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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楊貴妃的紅妝時代
【編者按】
《中國妝容之美》一書以古畫、雕塑、壁畫為入口,以詩文典籍為輔助,展示了中國古代妝容細節,探討歷代女性地位與東方審美,同時以29組真實妝容復原圖,再現中國歷代女性妝容之美。本文摘編自該書,由澎湃新聞經浦睿文化授權發布。
如果要選一位中國古代的美人代表,楊貴妃可能是呼聲最高的候選人之一。作為四大美人之一,她與玄宗的浪漫傳奇被反復傳唱,貴妃軼事以及對其樣貌的文字記載以及相關的繪畫作品、戲曲、戲劇舞臺表現屢見不鮮。千百年來,文人墨客和百姓無不好奇貴妃的美貌和妝容,不少筆記小說也將一些妝發名目歸于其名下。
貴妃時代真實的妝飾風尚如何?如果只從后世文本描述推測,可能無法得到真實結果。審美一直在變化,判斷基準也在變化。也許當時人認為適中的“纖秾有度”和美艷的“美人紅妝”,在后世看來卻是程度過于夸張。當然,我們現在無法看到楊貴妃的“真實照片”,具體的面貌難以還原,不過半個多世紀以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尤其是數以百計的玄宗時代貴族墓葬中出土的寫實陶俑、壁畫、絹畫,已經讓我們可以很科學地歸納出開元、天寶這幾十年間,從長安京畿到西域、東北廣大區域貴婦人的身材、妝發審美傾向和變化。其中不乏楊貴妃在宮中期間的宮廷繪畫作品,大體可供參照與想象。
盛唐妝容復原:花鈿、面靨、桃花妝、涵煙眉
開元、天寶幾乎是唐代流行變遷最快速的階段,甚至密集到了三五年便有一變的程度。就讓我們借楊玉環來看看盛唐開元、天寶時代貴婦們從淡雅素凈到紅妝濃烈的妝飾變遷。
開元初:新君即位后的簡樸收斂
神龍革命,武則天退位,但“武周風格”延續了十幾年,直到玄宗即位后的開元初期才變為樸素收斂的風格。這與登基之初勵精圖治、躬行節儉的玄宗有很大關系。
剛當上皇帝的唐玄宗希望一改朝野追求奢靡華麗之舊弊,即位以后連下了幾道詔敕,嚴厲禁斷對奢靡的珠玉錦繡的追逐,親自帶頭將皇家所藏金銀熔鑄為鋌,將珠玉錦繡焚毀于殿前,令“宮掖之內后妃以下,皆服汗濯之衣,永除珠翠之飾”(《全唐文》),甚至下令婦女們要把之前的錦繡衣物染黑,不準織造華麗面料,各地官營織錦坊也停廢。
在這種大風氣的引導下,婦女妝飾也一改武周末期的華麗傾向,復雜的額黃花鈿、斜紅、假靨組合以及發髻上插戴的步搖簪釵、花鈿至少在京城中被禁絕。楊玉環生于開元七年(公元719年),幼年在蜀地度過,少女時的楊玉環所見女性妝飾,可能大體上還是簡潔利落的模樣。
從當時的墓葬壁畫、線刻、陶俑來看,開元初期女性的衣飾、頭飾較樸素簡單,沒有濃烈復雜的妝面,風格相對清新淡雅,不尚紅妝花飾,眉形纖細修長;鬢發相對服帖,偶見高髻,更多則是攏聚于頭頂的一小髻。比如陜西西安開元四年(公元716年)楊執一夫人獨孤氏墓門刻畫的仕女,頭頂挽一前探小髻,鬢發后攏,無一珠翠簪釵首飾,面無花鈿、眉形細長。又如陜西禮泉昭陵開元九年(公元721年)契苾夫人墓壁畫的仕女,同樣是簡單無飾的發型,妝面僅僅略施淺朱,眉形也相對細長柔美,不再是武周時代英武的粗闊眉。不過也有個別例外,比如山西萬榮同樣是開元九年的薛儆墓石槨線刻,就描繪了若干額繪花鈿、髻貼花飾的貴婦。或許是京畿之外部分地區禁令松弛的關系。在玄宗以及一批良臣的治理下,大唐步入輝煌的開元盛世。當然,“永除珠翠之飾”是不可能的,很快,妝飾之風就在宮中卷土重來了。
初入兩京:精致“開元樣”形成
開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十歲的楊玉環因父親去世來到洛陽,寄住在三叔楊玄珪家。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七月,咸宜公主在洛陽舉行婚禮,楊玉環也應邀參加。公主胞弟壽王李瑁對楊玉環一見鐘情,在李瑁生母武惠妃的請求下,唐玄宗當年就下詔冊立楊玉環為壽王妃。此時尚處于李隆基治下的第二個十年,長安、洛陽的流行風尚與妝飾,已經完全脫離了武周遺風和開元初年提倡的簡樸感,形成了新的“開元模式”,往夸張和精致化發展。
