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教堂風波折射怎樣的儒學危機？

上周，圍繞曲阜基督教堂的爭議，再次成為輿論焦點。

新一輪討論由澎湃新聞發布的兩篇文章引發：曲阜師范大學歷史學者楊春梅所著《曲阜學者喊話儒家：孔子故里豈是一家之天下？》，以及大陸新儒家代表人物蔣慶的訪談《蔣慶：如果大教堂在曲阜建成，我這輩子就不去曲阜了》。

此輪探討緣起何事？2016年1月21日，兩名山東省政協委員——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振宇、王學典——聯合署名發布《再次呼吁在曲阜市境內停建基督教教堂》（下稱《呼吁書》）一文稱，距離山東曲阜孔廟東南方向三公里的魯城街道辦事處葛莊，在悄悄興建基督教教堂，“這一群平房式教堂已建成三年左右，且在春節之后，將在此平房基礎上，興建更高更大的基督教教堂。”

曾、王兩位認為，曲阜是孔子的故鄉、儒家發源地，是中華民族的圣城。對在此地修建基督教教堂一事，“是否可以依據文化主權的原則，要求對方另擇佳地修建，既避免產生對‘國家文化財產’受傷害的質詰，也減少爭奪中國文化特區資源的嫌疑。”

所謂“再次呼吁”，是指更早之前的2010年12月，新華網就曾報道曲阜基督教會將在該市東南距離孔廟三公里處修建哥特式大教堂，時有郭齊勇（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教授）、張祥龍（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蔣慶（儒家民間學者）、林安梧（臺灣師范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等十位儒家學者和十家團體聯名簽署了《關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見書》（下稱《意見書》），要求各級政府“尊重中華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當時就引發了一場影響廣泛的大討論。

蔣慶當時接受采訪時就表示，他并不反對基督教建教堂，也尊重基督教徒信仰的權利，中國的基督教有修教堂的自由。但是，在曲阜這個特殊的儒教圣地，在先師孔子的陵墓所在，高調修建大規模與超高度的具有西方文明特色與宗教象征意義的哥特式大教堂，給他的感覺就是對儒教圣地與儒家先圣的極大冒犯，是對中國文化與儒教文明的極不尊重。他說：“我實在不能接受在曲阜孔廟的大成殿前祭祀孔子或緬懷先圣時，舉頭即見高高在上的哥特式教堂的尖頂，我想凡是熱愛中國文化的所有中國人都會有我這樣的感受。”

而楊春梅這次撰文，則對《呼吁書》和《意見書》中所涉曲阜本地宗教狀況中有悖事實之處加以辯正。她指出，歷史上儒、佛、道三教道場已在曲阜和平共處千百年之久，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道場進入較晚，但也已有一二百年，同樣相安無事。孔子故里，豈曾是孔儒一家之天下？她在此地居住二十多年，感受到不同宗教文化間的相互理解、尊重及和諧相處，自然而然地實現于當地樸實的百姓中。

楊春梅認為“圍繞曲阜發生的精神騷亂和文化迷狂，顯然是儒家中一些既失掉自家義理精神、又對現代自由法治理念無知過敏、且遺傳了幾千年來權力崇拜基因的人，與權力相互扭結糾纏不清所引發的熱癥。”她主張作為本土主流文化的重要一元，儒家有責任善待域外一切文化，迎而接之，會而通之，融而化之。

澎湃新聞的兩篇文章迅速吸引了更多學者和媒體加入討論。首都師范大學學者陳明是近年來頗為活躍的儒家學者，他向澎湃新聞記者表示自己比較了解這一事件的最新進展。“我去過現場。現在的鐵皮房教堂確實夏熱冬寒。”據他介紹，曲阜教會豐牧師告訴他，計劃重啟的教堂將在建筑風格和體量上都有調整——風格不再是哥特式，而注意與曲阜傳統建筑協調，體量則大幅縮小。他在本周還就曲阜教堂風波接受了美國《時代周刊》的采訪，表達了“將這一事件上升到儒耶之爭、文明沖突或者對儒教主體地位的挑戰等，并不妥”的立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主任趙法生也在網絡發聲。他基于在曲阜尼山實地調研和開展工作三年的經驗，發現基督教教徒是依靠關懷和奉獻征服了基層民眾，而這恰恰是今天的儒家知識分子最缺乏的。而值得思考的是：儒學復興到底應該實踐怎樣的路徑？這一問題關乎儒學的當代命運。

