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肖像能夠印到本國的貨幣上，自然是這個國家與民族歷史發展進程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英國所有紙幣的正面皆是伊麗莎白二世的頭像，反面的肖像則因面值和時期不同而經常變換，其彰顯的寓意亦各有所指。無論如何，英鎊上的人物必有非凡之處。除女王之外，伊麗莎白·弗賴是英國第一位肖像被印上貨幣的女性人物。那么，到底是何等驚天動地的壯舉使她享此殊榮？

實際上，偉大的事業未必驚天動地，弗賴的社會貢獻主要在于她改變了英國人對待獄犯（特別是女犯）的方式而已，當然這一轉變的背后關聯著其制度體系的變革。胡適先生曾借用一位友人的話說過：“你要看一個國家的文明，只消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們怎樣待小孩子；第二看他們怎樣待女人；第三看他們怎樣利用閑暇時間。”弗賴正是通過自己畢生的努力使英國底層社會，特別是女犯階層及其孩童的境遇得到改善，召喚更多的精英人物致力于慈善事業與社會改良，推動著英國不斷向現代文明國家演進，使這個國家不再僅僅是因為工業革命的助力而實現了經濟騰飛的“暴發戶”。

一顆善良的種子

1780年，弗賴出生在英國一個富裕的基督教家庭，父母皆是熱衷于救濟貧弱的貴格會派成員。毋庸置疑，這種宗教背景與家庭環境對弗賴日后在慈善事業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貴格會教派成員對窮人懷有一種感同身受般的同情，并致力于改變底層社會的悲慘境遇。當時英國社會上興起的許多改良運動大都由這一教派主導，該教派反對僵化地遵守傳統的教義、教規，重視在現實中踐行慈善之道，即“由外在信仰轉化為內在經歷，由信念認同轉變為行動支持”。

弗賴在少年時期便開始跟隨母親到窮人群體中布道，教授窮人子弟讀書識字，與教友一起設立棄嬰收容所。少年弗賴通過閱讀托馬斯·潘恩、瑪莉·渥斯頓克雷福特等人的著作開始接觸以自由、平等為基礎的社會改良思想。當時，美國教友會牧師威廉·薩弗里來英倫布道，他圍繞如何解決社會貧窮與不公的問題做了一次演講，弗賴聽后仿佛在黑夜中遇到了指明燈，她欣喜地寫到：“今天我感覺到了上帝的存在。我與他進行了認真的交談，他的話如同傾盆大雨澆在了干涸的土地上，使我醍醐灌頂。”此后，弗賴開始將扶弱濟貧作為自己整個人生的志業。她逐漸成為地方貴格會的重要組織者，大受底層人的歡迎，被人們稱譽為能夠“賦予盲者以光明，啞者以言語，跛者以雙足的人”。

為改良監獄環境而奔忙

1813年，弗賴第一次到倫敦的新門監獄探訪犯人，所見所聞令其感觸頗深。監獄里的女犯幾乎赤身裸體，且骯臟不堪。數百名女犯及孩童擠在兩個長方形的囚牢中，由于沒有足夠的床位，有些犯人直接睡在滿是污穢的地上。那些被判了重刑的犯人與那些即將接受審判的犯人混關在一起，暴力打斗每天都會在這里上演。她親眼看到，一名女犯將一個剛剛死去的孩子的衣服脫下來，給另一個尚有氣息的孩童穿上。弗賴一行即將離開新門監獄時，監獄里的女犯們都跪在她們面前痛苦地哭泣，乞求施舍一些衣物。作為一名虔誠的貴格會成員，她無法忍受自己親眼見到的悲慘境況，決意要盡一份心力。實際上，早在30多年前，英國監獄改革家約翰·霍華德便通過考察報告《英格蘭及威爾士監獄狀況》披露了各類監獄在環境、管理等方面的惡劣狀況，引起整個英國社會的震動，并推動了議會立法。但當時正值英法戰爭期間，普遍而深入的改革被政府一再擱置。弗賴的介入則引發了新一輪的監獄改良運動。

在考察完新門監獄之后，弗賴成立了一個由女性教友組成的“婦女協會”，主要是定期為監獄中的女犯及兒童提供衣物和閱讀圣經故事。她本人會在每周五到新門監獄為犯人們講讀圣經，希望藉此感化犯人。后來，弗賴想要在監獄中成立一所勞教性質的工廠，以便于教授犯人知識和技能，促進犯人自力更生。但這一想法遭到監獄管理者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監獄里的犯人早已懶散成性、積習難改，教化犯人的做法必然是徒勞無功，而且，還會衍生出諸多不必要的危險和事故，因為用來教授技能的剪刀 、針線等工具可能會成為犯人斗毆傷人的兇器。弗賴也深知，要使犯人變得馴服絕非易事，曾因此一度陷入彷徨，但要改變現狀的迫切心情使她決心做一番嘗試。她在回憶錄中寫道：“各方面的事情牽涉到我的心思、精力與時間，但新門監獄是重中之重，直到能夠改觀那些可憐女人的境況，否則我將寢食難安；這些努力或許會最終付諸東流，但至少我盡了自己一份心力，總會稍感慰藉。”