首先是發型,當時最具符號性的改變,就是隆起的半圈鬢發越發蓬松,頭頂小髻前移低垂,成為最流行的發型傳遍全國,同款垂髻甚至在新疆吐魯番市阿斯塔那的出土文物上都可見到,有時也裹以巾布。若對比同一個年份的各地出土資料,明顯能發現,在長安一帶的貴族中率先發生了這些改變。比如開元十二年(公元724年)的惠莊太子墓、金鄉縣主墓、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的虢王李邕墓,均已呈現典型的開元樣式。
唐三彩陶仕女俑,人物為開元裝束。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妝面色調大體維持淡雅的風格,以白妝和淺淡的薄紅胭脂為主。白妝即面施白粉,是素雅的淡妝,《中華古今注》說梁武帝時宮人“作白妝青黛眉”,又說楊貴妃曾作“白妝黑眉”。雖然后人附會不一定精準,但從開元中期的壁畫來看,確實可以看到面無朱色、描繪黛眉的貴婦形象。同時也有在臉頰施涂淺淡紅暈的例子,這種淺淡紅暈可能即“桃花妝”“飛霞妝”。唐宇文氏的《妝臺記》中說:“美人妝面,既傅粉,復以胭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為酒暈妝,淺者為桃花妝。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為飛霞妝。”先在臉龐上勻敷一層白粉,再在手心勻開紅色的胭脂水,涂抹在兩頰上。程度最濃的被稱為“酒暈妝”,就如喝醉酒泛起的滿面紅暈一般;淺淡若桃花的就叫“桃花妝”;如果在淺薄胭脂之上再罩一層白粉,白里隱隱透出朦朧的紅影,就叫“飛霞妝”。與此同時,精致華麗的妝飾也逐漸再度流行,女性臉上的花飾增多,典型的斜紅、額黃、假靨等全套妝面重現。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一幅開元中期仕女屏風畫是典型的例證,從畫中可以識別出九位仕女,有著彎彎細眉,臉上均描繪了兩道斜紅,額上花飾則各不相同。腮紅大多以眼周淺淡的粉色暈開,可能是“桃花妝”“飛霞妝”一類,少數為素凈的白妝,可以視為開元樣式的代表,精致柔美,既不似武周之艷麗,又未達天寶之濃烈。
出土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阿斯塔那墓的《樹下美人圖》,畫中妝容為開元樣式,點花鈿、斜紅,著飛霞妝。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藏。
身在洛陽的楊玉環所見的貴婦們大約如此:隆起的鬢發、低垂的小髻、精致柔美的妝容、綴有花飾的衣裙以及她們日漸豐滿的身材。
入宮冊妃:步入濃烈的紅妝時代
開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楊玉環被冊壽王妃。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寵妃武惠妃在興慶宮去世,玄宗郁郁寡歡。有人進言楊玉環“姿質天挺,宜充掖廷”,于是玄宗將其召入后宮。天寶四年(公元745年),玄宗把韋昭訓的女兒冊立為壽王妃后,將本是兒媳的楊玉環冊為貴妃。由于未立皇后,此時楊貴妃地位就相當于皇后。
盛唐開元末年天寶初年“酒暈妝、長眉”復原。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登基已經二三十年,承平日久,天下安定,玄宗覺得功成治定,也早忘了當初躬親節儉的信誓旦旦。名相宋璟去世后,玄宗又將國事交予李林甫、楊國忠辦理,逐漸奢侈無度,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與楊貴妃在宮中過著鮮花著錦的享樂生活。
