進行到某個極致之后，又會引發第二波運動，也就是所謂的社會群體的“反向運動” 。在第二波運動里，社會群體會通過種種方式（包括法律和政策），對市場進行再次干預，重新試圖將市場置于社會的控制之下。

“The expansion of market forces would sooner or later be met by a countermovement aiming at conservation of man and nature as well as productive organization, and using protective legislation and other instruments of intervention as its methods” (pp. 130-134)

也許，現在，我們已經走過了平臺擴張的這一段，迎來的，是第二波的社會反向運動。

參考資料：

 【1】Crain, M. (2014). Financial markets and online advertising: Reevaluating the dotcom investment bubbl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7(3), 371-384.

 【2】Polanyi,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3】Schiller, D. (2006).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4】馬云：阿里巴巴是水、電和土地之后的第四大基礎設施，http://tech.sina.com.cn/i/2015-10-09/doc-ifxirwnr6848903.shtml

【5】Plantin, J. C., Lagoze, C., Edwards, P. N., & Sandvig, C. (2018). Infrastructure studies meet platform studies in the age of Google and Facebook. New media & society, 20(1), 293-310.

 【6】Shen, H. (2021). Alibaba: Infrastructuring Global China.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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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虹，畢業于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傳播學系，現任職于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她用社會學的方法研究新興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