在弗賴的堅持下，監獄工廠最終還是建立起來了。工廠與每一位參加勞教的女犯簽訂了責任書，通過細致的管理規范來保證任務的完成。受當時主日學校中“導生制”的啟發，弗賴將這種制度引入監獄工廠的管理，她從犯人中選出那些技藝精湛的能手做教師，指導和監督其他女囚的勞動。犯人可通過在工廠中的勞動獲得報酬，可將掙來的錢積攢起來以備出獄后使用。犯人每掙得5先令還會得到1先令的額外獎勵，這大大刺激了她們勞動的積極性。弗賴對參加勞教的女犯說，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她們因為一念之差犯了錯誤，被關進了監獄，只要振作起來便能夠順利回歸社會。勞動不僅可以幫助犯人們糾正懶散的惡習，還可以使她們發現自己的價值所在。她組織“婦女協會”定期到監獄中探訪，為女囚發放報酬，購買原材料并聯絡產品的銷路。

監獄工廠開辦兩周以后，弗賴邀請新門監獄的監獄長和當地治安法官前來參觀。他們皆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與之前骯臟、懶散、野蠻、混亂的境況相比，眼下的犯人個個都表現得安靜、謙卑而有序。勞動增強了犯人的自律性，促使她們開始憧憬新的生活，激發了她們回歸社會的欲望。由于弗賴救助女犯的活動收到了良好成效，越來越多的英國人開始關注獄犯的境遇及監獄改革問題，這也使弗賴逐漸成為英國家喻戶曉的人物。

如何改革英國監獄制度

1817年10月，著名空想社會主義家羅伯特·歐文在《泰晤士報》上撰文對弗賴的慈善工作予以高度肯定和贊揚。1818年，弗賴在議會下院就監獄問題發表演說，她因此成為英國第一位在議會下院做公開發言的女性。針對英國監獄普遍存在的惡劣狀況，她建議實行宗教感化制度、分類監禁制度和有償勞教制度，這些建議對英國刑罰政策的轉變產生了重要影響。隨著弗賴聲名的擴大，她的事跡和精神感染越來越多的人關注獄犯境況和監獄改革。慕名而來的人們爭相到新門監獄中聆聽她為女犯開展的閱經活動，使其每次布道都成為一種宏大的場面。在弗賴的影響下，上流社會的貴婦們也對監獄高墻內的情況充滿了好奇，一時間，參觀監獄和考察犯人境況竟然成為當時上層貴婦的時髦活動。神秘莫測的監獄生活逐漸被公之于眾，監獄管理開始受到公共輿論的密切監督，無疑，這有利于人性化、文明化的獄政管理模式的實施。

弗賴不僅關注首都倫敦的監獄改良，也非常關心地方監獄的改革。1818年，她與弟弟約瑟夫·古奈考察了英格蘭北部和蘇格蘭的監獄。為了更真切地了解監獄管理與獄犯的生活，她經常寄宿于當地監獄之中。

通過實地考察，她發現，英國的監獄除了實施懲罰功能之外，對抑制犯罪幾乎沒有任何效用，犯人的糟糕境遇和其所接受的嚴酷刑罰使其變得更加墮落和難以教改。她認為，嚴苛的懲罰不過是以毒攻毒，以惡治惡，最終依然是衍生出罪惡的結果。她主張寬減刑罰，減少死刑，用感化而非懲罰的方式來促使犯人改過自新。而當時英國有近200多條死刑罪名，甚至偷盜衣物這樣微不足道的違法活動竟然也會被判絞刑。弗賴的主張遭到時任內政大臣西德莫斯的反對，他反駁說，寬減刑罰會使犯罪分子或底層社會不再懼怕懲罰，不再認為監獄是個可怕的地方，從而會刺激犯罪活動的高漲。弗賴則強調，作為一個新生的文明國家，僅僅靠懲罰和恐懼使人就范的做法已經過時，要讓底層的窮人真正從糟糕的生存境遇中得到解放，不再僅僅為了衣食問題鋌而走險；還要讓人們心中有上帝，從而產生一種發自內心的敬畏感。這樣，犯罪活動自然會減少，懲罰人的肉體遠遠不如教化人的心靈更有效果。