出土于陜西省西安市唐金鄉縣主墓的騎馬女俑(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王自力,孫福喜.唐金鄉縣主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或是因為李隆基、武惠妃、楊貴妃等上層的個人喜好轉變,或是因為太平盛世富足安逸的經濟基礎、強盛國力,當時的社會開始崇尚富麗奢靡,貴婦們的身材越發豐腴,審美越發濃烈夸張,逐步邁入“紅妝時代”。此時宮廷貴婦的發髻更加寬松,腦后拖垂巨大的發包,收攏聚于頂束成前翹的小髻一二,形成了我們所說“天寶樣”的標志性發型。貴婦們裝飾花鈿,衣著寬松,寬大的長裙束于胸上,下擺拖地,紋樣花團錦簇。
出土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阿斯塔那的天寶年間仕女圖屏,仕女臉上畫有大面積的酒暈妝,畫拂云眉,額前貼花鈿。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妝飾上也有一些大膽的改變。最引人注目的是“紅妝”,在臉頰大面積涂抹濃重的胭脂,范圍甚至從眉下一直蔓延到耳窩、臉角,全臉只剩下額頭、鼻梁和下巴露白,相當夸張。這一點,在武惠妃陵墓中的彩繪線刻和壁畫、陶俑中就已經有所體現。壁畫中的宮人,不少都在臉上施涂大面積胭脂。兩京地區發現的大量宮廷、貴族墓葬,如陜西蒲城天寶元年(公元742年)讓皇帝惠陵李憲墓等,所出壁畫、陶俑里的仕女,妝面基本都以紅妝為主,額間描繪各種鵝黃花鈿,配合豐滿的臉形,很有視覺沖擊力。不只關中京畿,此風還遠遠波及各地,比如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安西都護府張氏墓所出屏風絹畫,也和長安的流行風尚高度一致,不僅貴婦,連身旁的婢女也都盡數做此大紅妝。李白詩中有一句“婦女馬上笑,顏如赪玉盤”,“赪玉盤”即赤紅圓玉盤,用其形容當時貴婦們涂抹了赤紅胭脂的圓潤臉龐,可以說是相當形象了。
出土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市阿斯塔那一八七號墓的天寶年間《弈棋仕女圖》,圖中仕女臉上畫有大面積的酒暈妝,畫拂云眉,額前貼花鈿。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藏。
不獨盛唐,在面頰施以紅粉胭脂,自古以來都是重要的妝飾方法。古時曾用朱砂、茜草類染料制作妝粉,漢以后,來自紅藍花汁的鮮艷胭脂成為最主要的紅色化妝品,涂抹時蘸少量清水即可敷面,也可制成紅粉施涂。歷代紅妝濃淡深淺不同,盛唐時代的這種大面積紅妝,可能是最濃烈的一種。
盛唐“酒暈妝、桂葉眉”妝容復原。
有關唐代婦女飾紅妝的描繪有很多,比如李白《浣紗石上云》“玉面耶溪女,青蛾紅粉妝”、岑參《敦煌太守后庭歌》“美人紅妝色正鮮”。五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稱“貴妃每至夏月,常衣輕綃,使侍兒交扇鼓風,猶不解其熱。每有汗出,紅膩而多香,或拭之于巾帕之上,其色如桃紅也”,說楊貴妃因為涂抹了紅粉,連汗水都染成了紅色。王建《宮詞》有一句“歸到院中重洗面,金花盆里潑紅泥”,宮女洗臉后盆中水如紅泥一般,可能是真實的寫照。
出土于寧夏銀川市賀蘭縣宏佛塔的西夏彩繪泥塑佛頭,佛像下眼瞼有黑色“淚痕”。此地出土的很多此類佛頭眼下都有“淚痕”,一說系高溫下眼珠釉料融化流出所致,但筆者認為或有主觀成分,故在此作為“淚妝”的一種詮釋方式。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藏。
除了濃艷的紅妝,還有一種妝容是在紅妝打底的基礎之上,再以白粉點頰,如淚珠四濺一般,稱為“淚妝”,多見于宮掖之中。《開元天寶遺事》載:“宮中嬪妃輩,施素粉于兩頰,相號為淚妝,識者以為不詳,后有祿山之亂。”
《中國妝容之美》,李芽、陳詩宇著,浦睿文化·湖南美術出版社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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