他認為儒學目前最主要的危機在于：它在社會上的教化體系已蕩然無存，與生活的聯系已然中斷。重建儒學與生活的聯系，實現儒家的靈根再植，同時做到與時俱進，完成其現代轉化，才是儒家的出路所在。“搞政治儒學的人，一意要走上行路線，急于要當國師，將儒學意識形態化，其結果，不但會窒息儒學自身思想活力，更會脫離民眾，使得普通民眾更加遠離儒學。所以，說那些熱衷于是政治儒學的人是在誤導儒學，禍害儒學，并不過分。”

在趙法生看來，儒學的真正危機，首先不在于基督教的挑戰，而在于儒家本身失去了因時通變的創造力，失去了以身體道的精神，不能深入民眾，不能教化一方，解決基層民眾所急迫的精神與道德問題。有人甚至專以炒作為務，競以功名利祿，知行不一、心口為二，損害儒家形象。所以，儒學之危機，不在外部，而在蕭墻之內。

山東師范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教授王鈞林，曾主編過《齊魯學刊》和《孔子研究》。鮮少在網絡發聲的他，也在本周撰文，由曲阜教堂風波引申開去，論儒家真精神，告誡應“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學大儒，勿自守一隅妄自尊大成陋儒”。

他分析指出，荀子認為儒有幾類：大儒、雅儒、小儒、俗儒、陋儒、賤儒，流品頗多，魚龍混雜。有些自以為儒的人，自守一隅，妄自尊大，一如井蛙，不及河伯，七分近乎小儒，八分近乎陋儒。若論大儒，莫不有經營天下的氣象。出于華夏而心系天下，關注整個人類的命運，認定普遍人性而追求普世價值，篤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其理放之四海而皆準。東海圣人出不易吾言，西海圣人出不易吾言，北海圣人出不易吾言，南海圣人出不易吾言，何等自信！又何曾自守鄒魯而不知諸夏之大，拘守諸夏而不知天下之大。以其大，故能容，容則大矣。

大儒生長于多元文化并存互動的大環境之中，論及夷夏之辨，略其血緣、種族，詳其禮俗、文化，主張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進于夷狄則夷狄之。無論哪一民族，認同并接受先進文化，即視其為文明進步之民族。孔子猶信“學在四夷”，承認“禮失而求諸野”，虛心向東夷小國國君郯子學習。降及近世，中華落后，西夷先進，夷夏世界顛倒了過來，這是不爭的事實。康有為即有“西夏中夷”之論，引領中國向西方學習，融入世界主流文明。這是何等博大的胸懷！

大儒以教化見長，德風草偃，化民成俗。見佛教大興，寺院遍及域中，不以勢禁之；見道教昌盛，宮觀比鄰文廟，不以力阻之。非曰不禁，不以其勢而以其道，以其道曉喻百姓；非曰不阻，不以其力而以其理，以其理說服民眾。如果三致其意而猶不能爭取人們從儒如流，則必退而自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王鈞林提醒，近三十余年來，國人信教者，包括信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等，人數大增，而信儒者僅有可憐的少許。反求諸己者必思吾儒之道合乎人心耶？時移世異，吾儒之道于古合乎人心，贏得人心，于今則未達，當今儒者見而恥之，思以“其命維新”之學充實吾儒之道。學為正學，路為正路。外求諸人者不以技不如人為可恥，惟以人之勝己者為可恨；不思改良其技，惟謀技外之術。學為歧學，路為歧路也。