弗賴親力親為的作風為英國的上流社會做出了榜樣，許多紳士、貴婦們在其影響下開始接近底層窮人，并致力于改善底層窮人的處境與生活。在其影響下，以改善女犯境況為目的的“婦女協會”在英國地方城市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隨后，類似的組織在俄國、意大利、美國、法國等也開始大量出現。1821年，為便于指導地方監獄女犯的矯正工作，一個全國性的組織——“英國促進女犯矯正婦女協會”得以成立，弗賴是主要負責人之一，該協會每年的年會都會在倫敦的貴格會議事廳召開。她的義行善舉也贏得了女犯的信任，促使她們在宗教信仰的感召下積極進行自我救贖。

弗賴還不惜為流放犯人境況的改善而勞苦奔波。英國的流放制度自詹姆士一世時期開始執行，最初主要是將犯人運送到美洲新大陸，美國獨立后極力抵制英國向其輸送“社會渣滓”的做法，流放制度曾一度被迫中止。后來，澳洲被英國航海家發現，英國政府又開始將新南威爾士地區作為新的流放地。從英國到澳洲的海上路途非常遙遠，且條件異常惡劣，犯人經常染上壞血病和痢疾，不少人死在了途中，而女犯在押送過程中所經歷的遭遇更是可憐，她們不僅缺衣少食，還經常遭受男性監管者或犯人的欺辱。這引起弗賴的極大關切，她向英國政府建議，應該保證犯人安全運達目的地，要給予犯人足夠的衣物、食品，可為女犯提供針線活及圣經等讀物，以消除她們漫長旅途中的不良情緒。她積極組織教友為被流放的女犯捐款捐物，親自視察即將起航的運輸船，查看物資是否齊備，女犯的權利是否能得到保證。澳洲的犯人將弗賴視為“救命稻草”，他們寫信給她，反映自己的不公待遇和悲慘境況。弗賴則進一步將這些情況傳達給英國內政部和議會，通過自己的影響力不斷勸服一些重要的政治家，要求他們廢止這種飽受非議的流放制度。在她的努力下，流放犯人的境遇逐漸得到改觀。1840年，英國對澳流放制度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被迫畫上了句號。

“英國監獄改革的圣母”

弗賴之所以能成功地推動英國監獄與刑罰體系的改革與她在上流社會的影響力不無關系。當時年輕的維多利亞女王非常欽佩弗賴的慈善精神，數次接見她，并鼓勵、支持她的事業。這既是殊榮，也進一步擴大了她的關系圈，贏得更為廣泛的支持。此外，弗賴和王室成員格羅斯特公爵及公爵夫人關系密切，與下院議員威廉·威爾伯福斯、威靈頓公爵夫人、皮爾夫人等人也都私交甚好。后來，皮爾擔任內政大臣和首相期間，通過了監獄改革法案，廢除了絕大多數死刑條款，這些都是吸納了弗賴的諸多改革理念。甚至連普魯士皇帝威廉四世也是她的崇拜者，在1842年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時，威廉四世專程在新門監獄拜訪了她，他坦言，弗賴在整個歐洲大陸所推動的極富人道主義的慈善活動令其印象深刻。在弗賴的影響下，英國的上層社會逐漸意識到，改善那些窮苦犯人的惡劣境況不僅是自身階層社會良知和責任感的重要體現，也是這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象征。

弗賴被稱為“英國監獄改革的圣母”。在她推動改革之前，監獄一直被人們理所當然地視為贖罪之地、受難之地，而非救贖之地、教化之地。傳統監獄對犯人施以肉體上的懲罰、精神上的折磨甚或生命上的終結，最終目的是補償他所犯過的罪行。英國統治者認為，罪犯接受懲罰的過程也是抵消其罪行的過程，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某種社會平衡。如果將社會比作一個生命有機體，那么罪犯就是這個有機體上的毒瘤，必須將其切除或隔離，否則將會感染整個有機體，危害整個社會。所以，當時英國的絕大部分犯人要么被處死（主要是通過絞刑），要么被流放，少數的輕罪者才會被關進感化院中。弗賴的改革嘗試使英國官方意識到，慈善與感化有助于改造犯人，用人道的方式來對待犯人有助于英帝國在世界上樹立一種現代文明國家的形象。

1845年12月，弗賴因中風在英格蘭的海濱城鎮拉姆斯蓋特去世，小鎮上的水手們皆降半旗以示尊重，而在此之前，只有英國國王才有資格享此哀榮。

2002年，英格蘭銀行為紀念她在推動英國文明進程中的重大貢獻開始將其肖像印在了5英鎊面值的紙幣上。加拿大伊麗莎白·弗賴協會則將母親節的前一周定為“伊麗莎白·弗賴國慶周”。弗賴的影響及世人對她的敬重由此可見一斑。