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隊長，皇軍托我給您帶個話兒。”“太君說了……”

這是1990年陳佩斯和朱時茂表演的央視春晚小品《主角與配角》中的臺詞。主角隊長是八路軍，配角則是投靠了“鬼子”的叛徒。“鬼子”，是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的通稱。但“鬼子”一詞不能當面使用，當面要像日軍自稱的那樣，稱其為“大日本皇軍”、“皇軍”。

不過，中國人在面對日軍，尤其是在指稱個體時，還會使用“太君”一詞。在現代漢語中，“太君”多被用于稱呼侵華日軍，有時亦泛指日本人。這個詞在中國雖古已有之，但古代所說的“太君”與軍人、日本人毫不相干，而日語中也沒有這個詞。

那么，為何要稱呼“鬼子”為“太君”呢？

中國人和日本人口中的“太君”

要弄清為何稱呼“鬼子”為“太君”，首先要知道它是被如何使用的。在戰爭親歷者的回憶中，這樣的用例很多。例如，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林口縣龍爪慘案的幸存者回憶：

“1935年12月的一天，一個日本軍官同翻譯嘀咕幾句后，向工人大聲喊：‘馬胡子（指抗聯）的有？’翻譯接著說：‘今天皇軍來沒有別的事，你們不要害怕，太君問你們見沒見到抗聯，說出來皇軍有賞。’有工人說：‘馬胡子從沒來過。’‘太君’說工人說謊，又一個個追問，工人們都說沒見到‘馬胡子’。‘太君’大怒，說工人們私通抗聯，良心大大地壞了。命令日軍將工人們統統槍斃。‘太君’一聲令下，日軍便架起機槍，突、突、突……”

同樣，原河北定州北疃村青年抗日先鋒隊隊長李德祥也這樣回憶過：“1942年5月的一天，為了保命，我用在東北學的日語與這個鬼子說話：‘我的良民的干活。我的米子（日語，水）的米西米西（日語，吃），我肚子疼。’鬼子問我：‘你的良民？’ 我點頭，‘太君，我的良民的干活。’”

此外，在文學作品與影視劇中，有關“太君”的用例也不鮮見。例如，小說《平原槍聲》中有這樣一段描寫：“‘歡迎皇軍，八路已經跑光了。’楊百順說。翻譯官看了看他和紅牡丹的穿戴，早已明白了八九，轉過身去和一個騎在馬上的日本軍官說了幾句話，又對楊百順說：‘太君說你良心大大的好，前面帶路。’”

作為被稱呼的一方，日軍中也有人聽到過這個詞。出現在日軍回憶中的用例，大多是中國百姓和漢奸用中文喊（或說）“太君”，如“太君”“矢澤太君”“淺野太君、坂場太君”等。當然，也有日本人使用“太君”的例子。例如翻譯松尾趾高氣揚地說：“喂，現在太君說話了，要紀念品拿來的。”

關于“太君”的讀法，日軍是用日語的片假名來標注的，將其用羅馬字讀音加以對應的話，就是“Taijun”。至于“太君”的意思，有日軍在回憶中記述：“老人稱我為太君。這是在恭維我，是對地位遠高于自己的人的敬稱。”這個日軍對中國人所使用的“太君”一詞意思的理解是到位的，但沒有提到為何會有此稱呼。

不是日語，也不是協和語，“太君”出自哪里？

稱呼“鬼子”的“太君”一詞，大量地出現在有關“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華內容的回憶與文藝作品當中。因此，追溯該詞的出處，還得從這個歷史背景談起。

自1904年起，日本在其占領的旅大地區進行奴化教育，強迫中國人學習日語。1932年3月偽滿洲國成立后，更是將日語稱作“國語”，學校教育中則強行以日語為通用語言。雖然當時東北地區的百姓中，流行著一句“日本話不用學（xiáo），再等三年用不著”的順口溜，但面對現實與生存的壓力，人們不得不學習或使用日語。當然，在殖民當局的有關政策與利益的誘惑下，也不乏主動學習日語者。據回憶，當時有一首順口溜式的童謠在小學生中極為流行，其內容是：“學會日本話，就把洋刀挎。吃飯叫米西，罵人叫八格。耳朵叫謎謎，鼻子叫哈拿。毛西毛西打電話，久別先握手，巴枯拉枯西達。”此外，當時還有這樣的四句流行話：“不說日本話，都怕被鬼打，胡說唧哩喀啦，懂者笑掉牙！”這些回憶，真實、生動地記載了當時人們對學習日語的看法，同時也描繪了以中文漢字的近似音來拼讀日語的具體做法，并揭示了被迫使用日語所造成的一些用法上的似是而非。

如此，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之下，東北地區的許多中國人都或多或少地會些日語。在此期間，還出現了大量的“協和語”（一種漢語和日語雜揉后產生的語言變體，其特點是夾雜著許多日語詞及生造詞，如“米西”、“大大的”）。但是，協和語中并無“太君”一詞。既非協和語，又非日語，那么用來稱呼日軍的 “太君”一詞究竟出自何處？

借助日軍的戰場記錄及當時在華日本人的回憶等資料，可以發現，關于中國人對日軍及日本人所使用的稱呼，出現較多的是“大人”二字。通過解讀這個詞的使用及讀音，似乎可看到“太君”的影子。