中國已進入一個知識短缺的時代？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鄭永年1月26日在《聯合早報》發文，經環球網轉載為《鄭永年：中國已進入一個知識短缺的時代》，廣為傳播，并引發熱議。

鄭永年是海內外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近年來筆耕不輟，經常在媒體撰文討論中國的政治經濟。

引發他判斷“中國已經進入一個知識短缺的時代”的導火索，是近來高層為了推進結構性經濟改革，提出了“供給側改革”的政策導向概念，即通過改革供給體系來滿足需求結構的變化。結果，他發現學術界和政策研究界卻一哄而上，什么東西都往里面放，供給側改革成了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雜貨鋪”，幾乎被視為是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萬能良藥。

于是，“在中國，除了拼命炒作概念之外，幾乎沒有人能夠說清楚在中國的環境中，供給側改革到底是什么。”在鄭永年看來，這只能說明中國有效知識的供給不足——盡管過去30多年里，中國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有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但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政策研究界，都沒有能力解釋中國經驗。

他感覺中共十八大以來，似乎一切都變了，但唯獨中國學術界和政策界的知識短缺局面沒有變化，甚至更加嚴重了。在很多方面，不僅政策研究界而且學術界仍然是一如既往地論證政策，而非研究政策。

在他印象中，中國也有知識供應充分的時代，即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從原來的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那段時間。當時，盡管沒有多少人有博士學位，但他們都是真正了解中國、負有國家建設責任心的一代人。

“現在盡管研究者都有博士學位了，但很多是只有書本知識而沒有實踐經驗。因為他們是典型的讀教科書成長起來的，西方的概念有時候比西方人還玩得熟練，但對中國的實際則是外行。”

鄭永年如此直接的批評自然引來各種回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聶輝華撰文《鄭永年先生站著說話不腰疼》，指出鄭永年犯了三個錯誤。

首先他高看了知識界。聶輝華認為，了解中國政府決策的人都知道，一項政策能否出臺和貫徹，幾乎完全取決于兩個因素：第一，最高層的決心；第二，時代的需求。總體上看，知識界對中國的政策制定和實施，有錦上添花的功能，卻不是必要條件。

其次他犯了邏輯錯誤。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國企改革、醫療體制改革、房地產刺激，中國知識界提出了多少種方案？發表了多少批評意見？”鄭永年沒有聽到，并不表示那些意見不存在。

再次他的批評避重就輕。聶輝華指出，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從產生那天起就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鄭把板子打到知識界身上，聶輝華認為這很不厚道。

聶輝華最后還提到，海外華人評論中國問題，從來沒有心理負擔，不必承擔“與權力姌和”或者“為中國的落后辯護”的罵名，因此永遠擁有政治正確的姿態。“這就好比一個風度翩翩的白衣秀士，看到一個農民落水了，然后指責他：你游泳的姿勢真難看！”

另一篇署名芒鞋的文章《鄭永年說錯了嗎？》，則認為聶輝華的爭辯有意義，直接切中了當下中國權力與知識或者國家與知識分子的關系問題。“但是鄭永年說錯了嗎？他真的是把板子打在了‘知識分子’身上了嗎？”該作者恰恰認為“該打，而且打得還不夠重”。

文章認為現代性體制與知識（分子）的關系問題，首先是一個普遍問題。按照福柯-鮑曼的視角，現代國家從荒野牧羊人的角色轉向了園丁的角色，要對疆域內的人口進行微觀管理的話，所需要的最關鍵的知識就是“統計學”，因此，經濟學家作為知識分子，往往在現代國家中是離權力中心最近的知識群體。

二來，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的問題。中國經濟轉型迫切需要經濟學家提供知識供給，所以在1980年代，體制內外的大討論非常熱烈；而當1990年之后，這些參與討論的人大多要么身居高位，要么邁上了中國最高學府的講臺。出現鄭永年批判的現象，也就不足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