“大人”一詞，在中文與日文中皆有，意思也幾乎相同，如都表示成人、值得尊敬的人、身份與地位比較高的人等。中文中，“大人”的讀音為“Daren”。在舊時官場，“大人”曾是下屬對上司的一種習慣稱呼。及至民國，雖然臨時政府曾頒布法令，革除“大人”、“老爺”等舊時稱謂，倡導以官職、“先生”或者“君”等代替之，但仍有不少人因循守舊，尤其是生活在社會底層的窮苦百姓，依然習慣用“大人”等稱呼一些有錢有勢者。日語中，“大人”在表示身份、地位比較高的人，或德高望重者時，發音為“Taijin”。

總體上看，出現在日方資料中的“大人”，其讀音共有三種，即“Daren”、“ Tairen”（或寫作“Taren”）和“Taijin”。當然，也有只記為“大人”二字，并無讀音的。這種情況，姑且將其理解為中文的“大人”之意，不做他解。

上述三種讀音中，“Daren”和“ Tairen”（或“Taren”）顯然是對中文讀音的模仿，無需多言。值得注意的是“Taijin”的發音與用法。可以認為，日本人之所以特意將“大人”注以“Taijin”的讀音，是為了表示其聽到中國人所講的就是“Taijin”。至于這個“Taijin”是中文還是日語，當時在華的日本人也說法不一。因為在他們所寫的有關中國人同日本兵講的日語，以及日本兵所說的中國話的例子中，都出現了這個詞。認為“Taijin”是中國人所說日語的，將其記述為：中國人說的日語中，有“大人”（Taijin）一詞，主要是用來指日軍軍官。與此相對，認為“Taijin”是中文的則記載：“大人”（Taijin），是對地位、身份比先生還要高的人所使用的敬語，這是日本兵一到中國戰場就學會的中國話之一。通過文字判斷大概就能明白其意思，所以使用起來很方便。

上面提到的日本兵說的中國話，即“大兵中國話”，其日語原文為“兵隊支那語”。中日關系史學家安藤彥太郎對此的解釋是：“戰爭期間，數百萬日本人作為士兵和‘在留邦人’來到中國大陸。但其中大部分人并不想學中國話。他們、特別是士兵們使用一種自認為是中國話的奇妙的語言，對方中國人卻認為是日本話。這種語言通俗地稱為‘大兵中國話’”。

另外，當時，日軍翻譯或懂中國話的日軍士兵的中文水平也參差不齊。如，有日軍不但聽懂且正確地記載了中文“掌櫃”（意為“當家的”）這個詞，但也有日軍將其寫成了“長貴”。顯然，這是音同字不同的問題。至此，可以認為，日軍（或中國人）說的中國話被對方誤聽或誤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人和日軍之間很容易出現語言理解與認識上的錯位。這種錯位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對“Taijin”的各自理解和表達。亦即，當日本兵認為自己所說的讀音為“Taijin”的“大人”是中國話時，中國人卻將其當作日語加以接受；在必要的時候，還對其進行模仿、使用。問題是，在使用的過程中，難免會有些走樣。結果，中國人就取其諧音，將“Taijin”一詞以古已有之的“太君”（Taijun）二字讀之、用之，并理解為代表“長官”之意。反過來，當他們如此使用時，日軍則將其當作自己所熟悉的日語“大人”（Taijin）或新掌握的“大兵中國話”“大人”（Taijin）加以接受。所以，從源頭上看，“太君”應是中國人對日本人所使用的“大兵中國話”中“大人”（Taijin）”一詞的音譯。

選擇“太君”二字作為“大人”（Taijin）一詞的音譯，發音近似固然是主要原因，同時，也不可忽視其中所隱含的文化因素。中文“太”字有高一輩、極大、至高之意，而“君”字不僅有主宰者之意，且是古時的一種尊號，同時還是一種對人的敬稱。在中國古代，“太君”作為官員母親的封號，本身就表示一定的社會地位與身份。此外，在道教中，簡稱為“太君”的“太上老君”為“三清”尊神之一。在人們的意識里，“太”和“君”都表示尊重、尊敬之意，聽起來仿佛高高在上。當然，對于作為侵略者的日本人，中國人痛恨尚來不及，何談敬重。然而，在侵略者的淫威之下，中國的普通百姓出于恐懼與無奈，當面只有對日軍謙卑以示討好。聽他們稱尊長為“Taijin”，也就學著喊“Taijin”，管他職務大小、級別高低。結果，在用漢字的近似音為其找對應詞時，就將高高在上、為所欲為、如太上皇般的侵略者與“太君”二字聯系了起來，最終以舊瓶裝新酒的方式，稱呼“鬼子”為“太君”。

可以說，抗戰時期中國人所使用的“太君”一詞，因是對侵華日軍使用的“大兵中國話”“大人”的音譯，所以乃殖民文化的產物；而選擇“太君”二字作為音譯的對應詞，則體現了殖民統治下侵略者與被奴役者之間地位的尊卑。

（本文作者系南開大學外國語學院日語系副教授，論文《為何稱“鬼子”為“太君”》完整版發表于《抗日戰爭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